引用本文： 葉勝, 秦宇, 李韋嘉, 唐曉磊, 邢晶晶, 潘惠卿, 許利. 超氧化物歧化酶聯合血清淀粉樣蛋白 A 對腔隙性腦梗死患者短期不良預后的預測研究. 華西醫學, 2022, 37(11): 1623-1629. doi: 10.7507/1002-0179.202210152 復制
腔隙性腦梗死是腦小血管病的一種重要臨床表現，約占缺血性腦卒中的 25%[1]，其在我國的發病率呈逐年上升趨勢[2]。腔隙性腦梗死盡管影像學病變體積較小，但是仍可導致患者出現認知功能障礙、精神情感異常、步態異常以及神經功能下降等癥狀[3]，甚至可引起患者長期殘疾。近年來，研究發現白細胞、同型半胱氨酸、C 反應蛋白等血清標志物對腔隙性腦梗死的診斷具有一定價值[4-5]。此外，患者年齡、糖尿病病史、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可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的不良預后[5-6]。但是，目前臨床常用的特異性血清標志物對腔隙性腦梗死患者短期不良神經功能的預測價值較少受到關注。血清淀粉樣蛋白 A（serum amyloid A，SAA）作為一種急性期反應蛋白，在感染性疾病、炎癥性疾病和腫瘤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7]，其與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生也密切相關。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是體內重要的自由基清除劑，其保護細胞膜免受氧化和脂質過氧化損傷，缺血性腦卒中產生的活性氧可導致腦損傷，并可通過消耗 SOD 使其活性水平降低[8-9]。目前的研究發現 SAA 對急性腦梗死的診斷及不良神經功能預后具有較好的預測價值[10]，且 SAA 和 SOD 與腦梗死患者的認知功能障礙密切相關[11-12]。然而，SAA 及 SOD 是否與腔隙性腦梗死患者短期不良預后相關暫不明確。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 SAA 及 SOD 對腔隙性腦梗死患者短期不良預后的預測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通過皖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批準（倫理批準編號：WYEFYLS 202205），并按照赫爾辛基宣言的指導原則進行。回顧性納入 2021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在皖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急診醫學科及神經內科住院診治的腔隙性腦梗死患者。納入標準：① 年齡≥18 歲；② 經頭顱 CT 或 MRI 檢查證實，符合腔隙性腦梗死的診斷標準[13-14]；③ 臨床資料完整。排除標準：① 短暫性腦缺血發作；② 心源性或大血管閉塞>50% 引起的急性腦梗死；③ 嚴重肝腎功能不全、凝血功能障礙；④ 嚴重感染性疾病、炎癥性疾病及腫瘤；⑤ 既往有腦外傷及急性腦梗死病史；⑥ 失訪或不能完成隨訪。
1.2 研究方法
研究者通過醫院信息系統獲取患者臨床特征資料及實驗室檢驗數據。收集所有患者入院后基本資料（性別、年齡、入院 NIHSS 評分）、入院時生命體征（收縮壓、舒張壓、心率、體溫）、合并癥（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房顫動）以及實驗室檢查結果（白細胞計數、紅細胞計數、血紅蛋白、胱抑素 C、載脂蛋白、SAA、SOD、血脂及腎功能）。其中 SAA（乳膠增強免疫比濁法）及 SOD（鄰苯三酚底物法）水平采用 Hitachi-7600 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日本日立公司）測定，所有患者在入院 24 h 內空腹狀態下測定。SAA 的參考值范圍為 0～10.00 mg/L，SOD 的參考范圍為 110～215 U/mL。所有樣品測試均由對研究不知情的實驗室人員進行。
患者出院后 3 個月由 2 名研究者進行電話回訪，根據改良 Rankin 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mRS）將患者分為預后良好組（mRS≤2 分）及預后不良組（mRS>2 分），分析患者短期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并構建風險預測模型。
1.3 統計學方法
使用 SPSS 26.0 軟件和 R 3.6.2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連續性變量使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方差不齊時采用 t’ 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連續性變量使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計數資料使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將單因素分析中 P<0.05 的變量納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模型（向前逐步剔除 LR 法）確定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計算其比值比（odds ratio，OR）及 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并通過方差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檢測各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采用 R 軟件中“rms”包繪制基于 SOD 及 SAA 的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諾莫圖，通過受試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計算 SAA、SOD 及諾莫圖的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分析其對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預測價值，采用校準曲線及決策曲線對諾莫圖的區分度及臨床應用價值進行分析。本研究均采用雙側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及臨床特征
本研究共納入腔隙性腦梗死患者 185 例，平均年齡（68.26±10.77）歲，其中男性 80 例（43.2%）。根據患者出院 3 個月時 mRS 分為預后良好組 146 例（78.9%），預后不良組 39 例（21.1%）。預后不良組患者入院時收縮壓、合并糖尿病者比例、白細胞計數、載脂蛋白 B、SAA 顯著高于預后良好組，而 SOD 顯著低于預后良好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性別、年齡、入院 NIHSS 評分、心率、體溫、紅細胞計數、血紅蛋白、載脂蛋白 A1 等其他指標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預后良好組與預后不良組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一般資料及臨床數據比較
2.2 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危險因素
將單因素分析中 P<0.05 的變量納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變量賦值表見表2。結果顯示，收縮壓、糖尿病、SSA、載脂蛋白 B 是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 3 個月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而 SOD 是保護性因素（P<0.05）。此外，為了進一步排除各變量之間可能的多重共線性，研究進行了 VIF 檢測，結果顯示各變量 VIF<5，提示各變量之間共線性可能較低。見表3。
表2
變量賦值表
表3
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危險因素
2.3 基于 SOD 及 SAA 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諾莫圖
基于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結果構建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諾莫圖，見圖1。利用校準曲線對諾莫圖進行擬合優度檢測，提示預測概率與實際發生概率較為一致（Hosmer-Lemeshow 檢驗 P=0.295）。此外，采用決策曲線對模型進行臨床有效性評估，提示諾莫圖有較好的臨床應用價值，見圖2。
圖1
基于 SAA 及 SOD 的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諾莫圖
1 mm Hg=0.133 kPa
圖2
諾莫圖校準曲線及決策曲線
a. 校準曲線；b. 決策曲線
2.4 SAA、SOD 及諾莫圖對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預測價值
ROC 曲線分析顯示，SAA 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 3 個月不良預后的 AUC 為 0.726［95%CI（0.618，0.834），P<0.001］，SOD 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 3 個月不良預后的 AUC 為 0.623［95%CI（0.533，0.714），P=0.018］，諾莫圖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 3 個月不良預后的 AUC 為 0.874［95%CI（0.812，0.936），P<0.001］，見圖3。
圖3
SAA、SOD 及諾莫圖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 ROC 曲線
a. SAA；b. SOD；c. 諾莫圖
3 討論
腔隙性腦梗死是由于 40～900 μm 小穿通動脈閉塞導致腦組織缺血壞死的一種缺血性腦梗死，影像學檢查（CT 或者 MRI）表現為直徑≤20 mm 的缺血性腦梗死病灶[15]。流行病學調查發現，我國缺血性腦卒中患者有 36.9%～42% 為腔隙性腦梗死[16-17]，其中，近 30% 患者出院后出現認知功能障礙[18]，約 1/3 患者可出現身體機能受損。由于小血管疾病的無癥狀進展是腔隙性腦梗死的典型特征[19]，因此，腔隙性腦梗死應被視為一種潛在的嚴重疾病，而早期評估腔隙性腦梗死不良預后的危險因素有助于更好地預防不良神經功能發生，并為及時干預提供依據。本研究通過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發現，收縮壓、糖尿病、SAA、載脂蛋白 B 是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而較低的 SOD 水平與腔隙性腦梗死患者的不良預后密切相關。
糖尿病是急性缺血性腦梗死的主要危險因素之一[20]，糖尿病不僅可導致腦梗死患者住院時間延長，也會導致更差的不良神經功能預后[21]，與其他腦梗死亞型相比，糖尿病在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中更常見[22]。本研究發現，糖尿病［OR=4.939，95%CI（1.703，14.320），P=0.003］是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神經功能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考慮與糖尿病誘發的氧化應激、炎癥及免疫反應有關，其可引起血腦屏障通透性增加及腦微血管功能障礙[23]，從而導致蛋白及血漿成分泄露到血管周圍腦組織引起神經元細胞損傷[24]。Megherbi 等[25]證實，合并糖尿病的腦梗死患者更容易出現肢體無力、構音障礙，運動功能預后更差。不僅如此，Wu 等[16]發現，糖尿病是腔隙性腦梗死患者 1 年死亡結局的獨立危險因素。因此，需要進一步干預研究確定更好的血糖控制是否能改善腔隙性腦梗死患者的不良神經功能預后。
本研究發現收縮壓是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OR=1.028，95%CI（1.004，1.052），P=0.021］，與 Blanco 等[26]研究相一致，入院時較高的收縮壓水平提示腔隙性腦梗死患者的不良神經功能預后，較高的收縮壓水平和收縮壓的變異性是腦小血管疾病的獨立危險因素，其可能與較高的血壓水平導致腦血管壁的機械應力增加、血管內皮損傷及動脈僵硬有關[27]。不僅如此，較高的收縮壓與腔隙性腦梗死患者 MRI 中更廣泛的腦白質疾病相關，從而加重神經功能損傷[28]。
本研究同樣顯示，載脂蛋白 B 與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密切相關。載脂蛋白 B 是致動脈粥樣硬化的極低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的主要載脂蛋白，與低密度脂蛋白相比，載脂蛋白 B 被認為是心腦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29]，其與血液中循環的致動脈粥樣硬化顆粒的數量成正比[30]。因此，載脂蛋白 B 是不良脂蛋白脂質對缺血性腦卒中發揮因果作用的必要元素，也是導致不良神經功能的重要危險因素。
除此之外，本研究還發現較高水平的 SAA 及較低水平的 SOD 是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神經功能預后的危險因素。Rallidis 等[31]研究發現腦梗死患者住院期間較高的 SAA 水平與早期死亡獨立相關。SAA 與細胞表面受體相互作用促進炎癥因子和趨化因子產生，從而導致動脈粥樣硬化形成[32]。而且，SAA 干擾載脂蛋白 A1 與高密度脂蛋白結合，使高密度脂蛋白無法有效地將膽固醇從周圍組織運輸到肝臟，導致血管內皮下脂質沉積[33]，這些因素均是動脈粥樣硬化發展的重要原因，同樣也是導致不良神經功能預后的重要因素。腦梗死后腦組織損傷的主要原因是活性氧升高，包括超氧自由基、過氧化氫、羥基自由基，其可導致細胞蛋白、DNA 損傷以及正常細胞信號傳導和基因調控的破壞[34-35]，而 SOD 作為清除活性氧的第一道防線，有助于腦梗死患者的神經功能康復，改善神經功能預后[36]。
然而，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研究，對患者的納入以及患者的失訪可能對結果產生一定的選擇偏倚；其次，對 SOD 及 SAA 的變化未進行動態檢測，特別是在出院 3 個月未能獲取相關檢驗指標；第三，本研究的樣本量受限，所構建諾莫圖未能進行外部驗證。因此，需要進一步開展前瞻性多中心研究驗證 SAA 及 SOD 的預測效能。
綜上，收縮壓、糖尿病、SAA、載脂蛋白 B 是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而較低的 SOD 水平與腔隙性腦梗死患者的不良預后密切相關，基于上述 5 個因素所構建的諾莫圖具有較好的區分度及一致性，可為臨床醫師評估腔隙性腦梗死患者預后提供依據。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腔隙性腦梗死是腦小血管病的一種重要臨床表現，約占缺血性腦卒中的 25%[1]，其在我國的發病率呈逐年上升趨勢[2]。腔隙性腦梗死盡管影像學病變體積較小，但是仍可導致患者出現認知功能障礙、精神情感異常、步態異常以及神經功能下降等癥狀[3]，甚至可引起患者長期殘疾。近年來，研究發現白細胞、同型半胱氨酸、C 反應蛋白等血清標志物對腔隙性腦梗死的診斷具有一定價值[4-5]。此外，患者年齡、糖尿病病史、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可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的不良預后[5-6]。但是，目前臨床常用的特異性血清標志物對腔隙性腦梗死患者短期不良神經功能的預測價值較少受到關注。血清淀粉樣蛋白 A（serum amyloid A，SAA）作為一種急性期反應蛋白，在感染性疾病、炎癥性疾病和腫瘤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7]，其與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生也密切相關。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是體內重要的自由基清除劑，其保護細胞膜免受氧化和脂質過氧化損傷，缺血性腦卒中產生的活性氧可導致腦損傷，并可通過消耗 SOD 使其活性水平降低[8-9]。目前的研究發現 SAA 對急性腦梗死的診斷及不良神經功能預后具有較好的預測價值[10]，且 SAA 和 SOD 與腦梗死患者的認知功能障礙密切相關[11-12]。然而，SAA 及 SOD 是否與腔隙性腦梗死患者短期不良預后相關暫不明確。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 SAA 及 SOD 對腔隙性腦梗死患者短期不良預后的預測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通過皖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批準（倫理批準編號：WYEFYLS 202205），并按照赫爾辛基宣言的指導原則進行。回顧性納入 2021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在皖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急診醫學科及神經內科住院診治的腔隙性腦梗死患者。納入標準：① 年齡≥18 歲；② 經頭顱 CT 或 MRI 檢查證實，符合腔隙性腦梗死的診斷標準[13-14]；③ 臨床資料完整。排除標準：① 短暫性腦缺血發作；② 心源性或大血管閉塞>50% 引起的急性腦梗死；③ 嚴重肝腎功能不全、凝血功能障礙；④ 嚴重感染性疾病、炎癥性疾病及腫瘤；⑤ 既往有腦外傷及急性腦梗死病史；⑥ 失訪或不能完成隨訪。
1.2 研究方法
研究者通過醫院信息系統獲取患者臨床特征資料及實驗室檢驗數據。收集所有患者入院后基本資料（性別、年齡、入院 NIHSS 評分）、入院時生命體征（收縮壓、舒張壓、心率、體溫）、合并癥（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房顫動）以及實驗室檢查結果（白細胞計數、紅細胞計數、血紅蛋白、胱抑素 C、載脂蛋白、SAA、SOD、血脂及腎功能）。其中 SAA（乳膠增強免疫比濁法）及 SOD（鄰苯三酚底物法）水平采用 Hitachi-7600 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日本日立公司）測定，所有患者在入院 24 h 內空腹狀態下測定。SAA 的參考值范圍為 0～10.00 mg/L，SOD 的參考范圍為 110～215 U/mL。所有樣品測試均由對研究不知情的實驗室人員進行。
患者出院后 3 個月由 2 名研究者進行電話回訪，根據改良 Rankin 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mRS）將患者分為預后良好組（mRS≤2 分）及預后不良組（mRS>2 分），分析患者短期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并構建風險預測模型。
1.3 統計學方法
使用 SPSS 26.0 軟件和 R 3.6.2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連續性變量使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方差不齊時采用 t’ 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連續性變量使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計數資料使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將單因素分析中 P<0.05 的變量納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模型（向前逐步剔除 LR 法）確定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計算其比值比（odds ratio，OR）及 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并通過方差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檢測各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采用 R 軟件中“rms”包繪制基于 SOD 及 SAA 的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諾莫圖，通過受試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計算 SAA、SOD 及諾莫圖的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分析其對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預測價值，采用校準曲線及決策曲線對諾莫圖的區分度及臨床應用價值進行分析。本研究均采用雙側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及臨床特征
本研究共納入腔隙性腦梗死患者 185 例，平均年齡（68.26±10.77）歲，其中男性 80 例（43.2%）。根據患者出院 3 個月時 mRS 分為預后良好組 146 例（78.9%），預后不良組 39 例（21.1%）。預后不良組患者入院時收縮壓、合并糖尿病者比例、白細胞計數、載脂蛋白 B、SAA 顯著高于預后良好組，而 SOD 顯著低于預后良好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性別、年齡、入院 NIHSS 評分、心率、體溫、紅細胞計數、血紅蛋白、載脂蛋白 A1 等其他指標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預后良好組與預后不良組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一般資料及臨床數據比較
2.2 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危險因素
將單因素分析中 P<0.05 的變量納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變量賦值表見表2。結果顯示，收縮壓、糖尿病、SSA、載脂蛋白 B 是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 3 個月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而 SOD 是保護性因素（P<0.05）。此外，為了進一步排除各變量之間可能的多重共線性，研究進行了 VIF 檢測，結果顯示各變量 VIF<5，提示各變量之間共線性可能較低。見表3。
表2
變量賦值表
表3
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危險因素
2.3 基于 SOD 及 SAA 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諾莫圖
基于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結果構建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諾莫圖，見圖1。利用校準曲線對諾莫圖進行擬合優度檢測，提示預測概率與實際發生概率較為一致（Hosmer-Lemeshow 檢驗 P=0.295）。此外，采用決策曲線對模型進行臨床有效性評估，提示諾莫圖有較好的臨床應用價值，見圖2。
圖1
基于 SAA 及 SOD 的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諾莫圖
1 mm Hg=0.133 kPa
圖2
諾莫圖校準曲線及決策曲線
a. 校準曲線；b. 決策曲線
2.4 SAA、SOD 及諾莫圖對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預測價值
ROC 曲線分析顯示，SAA 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 3 個月不良預后的 AUC 為 0.726［95%CI（0.618，0.834），P<0.001］，SOD 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 3 個月不良預后的 AUC 為 0.623［95%CI（0.533，0.714），P=0.018］，諾莫圖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 3 個月不良預后的 AUC 為 0.874［95%CI（0.812，0.936），P<0.001］，見圖3。
圖3
SAA、SOD 及諾莫圖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 ROC 曲線
a. SAA；b. SOD；c. 諾莫圖
3 討論
腔隙性腦梗死是由于 40～900 μm 小穿通動脈閉塞導致腦組織缺血壞死的一種缺血性腦梗死，影像學檢查（CT 或者 MRI）表現為直徑≤20 mm 的缺血性腦梗死病灶[15]。流行病學調查發現，我國缺血性腦卒中患者有 36.9%～42% 為腔隙性腦梗死[16-17]，其中，近 30% 患者出院后出現認知功能障礙[18]，約 1/3 患者可出現身體機能受損。由于小血管疾病的無癥狀進展是腔隙性腦梗死的典型特征[19]，因此，腔隙性腦梗死應被視為一種潛在的嚴重疾病，而早期評估腔隙性腦梗死不良預后的危險因素有助于更好地預防不良神經功能發生，并為及時干預提供依據。本研究通過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發現，收縮壓、糖尿病、SAA、載脂蛋白 B 是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而較低的 SOD 水平與腔隙性腦梗死患者的不良預后密切相關。
糖尿病是急性缺血性腦梗死的主要危險因素之一[20]，糖尿病不僅可導致腦梗死患者住院時間延長，也會導致更差的不良神經功能預后[21]，與其他腦梗死亞型相比，糖尿病在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中更常見[22]。本研究發現，糖尿病［OR=4.939，95%CI（1.703，14.320），P=0.003］是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神經功能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考慮與糖尿病誘發的氧化應激、炎癥及免疫反應有關，其可引起血腦屏障通透性增加及腦微血管功能障礙[23]，從而導致蛋白及血漿成分泄露到血管周圍腦組織引起神經元細胞損傷[24]。Megherbi 等[25]證實，合并糖尿病的腦梗死患者更容易出現肢體無力、構音障礙，運動功能預后更差。不僅如此，Wu 等[16]發現，糖尿病是腔隙性腦梗死患者 1 年死亡結局的獨立危險因素。因此，需要進一步干預研究確定更好的血糖控制是否能改善腔隙性腦梗死患者的不良神經功能預后。
本研究發現收縮壓是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OR=1.028，95%CI（1.004，1.052），P=0.021］，與 Blanco 等[26]研究相一致，入院時較高的收縮壓水平提示腔隙性腦梗死患者的不良神經功能預后，較高的收縮壓水平和收縮壓的變異性是腦小血管疾病的獨立危險因素，其可能與較高的血壓水平導致腦血管壁的機械應力增加、血管內皮損傷及動脈僵硬有關[27]。不僅如此，較高的收縮壓與腔隙性腦梗死患者 MRI 中更廣泛的腦白質疾病相關，從而加重神經功能損傷[28]。
本研究同樣顯示，載脂蛋白 B 與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密切相關。載脂蛋白 B 是致動脈粥樣硬化的極低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的主要載脂蛋白，與低密度脂蛋白相比，載脂蛋白 B 被認為是心腦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29]，其與血液中循環的致動脈粥樣硬化顆粒的數量成正比[30]。因此，載脂蛋白 B 是不良脂蛋白脂質對缺血性腦卒中發揮因果作用的必要元素，也是導致不良神經功能的重要危險因素。
除此之外，本研究還發現較高水平的 SAA 及較低水平的 SOD 是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神經功能預后的危險因素。Rallidis 等[31]研究發現腦梗死患者住院期間較高的 SAA 水平與早期死亡獨立相關。SAA 與細胞表面受體相互作用促進炎癥因子和趨化因子產生，從而導致動脈粥樣硬化形成[32]。而且，SAA 干擾載脂蛋白 A1 與高密度脂蛋白結合，使高密度脂蛋白無法有效地將膽固醇從周圍組織運輸到肝臟，導致血管內皮下脂質沉積[33]，這些因素均是動脈粥樣硬化發展的重要原因，同樣也是導致不良神經功能預后的重要因素。腦梗死后腦組織損傷的主要原因是活性氧升高，包括超氧自由基、過氧化氫、羥基自由基，其可導致細胞蛋白、DNA 損傷以及正常細胞信號傳導和基因調控的破壞[34-35]，而 SOD 作為清除活性氧的第一道防線，有助于腦梗死患者的神經功能康復，改善神經功能預后[36]。
然而，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研究，對患者的納入以及患者的失訪可能對結果產生一定的選擇偏倚；其次，對 SOD 及 SAA 的變化未進行動態檢測，特別是在出院 3 個月未能獲取相關檢驗指標；第三，本研究的樣本量受限，所構建諾莫圖未能進行外部驗證。因此，需要進一步開展前瞻性多中心研究驗證 SAA 及 SOD 的預測效能。
綜上，收縮壓、糖尿病、SAA、載脂蛋白 B 是預測腔隙性腦梗死患者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而較低的 SOD 水平與腔隙性腦梗死患者的不良預后密切相關，基于上述 5 個因素所構建的諾莫圖具有較好的區分度及一致性，可為臨床醫師評估腔隙性腦梗死患者預后提供依據。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