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周丹, 楊婕, 蔣理立, 楊洛, 施帆帆, 文進. 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及影響因素研究. 華西醫學, 2023, 38(11): 1714-1718. doi: 10.7507/1002-0179.202206092 復制
胃癌是世界發病率第 5 位的惡性腫瘤[1]。據統計，我國胃癌死亡數占全部惡性腫瘤死亡總數的 24%[2]。胃腸腫瘤患者長期忍受疾病的困擾，尤其是長期接受化學治療（化療）的患者，容易出現脫發、潰瘍性皮炎等不良反應，可能因形象變化而滋生社交恐懼等心理問題。同時，有研究表明行腹部會陰聯合直腸癌根治術（Miles）及永久性腸造口術的癌癥患者，因不能正常排便，存在中重度的病恥感、自卑感，進而減少與外界接觸，造成工作、生活和社交方面出現了焦慮恐懼[3-4]。此外，有研究顯示癌癥幸存者可能長期遭受癌癥復發恐懼等心理問題，影響了疾病預后[5-8]。因此，本研究針對胃腸腫瘤患者的社交恐懼與社會支持開展現狀調查，并探討其可能的影響因素，以期為患者開展心理干預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連續性納入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3 月入住結直腸腫瘤中心病房的胃腸腫瘤患者。納入標準：① 年齡≥18 歲；② 病理學確診為原發性胃腸腫瘤；③ 認知正常；④ 患者及家屬知情同意。排除標準：① 存在認知損害或精神疾患、嚴重溝通障礙；② 術后出現嚴重并發癥；③ 病情嚴重，無法配合完成調查表。本研究已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2022 年審（1229）號］。
本研究樣本量估計按照調查問卷條目數（共計 27 個條目）的 15 倍進行估算，即 405 例患者。并考慮 15%的無效問卷率，因此預計調查 466 例患者。
1.2 調查工具
1.2.1 一般資料問卷
通過查閱文獻自行設計一般資料問卷，調查患者的社會人口學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文化程度、月平均收入、目前工作狀況、目前身體狀況）。
1.2.2 社交恐懼行為專業測試表[9 ]
評分法，總分為 40 分。其中，1～9 分提示未患社交恐懼；10～24 分提示有輕度癥狀，照此發展可能會不妙；25～35 分提示已經處于中度社交恐懼癥邊緣，需心理援助；36～40 分提示為嚴重社交恐懼癥。
1.2.3 社會支持評定量表
該量表由肖水源編制，此量表包括 3 個維度，10 個條目，其中主觀支持（4 個條目）、客觀支持（3 個條目）和支持利用度（3 個條目）。采用 4 級計分法，總分為 10 個條目計分之和，得分越高說明患者得到的社會支持越多，總分為 66 分。其中，總分小于 22 分，提示獲得社會支持較少；22～44 分，提示具有一般社會支持；45～66 分，提示社會支持高。社會支持評定量表已廣泛運用于人群調查，既往在胃腸腫瘤患者人群中應用國內重測信度為 0.84，Cronbach α 系數為 0.80，信效度良好[10-12]。
1.3 調查方法
統一培訓調查員，調查時間為患者入院當天至出院前任意 1 d。調查前告知患者本研究的目的和要求，取得患者同意，使用統一指導語，指導患者自行填寫。對于不能自行完成問卷的患者，由調查員詢問患者后填寫。剔除標準：① 剔除調查過程中不配合者；② 調查結束后，整理調查數據，剔除調查數據有缺失且通過電話回訪無法獲取相應信息者。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6.0 進行統計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或方差分析方法；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或 Kruskal-Wallis H 檢驗方法。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比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 檢驗方法。多組間比較有統計學差異則進行兩兩比較，兩兩比較采用 Bonferroni 校正方法。采用多重線性回歸進行多因素分析，為避免變量間的共線性問題，采用逐步回歸進行變量篩選，并進行多重共線性診斷。雙側檢驗水準α=0.05，雙側檢驗校正水準α’=α /比較次數。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資料
共發放問卷 505 份，回收問卷 483 份，有效問卷 483 份，問卷有效率為 95.64%。患者一般資料見表1。其中，男 299 例，女 184 例；年齡 20～93 歲，平均（58.65±12.73）歲；91.51%有配偶；文化程度以高中及專科為主（169 例）；月平均收入以 5 001 元及以上（124 例）居多；目前工作狀況以離退休（191 例）居多；目前身體狀況一般者居多（245 例）。
表1
胃腸腫瘤患者一般資料及與社交恐懼評分的單因素分析結果（n=483）
2.2 胃腸腫瘤患者社會支持評分
483 例胃腸腫瘤患者社會支持評分的中位評分為 37（31，42）分。80.54%的患者獲得的社會支持水平一般，2.28%的患者獲得的社會支持較少。見表1。
2.3 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現狀
483 例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總分為 10～30 分，中位評分為 14（11，17）分。98.34%（475 例）的患者有輕度社交恐懼癥狀，1.66%（8 例）的患者有中度社交恐懼癥狀。
2.4 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影響因素分析
社交恐懼評分的單因素分析結果見表1。可見，不同文化程度、月平均收入患者間的社交恐懼評分有統計學意義（P<0.05）。組間兩兩比較分析結果顯示，文化程度為小學及以下的患者社交恐懼評分低于文化程度為高中及專科的患者（P=0.022）；無收入來源患者社交恐懼評分低于月平均收入為>0 元且≤2 000 元患者（P=0.017）。
將表1 中的所有指標作為自變量，社交恐懼總分作為因變量，進行多重線性回歸分析，變量賦值見表2。多重線性回歸結果（表3）顯示，相對于無收入來源的患者，月平均收入為>0 元且≤2 000 元患者的社交恐懼評分平均升高 0.166。共線性診斷結果顯示方差膨脹系數均<5，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表2
變量賦值表
表3
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多因素分析結果
3 討論
3.1 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現狀
在本研究中，納入患者的社交恐懼中位評分為 14（11，17）分。98.34%的患者有輕度社交恐懼癥狀，1.66%的患者有中度社交恐懼癥狀。與張維霞等[13]對 230 例乳腺癌乳房切除患者的研究結果對比發現，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評分相對較低，可能研究人群在性別、疾病及對形體造成缺陷的嚴重程度差異所致。另外本研究可能納入患者大部分為癌癥輕癥患者，給患者帶來的病恥感可能并不強烈。
3.2 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結果顯示，僅患者的月平均收入對社交恐懼產生影響，這說明中低收入的患者有很大可能存在焦慮和社交恐懼。與 Puigpinós-Riera 等[14]研究發現這類患者可能與經濟資源較少，獲得健康需求的資源機會較少有關。分析其原因可能由于胃腸腫瘤需要化療或手術治療，加之化療周期較長，分幾個療程，化療醫療費用僅能報銷一部分，這對于中低收入的腫瘤患者來說，因疾病導致經濟困難，可能會使其產生自卑、抑郁，進而產生社交恐懼等不良情緒。因此，醫務人員不僅要關注患者疾病的治療護理情況，同時要多傾聽患者內心的想法，給予必要的心理安慰和人文關懷，避免患者出現社交恐懼的負性心理[15]。且性格特別內向的患者在生活中容易出現羞恥感，不愿與人交流，更易出現社交恐懼。因此，對護理人員來說，平時應給予性格內向的胃腸腫瘤患者更多的關心和陪伴[16]。同時，本研究結果也顯示有配偶照顧的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的程度比無配偶的程度高，但該因素并未對社交恐懼產生影響，這可能與調查中無配偶的患者例數較少有關。在生活中，配偶是患者的主要溝通對象，也是其精神支柱，在開導癌癥心理負擔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未來也應關注此指標。
已有研究發現，離退休老年腫瘤患者比一般患者發生焦慮抑郁等的不良情緒比例高，且 31.0%的離退休老年患者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和一些精神癥狀[17-18]。可能考慮為離退休患者社交恐懼的產生可能是由于對疾病過度的焦慮和抑郁而不愿或不喜歡，甚至恐懼參加社交活動。但本研究結果顯示患者的工作狀況未對社交恐懼產生影響。
3.3 關注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的必要性
近年來，隨著腫瘤疾病負擔的增加，胃腸腫瘤患者的心理健康問題也越來越突出。一項 Meta 分析結果顯示，結直腸癌患者的主要癥狀群包括心理困擾，其中焦慮、抑郁排在第 9 位和第 10 位，而其綜合嚴重程度排在第 4 位和第 5 位[19]。這些心理疾患將嚴重影響腫瘤的預后。對患有心理疾病的胃腸腫瘤患者進行心理疏導是行之有效的手段，而社交恐懼是否會成為心理疏導介入的障礙，影響心理干預的效果，目前還缺乏相關的關注。對于胃腸腫瘤患者心理健康研究仍主要集中在焦慮、抑郁、孤獨感等領域[20-21]，目前尚未發現針對社交恐懼開展的相關研究，值得進一步關注和深入研究。
胃腸腫瘤患者的心理健康與身體健康同樣重要。目前對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開展的研究相對較少。值得注意的是，社交恐懼可能會干擾患者的日常生活，影響患者心理健康，可能導致不良預后。護理人員應該重視這個問題，通過適當運動訓練、呼吸放松、正念減壓訓練[22-24]等方法引導患者，緩解患者的不良情緒。此外，醫務人員也可開展知識講座或成功抗癌經驗的視頻宣教，對患者提供更多的正向情感支持，鼓勵患者，預防和降低社交恐懼的發生。
綜上所述，經濟困難可能會使胃腸腫瘤患者產生社交恐懼。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來將納入患者更多的住院信息進行深入分析。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胃癌是世界發病率第 5 位的惡性腫瘤[1]。據統計，我國胃癌死亡數占全部惡性腫瘤死亡總數的 24%[2]。胃腸腫瘤患者長期忍受疾病的困擾，尤其是長期接受化學治療（化療）的患者，容易出現脫發、潰瘍性皮炎等不良反應，可能因形象變化而滋生社交恐懼等心理問題。同時，有研究表明行腹部會陰聯合直腸癌根治術（Miles）及永久性腸造口術的癌癥患者，因不能正常排便，存在中重度的病恥感、自卑感，進而減少與外界接觸，造成工作、生活和社交方面出現了焦慮恐懼[3-4]。此外，有研究顯示癌癥幸存者可能長期遭受癌癥復發恐懼等心理問題，影響了疾病預后[5-8]。因此，本研究針對胃腸腫瘤患者的社交恐懼與社會支持開展現狀調查，并探討其可能的影響因素，以期為患者開展心理干預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連續性納入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3 月入住結直腸腫瘤中心病房的胃腸腫瘤患者。納入標準：① 年齡≥18 歲；② 病理學確診為原發性胃腸腫瘤；③ 認知正常；④ 患者及家屬知情同意。排除標準：① 存在認知損害或精神疾患、嚴重溝通障礙；② 術后出現嚴重并發癥；③ 病情嚴重，無法配合完成調查表。本研究已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2022 年審（1229）號］。
本研究樣本量估計按照調查問卷條目數（共計 27 個條目）的 15 倍進行估算，即 405 例患者。并考慮 15%的無效問卷率，因此預計調查 466 例患者。
1.2 調查工具
1.2.1 一般資料問卷
通過查閱文獻自行設計一般資料問卷，調查患者的社會人口學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文化程度、月平均收入、目前工作狀況、目前身體狀況）。
1.2.2 社交恐懼行為專業測試表[9 ]
評分法，總分為 40 分。其中，1～9 分提示未患社交恐懼；10～24 分提示有輕度癥狀，照此發展可能會不妙；25～35 分提示已經處于中度社交恐懼癥邊緣，需心理援助；36～40 分提示為嚴重社交恐懼癥。
1.2.3 社會支持評定量表
該量表由肖水源編制，此量表包括 3 個維度，10 個條目，其中主觀支持（4 個條目）、客觀支持（3 個條目）和支持利用度（3 個條目）。采用 4 級計分法，總分為 10 個條目計分之和，得分越高說明患者得到的社會支持越多，總分為 66 分。其中，總分小于 22 分，提示獲得社會支持較少；22～44 分，提示具有一般社會支持；45～66 分，提示社會支持高。社會支持評定量表已廣泛運用于人群調查，既往在胃腸腫瘤患者人群中應用國內重測信度為 0.84，Cronbach α 系數為 0.80，信效度良好[10-12]。
1.3 調查方法
統一培訓調查員，調查時間為患者入院當天至出院前任意 1 d。調查前告知患者本研究的目的和要求，取得患者同意，使用統一指導語，指導患者自行填寫。對于不能自行完成問卷的患者，由調查員詢問患者后填寫。剔除標準：① 剔除調查過程中不配合者；② 調查結束后，整理調查數據，剔除調查數據有缺失且通過電話回訪無法獲取相應信息者。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6.0 進行統計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或方差分析方法；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或 Kruskal-Wallis H 檢驗方法。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比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 檢驗方法。多組間比較有統計學差異則進行兩兩比較，兩兩比較采用 Bonferroni 校正方法。采用多重線性回歸進行多因素分析，為避免變量間的共線性問題，采用逐步回歸進行變量篩選，并進行多重共線性診斷。雙側檢驗水準α=0.05，雙側檢驗校正水準α’=α /比較次數。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資料
共發放問卷 505 份，回收問卷 483 份，有效問卷 483 份，問卷有效率為 95.64%。患者一般資料見表1。其中，男 299 例，女 184 例；年齡 20～93 歲，平均（58.65±12.73）歲；91.51%有配偶；文化程度以高中及專科為主（169 例）；月平均收入以 5 001 元及以上（124 例）居多；目前工作狀況以離退休（191 例）居多；目前身體狀況一般者居多（245 例）。
表1
胃腸腫瘤患者一般資料及與社交恐懼評分的單因素分析結果（n=483）
2.2 胃腸腫瘤患者社會支持評分
483 例胃腸腫瘤患者社會支持評分的中位評分為 37（31，42）分。80.54%的患者獲得的社會支持水平一般，2.28%的患者獲得的社會支持較少。見表1。
2.3 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現狀
483 例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總分為 10～30 分，中位評分為 14（11，17）分。98.34%（475 例）的患者有輕度社交恐懼癥狀，1.66%（8 例）的患者有中度社交恐懼癥狀。
2.4 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影響因素分析
社交恐懼評分的單因素分析結果見表1。可見，不同文化程度、月平均收入患者間的社交恐懼評分有統計學意義（P<0.05）。組間兩兩比較分析結果顯示，文化程度為小學及以下的患者社交恐懼評分低于文化程度為高中及專科的患者（P=0.022）；無收入來源患者社交恐懼評分低于月平均收入為>0 元且≤2 000 元患者（P=0.017）。
將表1 中的所有指標作為自變量，社交恐懼總分作為因變量，進行多重線性回歸分析，變量賦值見表2。多重線性回歸結果（表3）顯示，相對于無收入來源的患者，月平均收入為>0 元且≤2 000 元患者的社交恐懼評分平均升高 0.166。共線性診斷結果顯示方差膨脹系數均<5，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表2
變量賦值表
表3
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多因素分析結果
3 討論
3.1 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現狀
在本研究中，納入患者的社交恐懼中位評分為 14（11，17）分。98.34%的患者有輕度社交恐懼癥狀，1.66%的患者有中度社交恐懼癥狀。與張維霞等[13]對 230 例乳腺癌乳房切除患者的研究結果對比發現，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評分相對較低，可能研究人群在性別、疾病及對形體造成缺陷的嚴重程度差異所致。另外本研究可能納入患者大部分為癌癥輕癥患者，給患者帶來的病恥感可能并不強烈。
3.2 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結果顯示，僅患者的月平均收入對社交恐懼產生影響，這說明中低收入的患者有很大可能存在焦慮和社交恐懼。與 Puigpinós-Riera 等[14]研究發現這類患者可能與經濟資源較少，獲得健康需求的資源機會較少有關。分析其原因可能由于胃腸腫瘤需要化療或手術治療，加之化療周期較長，分幾個療程，化療醫療費用僅能報銷一部分，這對于中低收入的腫瘤患者來說，因疾病導致經濟困難，可能會使其產生自卑、抑郁，進而產生社交恐懼等不良情緒。因此，醫務人員不僅要關注患者疾病的治療護理情況，同時要多傾聽患者內心的想法，給予必要的心理安慰和人文關懷，避免患者出現社交恐懼的負性心理[15]。且性格特別內向的患者在生活中容易出現羞恥感，不愿與人交流，更易出現社交恐懼。因此，對護理人員來說，平時應給予性格內向的胃腸腫瘤患者更多的關心和陪伴[16]。同時，本研究結果也顯示有配偶照顧的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的程度比無配偶的程度高，但該因素并未對社交恐懼產生影響，這可能與調查中無配偶的患者例數較少有關。在生活中，配偶是患者的主要溝通對象，也是其精神支柱，在開導癌癥心理負擔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未來也應關注此指標。
已有研究發現，離退休老年腫瘤患者比一般患者發生焦慮抑郁等的不良情緒比例高，且 31.0%的離退休老年患者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和一些精神癥狀[17-18]。可能考慮為離退休患者社交恐懼的產生可能是由于對疾病過度的焦慮和抑郁而不愿或不喜歡，甚至恐懼參加社交活動。但本研究結果顯示患者的工作狀況未對社交恐懼產生影響。
3.3 關注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的必要性
近年來，隨著腫瘤疾病負擔的增加，胃腸腫瘤患者的心理健康問題也越來越突出。一項 Meta 分析結果顯示，結直腸癌患者的主要癥狀群包括心理困擾，其中焦慮、抑郁排在第 9 位和第 10 位，而其綜合嚴重程度排在第 4 位和第 5 位[19]。這些心理疾患將嚴重影響腫瘤的預后。對患有心理疾病的胃腸腫瘤患者進行心理疏導是行之有效的手段，而社交恐懼是否會成為心理疏導介入的障礙，影響心理干預的效果，目前還缺乏相關的關注。對于胃腸腫瘤患者心理健康研究仍主要集中在焦慮、抑郁、孤獨感等領域[20-21]，目前尚未發現針對社交恐懼開展的相關研究，值得進一步關注和深入研究。
胃腸腫瘤患者的心理健康與身體健康同樣重要。目前對胃腸腫瘤患者社交恐懼開展的研究相對較少。值得注意的是，社交恐懼可能會干擾患者的日常生活，影響患者心理健康，可能導致不良預后。護理人員應該重視這個問題，通過適當運動訓練、呼吸放松、正念減壓訓練[22-24]等方法引導患者，緩解患者的不良情緒。此外，醫務人員也可開展知識講座或成功抗癌經驗的視頻宣教，對患者提供更多的正向情感支持，鼓勵患者，預防和降低社交恐懼的發生。
綜上所述，經濟困難可能會使胃腸腫瘤患者產生社交恐懼。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來將納入患者更多的住院信息進行深入分析。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