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型病毒性肝炎相關慢加急肝衰竭(hepatitis B virus related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HBV-ACLF)具有進展快和死亡率高的特點,人工肝支持系統(artificial liver support system,ALSS)治療該類患者的療效遠優于標準藥物治療,在急診 HBV-ACLF 中應用廣泛。ALSS 是利用體外機械或生物裝置替代損傷的一部分肝功能,分為生物型、非生物型和混合型。目前缺乏統一的 ALSS 治療 HBV-ACLF 預后敏感指標及公認的預后模型。該文對 ALSS 治療 HBV-ACLF 預后評估的研究進展進行了綜述,以期為臨床醫生和科研工作者提供參考。
引用本文: 倪小雨, 孫瑤, 王興磊, 張蜀. 急診人工肝治療乙型病毒性肝炎相關慢加急性肝衰竭預后的研究進展. 華西醫學, 2021, 36(11): 1603-1607. doi: 10.7507/1002-0179.202110158 復制
乙型病毒性肝炎相關慢加急肝衰竭(hepatitis B virus related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HBV-ACLF)是指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在固有免疫激活、適應性免疫抑制和代謝失衡等機制作用下導致急性肝功能衰竭,進而出現以黃疸、凝血功能障礙、肝性腦病、腹水為主要表現的急性肝衰竭的臨床綜合征[1-6]。HBV-ACLF 難以治療且短期死亡率高,內科保守治療無法有效清除體內有毒有害物質、促進肝細胞再生,人工肝支持系統(artificial liver support system,ALSS)治療 HBV-ACLF 的療效遠優于標準藥物治療[7-9]。ALSS 是利用體外機械或生物裝置替代損傷的一部分肝功能,清除體內多種有毒有害物質,同時補充部分有益物質。ALSS 在急診 HBV-ACLF 中應用廣泛,是等待肝移植期間替代衰竭肝功能的理想選擇[10]。本文旨在回顧近年 ALSS 治療 HBV-ACLF 的預后指標及模型,為急診 ALSS 治療 HBV-ACLF 患者的預后指標提供合理建議,為急診 ALSS 治療類型選擇、治療時機提供參考。
1 ALSS 的治療時機
急性、慢加急性肝衰竭進展快,多數文獻認為早期行 ALSS 治療是有益的[9, 11-12]。也有研究者指出,對于慢加急性肝衰竭應盡早開始 ALSS 治療[13]。根據目前我國 2016 年 ALSS 治療指南[14],ALSS 治療指針:① 各種原因引起的肝衰竭早、中期,凝血酶原活動度介于 20%~40% 的患者為宜;晚期肝衰竭患者需慎重行 ALSS 治療;② 終末期肝病肝移植術前等待、肝移植術后排斥反應及移植肝的無功能期患者;③ 嚴重膽汁淤積性肝病經內科藥物治療效果欠佳者、各種原因引起的嚴重高膽紅素血癥。近年來,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腎臟內科連續腎臟替代治療團隊采用以下標準作為 ALSS 治療啟動時機:① 對于急性、慢加急性肝衰竭、擬行肝移植手術患者,總膽紅素>150 μmol/L;② 對于慢性肝衰竭,總膽紅素>200 μmol/L;③ 對于血氨>200 μmol/L 或血氨<100 μmol/L 伴有肝性腦病時。上述標準尚有待循證醫學進一步驗證。
2 ALSS 類型
ALSS 類型分為生物型、非生物型及混合型[15]。常用的非生物型 ALSS 治療包括血漿置換(plasma exchange,PE)、血液灌流(hemoperfusion,HP)、血漿透析濾過、連續性血漿濾過吸附、雙重血漿分子吸附系統(double plasma adsorption,DPMAS)、分子吸附再循環系統、連續性白蛋白凈化系統及普羅米修斯系統[16-17]。目前臨床研究工作者結合多年的研究及臨床經驗又將上述非生物型 ALSS 組合形成不同的治療組合方式,如 DPMAS 聯合 PE、HP 聯合 PE,且有研究表明 DPMAS 聯合 PE 較血漿總膽紅素吸附聯合 PE 的 ALSS 可促進抗炎因子生成的同時更加有效清除患者體內的炎性細胞因子和毒性物質(表1)[18-19]。

3 ALSS 治療 HBV-ACLF 預后評估指標及模型
臨床認為總膽紅素、凝血酶原活動度與 HBV-ACLF 預后密切相關,總膽紅素越高提示預后不良,凝血酶原活動度是 HBV-ACLF 保護性因素[20-21]。目前已有的 HBV-ACLF 常用評分包括肝功能儲備(Child Turcotte Pugh,CTP)評分、終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MELD)評分、慢性肝衰竭-器官衰竭評分,但各種評分系統各有弊端,隨著 ALSS 技術方興未艾,ALSS 治療 HBV-ACLF 預后評估的研究欣欣向榮,這其中包括實驗室指標、預后評分、模型及其他具有發展潛力的指標。
3.1 實驗室指標
sCD163 是與炎癥有關的單核巨噬細胞特異性蛋白,具有膜型和游離型 2 種形式[22]。CD163、sCD163 與 CD163RNA 水平一定程度上能反映 HBV-ACLF 患者肝臟炎癥損傷、病情嚴重程度及預后情況[23]。一項回顧性文章研究了 31 例 HBV-ACLF 患者,通過臨床數據分析結果顯示 sCD163 與 ALSS 治療的 HBV-ACLF 病死率呈正相關[24]。
細胞角蛋白 18(cytokeratin18,CK-18)是損傷肝細胞釋放的一種半胱氨酸蛋白酶裂解片段,血清 M30 和 M65 可反映血清 CK-18 濃度,進而反映肝細胞調亡的水平[25-27]。吳云輝等[28]對 76 例經 ALSS 治療的 HBV-ACLF 患者進行臨床研究表明血清 M30 和 M65 水平下降能較好地提示 HBV-ACLF 患者經 ALSS 治療后的短期預后良好。除此之外,M30/M65 比值可能是 HBV 相關 ACLF 患者自發恢復的潛在預后標志物[29]。
胱抑素 C 估算腎小球濾過率(cystatin C-based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CysC)可作為急性失代償性肝硬化患者 ACLF 的預后指標,eGFR-CysC 較肌酐估算腎小球濾過率更能準確反映患者肝病患者腎損傷和生存預后[30-33]。王鷺等[34]對 364 例 ALSS 治療 HBV-ACLF 患者進行回顧性研究表明,eGFR-CysC 能輔助評價 ALSS 治療 HBV-ACLF 患者短期死亡率,有動態監測價值。
sCD16、M30 和 M65、eGFR-CysC 經濟客觀、臨床應用方便對于 ALSS 治療 HBV-ACLF 預后判斷有很大的臨床價值。目前相關研究均是單中心、小樣本,且用于急診 ALSS 治療 HBV-ACLF 預后評估鮮見報道,仍需多中心大樣本研究進一步驗證。
3.2 ALSS 治療預后評分、模型
MELD 評分聯合 CTP 評分、PALS 模型、ALSS 預后模型(ALSS-prognosis model,APM)是近年來研究的新型預后指標,且預后預測作用優于傳統的 MELD 評分。這些模型目前在急診的應用不多,針對不同 HBV-ACLF 患者個體化選擇相應的預后模型有臨床意義。
MELD 評分聯合 CTP 評分中,MELD 評分包含了血清肌酐、總膽紅素、國際標準化比值和病因,CTP 評分則是根據總膽紅素、血清白蛋白、凝血酶原時間、腹水和肝性腦病 5 項的總分判斷分級[35]。MELD 評分中的血清肌酐、總膽紅素、國際標準化比值易受血流動力學變化的影響,CTP 評分中腹水和肝性腦病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觀性,在 MELD 評分系統基礎上引入 CTP 評分可提高非生物型 ALSS 治療 HBV-ACLF 患者的預后評估準確性[36]。同時,兩種指標聯用可能會降低 ALSS 治療 HBV-ACLF 預后預測的實用性,尚需臨床實踐驗證。
PALS 模型包含肝硬化、總膽紅素、國際標準化比值、感染和肝性腦病 5 個基線變量。有研究針對 601 例 HBV-ACLF 患者進行回顧研究的結果顯示,PALS 評分優于分類回歸樹模型和 MELD 評分[37]。肝性腦病的判斷存在一定的主觀性,且在研究中用到多種 ALSS 治療方式,可能導致該預后預測模型不適用于某一種或某種組合的 ALSS 治療,因此結合其余檢測指標和其他評分體系共同預測患者的預后可能會更準確。
APM 中甲胎蛋白是慢加急性肝衰竭的保護性因素,一項回顧性研究建立 APM 包含年齡、總膽紅素、國際標準化比值、甲胎蛋白等因素,研究表明該評分在預測短期結局方面比 MELD、血清鈉 MELD 更為優秀[37]。該評分無主觀因素的影響,客觀且較易獲得,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3.3 潛力指標及模型
除上述新型實驗室指標、預后模型外,也有研究指出總膽紅素反彈率(total bilirubin rebound rate,TBRR)、決策樹、細胞因子、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聯合單核細胞與淋巴細胞比率(monocyte to lymphocyte ratio,MLR)可能是 ALSS 治療 HBV-ACLF 預后評價的潛在發展指標。
ALSS 治療后總膽紅素下降明顯,但短期內反彈明顯,研究顯示 TBRR 對 ALSS 治療 HBV-ACLF 短期療效有一定預測價值[38]。TBRR 易受血管內外小分子毒素、ALSS 治療方式、病情的輕中重等因素的影響,需結合其他指標共同評估預后。
NLR、MLR 作為炎性指標,可以一定程度反映 HBV-ACL 患者預后,NLR 和 MLR 聯合使用比單獨使用 2 種標志物更能準確預測不良預后[39]。另一項回顧性研究對 81 例第 1 次行 ALSS(PE)治療 HBV-ACLF 患者分析后得出結論,NLR 聯合 MLR 與 HBV-ACLF 患者 ALSS 治療短期預后密切相關[40]。NLR、MLR 值可用于床旁檢測,在急診具有一定臨床應用價值,敏感性有待進一步臨床研究。
關于 ACLF 發病機制的研究不完全明確,細胞因子導致的重要作用在各種學說都是重要因素,ALSS 治療能清除過高的細胞因子、調節細胞因子(輔助 T 細胞 1、2 型細胞因子)平衡[41-42],可能會對急診 ALSS 治療 ACLF 有預測作用。
有研究運用多元 logistic 回歸模型基于 CTP 評分和第 1 次 ALSS 治療前后總膽紅素比值可以建立決策樹。其結果表明,CTP 評分低和第 1 次 ALSS 治療前后總膽紅素比值低的患者預后良好[43]。決策樹對首次 ALSS 治療后 HBV-ACLF 患者的預后具有良好的預測價值,是否適用于急診 ALSS 個體化治療 HBV-ACLF 方式預后評估仍需進一步研究。
4 小結與展望
HBV-ACLF 是指在慢性乙型病毒肝炎基礎上快速發展成急性肝衰竭,具有進展快、治療效果差、死亡率高的特點,目前急診針對此類患者治療手段有限,提高對該疾病預后預測準確性十分重要。ALSS 在急診 HBV-ACLF 中應用廣泛,但由于 HBV-ACLF 的誘因、病因、并發癥、臨床干預措施等的多樣性及患者個體化的差異性,目前缺乏統一的敏感指標及公認的預后模型。
sCD163 升高可提示 ALSS 治療 HBV-ACLF 患者預后不良,但是該指標缺乏特異性,易受其他感染性疾病的影響,用于提示急診 HBV-ACLF 患者接受 ALSS 治療預后有一定局限性,可聯合其他實驗室指標共同預測預后進而總結出適應證。血清 M30 和 M65 水平下降提示肝細胞凋亡水平下降,進而提示 ALSS 治療的短期預后良好,可為急診 HBV-ACLF 患者接受 ALSS 治療時機提供參考。eGFR-CysC 反映肝病患者腎損傷程度,是肝衰竭并發癥較客觀的評價指標。上述針對炎癥、細胞凋亡、并發癥的指標聯合傳統模型或新型模型評分可開發出新模型。PALS 模型、APM 模型有益于 ALSS 治療 HBV-ACLF 預后評價且優于傳統 MELD 模型。除此之外,TBRR、決策樹、細胞因子、NLR 聯合 MLR 可能是預后評價的潛在發展指標。
綜上所述,結合新型實驗室指標開發新的評分模型或臨床驗證上述評分模型可以指導調整治療方案,為某些極其危重患者是否需要繼續治療提供較客觀的指標,具有一定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隨著對 HBV-ACLF 的發病機制及疾病進展的認識不斷深入,未來需要結合預后指標進行大量臨床隨機對照試驗總結出急診行 ALSS 治療的適應證,未來急診尋找到更能確切反映 ALSS 治療 HBV-ACLF 預后的實驗室指標和評分系統充滿了希望。
乙型病毒性肝炎相關慢加急肝衰竭(hepatitis B virus related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HBV-ACLF)是指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在固有免疫激活、適應性免疫抑制和代謝失衡等機制作用下導致急性肝功能衰竭,進而出現以黃疸、凝血功能障礙、肝性腦病、腹水為主要表現的急性肝衰竭的臨床綜合征[1-6]。HBV-ACLF 難以治療且短期死亡率高,內科保守治療無法有效清除體內有毒有害物質、促進肝細胞再生,人工肝支持系統(artificial liver support system,ALSS)治療 HBV-ACLF 的療效遠優于標準藥物治療[7-9]。ALSS 是利用體外機械或生物裝置替代損傷的一部分肝功能,清除體內多種有毒有害物質,同時補充部分有益物質。ALSS 在急診 HBV-ACLF 中應用廣泛,是等待肝移植期間替代衰竭肝功能的理想選擇[10]。本文旨在回顧近年 ALSS 治療 HBV-ACLF 的預后指標及模型,為急診 ALSS 治療 HBV-ACLF 患者的預后指標提供合理建議,為急診 ALSS 治療類型選擇、治療時機提供參考。
1 ALSS 的治療時機
急性、慢加急性肝衰竭進展快,多數文獻認為早期行 ALSS 治療是有益的[9, 11-12]。也有研究者指出,對于慢加急性肝衰竭應盡早開始 ALSS 治療[13]。根據目前我國 2016 年 ALSS 治療指南[14],ALSS 治療指針:① 各種原因引起的肝衰竭早、中期,凝血酶原活動度介于 20%~40% 的患者為宜;晚期肝衰竭患者需慎重行 ALSS 治療;② 終末期肝病肝移植術前等待、肝移植術后排斥反應及移植肝的無功能期患者;③ 嚴重膽汁淤積性肝病經內科藥物治療效果欠佳者、各種原因引起的嚴重高膽紅素血癥。近年來,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腎臟內科連續腎臟替代治療團隊采用以下標準作為 ALSS 治療啟動時機:① 對于急性、慢加急性肝衰竭、擬行肝移植手術患者,總膽紅素>150 μmol/L;② 對于慢性肝衰竭,總膽紅素>200 μmol/L;③ 對于血氨>200 μmol/L 或血氨<100 μmol/L 伴有肝性腦病時。上述標準尚有待循證醫學進一步驗證。
2 ALSS 類型
ALSS 類型分為生物型、非生物型及混合型[15]。常用的非生物型 ALSS 治療包括血漿置換(plasma exchange,PE)、血液灌流(hemoperfusion,HP)、血漿透析濾過、連續性血漿濾過吸附、雙重血漿分子吸附系統(double plasma adsorption,DPMAS)、分子吸附再循環系統、連續性白蛋白凈化系統及普羅米修斯系統[16-17]。目前臨床研究工作者結合多年的研究及臨床經驗又將上述非生物型 ALSS 組合形成不同的治療組合方式,如 DPMAS 聯合 PE、HP 聯合 PE,且有研究表明 DPMAS 聯合 PE 較血漿總膽紅素吸附聯合 PE 的 ALSS 可促進抗炎因子生成的同時更加有效清除患者體內的炎性細胞因子和毒性物質(表1)[18-19]。

3 ALSS 治療 HBV-ACLF 預后評估指標及模型
臨床認為總膽紅素、凝血酶原活動度與 HBV-ACLF 預后密切相關,總膽紅素越高提示預后不良,凝血酶原活動度是 HBV-ACLF 保護性因素[20-21]。目前已有的 HBV-ACLF 常用評分包括肝功能儲備(Child Turcotte Pugh,CTP)評分、終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MELD)評分、慢性肝衰竭-器官衰竭評分,但各種評分系統各有弊端,隨著 ALSS 技術方興未艾,ALSS 治療 HBV-ACLF 預后評估的研究欣欣向榮,這其中包括實驗室指標、預后評分、模型及其他具有發展潛力的指標。
3.1 實驗室指標
sCD163 是與炎癥有關的單核巨噬細胞特異性蛋白,具有膜型和游離型 2 種形式[22]。CD163、sCD163 與 CD163RNA 水平一定程度上能反映 HBV-ACLF 患者肝臟炎癥損傷、病情嚴重程度及預后情況[23]。一項回顧性文章研究了 31 例 HBV-ACLF 患者,通過臨床數據分析結果顯示 sCD163 與 ALSS 治療的 HBV-ACLF 病死率呈正相關[24]。
細胞角蛋白 18(cytokeratin18,CK-18)是損傷肝細胞釋放的一種半胱氨酸蛋白酶裂解片段,血清 M30 和 M65 可反映血清 CK-18 濃度,進而反映肝細胞調亡的水平[25-27]。吳云輝等[28]對 76 例經 ALSS 治療的 HBV-ACLF 患者進行臨床研究表明血清 M30 和 M65 水平下降能較好地提示 HBV-ACLF 患者經 ALSS 治療后的短期預后良好。除此之外,M30/M65 比值可能是 HBV 相關 ACLF 患者自發恢復的潛在預后標志物[29]。
胱抑素 C 估算腎小球濾過率(cystatin C-based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CysC)可作為急性失代償性肝硬化患者 ACLF 的預后指標,eGFR-CysC 較肌酐估算腎小球濾過率更能準確反映患者肝病患者腎損傷和生存預后[30-33]。王鷺等[34]對 364 例 ALSS 治療 HBV-ACLF 患者進行回顧性研究表明,eGFR-CysC 能輔助評價 ALSS 治療 HBV-ACLF 患者短期死亡率,有動態監測價值。
sCD16、M30 和 M65、eGFR-CysC 經濟客觀、臨床應用方便對于 ALSS 治療 HBV-ACLF 預后判斷有很大的臨床價值。目前相關研究均是單中心、小樣本,且用于急診 ALSS 治療 HBV-ACLF 預后評估鮮見報道,仍需多中心大樣本研究進一步驗證。
3.2 ALSS 治療預后評分、模型
MELD 評分聯合 CTP 評分、PALS 模型、ALSS 預后模型(ALSS-prognosis model,APM)是近年來研究的新型預后指標,且預后預測作用優于傳統的 MELD 評分。這些模型目前在急診的應用不多,針對不同 HBV-ACLF 患者個體化選擇相應的預后模型有臨床意義。
MELD 評分聯合 CTP 評分中,MELD 評分包含了血清肌酐、總膽紅素、國際標準化比值和病因,CTP 評分則是根據總膽紅素、血清白蛋白、凝血酶原時間、腹水和肝性腦病 5 項的總分判斷分級[35]。MELD 評分中的血清肌酐、總膽紅素、國際標準化比值易受血流動力學變化的影響,CTP 評分中腹水和肝性腦病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觀性,在 MELD 評分系統基礎上引入 CTP 評分可提高非生物型 ALSS 治療 HBV-ACLF 患者的預后評估準確性[36]。同時,兩種指標聯用可能會降低 ALSS 治療 HBV-ACLF 預后預測的實用性,尚需臨床實踐驗證。
PALS 模型包含肝硬化、總膽紅素、國際標準化比值、感染和肝性腦病 5 個基線變量。有研究針對 601 例 HBV-ACLF 患者進行回顧研究的結果顯示,PALS 評分優于分類回歸樹模型和 MELD 評分[37]。肝性腦病的判斷存在一定的主觀性,且在研究中用到多種 ALSS 治療方式,可能導致該預后預測模型不適用于某一種或某種組合的 ALSS 治療,因此結合其余檢測指標和其他評分體系共同預測患者的預后可能會更準確。
APM 中甲胎蛋白是慢加急性肝衰竭的保護性因素,一項回顧性研究建立 APM 包含年齡、總膽紅素、國際標準化比值、甲胎蛋白等因素,研究表明該評分在預測短期結局方面比 MELD、血清鈉 MELD 更為優秀[37]。該評分無主觀因素的影響,客觀且較易獲得,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3.3 潛力指標及模型
除上述新型實驗室指標、預后模型外,也有研究指出總膽紅素反彈率(total bilirubin rebound rate,TBRR)、決策樹、細胞因子、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聯合單核細胞與淋巴細胞比率(monocyte to lymphocyte ratio,MLR)可能是 ALSS 治療 HBV-ACLF 預后評價的潛在發展指標。
ALSS 治療后總膽紅素下降明顯,但短期內反彈明顯,研究顯示 TBRR 對 ALSS 治療 HBV-ACLF 短期療效有一定預測價值[38]。TBRR 易受血管內外小分子毒素、ALSS 治療方式、病情的輕中重等因素的影響,需結合其他指標共同評估預后。
NLR、MLR 作為炎性指標,可以一定程度反映 HBV-ACL 患者預后,NLR 和 MLR 聯合使用比單獨使用 2 種標志物更能準確預測不良預后[39]。另一項回顧性研究對 81 例第 1 次行 ALSS(PE)治療 HBV-ACLF 患者分析后得出結論,NLR 聯合 MLR 與 HBV-ACLF 患者 ALSS 治療短期預后密切相關[40]。NLR、MLR 值可用于床旁檢測,在急診具有一定臨床應用價值,敏感性有待進一步臨床研究。
關于 ACLF 發病機制的研究不完全明確,細胞因子導致的重要作用在各種學說都是重要因素,ALSS 治療能清除過高的細胞因子、調節細胞因子(輔助 T 細胞 1、2 型細胞因子)平衡[41-42],可能會對急診 ALSS 治療 ACLF 有預測作用。
有研究運用多元 logistic 回歸模型基于 CTP 評分和第 1 次 ALSS 治療前后總膽紅素比值可以建立決策樹。其結果表明,CTP 評分低和第 1 次 ALSS 治療前后總膽紅素比值低的患者預后良好[43]。決策樹對首次 ALSS 治療后 HBV-ACLF 患者的預后具有良好的預測價值,是否適用于急診 ALSS 個體化治療 HBV-ACLF 方式預后評估仍需進一步研究。
4 小結與展望
HBV-ACLF 是指在慢性乙型病毒肝炎基礎上快速發展成急性肝衰竭,具有進展快、治療效果差、死亡率高的特點,目前急診針對此類患者治療手段有限,提高對該疾病預后預測準確性十分重要。ALSS 在急診 HBV-ACLF 中應用廣泛,但由于 HBV-ACLF 的誘因、病因、并發癥、臨床干預措施等的多樣性及患者個體化的差異性,目前缺乏統一的敏感指標及公認的預后模型。
sCD163 升高可提示 ALSS 治療 HBV-ACLF 患者預后不良,但是該指標缺乏特異性,易受其他感染性疾病的影響,用于提示急診 HBV-ACLF 患者接受 ALSS 治療預后有一定局限性,可聯合其他實驗室指標共同預測預后進而總結出適應證。血清 M30 和 M65 水平下降提示肝細胞凋亡水平下降,進而提示 ALSS 治療的短期預后良好,可為急診 HBV-ACLF 患者接受 ALSS 治療時機提供參考。eGFR-CysC 反映肝病患者腎損傷程度,是肝衰竭并發癥較客觀的評價指標。上述針對炎癥、細胞凋亡、并發癥的指標聯合傳統模型或新型模型評分可開發出新模型。PALS 模型、APM 模型有益于 ALSS 治療 HBV-ACLF 預后評價且優于傳統 MELD 模型。除此之外,TBRR、決策樹、細胞因子、NLR 聯合 MLR 可能是預后評價的潛在發展指標。
綜上所述,結合新型實驗室指標開發新的評分模型或臨床驗證上述評分模型可以指導調整治療方案,為某些極其危重患者是否需要繼續治療提供較客觀的指標,具有一定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隨著對 HBV-ACLF 的發病機制及疾病進展的認識不斷深入,未來需要結合預后指標進行大量臨床隨機對照試驗總結出急診行 ALSS 治療的適應證,未來急診尋找到更能確切反映 ALSS 治療 HBV-ACLF 預后的實驗室指標和評分系統充滿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