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薛建強, 劉玉萍, 賀娜, 帥平. 成都 60 歲及以上體檢人群代謝綜合征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 華西醫學, 2022, 37(11): 1672-1677. doi: 10.7507/1002-0179.202108072 復制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報告顯示,2022 年我國 60 歲以上人口已經達 2.64 億人口,占到人口總數的 18.70%[1]。代謝綜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etS)是指一組以肥胖、高血糖、血脂異常[高甘油三酯(triglycerides,TG)血癥和/或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癥]以及高血壓為特征的臨床癥候群[2]。該綜合征可以導致 2 型糖尿病、冠心病、中風和其他殘疾的疾病傳播[3]。研究表明,MetS 是導致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險因素,MetS 患者心血管事件發生風險約為非 MetS 的 2~3 倍[4]。為進一步了解本地區體檢人群 MetS 現狀,我中心回顧了 60 歲及以上體檢人群健康體檢的結果,以分析這一人群的 MetS 患病率及相關危險因素以指導該病的篩查與管理。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收集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在四川省人民醫院健康管理中心北區參加健康體檢的老年人群的體檢數據。納入標準:≥60 歲。排除標準:刪除數據缺失者,惡性腫瘤。剔除標準:反復來院體檢人群只保留一次最新一次有效數據納入分析。本次研究通過四川省醫學科學院·四川省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2021346)。
1.2 研究方法
1.2.1 一般情況采集
專業人員測量體檢老年人的身高、體重、腰圍、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對所有體檢者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內容包括:人口學資料:年齡、性別等;既往史:高血壓、糖尿病、用藥史等;個人行為習慣;吸煙等。
1.2.2 實驗室檢查
所有老年人在安靜狀態下取坐位,用歐姆龍 HBP-9020 電子血壓計測量右臂血壓,測量 2 次并取平均值。均在體檢現場抽取清晨未進餐前空腹靜脈血,使用西門子 ADVIA 2400 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及原裝配套試劑進行尿素氮、肌酐、血尿酸、血清葡萄糖、血清總膽固醇、TG 等生化指標檢測。儀器使用前采用配套標準物已對其性能進行驗證,每日使用高值和中值 2 個水平進行質量控制。
1.2.3 診斷標準
MetS 參照《2017 年中國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建議的診斷標準[2]:① 腹型肥胖:男性腰圍≥90 cm,女性腰圍≥85 cm;② 高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FBG):FBG≥6.1 mmol/L;③ 高血壓:收縮壓/舒張壓≥130/85 mm Hg(1 mm Hg=0.133 kPa);④ 高 TG 血癥:TG≥1.7 mmol/L;⑤ 低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血癥:HDL-C<1.04 mmol/L。具備以上任意 3 項或更多項即可診斷 MetS。
1.2.4 分組
① 根據老年人是否患有 MetS,分為 MetS 組及非 MetS 組;② 為觀察各年齡階段的 MetS 患病率,將總人群按每 5 歲進行分組,分為 60~64、65~69、70~74、75~79、80~84、85~90、≥90 歲組。
1.3 統計學方法
應用 SPSS 25.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 Mann?Whitney U 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 檢驗與趨勢 χ2 檢驗。MetS 與各指標之間的關系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采用 Hosmer-Lemeshow 檢驗評價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以 MetS 組與非 MetS 組比較的指標納入回歸分析進行矯正,計算 MetS 發病危險比值比(odd ratio,OR)及其 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MetS 與非 MetS 組一般資料水平比較
共納入 13 251 例體檢數據,最終有 10 335 例合格數據納入本次分析。在 10 335 例 60 歲及以上人群中,男 6 557 例(63.44%)、女 3 778 例(36.56%);MetS 2 769 例(26.79%)、非 MetS 7 566 例(73.21%)。除性別、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外(P>0.05),MetS 組與非 MetS 組其他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不同年齡段人群中 MetS 的檢出率
受檢人群各年齡段 MetS 檢出率見表2。由表 2可見,各年齡段組的 MetS 檢出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64.332,P<0.001),且趨勢 χ2 檢驗有統計學意義(χ2=26.917,P<0.001)。

2.3 不同性別及不同年齡段人群中 MetS 組分的分布情況
在 2 769 例 MetS 患者中,共檢出腹型肥胖 951 例(34.34%)、高 FBG 716 例(25.86%)、高血壓 1 938 例(69.99%)、高 TG 血癥 1 011 例(36.51%)、低 HDL-C 血癥 303 例(10.94%)。除高血壓及高 TG 血癥外(P>0.05),不同性別 MetS 腹型肥胖、高 FBG、低 HDL-C 血癥的檢出率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除高血壓外(P<0.05),不同年齡段 MetS 腹型肥胖、高 FBG、高 TG 血癥、低 HDL-C 血癥的檢出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2.4 受檢人群 MetS 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以 MetS 的有無為因變量,將表1 中的自變量納入回歸分析,其中連續性變量以線性形式納入,分類變量以啞變量形式納入,采用逐步法擬合 logistic 回歸模型。分類變量賦值見表5。Logistic 回歸分析顯示,BMI、收縮壓、舒張壓、FBG、TG、血紅蛋白、腰圍、HDL-C、總膽固醇、LDL-C、尿酸與 MetS 有關,見表6。


3 討論
MetS 的概念最早起源于 30 年前,試圖解釋動脈粥樣硬化危險因素,起初涉及胰島素抵抗綜合征,關于 MetS 的觀點一直在變化[5]。各定義有所不同,但差異很小。MetS 主要來自能量攝入和能量消耗的不平衡,但也受個體的遺傳、表觀遺傳組成,久坐的生活方式以及其他因素(例如食物和食物的質量和成分)的影響[3]。針對老年人 MetS 的診斷缺乏統一標準,本次研究參照《2017 年中國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建議及相關研究建議修訂標準,將空腹血糖的臨界值降低至 5.6 mmol/L[6]。目前證據表明,MetS 相關并發癥主要有:動脈粥樣硬化性冠心病、腦血管疾病、2 型糖尿病或繼發于胰島素抵抗增強的糖尿病、高血壓、幾種類型的癌癥;還與多囊卵巢綜合征、尿路結石、黑棘皮病、骨關節炎和伴或不伴痛風的高尿酸血癥等也有關[7]。有證據表明患有 MetS 的個體更易發生病毒感染[8]。MetS 與慢性腎臟疾病之有復雜聯系[9]。有 MetS 青光眼患者較無 MetS 青光眼患者的眼壓升高[10]。MetS 還與精神類疾病密切相關,老年男性患者的藥物濫用和抑郁癥是 MetS 的高危因素[11]。本研究顯示,年齡越大,患有 MetS 的概率越大。而老年人患上述疾病的概率呈增長的趨勢,需要加強 MetS 在老年人群中的研究。
在不同年齡段,MetS 的流行率不盡相同。一項研究使用 2011 年—2016 年美國國家健康和營養檢查調查(NHANES)數據評估了成年人 MetS 患病率的趨勢,在 17 048 例參與者中,MetS 患病率為 34.7%,MetS 的患病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20~39 歲年齡段的患病率是 19.5%,60 歲以上的患病率是 48.6%,男女之間的 MetS 患病率無統計學差異[12]。一項葡萄牙人群研究顯示,老年人中 MetS 及其組分的流行率很高,MetS 的患病率為 59.0%,與性別有關,有 11.4%具有代謝綜合征的所有組分,只有 5.2%的個體沒有任何代謝組分[13]。韓國的一項研究顯示,在 50 歲以上的中年婦女中,有 14.6%的被調查者患有 MetS[14]。而國內一項 meta 分析結果顯示,在 15 歲以上的受試者中,合并患病率為 24.5%。按性別劃分,男性患病率為 19.2%,女性患病率為 27.0%,MetS 合并患病率隨年齡增長而增加,60 歲以上為 32.4%,居住在城市地區(24.9%)的人群患病可能性更高,并提示年齡增加,患病率增加[15]。本次研究 MetS 檢出率低于美國與葡萄牙[12-13],高于韓國[14]的研究,可能與人種差異及地方飲食相關,目前已有研究發現 MetS 與遺傳有關[16],不同民族的老年 MetS 患病率不同[17]。一項針對深圳居民得抽樣調查顯示 60 歲以上人群的 MetS 患病率為 22.0%[18]。本研究結果為26.79%高于其,可能因為我國東南地區老年人膳食模式有關[19]。而河南省 60~76 歲老年人 MetS 的患病率為 31.59%[20]。這提示不同地區的患病差異明顯,有必要進一步查找原因,以加強本地區該綜合征的防治。
本研究發現 BMI、收縮壓、舒張壓、FBG、TG、血紅蛋白、腰圍、HDL-C、總膽固醇、LDL-C、尿酸是 MetS 的影響因素。腰圍、血壓、FBG、TG 和 HDL-C 本身是 MetS 的組分作為其影響因素。眾所周知,BMI 升高加重 MetS 的發生,而總膽固醇、LDL-C 的升高常發生脂謝性紊亂,與 MetS 的發生有關。已有研究發現血紅蛋白的濃度與 MetS 發生呈正相關[21] ,本研究結果與其一致。也有研究發現本地區社區老年人的尿酸水平與 MetS 發生呈正相關[22],本研究結果亦與其相符合。本研究還發現性別、飲酒、吸煙、年齡、尿素氮、肌酐、臀圍不是 MetS 的危險因素。此次發現年齡并不是 MetS 的危險因素,可能與 MetS 的組分改變如腹圍的改變有關,60 歲以上人群的腹型肥胖可能減少與老年人的營養不良有關。有研究發現大約 25%的 65 歲以上歐洲人處于營養不良的高風險中[23],一項納入了 19 938 例≥60 歲的參與者采用 meta 分析對中國社區老年人口營養不良的發生率進行分析,發現營養不良患病率和營養不良風險的綜合患病率為 41.2%[24];而本研究小組之前的研究發現本中心人群肥胖患病率低于其他地區[25],可能也會影響結果。本研究還發現 MetS 患者在不同性別及年齡段中部分 MetS 組分存在不同,提示需要對不同性別及年齡段人群應進行差異化干預。
目前,MetS 的管理存在一些問題,目前該綜合征的管理趨向于營養及運動干預,其可行性和有效性的證據仍然有限。有隊列研究證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營養及運動對 MetS 可以減少 MetS 的發生[26]。也有研究表明 MetS 進行 3 個月的營養及運動干預效果輕微[27]。有 meta 分析體育鍛煉和健康生活方式改變的健康干預措施對 MetS 患者的心臟代謝風險指標具有很強的積極作用[28]。老年人由于機體功能衰退,營養、運動及生活方式的干預需要個體化,需要營養師、運動師、健康管理師、老年科醫生的綜合指導,未來具體的干預方式仍需要探究。總之,良好的生活方式、合理的營養及運動有助于健康,無論是否患有 MetS 的老年人均應該遵循。
綜上所述,60 歲及以上體檢人群的 MetS 患病率較高,不同年齡段間也存在患病差異,體檢時應常規排查 MetS,有必要進行本地區該病流行病學調查,并對可控危險因素進行干預,以提高地區健康水平。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報告顯示,2022 年我國 60 歲以上人口已經達 2.64 億人口,占到人口總數的 18.70%[1]。代謝綜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etS)是指一組以肥胖、高血糖、血脂異常[高甘油三酯(triglycerides,TG)血癥和/或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癥]以及高血壓為特征的臨床癥候群[2]。該綜合征可以導致 2 型糖尿病、冠心病、中風和其他殘疾的疾病傳播[3]。研究表明,MetS 是導致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險因素,MetS 患者心血管事件發生風險約為非 MetS 的 2~3 倍[4]。為進一步了解本地區體檢人群 MetS 現狀,我中心回顧了 60 歲及以上體檢人群健康體檢的結果,以分析這一人群的 MetS 患病率及相關危險因素以指導該病的篩查與管理。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收集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在四川省人民醫院健康管理中心北區參加健康體檢的老年人群的體檢數據。納入標準:≥60 歲。排除標準:刪除數據缺失者,惡性腫瘤。剔除標準:反復來院體檢人群只保留一次最新一次有效數據納入分析。本次研究通過四川省醫學科學院·四川省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2021346)。
1.2 研究方法
1.2.1 一般情況采集
專業人員測量體檢老年人的身高、體重、腰圍、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對所有體檢者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內容包括:人口學資料:年齡、性別等;既往史:高血壓、糖尿病、用藥史等;個人行為習慣;吸煙等。
1.2.2 實驗室檢查
所有老年人在安靜狀態下取坐位,用歐姆龍 HBP-9020 電子血壓計測量右臂血壓,測量 2 次并取平均值。均在體檢現場抽取清晨未進餐前空腹靜脈血,使用西門子 ADVIA 2400 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及原裝配套試劑進行尿素氮、肌酐、血尿酸、血清葡萄糖、血清總膽固醇、TG 等生化指標檢測。儀器使用前采用配套標準物已對其性能進行驗證,每日使用高值和中值 2 個水平進行質量控制。
1.2.3 診斷標準
MetS 參照《2017 年中國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建議的診斷標準[2]:① 腹型肥胖:男性腰圍≥90 cm,女性腰圍≥85 cm;② 高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FBG):FBG≥6.1 mmol/L;③ 高血壓:收縮壓/舒張壓≥130/85 mm Hg(1 mm Hg=0.133 kPa);④ 高 TG 血癥:TG≥1.7 mmol/L;⑤ 低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血癥:HDL-C<1.04 mmol/L。具備以上任意 3 項或更多項即可診斷 MetS。
1.2.4 分組
① 根據老年人是否患有 MetS,分為 MetS 組及非 MetS 組;② 為觀察各年齡階段的 MetS 患病率,將總人群按每 5 歲進行分組,分為 60~64、65~69、70~74、75~79、80~84、85~90、≥90 歲組。
1.3 統計學方法
應用 SPSS 25.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 Mann?Whitney U 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 檢驗與趨勢 χ2 檢驗。MetS 與各指標之間的關系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采用 Hosmer-Lemeshow 檢驗評價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以 MetS 組與非 MetS 組比較的指標納入回歸分析進行矯正,計算 MetS 發病危險比值比(odd ratio,OR)及其 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MetS 與非 MetS 組一般資料水平比較
共納入 13 251 例體檢數據,最終有 10 335 例合格數據納入本次分析。在 10 335 例 60 歲及以上人群中,男 6 557 例(63.44%)、女 3 778 例(36.56%);MetS 2 769 例(26.79%)、非 MetS 7 566 例(73.21%)。除性別、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外(P>0.05),MetS 組與非 MetS 組其他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不同年齡段人群中 MetS 的檢出率
受檢人群各年齡段 MetS 檢出率見表2。由表 2可見,各年齡段組的 MetS 檢出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64.332,P<0.001),且趨勢 χ2 檢驗有統計學意義(χ2=26.917,P<0.001)。

2.3 不同性別及不同年齡段人群中 MetS 組分的分布情況
在 2 769 例 MetS 患者中,共檢出腹型肥胖 951 例(34.34%)、高 FBG 716 例(25.86%)、高血壓 1 938 例(69.99%)、高 TG 血癥 1 011 例(36.51%)、低 HDL-C 血癥 303 例(10.94%)。除高血壓及高 TG 血癥外(P>0.05),不同性別 MetS 腹型肥胖、高 FBG、低 HDL-C 血癥的檢出率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除高血壓外(P<0.05),不同年齡段 MetS 腹型肥胖、高 FBG、高 TG 血癥、低 HDL-C 血癥的檢出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2.4 受檢人群 MetS 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以 MetS 的有無為因變量,將表1 中的自變量納入回歸分析,其中連續性變量以線性形式納入,分類變量以啞變量形式納入,采用逐步法擬合 logistic 回歸模型。分類變量賦值見表5。Logistic 回歸分析顯示,BMI、收縮壓、舒張壓、FBG、TG、血紅蛋白、腰圍、HDL-C、總膽固醇、LDL-C、尿酸與 MetS 有關,見表6。


3 討論
MetS 的概念最早起源于 30 年前,試圖解釋動脈粥樣硬化危險因素,起初涉及胰島素抵抗綜合征,關于 MetS 的觀點一直在變化[5]。各定義有所不同,但差異很小。MetS 主要來自能量攝入和能量消耗的不平衡,但也受個體的遺傳、表觀遺傳組成,久坐的生活方式以及其他因素(例如食物和食物的質量和成分)的影響[3]。針對老年人 MetS 的診斷缺乏統一標準,本次研究參照《2017 年中國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建議及相關研究建議修訂標準,將空腹血糖的臨界值降低至 5.6 mmol/L[6]。目前證據表明,MetS 相關并發癥主要有:動脈粥樣硬化性冠心病、腦血管疾病、2 型糖尿病或繼發于胰島素抵抗增強的糖尿病、高血壓、幾種類型的癌癥;還與多囊卵巢綜合征、尿路結石、黑棘皮病、骨關節炎和伴或不伴痛風的高尿酸血癥等也有關[7]。有證據表明患有 MetS 的個體更易發生病毒感染[8]。MetS 與慢性腎臟疾病之有復雜聯系[9]。有 MetS 青光眼患者較無 MetS 青光眼患者的眼壓升高[10]。MetS 還與精神類疾病密切相關,老年男性患者的藥物濫用和抑郁癥是 MetS 的高危因素[11]。本研究顯示,年齡越大,患有 MetS 的概率越大。而老年人患上述疾病的概率呈增長的趨勢,需要加強 MetS 在老年人群中的研究。
在不同年齡段,MetS 的流行率不盡相同。一項研究使用 2011 年—2016 年美國國家健康和營養檢查調查(NHANES)數據評估了成年人 MetS 患病率的趨勢,在 17 048 例參與者中,MetS 患病率為 34.7%,MetS 的患病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20~39 歲年齡段的患病率是 19.5%,60 歲以上的患病率是 48.6%,男女之間的 MetS 患病率無統計學差異[12]。一項葡萄牙人群研究顯示,老年人中 MetS 及其組分的流行率很高,MetS 的患病率為 59.0%,與性別有關,有 11.4%具有代謝綜合征的所有組分,只有 5.2%的個體沒有任何代謝組分[13]。韓國的一項研究顯示,在 50 歲以上的中年婦女中,有 14.6%的被調查者患有 MetS[14]。而國內一項 meta 分析結果顯示,在 15 歲以上的受試者中,合并患病率為 24.5%。按性別劃分,男性患病率為 19.2%,女性患病率為 27.0%,MetS 合并患病率隨年齡增長而增加,60 歲以上為 32.4%,居住在城市地區(24.9%)的人群患病可能性更高,并提示年齡增加,患病率增加[15]。本次研究 MetS 檢出率低于美國與葡萄牙[12-13],高于韓國[14]的研究,可能與人種差異及地方飲食相關,目前已有研究發現 MetS 與遺傳有關[16],不同民族的老年 MetS 患病率不同[17]。一項針對深圳居民得抽樣調查顯示 60 歲以上人群的 MetS 患病率為 22.0%[18]。本研究結果為26.79%高于其,可能因為我國東南地區老年人膳食模式有關[19]。而河南省 60~76 歲老年人 MetS 的患病率為 31.59%[20]。這提示不同地區的患病差異明顯,有必要進一步查找原因,以加強本地區該綜合征的防治。
本研究發現 BMI、收縮壓、舒張壓、FBG、TG、血紅蛋白、腰圍、HDL-C、總膽固醇、LDL-C、尿酸是 MetS 的影響因素。腰圍、血壓、FBG、TG 和 HDL-C 本身是 MetS 的組分作為其影響因素。眾所周知,BMI 升高加重 MetS 的發生,而總膽固醇、LDL-C 的升高常發生脂謝性紊亂,與 MetS 的發生有關。已有研究發現血紅蛋白的濃度與 MetS 發生呈正相關[21] ,本研究結果與其一致。也有研究發現本地區社區老年人的尿酸水平與 MetS 發生呈正相關[22],本研究結果亦與其相符合。本研究還發現性別、飲酒、吸煙、年齡、尿素氮、肌酐、臀圍不是 MetS 的危險因素。此次發現年齡并不是 MetS 的危險因素,可能與 MetS 的組分改變如腹圍的改變有關,60 歲以上人群的腹型肥胖可能減少與老年人的營養不良有關。有研究發現大約 25%的 65 歲以上歐洲人處于營養不良的高風險中[23],一項納入了 19 938 例≥60 歲的參與者采用 meta 分析對中國社區老年人口營養不良的發生率進行分析,發現營養不良患病率和營養不良風險的綜合患病率為 41.2%[24];而本研究小組之前的研究發現本中心人群肥胖患病率低于其他地區[25],可能也會影響結果。本研究還發現 MetS 患者在不同性別及年齡段中部分 MetS 組分存在不同,提示需要對不同性別及年齡段人群應進行差異化干預。
目前,MetS 的管理存在一些問題,目前該綜合征的管理趨向于營養及運動干預,其可行性和有效性的證據仍然有限。有隊列研究證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營養及運動對 MetS 可以減少 MetS 的發生[26]。也有研究表明 MetS 進行 3 個月的營養及運動干預效果輕微[27]。有 meta 分析體育鍛煉和健康生活方式改變的健康干預措施對 MetS 患者的心臟代謝風險指標具有很強的積極作用[28]。老年人由于機體功能衰退,營養、運動及生活方式的干預需要個體化,需要營養師、運動師、健康管理師、老年科醫生的綜合指導,未來具體的干預方式仍需要探究。總之,良好的生活方式、合理的營養及運動有助于健康,無論是否患有 MetS 的老年人均應該遵循。
綜上所述,60 歲及以上體檢人群的 MetS 患病率較高,不同年齡段間也存在患病差異,體檢時應常規排查 MetS,有必要進行本地區該病流行病學調查,并對可控危險因素進行干預,以提高地區健康水平。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