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龔洪平, RajuBista, 查盼盼, 冉顏豪, 任妍, 高赟, 黃慧, 冉興無, 王椿. 住院糖尿病高危足患者臨床特征及預后分析. 華西醫學, 2022, 37(3): 408-413. doi: 10.7507/1002-0179.202103101 復制
糖尿病足病是 2 型糖尿病最嚴重且治療費用最高的慢性并發癥之一,是導致非創傷性下肢截肢的首要原因,具有發病率高、致殘率高、病死率高和治愈率低的特點[1]。糖尿病足病最常見為糖尿病足潰瘍(diabetic foot ulcer,DFU),40%的患者在 DFU 愈合后 1 年內復發,近 60%的患者在 3 年內復發,65%在 5 年內復發[2]。國際糖尿病足工作組定義糖尿病高危足即糖尿病足病早期,指糖尿病患者足部并發嚴重的周圍神經病變和/或周圍血管病變,或伴有足畸形,有發生 DFU 的危險,但尚未破潰形成 DFU,或既往 DFU 已愈合的患者[3],同時這也符合 Wagner 分級 0 級的定義[4]。2008 年美國糖尿病協會以是否存在神經病變、畸形或周圍血管疾病為依據,對糖尿病足病高危因素進行分級,分級越高,發生 DFU 的風險越大[5]。研究表明,高風險組患者發生 DFU 是低風險組的 34 倍,高風險患者截肢的可能性比低風險組高 17 倍[6]。而 DFU 的基本病理生理是人體持續性高血糖狀態與神經病變、血管和免疫系統成分之間的復雜相互作用,早期預防能減少糖尿病足病的發生[7]。故本研究根據既往有無 DFU 或截肢(趾)史進行分組,對比分析兩組糖尿病足病患者的臨床特征,旨在為 DFU 的預防提供臨床依據。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分析 2012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收治的全部糖尿病高危足患者。納入標準(全部滿足):① 符合國際糖尿病足工作組糖尿病足病診斷[8];② DFU 的 Wagner 分級[4]為 0 級。排除標準:輔助檢查及實驗室檢查結果缺失>90%的患者。本研究已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審批號為2012 年審(119)號。所有研究對象或其親屬均對研究知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
1.2.1 分組方法
根據國際糖尿病足工作組的糖尿病足病 Wagner 分級[4]將糖尿病足病分為 0~5 級,Wagner 分級 0 級指有發生 DFU 危險因素存在,但無皮膚破潰。按照 2019 年國際糖尿病足工作組對糖尿病足病危險因素分層,高風險足定義為糖尿病患者有保護性感覺缺失或者下肢動脈病變(peripheral artery disease,PAD),合并既往有 DFU 或者截肢(趾)或者終末期腎病[8],本研究將納入的高危足患者分為既往有 DFU 或截肢(趾)組(高風險組)和既往無 DFU 或截肢(趾)組(低風險組)。
1.2.2 數據收集
① 收集患者的人口統計學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吸煙史、飲酒史、教育程度、體質量指數、糖尿病病程、是否規律監測血糖、是否正規進行糖尿病治療、足部是否存在畸形或胼胝、既往足部潰瘍史、既往下肢截肢史、高血壓、冠心病及高尿酸血癥;② 評估患者糖尿病相關慢性并發癥情況,包括是否存在 PAD、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DPN)、糖尿病心臟自主神經病變、糖尿病胃腸自主神經病變、糖尿病視網膜病變以及糖尿病腎病[9-10];③ 收集患者的實驗室檢查結果,包括血糖、糖化血紅蛋白、糖化血清白蛋白、血紅蛋白、甘油三酯、總膽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尿酸、估算腎小球濾過率等。
1.2.3 隨訪內容
通過門診或者電話隨訪,確定患者出院后是否再發潰瘍或新發潰瘍、是否死亡(包括死亡時間和死亡原因),隨訪截止時間為 2021 年 1 月 31 日。部分死亡患者的死亡時間無法獲得準確日期,若已知年(月)份按照該年(月)份最后一天統計,否則按照隨訪日期統計。
1.3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采用 SPSS 26.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或 t’檢驗。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計數資料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用χ2 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并計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及其 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構建 Kaplan-Meier 生存曲線和對數秩檢驗評估患者潰瘍復發與死亡,計算平均生存期及其 95%CI。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糖尿病高危足患者臨床特征
最終納入患者 123 例,其中男 80 例,女 43 例,年齡(65.6±11.3)歲,體質量指數(24.5±3.3)kg/m2,糖尿病病程(12.3±7.3)年,住院日(16.8±8.3)d,113 例合并 DPN,50 例合并 PAD,27 例足底有胼胝,13 例有足畸形,6 例有足畸形伴胼胝,25 例既往有 DFU 病史,9 例有截肢(趾)史。高風險組患者 29 例(23.6%),低風險組患者 94 例(76.4%)。
2.2 兩組患者各項指標比較
兩組患者的糖尿病病程、吸煙史、飲酒史、受教育程度、接受正規治療比例、定期監測血糖比例、體質量指數、合并 DPN、胼胝、足畸形、糖尿病腎病、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糖尿病心臟自主神經病變、糖尿病胃腸自主神經病變、高血壓、冠心病的比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高風險組的女性比例[OR=2.526,95%CI(1.077,5.921)]、年齡、合并 PAD 比例[OR=3.119,95%CI(1.315,7.397)]、合并高尿酸血癥比例[OR=3.200,95%CI(1.125,9.103)]高于低風險組(P<0.05)。見表1。兩組患者的糖化血紅蛋白、糖化血清白蛋白、血紅蛋白、甘油三酯、總膽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血尿酸和估算腎小球濾過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3 糖尿病高危足患者隨訪及預后情況
通過門診或者電話隨訪到 66 例患者,其中高風險組 19 例,低風險組 47 例。在隨訪(67±20)個月后,有 17 例(25.8%)患者潰瘍復發或新發,有 16 例(24.2%)患者死亡,死亡原因最常見為糖尿病并發癥(腎病、心血管疾病等)(7 例,占 43.8%),其次為感染、全身衰竭和惡性腫瘤等。Kaplan-Meier 生存曲線顯示,總體 1、3、5 年累積死亡率分別為 4.5%、12.7%、20.6%;3 年、5 年復發或新發潰瘍率分別為 8.3%、18.2%。其中低風險組患者 5 年累積死亡率為 21.3%;高風險組患者 5 年累積死亡率為 28.4%。低風險組患者的平均生存時間為 86 個月[95%CI(77,96)個月],高風險組患者的平均生存時間為 77 個月[95%CI(63,90)個月],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圖1。低風險組 5 年累積復發或新發潰瘍率為 10.3%,高風險組患者 5 年累積復發或新發潰瘍率為 40.3%。低風險組的平均復發或新發潰瘍時間為 93 個月[95%CI(85,101)個月],低風險組的平均復發或新發潰瘍時間為 66 個月[95%CI(52,80)個月],且兩組無復發或新發潰瘍的生存曲線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8.235,P=0.004),見圖2。


3 討論
本研究顯示,高風險組的女性比例高于低風險組,而既往關于性別與 DFU 發生相關性的研究結果存在差異[6, 11-14]。有研究顯示,性別為女性與潰瘍高風險相關,考慮原因是女性的體質量指數可能更高而學歷可能更低,低學歷水平與較高的潰瘍風險相關,而高體質量指數通過增加足部應力以及加重糖尿病血管并發癥來增加潰瘍風險[11-12]。但也有與之結論不同的研究,其報道稱在糖尿病高危人群中有糖尿病微血管并發癥或酗酒史的男性更常出現潰瘍[6]。還有一些研究顯示,性別與糖尿病足潰瘍風險沒有關聯[13-14]。因此,目前性別與 DFU 發生是否相關尚無定論,需進一步深入探討。
既往研究顯示,糖尿病患者發生足部潰瘍或者截肢的危險因素包括糖尿病病程、血糖控制不佳(糖化血紅蛋白>7.5%)和 PAD(踝肱指數<0.9)、DPN 和慢性腎臟疾病等并發癥[15-18]。其中糖尿病持續時間是足部潰瘍發展的獨立危險因素[17]。糖尿病病程每增加 1 年,足部病變發生風險增加 2.6%,糖尿病高危足分級進展風險增加 2.4%[19]。糖尿病病程超過 10 年的患者更容易患 PAD[20]。本研究顯示,高風險組 PAD 發生率高于低風險組,同時兩組患者的平均糖尿病病程均超過 10 年,血糖控制欠佳,這是發生 PAD 的基礎,PAD 能增加 DFU 發生風險,肢端缺血導致潰瘍不愈合甚至截肢,故早期篩查 PAD 能減少 DFU 發生,進一步降低截肢率[21]。糖尿病神經病變按照癥狀和特性可分為中樞神經病變和 DPN[22]。據報道,伴有 DPN 的患者發生 DFU 的風險增加了 7 倍[23]。本研究中超過 90%的患者合并 DPN,提示目前針對 DPN 的早期診治可能存在不足,未來的臨床工作中還需重視對 DPN 的早發現和早治療。
本研究顯示,高風險組女性合并高尿酸血癥的比例更高。既往有研究顯示,血尿酸水平升高是中國女性 2 型糖尿病患者發生 DFU 的一個重要且獨立的危險因素[24]。我國另一項關于高尿酸血癥與2 型糖尿病足病相關性的研究也顯示,高尿酸血癥是糖尿病足病的危險因素,且與之呈顯著正相關[25],其中的機制可能是高尿酸血癥與 PAD 之間的密切關系,血尿酸可引起血糖代謝紊亂,尿酸鹽可激活血小板及凝血系統,使血管內皮功能紊亂,導致動脈硬化及血栓形成,還可導致體內氧化應激增強,加重血脂代謝紊亂,引發炎性反應而導致糖尿病足病的發生、發展[26]。因此,對于血尿酸的控制也可能有助于控制糖尿病患者的 DFU 發生,但這些觀察結果背后的機制需要更多研究進一步深入挖掘。
早期研究表明,與其他 DFU 危險因素(如 DPN 或 PAD)相比,既往 DFU 是糖尿病患者中足部潰瘍復發的最高風險[2, 27]。既往截肢也是復發性潰瘍的危險因素[28]。一項 meta 分析顯示,DFU 患者的潰瘍年復發率為 22.1%[29]。本研究顯示,兩組患者總體 3 年復發或新發潰瘍率為 8.3%,國外報道的 DFU 患者潰瘍完全治愈后 3 年時的潰瘍復發率為 64.4%[30],提示控制糖尿病高危足患者的 DFU 相關危險因素很重要,可延緩 DFU 的發生,進一步提高患者生存質量。此外,據研究報道還有一些足部特征也是潰瘍復發的危險因素,如足部畸形或胼胝[28, 31]。根據國際糖尿病足工作組建議,糖尿病高危足患者每 1~3 個月應隨訪 1 次,而合并至少2 種糖尿病足病危險因素的患者每 3~6 個月隨訪1 次,早期識別出的病變可以通過矯正畸形、去除胼胝或者穿戴減壓鞋等方法進行干預,以預防 DFU 的發生[8, 32-33]。
我國一項研究顯示 DFU 患者的平均生存時間僅(4.72±0.12)年[34],可見 DFU 患者病死率高,平均生存期短,早期識別、診治高危足至關重要。目前關于 DFU 死因的研究顯示,DFU 患者主要死亡原因是心血管事件(主要為缺血性心臟病)和慢性腎臟疾病,其中神經性足潰瘍患者的死亡風險較高[35-36],這與本研究的結果類似。糖尿病大血管及微血管并發癥(心血管及腎臟疾病)在糖尿病足病患者的死因中占有較高的比重提示對糖尿病足病患者并發癥管理的重要性,尤其是心血管疾病及腎臟功能的保護,可延長糖尿病足病患者預期壽命。
綜上,對于糖尿病病程較長(尤其超過 10 年)的老年患者,及早篩查并治療 DPN、PAD 及相關慢性并發癥,可改善糖尿病足病患者預后,及早防治 DFU。此外,需警惕患有高尿酸血癥的患者,應積極控制血尿酸,延緩糖尿病相關并發癥的進程。然而,本研究的隨訪率不足 60%,因此未進行預后相關因素分析,其中部分死亡患者的死亡時間不能確定,對生存期分析存在一定的偏倚。未來將進一步完善研究,以更深入地探討 DFU 的防治。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糖尿病足病是 2 型糖尿病最嚴重且治療費用最高的慢性并發癥之一,是導致非創傷性下肢截肢的首要原因,具有發病率高、致殘率高、病死率高和治愈率低的特點[1]。糖尿病足病最常見為糖尿病足潰瘍(diabetic foot ulcer,DFU),40%的患者在 DFU 愈合后 1 年內復發,近 60%的患者在 3 年內復發,65%在 5 年內復發[2]。國際糖尿病足工作組定義糖尿病高危足即糖尿病足病早期,指糖尿病患者足部并發嚴重的周圍神經病變和/或周圍血管病變,或伴有足畸形,有發生 DFU 的危險,但尚未破潰形成 DFU,或既往 DFU 已愈合的患者[3],同時這也符合 Wagner 分級 0 級的定義[4]。2008 年美國糖尿病協會以是否存在神經病變、畸形或周圍血管疾病為依據,對糖尿病足病高危因素進行分級,分級越高,發生 DFU 的風險越大[5]。研究表明,高風險組患者發生 DFU 是低風險組的 34 倍,高風險患者截肢的可能性比低風險組高 17 倍[6]。而 DFU 的基本病理生理是人體持續性高血糖狀態與神經病變、血管和免疫系統成分之間的復雜相互作用,早期預防能減少糖尿病足病的發生[7]。故本研究根據既往有無 DFU 或截肢(趾)史進行分組,對比分析兩組糖尿病足病患者的臨床特征,旨在為 DFU 的預防提供臨床依據。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分析 2012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收治的全部糖尿病高危足患者。納入標準(全部滿足):① 符合國際糖尿病足工作組糖尿病足病診斷[8];② DFU 的 Wagner 分級[4]為 0 級。排除標準:輔助檢查及實驗室檢查結果缺失>90%的患者。本研究已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審批號為2012 年審(119)號。所有研究對象或其親屬均對研究知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
1.2.1 分組方法
根據國際糖尿病足工作組的糖尿病足病 Wagner 分級[4]將糖尿病足病分為 0~5 級,Wagner 分級 0 級指有發生 DFU 危險因素存在,但無皮膚破潰。按照 2019 年國際糖尿病足工作組對糖尿病足病危險因素分層,高風險足定義為糖尿病患者有保護性感覺缺失或者下肢動脈病變(peripheral artery disease,PAD),合并既往有 DFU 或者截肢(趾)或者終末期腎病[8],本研究將納入的高危足患者分為既往有 DFU 或截肢(趾)組(高風險組)和既往無 DFU 或截肢(趾)組(低風險組)。
1.2.2 數據收集
① 收集患者的人口統計學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吸煙史、飲酒史、教育程度、體質量指數、糖尿病病程、是否規律監測血糖、是否正規進行糖尿病治療、足部是否存在畸形或胼胝、既往足部潰瘍史、既往下肢截肢史、高血壓、冠心病及高尿酸血癥;② 評估患者糖尿病相關慢性并發癥情況,包括是否存在 PAD、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DPN)、糖尿病心臟自主神經病變、糖尿病胃腸自主神經病變、糖尿病視網膜病變以及糖尿病腎病[9-10];③ 收集患者的實驗室檢查結果,包括血糖、糖化血紅蛋白、糖化血清白蛋白、血紅蛋白、甘油三酯、總膽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尿酸、估算腎小球濾過率等。
1.2.3 隨訪內容
通過門診或者電話隨訪,確定患者出院后是否再發潰瘍或新發潰瘍、是否死亡(包括死亡時間和死亡原因),隨訪截止時間為 2021 年 1 月 31 日。部分死亡患者的死亡時間無法獲得準確日期,若已知年(月)份按照該年(月)份最后一天統計,否則按照隨訪日期統計。
1.3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采用 SPSS 26.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或 t’檢驗。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計數資料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用χ2 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并計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及其 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構建 Kaplan-Meier 生存曲線和對數秩檢驗評估患者潰瘍復發與死亡,計算平均生存期及其 95%CI。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糖尿病高危足患者臨床特征
最終納入患者 123 例,其中男 80 例,女 43 例,年齡(65.6±11.3)歲,體質量指數(24.5±3.3)kg/m2,糖尿病病程(12.3±7.3)年,住院日(16.8±8.3)d,113 例合并 DPN,50 例合并 PAD,27 例足底有胼胝,13 例有足畸形,6 例有足畸形伴胼胝,25 例既往有 DFU 病史,9 例有截肢(趾)史。高風險組患者 29 例(23.6%),低風險組患者 94 例(76.4%)。
2.2 兩組患者各項指標比較
兩組患者的糖尿病病程、吸煙史、飲酒史、受教育程度、接受正規治療比例、定期監測血糖比例、體質量指數、合并 DPN、胼胝、足畸形、糖尿病腎病、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糖尿病心臟自主神經病變、糖尿病胃腸自主神經病變、高血壓、冠心病的比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高風險組的女性比例[OR=2.526,95%CI(1.077,5.921)]、年齡、合并 PAD 比例[OR=3.119,95%CI(1.315,7.397)]、合并高尿酸血癥比例[OR=3.200,95%CI(1.125,9.103)]高于低風險組(P<0.05)。見表1。兩組患者的糖化血紅蛋白、糖化血清白蛋白、血紅蛋白、甘油三酯、總膽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血尿酸和估算腎小球濾過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3 糖尿病高危足患者隨訪及預后情況
通過門診或者電話隨訪到 66 例患者,其中高風險組 19 例,低風險組 47 例。在隨訪(67±20)個月后,有 17 例(25.8%)患者潰瘍復發或新發,有 16 例(24.2%)患者死亡,死亡原因最常見為糖尿病并發癥(腎病、心血管疾病等)(7 例,占 43.8%),其次為感染、全身衰竭和惡性腫瘤等。Kaplan-Meier 生存曲線顯示,總體 1、3、5 年累積死亡率分別為 4.5%、12.7%、20.6%;3 年、5 年復發或新發潰瘍率分別為 8.3%、18.2%。其中低風險組患者 5 年累積死亡率為 21.3%;高風險組患者 5 年累積死亡率為 28.4%。低風險組患者的平均生存時間為 86 個月[95%CI(77,96)個月],高風險組患者的平均生存時間為 77 個月[95%CI(63,90)個月],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圖1。低風險組 5 年累積復發或新發潰瘍率為 10.3%,高風險組患者 5 年累積復發或新發潰瘍率為 40.3%。低風險組的平均復發或新發潰瘍時間為 93 個月[95%CI(85,101)個月],低風險組的平均復發或新發潰瘍時間為 66 個月[95%CI(52,80)個月],且兩組無復發或新發潰瘍的生存曲線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8.235,P=0.004),見圖2。


3 討論
本研究顯示,高風險組的女性比例高于低風險組,而既往關于性別與 DFU 發生相關性的研究結果存在差異[6, 11-14]。有研究顯示,性別為女性與潰瘍高風險相關,考慮原因是女性的體質量指數可能更高而學歷可能更低,低學歷水平與較高的潰瘍風險相關,而高體質量指數通過增加足部應力以及加重糖尿病血管并發癥來增加潰瘍風險[11-12]。但也有與之結論不同的研究,其報道稱在糖尿病高危人群中有糖尿病微血管并發癥或酗酒史的男性更常出現潰瘍[6]。還有一些研究顯示,性別與糖尿病足潰瘍風險沒有關聯[13-14]。因此,目前性別與 DFU 發生是否相關尚無定論,需進一步深入探討。
既往研究顯示,糖尿病患者發生足部潰瘍或者截肢的危險因素包括糖尿病病程、血糖控制不佳(糖化血紅蛋白>7.5%)和 PAD(踝肱指數<0.9)、DPN 和慢性腎臟疾病等并發癥[15-18]。其中糖尿病持續時間是足部潰瘍發展的獨立危險因素[17]。糖尿病病程每增加 1 年,足部病變發生風險增加 2.6%,糖尿病高危足分級進展風險增加 2.4%[19]。糖尿病病程超過 10 年的患者更容易患 PAD[20]。本研究顯示,高風險組 PAD 發生率高于低風險組,同時兩組患者的平均糖尿病病程均超過 10 年,血糖控制欠佳,這是發生 PAD 的基礎,PAD 能增加 DFU 發生風險,肢端缺血導致潰瘍不愈合甚至截肢,故早期篩查 PAD 能減少 DFU 發生,進一步降低截肢率[21]。糖尿病神經病變按照癥狀和特性可分為中樞神經病變和 DPN[22]。據報道,伴有 DPN 的患者發生 DFU 的風險增加了 7 倍[23]。本研究中超過 90%的患者合并 DPN,提示目前針對 DPN 的早期診治可能存在不足,未來的臨床工作中還需重視對 DPN 的早發現和早治療。
本研究顯示,高風險組女性合并高尿酸血癥的比例更高。既往有研究顯示,血尿酸水平升高是中國女性 2 型糖尿病患者發生 DFU 的一個重要且獨立的危險因素[24]。我國另一項關于高尿酸血癥與2 型糖尿病足病相關性的研究也顯示,高尿酸血癥是糖尿病足病的危險因素,且與之呈顯著正相關[25],其中的機制可能是高尿酸血癥與 PAD 之間的密切關系,血尿酸可引起血糖代謝紊亂,尿酸鹽可激活血小板及凝血系統,使血管內皮功能紊亂,導致動脈硬化及血栓形成,還可導致體內氧化應激增強,加重血脂代謝紊亂,引發炎性反應而導致糖尿病足病的發生、發展[26]。因此,對于血尿酸的控制也可能有助于控制糖尿病患者的 DFU 發生,但這些觀察結果背后的機制需要更多研究進一步深入挖掘。
早期研究表明,與其他 DFU 危險因素(如 DPN 或 PAD)相比,既往 DFU 是糖尿病患者中足部潰瘍復發的最高風險[2, 27]。既往截肢也是復發性潰瘍的危險因素[28]。一項 meta 分析顯示,DFU 患者的潰瘍年復發率為 22.1%[29]。本研究顯示,兩組患者總體 3 年復發或新發潰瘍率為 8.3%,國外報道的 DFU 患者潰瘍完全治愈后 3 年時的潰瘍復發率為 64.4%[30],提示控制糖尿病高危足患者的 DFU 相關危險因素很重要,可延緩 DFU 的發生,進一步提高患者生存質量。此外,據研究報道還有一些足部特征也是潰瘍復發的危險因素,如足部畸形或胼胝[28, 31]。根據國際糖尿病足工作組建議,糖尿病高危足患者每 1~3 個月應隨訪 1 次,而合并至少2 種糖尿病足病危險因素的患者每 3~6 個月隨訪1 次,早期識別出的病變可以通過矯正畸形、去除胼胝或者穿戴減壓鞋等方法進行干預,以預防 DFU 的發生[8, 32-33]。
我國一項研究顯示 DFU 患者的平均生存時間僅(4.72±0.12)年[34],可見 DFU 患者病死率高,平均生存期短,早期識別、診治高危足至關重要。目前關于 DFU 死因的研究顯示,DFU 患者主要死亡原因是心血管事件(主要為缺血性心臟病)和慢性腎臟疾病,其中神經性足潰瘍患者的死亡風險較高[35-36],這與本研究的結果類似。糖尿病大血管及微血管并發癥(心血管及腎臟疾病)在糖尿病足病患者的死因中占有較高的比重提示對糖尿病足病患者并發癥管理的重要性,尤其是心血管疾病及腎臟功能的保護,可延長糖尿病足病患者預期壽命。
綜上,對于糖尿病病程較長(尤其超過 10 年)的老年患者,及早篩查并治療 DPN、PAD 及相關慢性并發癥,可改善糖尿病足病患者預后,及早防治 DFU。此外,需警惕患有高尿酸血癥的患者,應積極控制血尿酸,延緩糖尿病相關并發癥的進程。然而,本研究的隨訪率不足 60%,因此未進行預后相關因素分析,其中部分死亡患者的死亡時間不能確定,對生存期分析存在一定的偏倚。未來將進一步完善研究,以更深入地探討 DFU 的防治。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