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黃勇, 黃雷震, 豐干鈞, 劉立岷, 宋躍明. 氨甲環酸應用于胸腰椎骨折前路手術的有效性與安全性評價. 華西醫學, 2020, 35(10): 1164-1169. doi: 10.7507/1002-0179.202008218 復制
胸腰段脊柱為胸椎與腰椎的轉折點,同時為胸椎后凸與腰椎前凸的轉換點,這一特征使其成為最易發生骨折的脊柱部位,胸腰椎骨折占脊柱骨折的 50% 以上[1]。胸腰椎骨折使脊柱承重能力喪失,并且時常合并脊髓神經損傷,導致起立行走或大小便功能障礙,嚴重影響工作生活[2-3]。通過手術重建脊柱穩定性、解除脊髓神經壓迫以及促進骨折愈合是其主要的治療手段[4]。前路手術治療該骨折能夠充分顯露傷椎的手術視野,直接清理骨折碎片和解除脊髓神經前方的壓迫而徹底減壓,避免對脊髓神經牽拉及醫源性神經損傷,促進神經功能的恢復[5]。但前路手術創傷大、手術時間長及腰大肌干擾等原因造成大量出血,影響患者術后的康復[6]。研究發現,人工合成的抗纖維蛋白溶解劑氨甲環酸(tranexamic acid,TXA)可以競爭性地與纖溶酶原等纖維蛋白溶解物的賴氨酸結合位點結合,抑制其活性,阻止纖維蛋白溶解與血塊降解,從而減少圍手術期的失血[7]。眾多研究表明 TXA 可有效應用于心臟、關節置換等手術中,并且不增加圍手術期的血栓風險[8-9]。但目前關于 TXA 應用于胸腰椎骨折前路手術的研究較少,且脊柱骨折合并脊髓損傷容易造成高凝狀態,TXA 的應用是否增加血栓并發癥相關風險尚不可知。因此,本研究旨在評價前路手術治療胸腰椎骨折的圍手術期靜脈應用 TXA 的止血效果及安全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研究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分委會批準[審批號:2017 年審(128)號],選擇 2017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本院收治的胸腰椎骨折患者。納入標準:① 年齡大于 18 歲;② CT 及 MRI 提示胸腰椎骨折;③ 無 TXA 過敏;④ 單節段骨折并經前路進行椎管減壓、植骨融合內固定術;⑤ 自愿加入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 合并嚴重胸腰椎后柱骨折需行后路手術;② 合并其他部位造成出血的骨折;③ 術前凝血功能異常;④ 術前常規服用抗凝藥物;⑤ 合并嚴重疾病不能手術。根據納入和排除標準,最終有 68 例患者入選本研究(超過按既往文獻失血量作為參考指標、檢驗水準α=0.05 及把握度 90% 所計算的樣本量),所有患者均在術前簽署知情同意書。根據隨機數表法將 68 例患者隨機分為 TXA 組(33 例)和對照組(35 例)。
1.2 治療方法
兩組患者均采用前路手術治療胸腰椎骨折,所有手術均由同一組醫師完成。TXA 組在術前 30 min 靜脈輸注第 1 劑 TXA,劑量為 15 mg/kg,在切皮前輸注完畢;間隔 8 h 后輸注第 2 劑相同劑量的 TXA。對照組在相同時間節點輸注等量生理鹽水。兩組余治療相同。輸注紅細胞懸液指征:術中或術后血紅蛋白濃度<70 g/L。術后指導患者咳嗽咳痰等肺部功能訓練,鼓勵患者肢體功能訓練,適當時機支具保護下下床活動。
1.3 觀察指標
1.3.1 一般資料
記錄患者年齡、性別、體質量指數、骨折部位、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級、美國脊髓損傷協會(American Spinal Injury Association,ASIA)脊髓損傷分級、手術時間、受傷時間(受傷至手術之間的時間)及住院時間。
1.3.2 失血相關指標及輸血情況
① 總失血量:根據患者身高、體重及紅細胞比容采用 Nadler 方程[10]計算;② 術中失血量:分為兩部分,一為吸引器液體量減去沖洗用水體積,二為血染紗布(1 塊紗布浸透血液按 50 mL 計算);③ 傷口引流量:術后 48 h 傷口引流量;④ 術前、術后 24 h 及術后 72 h 的血紅蛋白濃度及紅細胞比容;⑤ 記錄兩組輸血例數及輸注紅細胞總量。以上指標為觀察圍手術期使用 TXA 對止血的有效性評價依據。
1.3.3 凝血纖溶相關指標及血栓發生情況
① 術前、術后 24 h 及術后 72 h 檢查每例患者凝血功能及血常規,包括凝血酶原時間、國際標準化比值、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血小板計數、纖維蛋白原、D-二聚體及纖維蛋白原降解產物;② 血栓相關并發癥:術前均查雙下肢靜脈彩色多普勒超聲,如術后出現下肢腫脹、胸痛、新發肢體乏力,立即行血管超聲或 CT 血管造影檢查。以上指標為觀察圍手術期使用 TXA 的安全性評價依據。
1.4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采用 SPSS 23.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對計量資料進行正態性檢驗,若符合正態性分布,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若不符合正態分布,采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秩和檢驗。計數資料用絕對數表示,無序資料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校正χ2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有序資料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秩和檢驗。重復測量資料若滿足正態分布和方差齊性,采用重復測量方差分析,不滿足則采用非參數檢驗;經球形檢驗滿足協方差矩陣球對稱條件則采用 Sphericity Assumed 分析,不滿足則采用 Greenhouse-Geisser 分析。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本研究最終共納入 68 例患者,其中男 51 例,女 17 例;年齡 19~69 歲。兩組在年齡、性別、體質量指數、手術時間、骨折位置分布、ASA 麻醉分級、ASIA 脊髓損傷分級、受傷時間及住院時間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2.2 失血情況對比
與對照組相比,TXA 組總失血量、術中失血量及傷口引流量均明顯減少,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的血紅蛋白和紅細胞比容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血紅蛋白和紅細胞比容符合球形檢驗球對稱性(P>0.05),組別效應無統計學意義(F=1.246,P=0.348;F=1.571,P=0.273),時間效應有統計學意義(F=52.230,P<0.001;F=1 243.46,P<0.001),組別與時間不存在交互作用(F=0.702,P=0.532;F=0.634,P=0.563)。術前,TXA 組與對照組血紅蛋白及紅細胞比容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 24 h,TXA 組血紅蛋白和紅細胞比容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 72 h,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 24 h 及 72 h,兩組患者的血紅蛋白及紅細胞比容均較術前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2.3 凝血及纖溶指標比較
兩組患者各凝血及纖溶指標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所有指標符合球形檢驗球對稱性(P>0.05)。凝血酶原時間、國際標準化比值、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組別效應無統計學意義(P>0.05),時間效應無統計學意義(P>0.05),組別與時間不存在交互作用(P>0.05);血小板計數、纖維蛋白原、D-二聚體及纖維蛋白原降解產物指標組別效應無統計學意義(P>0.05),時間效應有統計學意義(P<0.05),組別與時間不存在交互作用(P>0.05)。兩組患者術前、術后 24 h 及 72 h 凝血酶原時間、國際標準化比值、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術后 24 h 及 72 h 凝血酶原時間、國際標準化比值、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與術前相比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術后 24 h 及 72 h 血小板計數與術前相比均下降(P<0.05),纖維蛋白原、D-二聚體及纖維蛋白原降解產物與術前相比均升高(P<0.05);但在術前、術后 24 h 及 72 h 兩組間的血小板計數、纖維蛋白原、D-二聚體及纖維蛋白原降解產物組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4。




2.4 輸血及血栓發生情況
TXA 組有 2 例(6.1%)患者需要異體輸血,總計輸注 3 U 紅細胞懸液;對照組有 9 例(25.7%)患者需要異體輸血,總計輸注紅細胞懸液 18 U;兩組輸血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839,P=0.028)。兩組患者未發生血栓相關并發癥。
3 討論
隨著交通運輸和現代工業的發展,胸腰椎骨折發生率越來越高,爆裂型骨折是其中最常見的類型,臨床特點為椎體爆裂樣骨折,后緣骨折塊及椎間盤組織突入椎管,椎體高度丟失伴局限后凸畸形,往往需要手術治療[11-12]。前路手術具有以下優勢[13-14]:① 能夠直接清理骨折碎塊和椎間盤組織解除壓迫,恢復椎管容積,徹底減壓,而不干擾脊髓神經;② 直接恢復前中柱結構序列,近階段椎間加壓固定減少應力集中,盡可能恢復脊柱生物力學;③ 避免對后柱結構的破壞。因此,前路手術非常適合胸腰椎爆裂型骨折。但前路手術操作技術要求較高、術中涉及胸腹腔臟器較多。此外,該術式由于創傷大、手術時間長、損傷腰大肌等原因造成出血量較多,增加器官血液灌注不足的風險。治療圍手術期貧血和凝血因子的消耗本身會增加患者出現輸血相關不良事件的風險[15-16],嚴重影響手術效果及預后,如果能夠減少圍手術期的出血,將對患者早期康復起到積極作用。
TXA 作為人工合成的賴氨酸衍生物,與賴氨酸的化學結構相似,與纖溶酶原的賴氨酸結合位點可逆性結合,具有高親和性,阻礙了含有賴氨酸殘基的纖維蛋白與纖溶酶的結合,從而抑制纖維蛋白的降解,進而減少失血[17]。TXA 減少圍手術期失血的有效性已被廣泛證實,Pong 等[18]對 17 例成人脊柱側凸畸形患者應用 TXA,與未應用 TXA 的對照組相比,該組患者的估計失血量下降約 50%,輸血概率大大降低。大樣本 meta 分析發現低劑量 TXA 能夠有效減少各類心臟手術的出血,減少輸血需求[19]。此外在關節置換、青少年脊柱側凸、腰椎融合等手術方面 TXA 也顯示良好的止血效應,大大降低圍手術期的出血[20-23]。本研究中 TXA 組與對照組患者的年齡、性別、體質量指數、手術時間之間無明顯差異,應用 TXA 可以顯著降低患者的總失血量與術中失血量,TXA 組患者血紅蛋白及紅細胞比容術后 24 h 與對照組相比具有統計學意義的提高,而在術后 72 h 雖有增加,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對照組患者接受更多的異體輸血相關,TXA 組 2 例患者共輸注 3 U 紅細胞懸液,而對照組有 9 例患者共輸注 18 U 紅細胞懸液。在住院時間方面,雖然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 TXA 組患者平均住院時間比對照組縮短 1 d,側面反映 TXA 促進患者的康復。綜上,胸腰椎骨折的前路手術治療應用 TXA 能夠明顯減少圍手術期出血,降低輸血概率。
TXA 應用劑量目前尚無統一定論。理論而言,劑量越高減少出血的效果越好,但隨之而來的是血栓風險提高。體外研究表明完全抑制纖維蛋白溶解所需要的 TXA 劑量兒童為 6.54 μg/kg,成人為 17.5 μg/kg,但體內尚不可知[24]。Kim 等[25]研究認為只有大劑量 TXA(10 mg/kg)而非小劑量(5 mg/kg)才能減少圍手術期失血,并且不會增加血栓相關風險。更有研究表明更高劑量(≥50 mg/kg)TXA 能夠有效減少圍手術期失血而不增加不良事件的發生率[26-27]。本研究由于所納入的是創傷性脊柱骨折患者,創傷和手術造成的骨結構破壞、炎性介質釋放、血管內膜損傷、骨髓入血以及組織因子釋放等造成血液凝血系統被廣泛激活,血液處于高凝狀態。為了在有效劑量的前提下實現安全性,我們綜合既往研究文獻[18-21]選用劑量為術前 15 mg/kg,間隔 8 h 再給予相同劑量。應用此方案后,兩組患者的術前、術后 24 h 及術后 72 h 凝血相關指標之間并無明顯差異,圍手術期中患者凝血功能狀態未見明顯異常。在并發癥方面,兩組患者未發現血栓相關不良事件,此上充分說明 TXA 應用于胸腰椎骨折前路手術具備良好的安全性。
綜上所述,應用 TXA 可以有效減少胸腰椎骨折前路手術的圍手術期總失血量與術中失血量,加速患者康復,減少異體輸血概率,并且不會增加圍手術期血栓相關不良事件的發生風險,顯示出良好的有效性與安全性,值得臨床推廣使用。
胸腰段脊柱為胸椎與腰椎的轉折點,同時為胸椎后凸與腰椎前凸的轉換點,這一特征使其成為最易發生骨折的脊柱部位,胸腰椎骨折占脊柱骨折的 50% 以上[1]。胸腰椎骨折使脊柱承重能力喪失,并且時常合并脊髓神經損傷,導致起立行走或大小便功能障礙,嚴重影響工作生活[2-3]。通過手術重建脊柱穩定性、解除脊髓神經壓迫以及促進骨折愈合是其主要的治療手段[4]。前路手術治療該骨折能夠充分顯露傷椎的手術視野,直接清理骨折碎片和解除脊髓神經前方的壓迫而徹底減壓,避免對脊髓神經牽拉及醫源性神經損傷,促進神經功能的恢復[5]。但前路手術創傷大、手術時間長及腰大肌干擾等原因造成大量出血,影響患者術后的康復[6]。研究發現,人工合成的抗纖維蛋白溶解劑氨甲環酸(tranexamic acid,TXA)可以競爭性地與纖溶酶原等纖維蛋白溶解物的賴氨酸結合位點結合,抑制其活性,阻止纖維蛋白溶解與血塊降解,從而減少圍手術期的失血[7]。眾多研究表明 TXA 可有效應用于心臟、關節置換等手術中,并且不增加圍手術期的血栓風險[8-9]。但目前關于 TXA 應用于胸腰椎骨折前路手術的研究較少,且脊柱骨折合并脊髓損傷容易造成高凝狀態,TXA 的應用是否增加血栓并發癥相關風險尚不可知。因此,本研究旨在評價前路手術治療胸腰椎骨折的圍手術期靜脈應用 TXA 的止血效果及安全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研究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分委會批準[審批號:2017 年審(128)號],選擇 2017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本院收治的胸腰椎骨折患者。納入標準:① 年齡大于 18 歲;② CT 及 MRI 提示胸腰椎骨折;③ 無 TXA 過敏;④ 單節段骨折并經前路進行椎管減壓、植骨融合內固定術;⑤ 自愿加入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 合并嚴重胸腰椎后柱骨折需行后路手術;② 合并其他部位造成出血的骨折;③ 術前凝血功能異常;④ 術前常規服用抗凝藥物;⑤ 合并嚴重疾病不能手術。根據納入和排除標準,最終有 68 例患者入選本研究(超過按既往文獻失血量作為參考指標、檢驗水準α=0.05 及把握度 90% 所計算的樣本量),所有患者均在術前簽署知情同意書。根據隨機數表法將 68 例患者隨機分為 TXA 組(33 例)和對照組(35 例)。
1.2 治療方法
兩組患者均采用前路手術治療胸腰椎骨折,所有手術均由同一組醫師完成。TXA 組在術前 30 min 靜脈輸注第 1 劑 TXA,劑量為 15 mg/kg,在切皮前輸注完畢;間隔 8 h 后輸注第 2 劑相同劑量的 TXA。對照組在相同時間節點輸注等量生理鹽水。兩組余治療相同。輸注紅細胞懸液指征:術中或術后血紅蛋白濃度<70 g/L。術后指導患者咳嗽咳痰等肺部功能訓練,鼓勵患者肢體功能訓練,適當時機支具保護下下床活動。
1.3 觀察指標
1.3.1 一般資料
記錄患者年齡、性別、體質量指數、骨折部位、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級、美國脊髓損傷協會(American Spinal Injury Association,ASIA)脊髓損傷分級、手術時間、受傷時間(受傷至手術之間的時間)及住院時間。
1.3.2 失血相關指標及輸血情況
① 總失血量:根據患者身高、體重及紅細胞比容采用 Nadler 方程[10]計算;② 術中失血量:分為兩部分,一為吸引器液體量減去沖洗用水體積,二為血染紗布(1 塊紗布浸透血液按 50 mL 計算);③ 傷口引流量:術后 48 h 傷口引流量;④ 術前、術后 24 h 及術后 72 h 的血紅蛋白濃度及紅細胞比容;⑤ 記錄兩組輸血例數及輸注紅細胞總量。以上指標為觀察圍手術期使用 TXA 對止血的有效性評價依據。
1.3.3 凝血纖溶相關指標及血栓發生情況
① 術前、術后 24 h 及術后 72 h 檢查每例患者凝血功能及血常規,包括凝血酶原時間、國際標準化比值、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血小板計數、纖維蛋白原、D-二聚體及纖維蛋白原降解產物;② 血栓相關并發癥:術前均查雙下肢靜脈彩色多普勒超聲,如術后出現下肢腫脹、胸痛、新發肢體乏力,立即行血管超聲或 CT 血管造影檢查。以上指標為觀察圍手術期使用 TXA 的安全性評價依據。
1.4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采用 SPSS 23.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對計量資料進行正態性檢驗,若符合正態性分布,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若不符合正態分布,采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秩和檢驗。計數資料用絕對數表示,無序資料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校正χ2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有序資料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秩和檢驗。重復測量資料若滿足正態分布和方差齊性,采用重復測量方差分析,不滿足則采用非參數檢驗;經球形檢驗滿足協方差矩陣球對稱條件則采用 Sphericity Assumed 分析,不滿足則采用 Greenhouse-Geisser 分析。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本研究最終共納入 68 例患者,其中男 51 例,女 17 例;年齡 19~69 歲。兩組在年齡、性別、體質量指數、手術時間、骨折位置分布、ASA 麻醉分級、ASIA 脊髓損傷分級、受傷時間及住院時間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2.2 失血情況對比
與對照組相比,TXA 組總失血量、術中失血量及傷口引流量均明顯減少,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的血紅蛋白和紅細胞比容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血紅蛋白和紅細胞比容符合球形檢驗球對稱性(P>0.05),組別效應無統計學意義(F=1.246,P=0.348;F=1.571,P=0.273),時間效應有統計學意義(F=52.230,P<0.001;F=1 243.46,P<0.001),組別與時間不存在交互作用(F=0.702,P=0.532;F=0.634,P=0.563)。術前,TXA 組與對照組血紅蛋白及紅細胞比容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 24 h,TXA 組血紅蛋白和紅細胞比容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 72 h,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 24 h 及 72 h,兩組患者的血紅蛋白及紅細胞比容均較術前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2.3 凝血及纖溶指標比較
兩組患者各凝血及纖溶指標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所有指標符合球形檢驗球對稱性(P>0.05)。凝血酶原時間、國際標準化比值、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組別效應無統計學意義(P>0.05),時間效應無統計學意義(P>0.05),組別與時間不存在交互作用(P>0.05);血小板計數、纖維蛋白原、D-二聚體及纖維蛋白原降解產物指標組別效應無統計學意義(P>0.05),時間效應有統計學意義(P<0.05),組別與時間不存在交互作用(P>0.05)。兩組患者術前、術后 24 h 及 72 h 凝血酶原時間、國際標準化比值、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術后 24 h 及 72 h 凝血酶原時間、國際標準化比值、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與術前相比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術后 24 h 及 72 h 血小板計數與術前相比均下降(P<0.05),纖維蛋白原、D-二聚體及纖維蛋白原降解產物與術前相比均升高(P<0.05);但在術前、術后 24 h 及 72 h 兩組間的血小板計數、纖維蛋白原、D-二聚體及纖維蛋白原降解產物組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4。




2.4 輸血及血栓發生情況
TXA 組有 2 例(6.1%)患者需要異體輸血,總計輸注 3 U 紅細胞懸液;對照組有 9 例(25.7%)患者需要異體輸血,總計輸注紅細胞懸液 18 U;兩組輸血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839,P=0.028)。兩組患者未發生血栓相關并發癥。
3 討論
隨著交通運輸和現代工業的發展,胸腰椎骨折發生率越來越高,爆裂型骨折是其中最常見的類型,臨床特點為椎體爆裂樣骨折,后緣骨折塊及椎間盤組織突入椎管,椎體高度丟失伴局限后凸畸形,往往需要手術治療[11-12]。前路手術具有以下優勢[13-14]:① 能夠直接清理骨折碎塊和椎間盤組織解除壓迫,恢復椎管容積,徹底減壓,而不干擾脊髓神經;② 直接恢復前中柱結構序列,近階段椎間加壓固定減少應力集中,盡可能恢復脊柱生物力學;③ 避免對后柱結構的破壞。因此,前路手術非常適合胸腰椎爆裂型骨折。但前路手術操作技術要求較高、術中涉及胸腹腔臟器較多。此外,該術式由于創傷大、手術時間長、損傷腰大肌等原因造成出血量較多,增加器官血液灌注不足的風險。治療圍手術期貧血和凝血因子的消耗本身會增加患者出現輸血相關不良事件的風險[15-16],嚴重影響手術效果及預后,如果能夠減少圍手術期的出血,將對患者早期康復起到積極作用。
TXA 作為人工合成的賴氨酸衍生物,與賴氨酸的化學結構相似,與纖溶酶原的賴氨酸結合位點可逆性結合,具有高親和性,阻礙了含有賴氨酸殘基的纖維蛋白與纖溶酶的結合,從而抑制纖維蛋白的降解,進而減少失血[17]。TXA 減少圍手術期失血的有效性已被廣泛證實,Pong 等[18]對 17 例成人脊柱側凸畸形患者應用 TXA,與未應用 TXA 的對照組相比,該組患者的估計失血量下降約 50%,輸血概率大大降低。大樣本 meta 分析發現低劑量 TXA 能夠有效減少各類心臟手術的出血,減少輸血需求[19]。此外在關節置換、青少年脊柱側凸、腰椎融合等手術方面 TXA 也顯示良好的止血效應,大大降低圍手術期的出血[20-23]。本研究中 TXA 組與對照組患者的年齡、性別、體質量指數、手術時間之間無明顯差異,應用 TXA 可以顯著降低患者的總失血量與術中失血量,TXA 組患者血紅蛋白及紅細胞比容術后 24 h 與對照組相比具有統計學意義的提高,而在術后 72 h 雖有增加,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對照組患者接受更多的異體輸血相關,TXA 組 2 例患者共輸注 3 U 紅細胞懸液,而對照組有 9 例患者共輸注 18 U 紅細胞懸液。在住院時間方面,雖然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 TXA 組患者平均住院時間比對照組縮短 1 d,側面反映 TXA 促進患者的康復。綜上,胸腰椎骨折的前路手術治療應用 TXA 能夠明顯減少圍手術期出血,降低輸血概率。
TXA 應用劑量目前尚無統一定論。理論而言,劑量越高減少出血的效果越好,但隨之而來的是血栓風險提高。體外研究表明完全抑制纖維蛋白溶解所需要的 TXA 劑量兒童為 6.54 μg/kg,成人為 17.5 μg/kg,但體內尚不可知[24]。Kim 等[25]研究認為只有大劑量 TXA(10 mg/kg)而非小劑量(5 mg/kg)才能減少圍手術期失血,并且不會增加血栓相關風險。更有研究表明更高劑量(≥50 mg/kg)TXA 能夠有效減少圍手術期失血而不增加不良事件的發生率[26-27]。本研究由于所納入的是創傷性脊柱骨折患者,創傷和手術造成的骨結構破壞、炎性介質釋放、血管內膜損傷、骨髓入血以及組織因子釋放等造成血液凝血系統被廣泛激活,血液處于高凝狀態。為了在有效劑量的前提下實現安全性,我們綜合既往研究文獻[18-21]選用劑量為術前 15 mg/kg,間隔 8 h 再給予相同劑量。應用此方案后,兩組患者的術前、術后 24 h 及術后 72 h 凝血相關指標之間并無明顯差異,圍手術期中患者凝血功能狀態未見明顯異常。在并發癥方面,兩組患者未發現血栓相關不良事件,此上充分說明 TXA 應用于胸腰椎骨折前路手術具備良好的安全性。
綜上所述,應用 TXA 可以有效減少胸腰椎骨折前路手術的圍手術期總失血量與術中失血量,加速患者康復,減少異體輸血概率,并且不會增加圍手術期血栓相關不良事件的發生風險,顯示出良好的有效性與安全性,值得臨床推廣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