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孫易紅, 王曉書, 任艷, 盧春燕, 田浩明, 陳濤. Gitelman綜合征患者的遺傳學研究. 華西醫學, 2021, 36(4): 488-492. doi: 10.7507/1002-0179.202001046 復制
Gitelman 綜合征（Gitelman syndrome，GS）為基因突變導致的常染色體隱性遺傳性疾病，主要臨床表現是持續性低血鉀，且多為中重度低血鉀，反復出現乏力、心悸等癥狀，增加了猝死風險[1-2]，尤其合并甲狀腺疾病時，低鉀癥狀更明顯[3-4]。GS 的病因為SLC12A3基因突變，導致遠曲小管鈉-氯協同轉運體通道蛋白功能障礙，從而導致遠曲小管對鈉、氯的重吸收減少，而機體為了維持正常的鈉、氯水平，使遠曲小管及集合管的鈉離子與氫離子、鈉離子與鉀離子交換增加，就形成了臨床上典型的低血鉀、高尿鉀、代謝性堿中毒表現。由于機體內電解質及水的丟失過多，使血容量減少，繼而激活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RAAS），臨床就表現為典型的繼發性醛固酮增多，但此類患者血壓通常不高。
目前國際上已有超過 488 種關于 GS 的基因突變報道，但國內文獻報道的僅有 80 種左右，中國人群突變熱點區域在 T60M 和 D486N ，常見突變類型為復合雜合突變[5-6]。為更進一步了解 GS 的臨床特點與基因突變類型，本研究納入了 GS 患者及其家系成員，通過二代測序技術篩查進一步了解 GS 潛在的致病基因。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擇 2015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內分泌代謝科住院診治，臨床及基因檢查確診為 GS 的患者。納入標準（全部滿足）：患者同時有低鉀血癥、尿鉀排出增多（24 h 尿鉀>25 mmoL），合并代謝性堿中毒，血漿腎素活性、醛固酮濃度、血管緊張素濃度增高。排除標準（滿足其一）：① 臨床診斷 GS，但拒絕送檢基因篩查者；② 患有高血壓。本研究已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審批號：2019 年審（556）號。
1.2 研究方法
1.2.1 生物化學及基因檢查
① 收集所有臨床診斷 GS 患者入院時的尿常規、血清肌酐、估算腎小球濾過率、促甲狀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游離甲狀腺素（free thyroxine，FT4）、同步血尿電解質、血氣分析、醛固酮、血漿腎素活性、血管緊張素Ⅱ，以及氫氯噻嗪/呋塞米試驗結果。
② 收集 GS 患者的外周血，并收集患者父母的外周血或指甲/趾甲；從外周血或指甲/趾甲中提取 DNA，采用二代測序的方法對先證者進行全外顯子的篩查，使用一代測序對先證者及核心家系成員驗證篩查出的潛在突變（北京智因公司）。
1.2.2 觀察指標
包括患者的性別、年齡、血壓、身高、體重、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病程、血鉀、血鎂、血鈣、同步 24 h 尿鉀及尿鈣、尿鈣/尿肌酐、醛固酮、血漿腎素活性、血管緊張素Ⅱ、氫氯噻嗪/呋塞米試驗、血清肌酐、估算腎小球濾過率、TSH、FT4、空腹血糖、肝功能。出院后門診或電話隨訪患者的血鉀、血鎂水平。患者血鉀>3.0 mmol/L、血鎂>0.6 mmol/L，提示治療達標[7]。
開展氫氯噻嗪/呋塞米試驗（試驗結果以文獻[8]為參考）以進一步明確 GS 患者的腎小管功能改變情況。因試驗需要，將診斷 GS 的患者作為 GS 組，同時納入其他病因的低鉀血癥患者作為對照組。對照組納入標準：患者同時有低鉀血癥、尿鉀排出增多（24 h 尿鉀>25 mmoL）；排除標準（滿足其一）：估算腎小球濾過率<60 mL/（min·1.73 m2），合并心肺功能不全，正在口服利尿劑。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Excel 2010 數據整理及表格制作。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
2 結果
2.1 一般臨床特征
共納入 15 例 GS 患者，男女性別比例 6∶9；平均年齡為（31.2±10.1）歲，平均 BMI 為（20.3±2.4）kg/m2，平均收縮壓為（115±11）mm Hg（1 mm Hg=0.133 kPa），平均舒張壓為（74±8）mm Hg。其中，男 6 例，年齡 14～52 歲，平均（32.0±14.8）歲；病程 3 d～29 年，中位時間為 4.5（0.4，11.8）年；女 9 例，年齡 24～44 歲，平均（30.8±6.6）歲；病程年 1～14 年，中位時間為 4.0（2.0，8.5）年。
15 例 GS 患者均以“低鉀血癥原因待查”收治入院，主要臨床表現為：乏力［9 例（60.0%）］、心悸［5 例（33.3%）］、肢體麻木［4 例（26.7%）］和雙手震顫［2 例（13.3%）］，同時出現多汗、胸悶、氣緊 1 例（6.7%），見表 1；6 例（患者 1、2、3、5、6、8）進行了先證者及其父母突變基因篩查，9 例（患者 4、7、9、10、11、12、13、14、15）因父母在外地或去世不能采集標本，僅進行了先證者基因篩查。
表1
GS 患者臨床特征
2.2 實驗室檢查結果
15 例 GS 患者的平均血鉀為（2.76±0.43）mmol/L（參考值 3.5～5.3 mmol/L），并伴有尿鉀排泄明顯增多，均>30 mmol/24 h，平均（76.43±51.47）mmol/24 h（參考值 25～100 mmol/24 h）；9 例存在低鎂血癥，平均血鎂（0.66±0.17）mmol/L（參考值 0.78～1.28 mmol/L）；10 例合并代謝性堿中毒，平均動脈血氣分析 pH 值為 7.45±0.26（參考值 7.35～7.45）。RAAS：14 例腎素活性>12 ng/（mL·h），1 例腎素活性為 66.25 ng/（mL·h）；醛固酮濃度平均（23.43±7.99）ng/dL（參考值 4.5～17.5 ng/dL）；血管緊張素Ⅱ平均濃度為（174.77±121.61）ng/L（參考值 28.2～52.2 ng/L）。TSH 平均濃度為 2.62（1.99，4.37）mU/L（參考值 0.27～4.20 mU/L），FT4 平均濃度為（18.03±3.25）pmol/L（參考值 12～22 pmol/L），見表 2。15 例 GS 患者空腹血糖、肝功能、血清肌酐、估算腎小球濾過率、血鈉、血氯均正常；7 例合并甲狀腺功能異常，但其低血鉀的癥狀較甲狀腺功能正常患者均無明顯加重。
表2
患者實驗室檢查結果
因氫氯噻嗪/呋塞米試驗流程復雜，且有加重低鉀血癥風險，15 例 GS 患者中僅 2 例配合進行，其他病因的低鉀血癥患者僅 4 例配合完成，結果提示其他病因的低鉀血癥患者對呋塞米有良好反應，對氫氯噻嗪反應稍弱，2 例 GS 患者對呋塞米有良好反應，對氫氯噻嗪反應明顯減弱。具體表現為：GS 患者進行呋塞米試驗時，氯離子清除率較未口服呋塞米前平均升高約 234.8%（參考值>223%）；進行氫氯噻嗪試驗時，氯離子清除率較未口服氫氯噻嗪前平均升高僅 12.5%。4 例其他低鉀血癥患者，進行呋塞米試驗時，氯離子清除率較未口服呋塞米前平均升高約 228.6%；進行氫氯噻嗪試驗時，氯離子清除率較未口服氫氯噻嗪前平均升高 113.5%。
2.3 治療及療效隨訪
15 例 GS 患者入院后主要給予氯化鉀口服藥液或緩釋片補充治療（6～9 g/d），其中 2 例聯合補充鎂劑。治療后，15 例患者血清鉀濃度升至 3.0 mmol/L，臨床癥狀明顯改善，但出院后仍反復出現乏力等低血鉀癥狀，尤以夏季為甚，復查血鉀多在 2.6～3.2 mmol/L，2 例患者補鎂后血鎂升至 0.6 mmol/L。
2.4 SLC12A3 基因突變
15 例 GS 患者中，6 例雜合突變（患者 1、2、3、4、6、11），9 例復合雜合突變（患者 5、7、8、9、10、12、13、14、15）。基因突變類型包括錯義突變 20 個（83.3%）、無義突變 1 個、單堿基缺失突變 1 個、缺失加插入突變 1 個和大片段基因缺失 1 個。其中 8 個基因突變既往未曾報道，包括 4 個錯義突變（c.539C>A/外顯子 4、c.1077C>G/外顯子 8、c.1967C>T/外顯子 16、c.2963T>C/外顯子 26）、1 個無義突變（c.2129C>A/外顯子 17）、1 個單個堿基缺失致框移突變（c.2543delA/外顯子 21）、1 個編碼序列的缺失和異常堿基序列插入（IVS7-1至C.976 缺失 GCGGACATTTTTG 插入 ACCGAAAATTTT）和 1 個大片段缺失（外顯子 7-8 部分編碼序列缺失）。見表 3。
表3
患者的 SLC12A3 基因突變情況
3 討論
本研究納入的 15 例 GS 患者的臨床表現與既往文獻報道疾病一致[5,9-14]。所有患者均有低血鉀，RAAS 激活，但血壓正常；其中 2 例進行了氫氯噻嗪/呋塞米試驗，均對呋塞米有反應，對氫氯噻嗪無反應。目前已報道的文獻中，發現大約有 90% 的患者存在低尿鈣，70% 左右的患者存在低血鎂[4-5]，但低尿鈣及低血鎂的機制尚不明確。本研究結果也顯示，并非所有的患者均有低血鎂，有 6 例血鎂≥0.7 mmol/L；14 例 24 h 尿鈣<2.5 mmol/24 h，1 例為 5.21 mmol/24 h，測定了尿鈣/尿肌酐的 11 例中，10 例比值 <0.2，1 例為 0.49，其尿鈣排泄特點與 2016 年改善全球腎臟病預后組織會議共識對 GS 患者疾病特征描述相符[7]。
在本研究中，臨床診斷 GS 的 15 例患者基因檢測均發現SLC12A3基因失活突變。6 例患者行家系檢查，患者 1、2、6 的致病突變來自于父親；患者 3 的致病突變來自母親；患者 5、8 為復合雜合突變，其父母各攜帶一個突變。已報到的突變類型包括錯義突變、缺失突變、無義突變、移碼突變等，其中錯義突變最常見，占 60% 以上，突變位點遍及整個轉運體蛋白，至今已報道 488 余個上述類型的 GS 致病突變位點[4]，而本研究中錯義突變占 83.3%。
文獻報道中亞裔人群以 c.179C>T 突變多見，中國人群中 c.1456G>A 突變也較多[5-6]。在本研究中，12 個為已報道的突變位點，2 例 c.179C>T 突變，3 例 c.1456G>A 突變，符合主要的突變趨勢；另外 10 個突變位點分別是 c.1664C>T、c.536T>A、c.634G>A、c.658G>A、c.911C>T、c.961C>T、c.1000C>T、c.2099T>C、c.2186G>T 和 c.2671C>G，均有文獻報道為致病突變[5,7,9-14]。
本研究發現 8 個尚未被報道的新致病突變，其中 4 個為錯義突變（c.539C>A, p.T180K、c.1077C>G, p.N359K、c.1967C>T, p.P656L、c.2963T>C, p.I988T），1 個為無義突變（c.2129C>A, p.S710X），1 個為單堿基缺失導致的框移突變（c.2543delA, p.D848fs），1 個為缺失和插入共存所致框移突變（IVS7-1 至 C.976 缺失 GCGGACATTTTG 插入 ACCGAAAATTTT），1 個為大片段基因缺失（外顯子 7-8 缺失）。
在這 8 個新發現的致病基因突變中，錯義突變 c.2963T>C, p.I988T 與大片段基因缺失（外顯子 7-8 缺失）共存在于患者 5，位于 26 號外顯子，為復合雜合突變，行家系遺傳篩查提示患者父母各攜帶 1 個突變基因。錯義突變 c.1967C>T, p.P656L 位于 16 號外顯子，分別與已報道的位于 12 號外顯子的熱點突變 c.1456G>A, p.D486N 和位于 1 號外顯子的 c.179C>T, p.T60M 共存于患者 8、10，均為復合雜合突變，患者 8 做了家系遺傳篩查，父母各攜帶 1 個突變基因。位于 8 號外顯子的錯義突變 c.1077C>G, p.N359K 和位于 17 號外顯子的無義突變 c.2129C>A, p.S710X 共存于患者 13，為復合雜合突變致病。單堿基缺失導致的框移突變 c.2543delA, p.D848fs 位于 12 號外顯子，與已報道的致病基因突變 c.658G>A, p. G220S 共存于患者 9，也為復合雜合突變致病。以上致病突變均為復合雜合突變，符合常染色體隱性遺傳性疾病復合雜合突變發病的特點，因此考慮為致病性突變。因大片段基因缺失（外顯子 7-8 缺失）、無義突變（c.2129C>A, p.S710X）及單堿基缺失導致的框移突變（c.2543delA, p.D848fs）均有巨大的生物學危害，故考慮三者均為致病突變。錯義突變 c.539C>A, p.T180K 位于 4 號外顯子，引起的氨基酸突變類型包含在 OMIM 數據庫（在線人類孟德爾遺傳）收錄的致病突變中，考慮為致病突變，并且與已報道的位于 13 號外顯子的 c.1664C>T, p.S555L 共存于患者 12，也符合常染色體隱性遺傳性疾病復合雜合突變致病的特點。1 個缺失和插入共存所致框移突變（IVS7-1 至 c.976 缺失 GCGGACATTTTG 插入 ACCGAAAATTTT）存在于患者 1，為雜合突變，行家系遺傳篩查，提示突變來自于父親，其父親也患有低鉀血癥，該突變明顯可引起氨基酸序列發生變化，有巨大的生物學危害，根據美國大學醫學遺傳學（ACMG）指南推測為致病突變基因[15]。
本研究的不足之處：① 標本量相對較小。但 GS 為罕見病，本研究共納入了 15 例 GS 患者，樣本量多于大部分已發表文獻的樣本量，且目前鮮有我國西南地區人群中 GS 遺傳學研究的報道，故本研究結果可提供一定 GS 患者的基因突變信息；② 對新發現的基因突變位點未進行功能學研究，僅通過遺傳學分析或軟件預測了突變可能對通道蛋白功能的影響，其中 3 個為生物學危害巨大的插入或缺失導致的移碼突變，但其他突變仍不能完全排除所發現新突變為多態性的可能。
綜上，本研究發現 8 個導致 GS 綜合征的新基因突變，為其遺傳特征提供了基因突變類型補充信息。新突變的確切致病機制有待后續研究進一步證實。
Gitelman 綜合征（Gitelman syndrome，GS）為基因突變導致的常染色體隱性遺傳性疾病，主要臨床表現是持續性低血鉀，且多為中重度低血鉀，反復出現乏力、心悸等癥狀，增加了猝死風險[1-2]，尤其合并甲狀腺疾病時，低鉀癥狀更明顯[3-4]。GS 的病因為SLC12A3基因突變，導致遠曲小管鈉-氯協同轉運體通道蛋白功能障礙，從而導致遠曲小管對鈉、氯的重吸收減少，而機體為了維持正常的鈉、氯水平，使遠曲小管及集合管的鈉離子與氫離子、鈉離子與鉀離子交換增加，就形成了臨床上典型的低血鉀、高尿鉀、代謝性堿中毒表現。由于機體內電解質及水的丟失過多，使血容量減少，繼而激活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RAAS），臨床就表現為典型的繼發性醛固酮增多，但此類患者血壓通常不高。
目前國際上已有超過 488 種關于 GS 的基因突變報道，但國內文獻報道的僅有 80 種左右，中國人群突變熱點區域在 T60M 和 D486N ，常見突變類型為復合雜合突變[5-6]。為更進一步了解 GS 的臨床特點與基因突變類型，本研究納入了 GS 患者及其家系成員，通過二代測序技術篩查進一步了解 GS 潛在的致病基因。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擇 2015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內分泌代謝科住院診治，臨床及基因檢查確診為 GS 的患者。納入標準（全部滿足）：患者同時有低鉀血癥、尿鉀排出增多（24 h 尿鉀>25 mmoL），合并代謝性堿中毒，血漿腎素活性、醛固酮濃度、血管緊張素濃度增高。排除標準（滿足其一）：① 臨床診斷 GS，但拒絕送檢基因篩查者；② 患有高血壓。本研究已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物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審批號：2019 年審（556）號。
1.2 研究方法
1.2.1 生物化學及基因檢查
① 收集所有臨床診斷 GS 患者入院時的尿常規、血清肌酐、估算腎小球濾過率、促甲狀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游離甲狀腺素（free thyroxine，FT4）、同步血尿電解質、血氣分析、醛固酮、血漿腎素活性、血管緊張素Ⅱ，以及氫氯噻嗪/呋塞米試驗結果。
② 收集 GS 患者的外周血，并收集患者父母的外周血或指甲/趾甲；從外周血或指甲/趾甲中提取 DNA，采用二代測序的方法對先證者進行全外顯子的篩查，使用一代測序對先證者及核心家系成員驗證篩查出的潛在突變（北京智因公司）。
1.2.2 觀察指標
包括患者的性別、年齡、血壓、身高、體重、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病程、血鉀、血鎂、血鈣、同步 24 h 尿鉀及尿鈣、尿鈣/尿肌酐、醛固酮、血漿腎素活性、血管緊張素Ⅱ、氫氯噻嗪/呋塞米試驗、血清肌酐、估算腎小球濾過率、TSH、FT4、空腹血糖、肝功能。出院后門診或電話隨訪患者的血鉀、血鎂水平。患者血鉀>3.0 mmol/L、血鎂>0.6 mmol/L，提示治療達標[7]。
開展氫氯噻嗪/呋塞米試驗（試驗結果以文獻[8]為參考）以進一步明確 GS 患者的腎小管功能改變情況。因試驗需要，將診斷 GS 的患者作為 GS 組，同時納入其他病因的低鉀血癥患者作為對照組。對照組納入標準：患者同時有低鉀血癥、尿鉀排出增多（24 h 尿鉀>25 mmoL）；排除標準（滿足其一）：估算腎小球濾過率<60 mL/（min·1.73 m2），合并心肺功能不全，正在口服利尿劑。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Excel 2010 數據整理及表格制作。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
2 結果
2.1 一般臨床特征
共納入 15 例 GS 患者，男女性別比例 6∶9；平均年齡為（31.2±10.1）歲，平均 BMI 為（20.3±2.4）kg/m2，平均收縮壓為（115±11）mm Hg（1 mm Hg=0.133 kPa），平均舒張壓為（74±8）mm Hg。其中，男 6 例，年齡 14～52 歲，平均（32.0±14.8）歲；病程 3 d～29 年，中位時間為 4.5（0.4，11.8）年；女 9 例，年齡 24～44 歲，平均（30.8±6.6）歲；病程年 1～14 年，中位時間為 4.0（2.0，8.5）年。
15 例 GS 患者均以“低鉀血癥原因待查”收治入院，主要臨床表現為：乏力［9 例（60.0%）］、心悸［5 例（33.3%）］、肢體麻木［4 例（26.7%）］和雙手震顫［2 例（13.3%）］，同時出現多汗、胸悶、氣緊 1 例（6.7%），見表 1；6 例（患者 1、2、3、5、6、8）進行了先證者及其父母突變基因篩查，9 例（患者 4、7、9、10、11、12、13、14、15）因父母在外地或去世不能采集標本，僅進行了先證者基因篩查。
表1
GS 患者臨床特征
2.2 實驗室檢查結果
15 例 GS 患者的平均血鉀為（2.76±0.43）mmol/L（參考值 3.5～5.3 mmol/L），并伴有尿鉀排泄明顯增多，均>30 mmol/24 h，平均（76.43±51.47）mmol/24 h（參考值 25～100 mmol/24 h）；9 例存在低鎂血癥，平均血鎂（0.66±0.17）mmol/L（參考值 0.78～1.28 mmol/L）；10 例合并代謝性堿中毒，平均動脈血氣分析 pH 值為 7.45±0.26（參考值 7.35～7.45）。RAAS：14 例腎素活性>12 ng/（mL·h），1 例腎素活性為 66.25 ng/（mL·h）；醛固酮濃度平均（23.43±7.99）ng/dL（參考值 4.5～17.5 ng/dL）；血管緊張素Ⅱ平均濃度為（174.77±121.61）ng/L（參考值 28.2～52.2 ng/L）。TSH 平均濃度為 2.62（1.99，4.37）mU/L（參考值 0.27～4.20 mU/L），FT4 平均濃度為（18.03±3.25）pmol/L（參考值 12～22 pmol/L），見表 2。15 例 GS 患者空腹血糖、肝功能、血清肌酐、估算腎小球濾過率、血鈉、血氯均正常；7 例合并甲狀腺功能異常，但其低血鉀的癥狀較甲狀腺功能正常患者均無明顯加重。
表2
患者實驗室檢查結果
因氫氯噻嗪/呋塞米試驗流程復雜，且有加重低鉀血癥風險，15 例 GS 患者中僅 2 例配合進行，其他病因的低鉀血癥患者僅 4 例配合完成，結果提示其他病因的低鉀血癥患者對呋塞米有良好反應，對氫氯噻嗪反應稍弱，2 例 GS 患者對呋塞米有良好反應，對氫氯噻嗪反應明顯減弱。具體表現為：GS 患者進行呋塞米試驗時，氯離子清除率較未口服呋塞米前平均升高約 234.8%（參考值>223%）；進行氫氯噻嗪試驗時，氯離子清除率較未口服氫氯噻嗪前平均升高僅 12.5%。4 例其他低鉀血癥患者，進行呋塞米試驗時，氯離子清除率較未口服呋塞米前平均升高約 228.6%；進行氫氯噻嗪試驗時，氯離子清除率較未口服氫氯噻嗪前平均升高 113.5%。
2.3 治療及療效隨訪
15 例 GS 患者入院后主要給予氯化鉀口服藥液或緩釋片補充治療（6～9 g/d），其中 2 例聯合補充鎂劑。治療后，15 例患者血清鉀濃度升至 3.0 mmol/L，臨床癥狀明顯改善，但出院后仍反復出現乏力等低血鉀癥狀，尤以夏季為甚，復查血鉀多在 2.6～3.2 mmol/L，2 例患者補鎂后血鎂升至 0.6 mmol/L。
2.4 SLC12A3 基因突變
15 例 GS 患者中，6 例雜合突變（患者 1、2、3、4、6、11），9 例復合雜合突變（患者 5、7、8、9、10、12、13、14、15）。基因突變類型包括錯義突變 20 個（83.3%）、無義突變 1 個、單堿基缺失突變 1 個、缺失加插入突變 1 個和大片段基因缺失 1 個。其中 8 個基因突變既往未曾報道，包括 4 個錯義突變（c.539C>A/外顯子 4、c.1077C>G/外顯子 8、c.1967C>T/外顯子 16、c.2963T>C/外顯子 26）、1 個無義突變（c.2129C>A/外顯子 17）、1 個單個堿基缺失致框移突變（c.2543delA/外顯子 21）、1 個編碼序列的缺失和異常堿基序列插入（IVS7-1至C.976 缺失 GCGGACATTTTTG 插入 ACCGAAAATTTT）和 1 個大片段缺失（外顯子 7-8 部分編碼序列缺失）。見表 3。
表3
患者的 SLC12A3 基因突變情況
3 討論
本研究納入的 15 例 GS 患者的臨床表現與既往文獻報道疾病一致[5,9-14]。所有患者均有低血鉀，RAAS 激活，但血壓正常；其中 2 例進行了氫氯噻嗪/呋塞米試驗，均對呋塞米有反應，對氫氯噻嗪無反應。目前已報道的文獻中，發現大約有 90% 的患者存在低尿鈣，70% 左右的患者存在低血鎂[4-5]，但低尿鈣及低血鎂的機制尚不明確。本研究結果也顯示，并非所有的患者均有低血鎂，有 6 例血鎂≥0.7 mmol/L；14 例 24 h 尿鈣<2.5 mmol/24 h，1 例為 5.21 mmol/24 h，測定了尿鈣/尿肌酐的 11 例中，10 例比值 <0.2，1 例為 0.49，其尿鈣排泄特點與 2016 年改善全球腎臟病預后組織會議共識對 GS 患者疾病特征描述相符[7]。
在本研究中，臨床診斷 GS 的 15 例患者基因檢測均發現SLC12A3基因失活突變。6 例患者行家系檢查，患者 1、2、6 的致病突變來自于父親；患者 3 的致病突變來自母親；患者 5、8 為復合雜合突變，其父母各攜帶一個突變。已報到的突變類型包括錯義突變、缺失突變、無義突變、移碼突變等，其中錯義突變最常見，占 60% 以上，突變位點遍及整個轉運體蛋白，至今已報道 488 余個上述類型的 GS 致病突變位點[4]，而本研究中錯義突變占 83.3%。
文獻報道中亞裔人群以 c.179C>T 突變多見，中國人群中 c.1456G>A 突變也較多[5-6]。在本研究中，12 個為已報道的突變位點，2 例 c.179C>T 突變，3 例 c.1456G>A 突變，符合主要的突變趨勢；另外 10 個突變位點分別是 c.1664C>T、c.536T>A、c.634G>A、c.658G>A、c.911C>T、c.961C>T、c.1000C>T、c.2099T>C、c.2186G>T 和 c.2671C>G，均有文獻報道為致病突變[5,7,9-14]。
本研究發現 8 個尚未被報道的新致病突變，其中 4 個為錯義突變（c.539C>A, p.T180K、c.1077C>G, p.N359K、c.1967C>T, p.P656L、c.2963T>C, p.I988T），1 個為無義突變（c.2129C>A, p.S710X），1 個為單堿基缺失導致的框移突變（c.2543delA, p.D848fs），1 個為缺失和插入共存所致框移突變（IVS7-1 至 C.976 缺失 GCGGACATTTTG 插入 ACCGAAAATTTT），1 個為大片段基因缺失（外顯子 7-8 缺失）。
在這 8 個新發現的致病基因突變中，錯義突變 c.2963T>C, p.I988T 與大片段基因缺失（外顯子 7-8 缺失）共存在于患者 5，位于 26 號外顯子，為復合雜合突變，行家系遺傳篩查提示患者父母各攜帶 1 個突變基因。錯義突變 c.1967C>T, p.P656L 位于 16 號外顯子，分別與已報道的位于 12 號外顯子的熱點突變 c.1456G>A, p.D486N 和位于 1 號外顯子的 c.179C>T, p.T60M 共存于患者 8、10，均為復合雜合突變，患者 8 做了家系遺傳篩查，父母各攜帶 1 個突變基因。位于 8 號外顯子的錯義突變 c.1077C>G, p.N359K 和位于 17 號外顯子的無義突變 c.2129C>A, p.S710X 共存于患者 13，為復合雜合突變致病。單堿基缺失導致的框移突變 c.2543delA, p.D848fs 位于 12 號外顯子，與已報道的致病基因突變 c.658G>A, p. G220S 共存于患者 9，也為復合雜合突變致病。以上致病突變均為復合雜合突變，符合常染色體隱性遺傳性疾病復合雜合突變發病的特點，因此考慮為致病性突變。因大片段基因缺失（外顯子 7-8 缺失）、無義突變（c.2129C>A, p.S710X）及單堿基缺失導致的框移突變（c.2543delA, p.D848fs）均有巨大的生物學危害，故考慮三者均為致病突變。錯義突變 c.539C>A, p.T180K 位于 4 號外顯子，引起的氨基酸突變類型包含在 OMIM 數據庫（在線人類孟德爾遺傳）收錄的致病突變中，考慮為致病突變，并且與已報道的位于 13 號外顯子的 c.1664C>T, p.S555L 共存于患者 12，也符合常染色體隱性遺傳性疾病復合雜合突變致病的特點。1 個缺失和插入共存所致框移突變（IVS7-1 至 c.976 缺失 GCGGACATTTTG 插入 ACCGAAAATTTT）存在于患者 1，為雜合突變，行家系遺傳篩查，提示突變來自于父親，其父親也患有低鉀血癥，該突變明顯可引起氨基酸序列發生變化，有巨大的生物學危害，根據美國大學醫學遺傳學（ACMG）指南推測為致病突變基因[15]。
本研究的不足之處：① 標本量相對較小。但 GS 為罕見病，本研究共納入了 15 例 GS 患者，樣本量多于大部分已發表文獻的樣本量，且目前鮮有我國西南地區人群中 GS 遺傳學研究的報道，故本研究結果可提供一定 GS 患者的基因突變信息；② 對新發現的基因突變位點未進行功能學研究，僅通過遺傳學分析或軟件預測了突變可能對通道蛋白功能的影響，其中 3 個為生物學危害巨大的插入或缺失導致的移碼突變，但其他突變仍不能完全排除所發現新突變為多態性的可能。
綜上，本研究發現 8 個導致 GS 綜合征的新基因突變，為其遺傳特征提供了基因突變類型補充信息。新突變的確切致病機制有待后續研究進一步證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