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積極心理學的興起和發展，與積極心理學密切相關的心理彈性也逐漸成為一個研究熱點，并被應用到精神疾病的研究中。該文在介紹心理彈性的概念、理論模型及測量工具基礎上，綜述了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水平及其相關影響因素，就其現存問題及下一步研究提出建議，期望為臨床針對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制定系統、高效、個性化的干預措施提供科學依據。
引用本文： 羅霞, 林小玲. 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的研究現狀及展望. 華西醫學, 2021, 36(11): 1628-1633. doi: 10.7507/1002-0179.201911307 復制
雙相障礙又稱躁郁癥，患者常反復交替出現情感高漲或低落兩個極端，多年輕起病[1]，具有高發病率[2]、高復發率[3]和高自殺率[4]的特點，且普遍存在共病現象[1, 5]。根據中國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最新結果，雙相障礙終身患病率為 0.6%，12 個月患病率為 0.5%[2]。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會影響其對重大生活事件的應對能力，疾病本身所致的情感爆發也是一種應激事件，若患者不能采取積極策略來有效管理自己的情緒，適應疾病狀態，便很難保持心理健康，從而影響其功能結局，如心理社會功能和生活質量[6]。本文擬對心理彈性的概念、理論模型和測量工具，以及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的研究現狀、影響因素進行回顧分析，并探討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研究目前存在的問題和未來的研究展望，以期為雙相障礙患者的臨床干預和康復提供科學依據。
1 心理彈性的概念及理論模型
心理彈性又稱抗逆力、復原力或韌性，指個體在經歷應激或創傷性事件時，采取積極策略來應對和適應不利環境，保持或恢復心理健康的能力，是個體面對逆境時心理、生理、社會、環境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7]。心理彈性的研究源于美國，對其概念學界至今尚未達成共識。目前主要有 3 種：① 結果性定義注重發展結果，指個體在適應或發展受威脅時仍能表現出良好結果[8]；② 過程性定義指個體通過一系列能力或特征的動態交互作用在逆境中仍能良好適應，甚至超常發揮的動態過程[9-10]；③ 品質性定義將心理彈性視為個體能夠靈活應對外界多變環境的一種品質或特征[11]。目前研究使用較多的為過程性定義。
心理彈性的早期模型包括 Garmezy 等 [12]提出的 3 種模型和 Rutter[13]提出的心理彈性發展模型，前者從保護性因素和危險性因素的關系出發來探討心理彈性的作用機制，后者介紹了 4 種機制來解釋保護性因素如何減緩危險性因素對個體的影響。后隨心理學研究的發展，研究者們開始從多角度、多系統去理解心理彈性的發生機制，其中最典型的是 Richardson 等[14]的身心動態平衡模型和 Kumpfer[15]的心理彈性框架。身心動態平衡模型關注個體身體、心靈和精神的動態平衡，認為個體在平時處于平衡狀態，當面臨壓力或困境時，為維持平衡會調動內外的保護性因素來對抗壓力[14]。心理彈性框架則更關注心理彈性的動態性和過程性[15]，是目前最被接受的一種模型，個體在面對壓力或挑戰時，在危險因素和保護因素雙重影響下與環境相互作用，通過個體內部心理彈性過程進行知覺和再構造，出現心理彈性重組或適應不良重組。但此框架仍有一些不足之處，如認知情感因素對童年經歷和適應結局之間的關系是否存在一些中介或調節作用，在 Kumpfer[15] 的心理彈性框架中未進行說明，并且此框架對于雙相障礙患者的適用性尚有待探討。
2 心理彈性的測量工具
對心理彈性進行量化是心理彈性領域的重要應用研究。最初的心理彈性測量工具集中考察彈性的個人特質[16]，后逐漸納入家庭等因素。但既往關于心理彈性的研究多針對學生或青少年群體，研究對象相對局限。并且國內的心理彈性測量工具多由國外量表漢化而來，其本土化程度還不夠，無法完整反映中國特定群體的心理彈性特征。目前使用較多的有心理彈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RS-25）[17]、成人心理彈性量表[18]和康納-戴維森心理彈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19]等，但這些量表多為普適性量表，不一定適用于精神疾病患者。鑒于雙相障礙患者的特殊性，Echezarraga 等[20]于 2017 年編制了專門針對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的雙相障礙心理彈性量表（Resilience Questionnaire for Bipolar Disorder，RBD），該量表共 23 個條目，包括自我管理、轉折點、自理、自信和人際支持 5 個維度。采用 Likert 5 級評分，從 1 “非常不同意”到 5 “非常同意”。此量表根據受試者過去 2 周的感受進行評分，分數越高心理彈性越好。該問卷具有較好的信效度，Cronbach α 系數為0.91，是測量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最為理想的研究工具[21]，但目前該量表在雙相障礙患者中的應用仍不夠廣泛。
3 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的研究現狀
本文于中國知網、萬方、維普和中國生物醫學文獻服務系統，以“雙相障礙”“心境障礙”“心理彈性”“心理韌性”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檢索時間截止到 2021 年 11 月，共檢索到 5 篇研究雙相障礙心理彈性的文獻。在國外心理學權威數據庫 PsycINFO、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 和 Cochrane 數據庫輸入關鍵詞“bipolar disorder”“resilience”，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文獻，截止到 2021 年 11 月，共檢索到相關文獻 51 篇。
既往研究表明，精神疾病患者的心理彈性水平普遍低于健康人群，包括精神分裂癥[22]、重度抑郁障礙[23]以及雙相障礙患者[6, 22, 24-29]等。如費龍才等[29]用 CD-RISC 量表對 40 例緩解期雙相障礙患者和 40 名健康人群進行測量發現，緩解期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水平普遍低于健康人群，包括心理彈性總分及堅韌性、力量性、樂觀性各維度。Gooding 等[30]對 23 例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半結構訪談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可發展出對負面事件的適應能力，即心理彈性能力，但相較于雙相障礙患者孰高孰低，尚無統一定論。Deng 等[22]對 81 例精神分裂癥患者、34 例雙相障礙Ⅰ型患者和 52 名健康人群心理彈性與認知功能關系的研究中就發現，雙相障礙Ⅰ型患者的心理彈性雖然低于健康人群，但要高于精神分裂癥患者。而 Mizuno 等[27-28]的研究卻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與雙相障礙Ⅰ型患者之間的心理彈性無顯著差異。綜上，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水平普遍差于健康人群，普遍高于精神分裂癥患者，但缺乏與其他精神疾病（如重度抑郁障礙等）的對比研究和縱向研究。
4 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的影響因素
4.1 社會人口學特征
研究表明，年齡[27, 31-32]、文化水平[25]等會對心理彈性有一定影響。如 Mizuno 等[27]的研究發現，雙相障礙Ⅰ型患者的年齡與心理彈性存在相關。在其他精神疾病患者中也存在類似結果，如在抑郁癥患者中，30 歲以下患者的心理彈性要低于 30 歲以上者[31]；孔田甜[32]對 549 例遭遇精神創傷事件患者的研究也發現，心理彈性水平隨年齡增長而提高。此外，Choi 等[25]招募了 62 例緩解期門診雙相障礙患者（包括Ⅰ型和Ⅱ型）以及 62 名年齡、性別與雙相障礙組相匹配的健康個體，發現心理彈性水平與患者的受教育時間呈正相關。這說明隨年齡增長，文化水平的提高，人生閱歷的豐富，患者更能承受壓力，從而具有更高的心理彈性水平。
4.2 疾病相關特征
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還可能會受到疾病臨床特征的影響，包括抑郁發作次數、抑郁癥狀、臨床癥狀等。如 Choi 等[25]的研究發現，雙相障礙患者（包括Ⅰ型和Ⅱ型）的心理彈性水平與抑郁發作次數和臨床癥狀顯著相關，但與發病年齡和病程無關。Bozikas 等[24]對 40 例處于臨床穩定期雙相障礙患者的研究顯示，心理彈性與抑郁發作次數不相關，但與抑郁癥狀顯著相關，并且與躁狂癥狀、躁狂發作次數、住院次數和病程也無明顯相關關系。Mizuno 等[27]對 60 例雙相障礙Ⅰ型患者的研究也表明，心理彈性與抑郁水平呈負相關關系，而與躁狂水平、病程、住院次數、使用抗精神病藥物的劑量和病前智商等均無相關關系。可見，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與其抑郁程度顯著相關，而與其他臨床特征的相關性尚有待考證。
4.3 情感氣質
研究顯示，雙相障礙患者的情感氣質相較于一般人群而言具有其獨特性[33]。Akiskal 等[34]認為特定的情感氣質可能是引起心境障礙的原因之一。不同個體對于同一應激源或不良事件的生理和心理反應各不相同，這些個體差異與心理彈性有關[35]。Choi 等[25]的研究發現，與對照組相比，緩解期門診雙相障礙患者（包括Ⅰ型和Ⅱ型）有更高的沖動水平和更低的心理彈性水平，并且在控制了年齡、性別、受教育時間和臨床癥狀的情況下，心理彈性與沖動水平呈負相關；與 Kesebir 等[23]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心理彈性尤其是家庭凝聚力維度，與易怒氣質顯著負相關。這說明改善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水平，降低沖動水平，有利于疾病預后。
4.4 童年創傷
既往研究多將童年創傷和心理彈性作為預測因子來探索其對生活質量[36]、心理健康[37]、抑郁癥狀[37-39]和自殺風險[39-40]等的影響，而較少直接研究童年創傷與心理彈性的相關關系。在健康人群中，有研究顯示，童年創傷是心理彈性的最強預測因子[41]。而針對童年創傷對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影響的研究，目前僅檢索到 1 篇[42]。在 Kesebir 等[42]針對 100 例緩解期雙相障礙Ⅰ型患者的研究中，有 35% 存在童年創傷，并且童年創傷與心理彈性呈負相關。在其他人群中亦呈現類似結果，如 Marx 等[43]研究兒童創傷背景下社交焦慮障礙與創傷后應激障礙患者心理彈性差異時發現，在社交焦慮障礙組和創傷后應激障礙組中，心理彈性與兒童創傷無顯著相關，但在包括健康組的總樣本中，心理彈性與童年創傷（包括兒童期創傷總分和情感忽視、情感虐待維度）呈負相關。與 Campbell-Sills 等[44]、徐樂樂等[45]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這說明童年創傷會對心理彈性產生一定影響，一個擁有幸福童年的個體往往能更好地應對壓力，反之則更脆弱，但在雙相障礙患者中的影響尚有待進一步研究。
4.5 疾病功能結局
4.5.1 認知功能
認知功能指機體在認識世界過程中涉及的各種心理活動的能力，包括注意、記憶、學習、抽象思維和判斷、執行等多個認知功能域[46]。有研究指出，適應能力強的人在面對逆境時往往具有積極的解釋風格，具有較強的重新評價和接受的能力，這些均被認為是認知功能的特征[47-49]。既往有研究表明，健康成年人的認知功能與心理彈性水平呈正相關[41]，但目前鮮有針對認知功能和心理彈性直接關系的研究，針對雙相障礙患者認知功能和心理彈性的研究目前僅檢索到 1 項，該研究采用韋氏成人智力量表的信息分量表、言語流利度測試和 N-back 任務分別對 81 例精神分裂癥患者、34 例雙相障礙Ⅰ型患者和 52 名健康人群進行語言理解能力、執行功能和工作記憶的測量，結果顯示，總樣本的心理彈性水平與認知功能的 3 個維度均顯著正相關，而 2 個診斷亞組的心理彈性卻與認知功能無相關關系[22]。但該研究沒有測量整套的認知功能，不排除心理彈性會與其他未測量的認知維度存在相關的可能性，未來研究應更多地使用整套的認知測量工具，如威斯康辛卡片分類測驗[50]或社會認知測試[51]，或許能更好地識別心理彈性與認知功能的關系。
4.5.2 心理社會功能
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與心理社會功能顯著相關。Echezarraga 等[21]用 RBD 量表對 125 例雙相障礙患者（包括Ⅰ型和Ⅱ型）進行的縱向研究結果表明，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社會功能與心理彈性的多個維度均存在相關關系，其中心理社會功能與轉折點維度呈正相關，與自我照護和自信維度呈負相關。Bozikas 等[24]使用 CD-RISC 量表對 40 例處于臨床穩定期雙相障礙患者的研究也顯示，心理彈性水平與心理社會功能損害情況呈負相關。Wingo 等[52]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心理彈性與更完整的心理社會功能有關。然而，Mizuno 等[27]用 RS-25 量表對 60 例雙相障礙Ⅰ型患者的研究發現，在進行 Bonferroni 校正后，心理彈性與心理社會功能不存在相關。當然以上結果的不一致也可能與研究工具的不一致和樣本的異質性有關。總體來說，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水平越高，心理社會功能越好。
4.5.3 生活質量
研究表明，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與生活質量存在相關[27]，可通過提高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來改善其生活質量[6]。Echezarraga 等[21]的研究顯示，雙相障礙患者的自我照護能力和自信程度與生活質量呈正相關，而轉折點維度與更低的生活質量有關。Post 等[53]對 60 例門診雙相障礙Ⅰ型患者的研究也顯示，病情較輕的雙相障礙患者的生活質量與心理彈性顯著相關，與 Wartelsteiner 等[54]對 52 例處于臨床穩定期的門診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研究結果一致。但 Hofer 等[26]的研究卻顯示，雖然心理彈性可以預測精神分裂癥患者和雙相障礙患者的生活質量，但在考慮了心理彈性的影響之后，緩解期雙相障礙患者的生活質量與健康對照組無顯著差異，而緩解期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生活質量仍顯著低于健康對照組，可見心理彈性對精神分裂癥和雙相障礙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
5 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的干預措施
根據心理彈性的動態性，有學者希望通過一些干預手段來提高患者的心理彈性，如認知療法[55-56]、正念療法[57]和瑜伽療法[58]等，進而緩解疾病癥狀，改善疾病結局。目前已有較多針對心理彈性的干預研究，尤其癌癥患者[57, 59-60]多見，但在精神疾病領域的研究相對較少[55]，尚未見針對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的干預研究。建議今后根據雙相障礙患者疾病不同階段的心理彈性特點，參照恰當的心理彈性理論框架，制定有效的干預措施來提高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
6 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研究的特點及研究展望
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水平普遍偏低，且與多種因素有關，是患者功能結局的重要預測因子。關于雙相障礙心理彈性的研究有以下特點：① 目前研究多為橫斷面描述性研究，質性訪談較少，鮮有縱向研究或干預性研究，忽略了心理彈性會隨時間、病情等動態變化的特點；② 研究對象局限，既往研究納入的雙相障礙患者多為緩解期雙相障礙Ⅰ型患者，缺乏針對雙相障礙患者不同時相心理彈性的比較研究，且對“緩解期”的定義也不一致，當然也可能是因為患者在躁狂狀態下的自知力欠全，主觀的心理彈性會受到影響，相比之下，在抑郁期和緩解期的患者能提供更為可靠的自我報告，故針對不同時相的研究較少；③ 研究工具不一，較少使用專門針對雙相障礙患者的特異性量表，使各研究間結果缺乏可比性，且所用研究工具多為主觀評定量表，結果的真實性易受患者情緒癥狀影響；④ 所選研究變量缺乏理論指導，且較少關于心理彈性理論模型構建的研究。
心理彈性作為一種重要的心理特質，對于雙相障礙患者的疾病預后和生活質量具有重要意義，但目前國內外在這方面的研究仍相對匱乏，未來可進一步增加心理彈性與患者的認知功能、治療依從性等方面的研究，探索更加行之有效的干預措施。
雙相障礙又稱躁郁癥，患者常反復交替出現情感高漲或低落兩個極端，多年輕起病[1]，具有高發病率[2]、高復發率[3]和高自殺率[4]的特點，且普遍存在共病現象[1, 5]。根據中國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最新結果，雙相障礙終身患病率為 0.6%，12 個月患病率為 0.5%[2]。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會影響其對重大生活事件的應對能力，疾病本身所致的情感爆發也是一種應激事件，若患者不能采取積極策略來有效管理自己的情緒，適應疾病狀態，便很難保持心理健康，從而影響其功能結局，如心理社會功能和生活質量[6]。本文擬對心理彈性的概念、理論模型和測量工具，以及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的研究現狀、影響因素進行回顧分析，并探討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研究目前存在的問題和未來的研究展望，以期為雙相障礙患者的臨床干預和康復提供科學依據。
1 心理彈性的概念及理論模型
心理彈性又稱抗逆力、復原力或韌性，指個體在經歷應激或創傷性事件時，采取積極策略來應對和適應不利環境，保持或恢復心理健康的能力，是個體面對逆境時心理、生理、社會、環境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7]。心理彈性的研究源于美國，對其概念學界至今尚未達成共識。目前主要有 3 種：① 結果性定義注重發展結果，指個體在適應或發展受威脅時仍能表現出良好結果[8]；② 過程性定義指個體通過一系列能力或特征的動態交互作用在逆境中仍能良好適應，甚至超常發揮的動態過程[9-10]；③ 品質性定義將心理彈性視為個體能夠靈活應對外界多變環境的一種品質或特征[11]。目前研究使用較多的為過程性定義。
心理彈性的早期模型包括 Garmezy 等 [12]提出的 3 種模型和 Rutter[13]提出的心理彈性發展模型，前者從保護性因素和危險性因素的關系出發來探討心理彈性的作用機制，后者介紹了 4 種機制來解釋保護性因素如何減緩危險性因素對個體的影響。后隨心理學研究的發展，研究者們開始從多角度、多系統去理解心理彈性的發生機制，其中最典型的是 Richardson 等[14]的身心動態平衡模型和 Kumpfer[15]的心理彈性框架。身心動態平衡模型關注個體身體、心靈和精神的動態平衡，認為個體在平時處于平衡狀態，當面臨壓力或困境時，為維持平衡會調動內外的保護性因素來對抗壓力[14]。心理彈性框架則更關注心理彈性的動態性和過程性[15]，是目前最被接受的一種模型，個體在面對壓力或挑戰時，在危險因素和保護因素雙重影響下與環境相互作用，通過個體內部心理彈性過程進行知覺和再構造，出現心理彈性重組或適應不良重組。但此框架仍有一些不足之處，如認知情感因素對童年經歷和適應結局之間的關系是否存在一些中介或調節作用，在 Kumpfer[15] 的心理彈性框架中未進行說明，并且此框架對于雙相障礙患者的適用性尚有待探討。
2 心理彈性的測量工具
對心理彈性進行量化是心理彈性領域的重要應用研究。最初的心理彈性測量工具集中考察彈性的個人特質[16]，后逐漸納入家庭等因素。但既往關于心理彈性的研究多針對學生或青少年群體，研究對象相對局限。并且國內的心理彈性測量工具多由國外量表漢化而來，其本土化程度還不夠，無法完整反映中國特定群體的心理彈性特征。目前使用較多的有心理彈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RS-25）[17]、成人心理彈性量表[18]和康納-戴維森心理彈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19]等，但這些量表多為普適性量表，不一定適用于精神疾病患者。鑒于雙相障礙患者的特殊性，Echezarraga 等[20]于 2017 年編制了專門針對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的雙相障礙心理彈性量表（Resilience Questionnaire for Bipolar Disorder，RBD），該量表共 23 個條目，包括自我管理、轉折點、自理、自信和人際支持 5 個維度。采用 Likert 5 級評分，從 1 “非常不同意”到 5 “非常同意”。此量表根據受試者過去 2 周的感受進行評分，分數越高心理彈性越好。該問卷具有較好的信效度，Cronbach α 系數為0.91，是測量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最為理想的研究工具[21]，但目前該量表在雙相障礙患者中的應用仍不夠廣泛。
3 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的研究現狀
本文于中國知網、萬方、維普和中國生物醫學文獻服務系統，以“雙相障礙”“心境障礙”“心理彈性”“心理韌性”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檢索時間截止到 2021 年 11 月，共檢索到 5 篇研究雙相障礙心理彈性的文獻。在國外心理學權威數據庫 PsycINFO、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 和 Cochrane 數據庫輸入關鍵詞“bipolar disorder”“resilience”，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文獻，截止到 2021 年 11 月，共檢索到相關文獻 51 篇。
既往研究表明，精神疾病患者的心理彈性水平普遍低于健康人群，包括精神分裂癥[22]、重度抑郁障礙[23]以及雙相障礙患者[6, 22, 24-29]等。如費龍才等[29]用 CD-RISC 量表對 40 例緩解期雙相障礙患者和 40 名健康人群進行測量發現，緩解期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水平普遍低于健康人群，包括心理彈性總分及堅韌性、力量性、樂觀性各維度。Gooding 等[30]對 23 例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半結構訪談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可發展出對負面事件的適應能力，即心理彈性能力，但相較于雙相障礙患者孰高孰低，尚無統一定論。Deng 等[22]對 81 例精神分裂癥患者、34 例雙相障礙Ⅰ型患者和 52 名健康人群心理彈性與認知功能關系的研究中就發現，雙相障礙Ⅰ型患者的心理彈性雖然低于健康人群，但要高于精神分裂癥患者。而 Mizuno 等[27-28]的研究卻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與雙相障礙Ⅰ型患者之間的心理彈性無顯著差異。綜上，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水平普遍差于健康人群，普遍高于精神分裂癥患者，但缺乏與其他精神疾病（如重度抑郁障礙等）的對比研究和縱向研究。
4 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的影響因素
4.1 社會人口學特征
研究表明，年齡[27, 31-32]、文化水平[25]等會對心理彈性有一定影響。如 Mizuno 等[27]的研究發現，雙相障礙Ⅰ型患者的年齡與心理彈性存在相關。在其他精神疾病患者中也存在類似結果，如在抑郁癥患者中，30 歲以下患者的心理彈性要低于 30 歲以上者[31]；孔田甜[32]對 549 例遭遇精神創傷事件患者的研究也發現，心理彈性水平隨年齡增長而提高。此外，Choi 等[25]招募了 62 例緩解期門診雙相障礙患者（包括Ⅰ型和Ⅱ型）以及 62 名年齡、性別與雙相障礙組相匹配的健康個體，發現心理彈性水平與患者的受教育時間呈正相關。這說明隨年齡增長，文化水平的提高，人生閱歷的豐富，患者更能承受壓力，從而具有更高的心理彈性水平。
4.2 疾病相關特征
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還可能會受到疾病臨床特征的影響，包括抑郁發作次數、抑郁癥狀、臨床癥狀等。如 Choi 等[25]的研究發現，雙相障礙患者（包括Ⅰ型和Ⅱ型）的心理彈性水平與抑郁發作次數和臨床癥狀顯著相關，但與發病年齡和病程無關。Bozikas 等[24]對 40 例處于臨床穩定期雙相障礙患者的研究顯示，心理彈性與抑郁發作次數不相關，但與抑郁癥狀顯著相關，并且與躁狂癥狀、躁狂發作次數、住院次數和病程也無明顯相關關系。Mizuno 等[27]對 60 例雙相障礙Ⅰ型患者的研究也表明，心理彈性與抑郁水平呈負相關關系，而與躁狂水平、病程、住院次數、使用抗精神病藥物的劑量和病前智商等均無相關關系。可見，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與其抑郁程度顯著相關，而與其他臨床特征的相關性尚有待考證。
4.3 情感氣質
研究顯示，雙相障礙患者的情感氣質相較于一般人群而言具有其獨特性[33]。Akiskal 等[34]認為特定的情感氣質可能是引起心境障礙的原因之一。不同個體對于同一應激源或不良事件的生理和心理反應各不相同，這些個體差異與心理彈性有關[35]。Choi 等[25]的研究發現，與對照組相比，緩解期門診雙相障礙患者（包括Ⅰ型和Ⅱ型）有更高的沖動水平和更低的心理彈性水平，并且在控制了年齡、性別、受教育時間和臨床癥狀的情況下，心理彈性與沖動水平呈負相關；與 Kesebir 等[23]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心理彈性尤其是家庭凝聚力維度，與易怒氣質顯著負相關。這說明改善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水平，降低沖動水平，有利于疾病預后。
4.4 童年創傷
既往研究多將童年創傷和心理彈性作為預測因子來探索其對生活質量[36]、心理健康[37]、抑郁癥狀[37-39]和自殺風險[39-40]等的影響，而較少直接研究童年創傷與心理彈性的相關關系。在健康人群中，有研究顯示，童年創傷是心理彈性的最強預測因子[41]。而針對童年創傷對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影響的研究，目前僅檢索到 1 篇[42]。在 Kesebir 等[42]針對 100 例緩解期雙相障礙Ⅰ型患者的研究中，有 35% 存在童年創傷，并且童年創傷與心理彈性呈負相關。在其他人群中亦呈現類似結果，如 Marx 等[43]研究兒童創傷背景下社交焦慮障礙與創傷后應激障礙患者心理彈性差異時發現，在社交焦慮障礙組和創傷后應激障礙組中，心理彈性與兒童創傷無顯著相關，但在包括健康組的總樣本中，心理彈性與童年創傷（包括兒童期創傷總分和情感忽視、情感虐待維度）呈負相關。與 Campbell-Sills 等[44]、徐樂樂等[45]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這說明童年創傷會對心理彈性產生一定影響，一個擁有幸福童年的個體往往能更好地應對壓力，反之則更脆弱，但在雙相障礙患者中的影響尚有待進一步研究。
4.5 疾病功能結局
4.5.1 認知功能
認知功能指機體在認識世界過程中涉及的各種心理活動的能力，包括注意、記憶、學習、抽象思維和判斷、執行等多個認知功能域[46]。有研究指出，適應能力強的人在面對逆境時往往具有積極的解釋風格，具有較強的重新評價和接受的能力，這些均被認為是認知功能的特征[47-49]。既往有研究表明，健康成年人的認知功能與心理彈性水平呈正相關[41]，但目前鮮有針對認知功能和心理彈性直接關系的研究，針對雙相障礙患者認知功能和心理彈性的研究目前僅檢索到 1 項，該研究采用韋氏成人智力量表的信息分量表、言語流利度測試和 N-back 任務分別對 81 例精神分裂癥患者、34 例雙相障礙Ⅰ型患者和 52 名健康人群進行語言理解能力、執行功能和工作記憶的測量，結果顯示，總樣本的心理彈性水平與認知功能的 3 個維度均顯著正相關，而 2 個診斷亞組的心理彈性卻與認知功能無相關關系[22]。但該研究沒有測量整套的認知功能，不排除心理彈性會與其他未測量的認知維度存在相關的可能性，未來研究應更多地使用整套的認知測量工具，如威斯康辛卡片分類測驗[50]或社會認知測試[51]，或許能更好地識別心理彈性與認知功能的關系。
4.5.2 心理社會功能
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與心理社會功能顯著相關。Echezarraga 等[21]用 RBD 量表對 125 例雙相障礙患者（包括Ⅰ型和Ⅱ型）進行的縱向研究結果表明，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社會功能與心理彈性的多個維度均存在相關關系，其中心理社會功能與轉折點維度呈正相關，與自我照護和自信維度呈負相關。Bozikas 等[24]使用 CD-RISC 量表對 40 例處于臨床穩定期雙相障礙患者的研究也顯示，心理彈性水平與心理社會功能損害情況呈負相關。Wingo 等[52]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心理彈性與更完整的心理社會功能有關。然而，Mizuno 等[27]用 RS-25 量表對 60 例雙相障礙Ⅰ型患者的研究發現，在進行 Bonferroni 校正后，心理彈性與心理社會功能不存在相關。當然以上結果的不一致也可能與研究工具的不一致和樣本的異質性有關。總體來說，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水平越高，心理社會功能越好。
4.5.3 生活質量
研究表明，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與生活質量存在相關[27]，可通過提高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來改善其生活質量[6]。Echezarraga 等[21]的研究顯示，雙相障礙患者的自我照護能力和自信程度與生活質量呈正相關，而轉折點維度與更低的生活質量有關。Post 等[53]對 60 例門診雙相障礙Ⅰ型患者的研究也顯示，病情較輕的雙相障礙患者的生活質量與心理彈性顯著相關，與 Wartelsteiner 等[54]對 52 例處于臨床穩定期的門診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研究結果一致。但 Hofer 等[26]的研究卻顯示，雖然心理彈性可以預測精神分裂癥患者和雙相障礙患者的生活質量，但在考慮了心理彈性的影響之后，緩解期雙相障礙患者的生活質量與健康對照組無顯著差異，而緩解期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生活質量仍顯著低于健康對照組，可見心理彈性對精神分裂癥和雙相障礙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
5 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的干預措施
根據心理彈性的動態性，有學者希望通過一些干預手段來提高患者的心理彈性，如認知療法[55-56]、正念療法[57]和瑜伽療法[58]等，進而緩解疾病癥狀，改善疾病結局。目前已有較多針對心理彈性的干預研究，尤其癌癥患者[57, 59-60]多見，但在精神疾病領域的研究相對較少[55]，尚未見針對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的干預研究。建議今后根據雙相障礙患者疾病不同階段的心理彈性特點，參照恰當的心理彈性理論框架，制定有效的干預措施來提高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
6 雙相障礙患者心理彈性研究的特點及研究展望
雙相障礙患者的心理彈性水平普遍偏低，且與多種因素有關，是患者功能結局的重要預測因子。關于雙相障礙心理彈性的研究有以下特點：① 目前研究多為橫斷面描述性研究，質性訪談較少，鮮有縱向研究或干預性研究，忽略了心理彈性會隨時間、病情等動態變化的特點；② 研究對象局限，既往研究納入的雙相障礙患者多為緩解期雙相障礙Ⅰ型患者，缺乏針對雙相障礙患者不同時相心理彈性的比較研究，且對“緩解期”的定義也不一致，當然也可能是因為患者在躁狂狀態下的自知力欠全，主觀的心理彈性會受到影響，相比之下，在抑郁期和緩解期的患者能提供更為可靠的自我報告，故針對不同時相的研究較少；③ 研究工具不一，較少使用專門針對雙相障礙患者的特異性量表，使各研究間結果缺乏可比性，且所用研究工具多為主觀評定量表，結果的真實性易受患者情緒癥狀影響；④ 所選研究變量缺乏理論指導，且較少關于心理彈性理論模型構建的研究。
心理彈性作為一種重要的心理特質，對于雙相障礙患者的疾病預后和生活質量具有重要意義，但目前國內外在這方面的研究仍相對匱乏，未來可進一步增加心理彈性與患者的認知功能、治療依從性等方面的研究，探索更加行之有效的干預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