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田維艷, 張曉嬌, 余江洪, 王代瓊, 蒲亨萍. 貴州省 3 696 名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信行現況調查. 華西醫學, 2020, 35(11): 1364-1369. doi: 10.7507/1002-0179.201910053 復制
患者身份識別是指醫護人員在醫療活動中對患者的身份進行查對、核實，以確保正確的治療用于正確的患者的過程；患者身份識別的準確性是保證醫療護理安全的必要前提[1]。美國醫療機構聯合認證委員會制定了國際患者安全管理目標，其目標之一為正確識別患者[2]。2016 年 12 月，中國醫院協會頒布《中國患者安全目標（2017 版）》，其中把“正確識別患者身份”列為第一條，足見其重要性[3]。有研究表明，護理工作中未嚴格執行查對制度是護理差錯發生的主要原因[4]。目前對于患者身份識別的報道多探討患者身份識別的方式和運用管理模式來降低患者身份識別的缺陷[5]，以保障患者安全。知信行理論認為，一定程度知識的掌握，會使態度轉變并使采取合理行為成為可能[6]。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識掌握得越好，態度越積極，對患者身份識別的執行力就越好。但目前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的知信行調查鮮見報道。本研究擬調查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信行現狀，旨在了解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信行水平，以期為臨床管理者開展針對性培訓提供一定的參考和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便利抽樣方法[7]，于 2019 年 5 月選取貴州省三級醫院、二級醫院、一級醫院的護士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 取得護士執業資格證并注冊；② 知情并同意參與本次研究。排除標準：① 調查期間處于輪轉、規范化培訓、進修、實習狀態；② 行政崗位護士。本研究經遵義市第一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審查號：遵市一醫倫審［2018］-201。
1.2 調查工具
1.2.1 一般資料問卷
自行編制一般資料問卷，內容包括年齡、性別、工作年限、文化程度、職稱、能級、個人月收入、婚姻狀態、醫療機構、是否帶教。
1.2.2 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識、態度、行為調查表
該調查表由龍云等[8]于 2017 年編制，用于評價護士正確識別患者身份情況，原量表 Cronbach α 系數為 0.99，分半信度為 0.98，其中知識維度、態度維度和行為維度的 Cronbach α 系數均為 0.98。該量表包括知識（11 個條目）、態度（6 個條目）、行為（12 個條目）3 個維度（29 個條目），均采用 Likert 5 級評分法，知識維度所有條目從“不了解”到“非常了解”，分別賦值 1～5 分；態度維度從“很不同意”到“很同意”，分別賦值 1～5 分；行為維度從“從不這樣”到“總是這樣”，分別賦值 1～5 分。各維度得分的標準分按百分制計算：標準分=維度總分/維度滿分×100%，評價標準：各維度得分大于滿分×85% 者為等級良好，小于滿分×60% 者為等級不及格，得分介于兩者之間為中等[9]。本研究經測量該量表各維度的 Cronbach α 系數分別為 0.98、0.97、0.98。
1.3 調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利用問卷星平臺編輯電子問卷（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Excel 2019 雙人錄入數據，采用 SPSS 20.0 軟件分析數據。計數資料采用頻數、構成比描述，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描述，偏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描述；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且方差齊時，兩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多組間比較采用方差分析；用 logistic 回歸方法分析知識得分、態度得分和行為得分的各影響因素，計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及其 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雙側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納入的 3 696 名護士中，男 165 人（4.46%），女 3 531 人（95.54%）；年齡 28（26，32）歲；婚姻狀況：已婚 2 620 人（70.89%），未婚 989 人（26.76%），其他 87 人（2.35%）；文化程度：中專 157 人（4.25%），大專 1 637 人（44.29%），本科及以上 1 902 人（51.46%）；工作年限 5（3，9）年；職稱：護士 1 462 人（39.56%），護師 1 763 人（47.70%），主管護師 401 人（10.85%），副主任護師及以上 70 人（1.89%）；能級：N0 級 545 人（14.75%），N1 級 1 197 人（32.39%），N2 級 1 207 人（32.66%），N3 級 582 人（15.75%），N4 級 165 人（4.46）；個人月收入：<4 000 元 1 220 人（33.01%），≥4 000 且<6 000 元 1 728 人（46.75%），≥6 000 且<8 000 元 601 人（16.26%），≥8 000 元 147 人（3.98%）；所在醫療機構等級：三級醫院 2 601 人（70.37%），二級醫院 962 人（26.03%），一級醫院 133 人（3.60%）；所在科室以內科居多，為 874 人（23.65%）；2 639 名護士（71.40%）有帶教經歷。
2.2 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信行現狀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中，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信行總分為（132.45±11.67）分。在知識維度上，58.82%（2 174 人）處于良好水平，38.72%（1 431 人）為中等，2.46%（91 人）不及格；在態度維度上，68.86%（2 545 人）處于良好水平，29.63%（1 095 人）為中等，1.52%（56 人）不及格；在行為維度上，88.47%（3 270 人）處于良好水平，10.93%（404 人）為中等，0.60%（22 人）不及格。各維度及最高分和最低分的條目具體得分見表 1。
表1
各維度及最高分和最低分的條目得分（
，分）
2.3 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信行得分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根據護士的一般資料對患者身份識別知識、態度、行為得分進行分組比較。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文化程度、職稱、能級、人均月收入、醫療機構的護士在知識維度、態度維度得分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是否帶教的護士在知識維度得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職稱、人均月收入的護士在行為維度得分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信行得分的單因素分析（
，分）
根據評價標準，分別將知識得分、態度得分、行為得分以“是否及格”為界限設置為二分類變量，以單因素分析后有統計學意義的因素為自變量，即文化程度、人均月收入、醫療機構、職稱、能級和是否帶教，進行 logistic 回歸分析，變量賦值見表 3，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識得分的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見表 4，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態度得分的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見表 5。以上自變量均不是護士對于患者身份識別執行力的影響因素。
表3
自變量賦值情況
表4
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識得分的影響因素分析
表5
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態度得分的影響因素分析
3 討論
3.1 58.82% 的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識掌握良好
根據評價標準[9]，58.82% 的護士知識得分處于良好水平，與龍云等[8]的研究一致。可能與本研究的調查對象 51.46% 為本科及以上學歷有關，文化程度較高的護士除了本身的理論知識扎實、學習能力強外，還能在工作中主動地學習護理新知識。2.46% 的護士不及格，說明仍有部分護士知識掌握情況欠佳，這可能與他們在臨床工作期間，學習處于被動接受狀態，對知識的理解不夠，沒有主動更新知識點有關。建議管理者提高護士學習的積極性，加強對護士的培訓并嚴格制定考核標準，保證培訓效果，同時增加交流分享環節，使護士由被動轉為主動學習。
得分最高的條目為“醫務人員在給患者進行各項檢查、治療及護理前后均需確認患者身份”（4.65±0.56）分，說明護士能夠從時機上意識到患者身份識別的重要性，并對其有較為充分的認識。《三級綜合醫院評審標準實施細則》3.1.1 明確指出：對就診患者施行唯一標識（醫保卡、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卡編號、身份證號碼、病歷號等）管理[10]，但條目“如果醫院對就診者實施唯一標識管理，住院號/就診號是患者唯一標識”得分卻最低（3.82±1.16）分，說明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的具體內容較為模糊，進一步增加患者身份識別具體內容的培訓及講座尤為重要。
3.2 68.86% 的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持有積極的態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68.86% 的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持積極樂觀態度，可能與本次調查的對象以護師和本科及以上學歷者居多，他們在臨床上占主導地位，學習和研究的興趣高。但仍有小部分護士態度不積極，可能在于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重要性認識不足以及宣傳、培訓形式單一、內容枯燥等，未激起護士的興趣。
得分最高的條目為“進行各項檢查、治療及護理前后正確核對方式非常重要”（4.69±0.57）分，說明護士已經意識到患者身份識別的重要性。“將使用識別‘手腕帶’工作納入醫療護理質控檢查項中”得分最低（4.50±0.64）分，可能與護士身份識別作業流程執行不規范有關，建議：① 制作身份識別要素圖和修訂住院患者身份識別制度，廣泛宣傳。② 制作《入職第一課：患者身份確認》，納入新進人員培訓；強化訓練、考核與督查，對于違規行為及時糾正，零容忍；科室每月、護理部每季度隨機督查與考核[11]。③ 讓態度不積極的護士成為質量控制小組成員或擔任質量控制小組組長，使其參與其中，發揮質量控制作用，提高護士積極性。
3.3 88.47% 的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執行力良好
根據知信行理論模式：任何行為都是人對行為的知識和態度決定的[12]。但本次調查中，58.82% 的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識得分處于良好水平，68.86% 的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持有正性積極的態度，而 88.47% 的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的執行力也良好。這是由當今醫院管理模式及護理質量控制措施決定的，醫院對身份識別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以行政命令落實到臨床工作并作為質量控制考核和評估。在這種情況下，大多護士即使沒有掌握相應的理論知識，也會在醫院的行政要求下執行。
得分最高的條目為“腕帶佩戴時松緊應適宜（1 個手指為宜），避免傷口部位”為（4.84±0.44）分，說明護士工作認真規范，能夠正確佩戴腕帶。“正確核對方法：由患者或家屬說出患者名字后，再次查看手腕帶或掃二維碼確認”得分最低（4.64±0.75）分，有學者指出護士治療操作前，很多情況下是直接呼叫患者姓名而不是讓患者自己說出姓名，這就容易使姓名相似的患者出現識別錯誤[13]。王旭[14]調查發現有效的患者身份識別方法未被廣泛使用。護士本身對患者身份識別認識不夠，沒有充分認識到由患者身份識別失誤造成的嚴重后果。建議管理者加強對患者身份識別相關知識的宣傳教育，提高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的了解程度，進而減少或避免由身份識別錯誤引起的不良事件。
3.4 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得分的影響因素
本次研究結果表明：文化程度高的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識得分較高。這與住院患者搶救成功率隨護士學歷的提高而升高是一致的[15]。從客觀條件講，文化程度高和文化程度低的護士接受的教學資源及教學質量有所差異；從主觀條件講，文化程度高的護士對知識的理解能力較高，相對于患者身份識別來說，對其知識了解得更徹底。建議管理者提供繼續教育的同時注重教學資源及教學質量，同時加大對文化程度低的護士的培訓。
本次研究結果表明：個人月收入越高，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態度越積極，可能與醫院獎懲制度有關，如果護士因患者身份識別出錯而受到懲罰，會讓其更加重視患者身份識別，從而避免因患者身份識別出錯而受到經濟上的懲罰，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其本身的經濟效應。
綜上所述，貴州省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信行調查總體情況良好，但不同特征的護士仍然存在差異，建議管理者尤其關注對低文化程度、低收入護士的培訓，使其掌握患者身份識別知識，同時關注他們對患者身份識別的態度和行為。建議管理者完善健全所在醫院的質量控制體系，將患者身份識別納入護理質量指標管理體系。本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是電子問卷調查，不能把握調查對象填寫的真實性，采用便利抽樣方法，不能很好地代表總體，針對全省范圍來講，樣本量小，為使評價結果更加準確，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采取面對面調查方式對護士進行多方面綜合評價，同時擴大樣本量，進一步探討。
患者身份識別是指醫護人員在醫療活動中對患者的身份進行查對、核實，以確保正確的治療用于正確的患者的過程；患者身份識別的準確性是保證醫療護理安全的必要前提[1]。美國醫療機構聯合認證委員會制定了國際患者安全管理目標，其目標之一為正確識別患者[2]。2016 年 12 月，中國醫院協會頒布《中國患者安全目標（2017 版）》，其中把“正確識別患者身份”列為第一條，足見其重要性[3]。有研究表明，護理工作中未嚴格執行查對制度是護理差錯發生的主要原因[4]。目前對于患者身份識別的報道多探討患者身份識別的方式和運用管理模式來降低患者身份識別的缺陷[5]，以保障患者安全。知信行理論認為，一定程度知識的掌握，會使態度轉變并使采取合理行為成為可能[6]。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識掌握得越好，態度越積極，對患者身份識別的執行力就越好。但目前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的知信行調查鮮見報道。本研究擬調查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信行現狀，旨在了解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信行水平，以期為臨床管理者開展針對性培訓提供一定的參考和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便利抽樣方法[7]，于 2019 年 5 月選取貴州省三級醫院、二級醫院、一級醫院的護士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 取得護士執業資格證并注冊；② 知情并同意參與本次研究。排除標準：① 調查期間處于輪轉、規范化培訓、進修、實習狀態；② 行政崗位護士。本研究經遵義市第一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審查號：遵市一醫倫審［2018］-201。
1.2 調查工具
1.2.1 一般資料問卷
自行編制一般資料問卷，內容包括年齡、性別、工作年限、文化程度、職稱、能級、個人月收入、婚姻狀態、醫療機構、是否帶教。
1.2.2 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識、態度、行為調查表
該調查表由龍云等[8]于 2017 年編制，用于評價護士正確識別患者身份情況，原量表 Cronbach α 系數為 0.99，分半信度為 0.98，其中知識維度、態度維度和行為維度的 Cronbach α 系數均為 0.98。該量表包括知識（11 個條目）、態度（6 個條目）、行為（12 個條目）3 個維度（29 個條目），均采用 Likert 5 級評分法，知識維度所有條目從“不了解”到“非常了解”，分別賦值 1～5 分；態度維度從“很不同意”到“很同意”，分別賦值 1～5 分；行為維度從“從不這樣”到“總是這樣”，分別賦值 1～5 分。各維度得分的標準分按百分制計算：標準分=維度總分/維度滿分×100%，評價標準：各維度得分大于滿分×85% 者為等級良好，小于滿分×60% 者為等級不及格，得分介于兩者之間為中等[9]。本研究經測量該量表各維度的 Cronbach α 系數分別為 0.98、0.97、0.98。
1.3 調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利用問卷星平臺編輯電子問卷（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Excel 2019 雙人錄入數據，采用 SPSS 20.0 軟件分析數據。計數資料采用頻數、構成比描述，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描述，偏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描述；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且方差齊時，兩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多組間比較采用方差分析；用 logistic 回歸方法分析知識得分、態度得分和行為得分的各影響因素，計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及其 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雙側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納入的 3 696 名護士中，男 165 人（4.46%），女 3 531 人（95.54%）；年齡 28（26，32）歲；婚姻狀況：已婚 2 620 人（70.89%），未婚 989 人（26.76%），其他 87 人（2.35%）；文化程度：中專 157 人（4.25%），大專 1 637 人（44.29%），本科及以上 1 902 人（51.46%）；工作年限 5（3，9）年；職稱：護士 1 462 人（39.56%），護師 1 763 人（47.70%），主管護師 401 人（10.85%），副主任護師及以上 70 人（1.89%）；能級：N0 級 545 人（14.75%），N1 級 1 197 人（32.39%），N2 級 1 207 人（32.66%），N3 級 582 人（15.75%），N4 級 165 人（4.46）；個人月收入：<4 000 元 1 220 人（33.01%），≥4 000 且<6 000 元 1 728 人（46.75%），≥6 000 且<8 000 元 601 人（16.26%），≥8 000 元 147 人（3.98%）；所在醫療機構等級：三級醫院 2 601 人（70.37%），二級醫院 962 人（26.03%），一級醫院 133 人（3.60%）；所在科室以內科居多，為 874 人（23.65%）；2 639 名護士（71.40%）有帶教經歷。
2.2 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信行現狀調查結果
本次調查中，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信行總分為（132.45±11.67）分。在知識維度上，58.82%（2 174 人）處于良好水平，38.72%（1 431 人）為中等，2.46%（91 人）不及格；在態度維度上，68.86%（2 545 人）處于良好水平，29.63%（1 095 人）為中等，1.52%（56 人）不及格；在行為維度上，88.47%（3 270 人）處于良好水平，10.93%（404 人）為中等，0.60%（22 人）不及格。各維度及最高分和最低分的條目具體得分見表 1。
表1
各維度及最高分和最低分的條目得分（，分）
2.3 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信行得分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根據護士的一般資料對患者身份識別知識、態度、行為得分進行分組比較。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文化程度、職稱、能級、人均月收入、醫療機構的護士在知識維度、態度維度得分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是否帶教的護士在知識維度得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職稱、人均月收入的護士在行為維度得分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信行得分的單因素分析（，分）
根據評價標準，分別將知識得分、態度得分、行為得分以“是否及格”為界限設置為二分類變量，以單因素分析后有統計學意義的因素為自變量，即文化程度、人均月收入、醫療機構、職稱、能級和是否帶教，進行 logistic 回歸分析，變量賦值見表 3，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識得分的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見表 4，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態度得分的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見表 5。以上自變量均不是護士對于患者身份識別執行力的影響因素。
表3
自變量賦值情況
表4
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識得分的影響因素分析
表5
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態度得分的影響因素分析
3 討論
3.1 58.82% 的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識掌握良好
根據評價標準[9]，58.82% 的護士知識得分處于良好水平，與龍云等[8]的研究一致。可能與本研究的調查對象 51.46% 為本科及以上學歷有關，文化程度較高的護士除了本身的理論知識扎實、學習能力強外，還能在工作中主動地學習護理新知識。2.46% 的護士不及格，說明仍有部分護士知識掌握情況欠佳，這可能與他們在臨床工作期間，學習處于被動接受狀態，對知識的理解不夠，沒有主動更新知識點有關。建議管理者提高護士學習的積極性，加強對護士的培訓并嚴格制定考核標準，保證培訓效果，同時增加交流分享環節，使護士由被動轉為主動學習。
得分最高的條目為“醫務人員在給患者進行各項檢查、治療及護理前后均需確認患者身份”（4.65±0.56）分，說明護士能夠從時機上意識到患者身份識別的重要性，并對其有較為充分的認識。《三級綜合醫院評審標準實施細則》3.1.1 明確指出：對就診患者施行唯一標識（醫保卡、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卡編號、身份證號碼、病歷號等）管理[10]，但條目“如果醫院對就診者實施唯一標識管理，住院號/就診號是患者唯一標識”得分卻最低（3.82±1.16）分，說明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的具體內容較為模糊，進一步增加患者身份識別具體內容的培訓及講座尤為重要。
3.2 68.86% 的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持有積極的態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68.86% 的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持積極樂觀態度，可能與本次調查的對象以護師和本科及以上學歷者居多，他們在臨床上占主導地位，學習和研究的興趣高。但仍有小部分護士態度不積極，可能在于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重要性認識不足以及宣傳、培訓形式單一、內容枯燥等，未激起護士的興趣。
得分最高的條目為“進行各項檢查、治療及護理前后正確核對方式非常重要”（4.69±0.57）分，說明護士已經意識到患者身份識別的重要性。“將使用識別‘手腕帶’工作納入醫療護理質控檢查項中”得分最低（4.50±0.64）分，可能與護士身份識別作業流程執行不規范有關，建議：① 制作身份識別要素圖和修訂住院患者身份識別制度，廣泛宣傳。② 制作《入職第一課：患者身份確認》，納入新進人員培訓；強化訓練、考核與督查，對于違規行為及時糾正，零容忍；科室每月、護理部每季度隨機督查與考核[11]。③ 讓態度不積極的護士成為質量控制小組成員或擔任質量控制小組組長，使其參與其中，發揮質量控制作用，提高護士積極性。
3.3 88.47% 的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執行力良好
根據知信行理論模式：任何行為都是人對行為的知識和態度決定的[12]。但本次調查中，58.82% 的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識得分處于良好水平，68.86% 的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持有正性積極的態度，而 88.47% 的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的執行力也良好。這是由當今醫院管理模式及護理質量控制措施決定的，醫院對身份識別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以行政命令落實到臨床工作并作為質量控制考核和評估。在這種情況下，大多護士即使沒有掌握相應的理論知識，也會在醫院的行政要求下執行。
得分最高的條目為“腕帶佩戴時松緊應適宜（1 個手指為宜），避免傷口部位”為（4.84±0.44）分，說明護士工作認真規范，能夠正確佩戴腕帶。“正確核對方法：由患者或家屬說出患者名字后，再次查看手腕帶或掃二維碼確認”得分最低（4.64±0.75）分，有學者指出護士治療操作前，很多情況下是直接呼叫患者姓名而不是讓患者自己說出姓名，這就容易使姓名相似的患者出現識別錯誤[13]。王旭[14]調查發現有效的患者身份識別方法未被廣泛使用。護士本身對患者身份識別認識不夠，沒有充分認識到由患者身份識別失誤造成的嚴重后果。建議管理者加強對患者身份識別相關知識的宣傳教育，提高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的了解程度，進而減少或避免由身份識別錯誤引起的不良事件。
3.4 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得分的影響因素
本次研究結果表明：文化程度高的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識得分較高。這與住院患者搶救成功率隨護士學歷的提高而升高是一致的[15]。從客觀條件講，文化程度高和文化程度低的護士接受的教學資源及教學質量有所差異；從主觀條件講，文化程度高的護士對知識的理解能力較高，相對于患者身份識別來說，對其知識了解得更徹底。建議管理者提供繼續教育的同時注重教學資源及教學質量，同時加大對文化程度低的護士的培訓。
本次研究結果表明：個人月收入越高，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態度越積極，可能與醫院獎懲制度有關，如果護士因患者身份識別出錯而受到懲罰，會讓其更加重視患者身份識別，從而避免因患者身份識別出錯而受到經濟上的懲罰，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其本身的經濟效應。
綜上所述，貴州省護士對患者身份識別知信行調查總體情況良好，但不同特征的護士仍然存在差異，建議管理者尤其關注對低文化程度、低收入護士的培訓，使其掌握患者身份識別知識，同時關注他們對患者身份識別的態度和行為。建議管理者完善健全所在醫院的質量控制體系，將患者身份識別納入護理質量指標管理體系。本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是電子問卷調查，不能把握調查對象填寫的真實性，采用便利抽樣方法，不能很好地代表總體，針對全省范圍來講，樣本量小，為使評價結果更加準確，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采取面對面調查方式對護士進行多方面綜合評價，同時擴大樣本量，進一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