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吳煜, 張陽, 唐衛衛, 黃曉波, 劉劍雄, 劉雅, 胡詠梅, 聶曉莉, 李秋, 歐陽凌云. 中年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血壓狀況、高血壓患病率及其影響因素. 華西醫學, 2019, 34(9): 1022-1027. doi: 10.7507/1002-0179.201902013 復制
高血壓是人類常見的慢性疾病和心血管疾病主要的危險因素之一,會顯著增加患者腦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慢性腎臟疾病的發生風險[1]。我國“十二五”高血壓抽樣調查結果顯示,18 歲及以上成人高血壓患病人數達 2.45 億[2]。高血壓因其廣泛危害已成為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高血壓往往是先天遺傳易感性與后天環境因素共同作用發生的疾病。國內關于社區高血壓家族史陽性人群血壓狀況及高血壓患病率等的報道較為少見,西部地區幾乎未見報道。因而,項目組在成都地區開展 40~59 歲社區中年高血壓家族史陽性人群的高血壓流行病學調查,并與高血壓家族史陰性人群的資料對比,為高血壓的防治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應用分層抽樣方法,選取成都地區有代表性的城區包括錦江區、成華區、青白江區、龍泉驛區作為調查點,分別隨機抽取 1 個街道辦事處或城鎮,每個街道辦事處或城鎮選擇 1 個社區,調查 40~59 歲人口。總共選取了 4 個社區,共計 3 096 人,每個調查點人數分別為 832、764、698、802 人。調查開展前,研究方案通過了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的批準(編號:2013015),所有調查對象均簽署了知情同意書。
1.2 調查方法
設計統一的流行病學調查問卷,20 余名醫護人員均經統一培訓,并考核合格,然后進行逐戶登記,開展調查。調查于 2013 年 9 月—2014 年 3 月開展。調查內容包括:① 人口學特征等一般資料;② 身高、體重、血壓、血脂、血糖、既往病史、高血壓家族史、飲食習慣、吸煙史、飲酒史、體力及活動頻率情況、工作壓力及精神狀態等。在調查現場對受調查對象均抽取空腹靜脈血及 75 g 葡萄糖餐后 2 h 靜脈血,送回臨床檢驗中心進行空腹血糖、75 g 葡萄糖餐后 2 h 血糖、血脂、血尿酸的檢測。用水銀血壓計測量血壓。告知調查對象在測量前 30 min 不飲咖啡、茶和酒,不吸煙,不劇烈運動。調查對象坐位休息 5 min 后,于問卷調查前,測量其右手臂的兩次血壓,兩次血壓均值作為調查對象的血壓值。
1.3 診斷標準與定義
按《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3],高血壓患者為收縮壓≥140 mm Hg(1 mm Hg=0.133 kPa)和/或舒張壓≥90 mm Hg 者,或血壓<140/90 mm Hg 但近 2 周內服用降壓藥者。超重為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24 kg/m2,肥胖為 BMI≥28 kg/m2。男性腰圍≥85 cm、女性腰圍≥80 cm 為腹型肥胖標準[4]。高甘油三酯血癥的標準為血清甘油三酯水平≥2.26 mmol/L,高膽固醇血癥的標準為血清膽固醇水平≥6.22 mmol/L[5]。糖尿病的診斷按空腹血漿葡萄糖水平≥7.0 mmol/L 或 75 g 葡萄糖餐后 2 h 血糖水平≥11.1 mmol/L[6],或既往已診斷糖尿病且目前已予以降糖治療者。高血壓家族史定義為家族中父母至少 1 人,或者直系親屬中有 1 人或 1 人以上患有原發性高血壓[7]。本研究直系親屬指 3 代直系親屬。高尿酸血癥定義為男性血尿酸水平≥420 μmol/L、女性血尿酸水平≥360 μmol/L[8]。體育鍛煉定義為每周至少有 1 次體育活動[9]。工作體力強度分為非常輕(坐著)、輕(站立或來回走動、駕車、家務)、中(輕工農業、一般室內外活動、庭院操作、搬運或舉起輕物等)、重(重工農業、室外建筑、野外施工、搬運或舉起重物等劇烈體育活動)。
1.4 統計學方法
所得數據用 Epidata 3.0 軟件雙錄入,采用 SAS 9.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百分率)表示,組間率的比較用 χ2 檢驗。多因素分析用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分析,以高血壓為因變量,以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婚姻狀況、收入水平、每日主食量、是否體育鍛煉、是否超重或肥胖等為自變量,自變量采用極大似然估計的逐步向前回歸法進入模型,計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及其 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中年高血壓家族史陰性及陽性人群的基線資料比較
共納入 3 096 例年齡 40~59 歲成都人口資料進行分析。其中男 1 075 例,女 2 021 例。男性高血壓患病率為 28.7%(308/1 075),女性高血壓患病率為 22.8%(461/2 021)。高血壓家族史陰性人群 1 835 例,其中男 634 例,女 1 201 例;高血壓家族史陽性人群 1 261 例,其中男 441 例,女 820 例。家族史陽性人群的年齡、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水平小于(低于)家族史陰性人群(P<0.001),BMI、腰圍、餐后 2 h 血糖水平、甘油三酯水平、尿酸水平大于(高于)家族史陰性人群(P<0.001),兩組人群的空腹血糖、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水平及個人收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2.2 高血壓家族史陽性與陰性人群血壓水平及高血壓患病率的比較
2.2.1 收縮壓及舒張壓水平的比較
成都地區中年人群中,高血壓家族史陽性人群收縮壓水平高于高血壓家族史陰性人群(P<0.001),男、女性人群顯示了與此一致的結果(P<0.001)。與此類似,成都地區中年人群中,中年高血壓家族史陽性人群的舒張壓水平高于中年高血壓家族史陰性人群(P<0.001),男、女人群均顯示了與此一致的結果(P<0.001)。見表 2~4。



2.2.2 高血壓患病率的比較
成都地區中年人群中,高血壓家族史陽性人群高血壓患病率高于高血壓家族史陰性人群(P<0.001)。且男、女人群均顯示了與此一致的結果(P<0.05)。見表 2~4。
2.3 高血壓家族史陽性人群患高血壓影響因素的 logistic 回歸分析
在高血壓家族史陽性人群中,以高血壓為因變量,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婚姻狀況、收入水平、是否吸煙、是否飲酒、工作體力強度、攝鹽情況、每日主食量、是否體育鍛煉、攝鹽情況、攝油情況、是否超重或肥胖、是否腹型肥胖、是否高甘油三酯血癥、是否高膽固醇血癥、是否高尿酸血癥等為自變量(表 5),建立多因素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模型,模型采用極大似然估計的逐步向前回歸法進行擬合。結果顯示,年齡、超重或肥胖為中年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患高血壓的危險因素(表 6);年齡、較高的收入水平、腹型肥胖為中年男性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患高血壓的危險因素(表 7);年齡、超重或肥胖為中年女性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患高血壓的危險因素,體育鍛煉為中年女性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患高血壓的保護因素(表 8)。




3 討論
本課題利用成都社區較大規模的人群流行病學數據,調查分析中年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血壓狀況及高血壓患病率,探討了該人群患高血壓的危險因素。這是首次在我國西南地區社區人群中針對遺傳背景與高血壓關系開展的流行病學研究,有助于我們了解遺傳背景對本地區人群血壓的影響,為西南地區社區人群高血壓的防治工作提供理論依據。
既往國內的研究發現,有高血壓家族史的人群比無高血壓家族史人群收縮壓及舒張壓均升高[10]。本次在成都地區開展的流行病學調查也提示,中年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收縮壓及舒張壓水平均高于高血壓陰性家族史人群,在男、女人群中均顯示了與此一致的結果。研究表明,高血壓陽性家族史的子代健康個體,即使血壓在正常范圍,也可能已經發生血管內皮依賴性舒張功能降低,血清一氧化氮水平下降[11]。還有研究提示,有高血壓家族史的血壓正常高值患者較無高血壓家族史的血壓正常高值患者血管內皮損傷更明顯[12]。因此,高血壓陽性家族史的個體易于發生血管內皮損傷,往往血管內皮依賴性舒張功能降低,引起血壓逐漸升高。具體的機制尚需進一步研究。本研究發現,成都地區中年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高血壓患病率顯著高于中年高血壓陰性家族史人群,與相關研究結果類似[10-11],而且在男、女人群中均體現了這種特點。總之,結合此次成都地區的高血壓流行病學研究,有高血壓家族史的人群是高血壓易患人群,需對這部分人群定期監測血壓,及時發現高血壓患者,及時干預。
多因素分析發現,年齡、較高的收入水平、腹型肥胖為中年男性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患高血壓的獨立危險因素;年齡、超重或肥胖為中年女性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患高血壓的獨立危險因素,體育鍛煉為中年女性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患高血壓的保護因素。在普通人群中,隨著年齡的增加,高血壓患病率逐漸升高[2, 13-14],本研究提示,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與普通人群類似,增齡會增加高血壓患病危險,也提示隨著年齡的增加,在人群中加強高血壓監測的必要性,尤其是對有高血壓家族史的人群。較高的收入水平為中年男性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患高血壓的獨立危險因素,收入水平高的人群,生活水平較高,但健康知識水平尚未充分提高,常存在大魚大肉、以車代步等不良生活方式,如果合并高血壓家族史的內在遺傳易感性,可能導致高血壓等“富貴病”患病率高于收入水平低的人群。既往有研究分析成都地區 1 355 例公務員的體檢數據發現,BMI、腰圍與男女性收縮壓、舒張壓均有明顯正相關[15]。本研究發現,超重、肥胖或腹型肥胖會進一步增加中年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患高血壓的風險,這部分人群尤其要重視體重及腰圍的控制。
綜上,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是高血壓的易患人群,需對該人群加強血壓監測。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適度運動,控制 BMI 及腰圍,對于預防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高血壓的發生可能有積極意義。
高血壓是人類常見的慢性疾病和心血管疾病主要的危險因素之一,會顯著增加患者腦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慢性腎臟疾病的發生風險[1]。我國“十二五”高血壓抽樣調查結果顯示,18 歲及以上成人高血壓患病人數達 2.45 億[2]。高血壓因其廣泛危害已成為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高血壓往往是先天遺傳易感性與后天環境因素共同作用發生的疾病。國內關于社區高血壓家族史陽性人群血壓狀況及高血壓患病率等的報道較為少見,西部地區幾乎未見報道。因而,項目組在成都地區開展 40~59 歲社區中年高血壓家族史陽性人群的高血壓流行病學調查,并與高血壓家族史陰性人群的資料對比,為高血壓的防治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應用分層抽樣方法,選取成都地區有代表性的城區包括錦江區、成華區、青白江區、龍泉驛區作為調查點,分別隨機抽取 1 個街道辦事處或城鎮,每個街道辦事處或城鎮選擇 1 個社區,調查 40~59 歲人口。總共選取了 4 個社區,共計 3 096 人,每個調查點人數分別為 832、764、698、802 人。調查開展前,研究方案通過了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的批準(編號:2013015),所有調查對象均簽署了知情同意書。
1.2 調查方法
設計統一的流行病學調查問卷,20 余名醫護人員均經統一培訓,并考核合格,然后進行逐戶登記,開展調查。調查于 2013 年 9 月—2014 年 3 月開展。調查內容包括:① 人口學特征等一般資料;② 身高、體重、血壓、血脂、血糖、既往病史、高血壓家族史、飲食習慣、吸煙史、飲酒史、體力及活動頻率情況、工作壓力及精神狀態等。在調查現場對受調查對象均抽取空腹靜脈血及 75 g 葡萄糖餐后 2 h 靜脈血,送回臨床檢驗中心進行空腹血糖、75 g 葡萄糖餐后 2 h 血糖、血脂、血尿酸的檢測。用水銀血壓計測量血壓。告知調查對象在測量前 30 min 不飲咖啡、茶和酒,不吸煙,不劇烈運動。調查對象坐位休息 5 min 后,于問卷調查前,測量其右手臂的兩次血壓,兩次血壓均值作為調查對象的血壓值。
1.3 診斷標準與定義
按《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3],高血壓患者為收縮壓≥140 mm Hg(1 mm Hg=0.133 kPa)和/或舒張壓≥90 mm Hg 者,或血壓<140/90 mm Hg 但近 2 周內服用降壓藥者。超重為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24 kg/m2,肥胖為 BMI≥28 kg/m2。男性腰圍≥85 cm、女性腰圍≥80 cm 為腹型肥胖標準[4]。高甘油三酯血癥的標準為血清甘油三酯水平≥2.26 mmol/L,高膽固醇血癥的標準為血清膽固醇水平≥6.22 mmol/L[5]。糖尿病的診斷按空腹血漿葡萄糖水平≥7.0 mmol/L 或 75 g 葡萄糖餐后 2 h 血糖水平≥11.1 mmol/L[6],或既往已診斷糖尿病且目前已予以降糖治療者。高血壓家族史定義為家族中父母至少 1 人,或者直系親屬中有 1 人或 1 人以上患有原發性高血壓[7]。本研究直系親屬指 3 代直系親屬。高尿酸血癥定義為男性血尿酸水平≥420 μmol/L、女性血尿酸水平≥360 μmol/L[8]。體育鍛煉定義為每周至少有 1 次體育活動[9]。工作體力強度分為非常輕(坐著)、輕(站立或來回走動、駕車、家務)、中(輕工農業、一般室內外活動、庭院操作、搬運或舉起輕物等)、重(重工農業、室外建筑、野外施工、搬運或舉起重物等劇烈體育活動)。
1.4 統計學方法
所得數據用 Epidata 3.0 軟件雙錄入,采用 SAS 9.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百分率)表示,組間率的比較用 χ2 檢驗。多因素分析用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分析,以高血壓為因變量,以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婚姻狀況、收入水平、每日主食量、是否體育鍛煉、是否超重或肥胖等為自變量,自變量采用極大似然估計的逐步向前回歸法進入模型,計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及其 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中年高血壓家族史陰性及陽性人群的基線資料比較
共納入 3 096 例年齡 40~59 歲成都人口資料進行分析。其中男 1 075 例,女 2 021 例。男性高血壓患病率為 28.7%(308/1 075),女性高血壓患病率為 22.8%(461/2 021)。高血壓家族史陰性人群 1 835 例,其中男 634 例,女 1 201 例;高血壓家族史陽性人群 1 261 例,其中男 441 例,女 820 例。家族史陽性人群的年齡、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水平小于(低于)家族史陰性人群(P<0.001),BMI、腰圍、餐后 2 h 血糖水平、甘油三酯水平、尿酸水平大于(高于)家族史陰性人群(P<0.001),兩組人群的空腹血糖、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水平及個人收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2.2 高血壓家族史陽性與陰性人群血壓水平及高血壓患病率的比較
2.2.1 收縮壓及舒張壓水平的比較
成都地區中年人群中,高血壓家族史陽性人群收縮壓水平高于高血壓家族史陰性人群(P<0.001),男、女性人群顯示了與此一致的結果(P<0.001)。與此類似,成都地區中年人群中,中年高血壓家族史陽性人群的舒張壓水平高于中年高血壓家族史陰性人群(P<0.001),男、女人群均顯示了與此一致的結果(P<0.001)。見表 2~4。



2.2.2 高血壓患病率的比較
成都地區中年人群中,高血壓家族史陽性人群高血壓患病率高于高血壓家族史陰性人群(P<0.001)。且男、女人群均顯示了與此一致的結果(P<0.05)。見表 2~4。
2.3 高血壓家族史陽性人群患高血壓影響因素的 logistic 回歸分析
在高血壓家族史陽性人群中,以高血壓為因變量,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婚姻狀況、收入水平、是否吸煙、是否飲酒、工作體力強度、攝鹽情況、每日主食量、是否體育鍛煉、攝鹽情況、攝油情況、是否超重或肥胖、是否腹型肥胖、是否高甘油三酯血癥、是否高膽固醇血癥、是否高尿酸血癥等為自變量(表 5),建立多因素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模型,模型采用極大似然估計的逐步向前回歸法進行擬合。結果顯示,年齡、超重或肥胖為中年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患高血壓的危險因素(表 6);年齡、較高的收入水平、腹型肥胖為中年男性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患高血壓的危險因素(表 7);年齡、超重或肥胖為中年女性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患高血壓的危險因素,體育鍛煉為中年女性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患高血壓的保護因素(表 8)。




3 討論
本課題利用成都社區較大規模的人群流行病學數據,調查分析中年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血壓狀況及高血壓患病率,探討了該人群患高血壓的危險因素。這是首次在我國西南地區社區人群中針對遺傳背景與高血壓關系開展的流行病學研究,有助于我們了解遺傳背景對本地區人群血壓的影響,為西南地區社區人群高血壓的防治工作提供理論依據。
既往國內的研究發現,有高血壓家族史的人群比無高血壓家族史人群收縮壓及舒張壓均升高[10]。本次在成都地區開展的流行病學調查也提示,中年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收縮壓及舒張壓水平均高于高血壓陰性家族史人群,在男、女人群中均顯示了與此一致的結果。研究表明,高血壓陽性家族史的子代健康個體,即使血壓在正常范圍,也可能已經發生血管內皮依賴性舒張功能降低,血清一氧化氮水平下降[11]。還有研究提示,有高血壓家族史的血壓正常高值患者較無高血壓家族史的血壓正常高值患者血管內皮損傷更明顯[12]。因此,高血壓陽性家族史的個體易于發生血管內皮損傷,往往血管內皮依賴性舒張功能降低,引起血壓逐漸升高。具體的機制尚需進一步研究。本研究發現,成都地區中年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高血壓患病率顯著高于中年高血壓陰性家族史人群,與相關研究結果類似[10-11],而且在男、女人群中均體現了這種特點。總之,結合此次成都地區的高血壓流行病學研究,有高血壓家族史的人群是高血壓易患人群,需對這部分人群定期監測血壓,及時發現高血壓患者,及時干預。
多因素分析發現,年齡、較高的收入水平、腹型肥胖為中年男性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患高血壓的獨立危險因素;年齡、超重或肥胖為中年女性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患高血壓的獨立危險因素,體育鍛煉為中年女性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患高血壓的保護因素。在普通人群中,隨著年齡的增加,高血壓患病率逐漸升高[2, 13-14],本研究提示,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與普通人群類似,增齡會增加高血壓患病危險,也提示隨著年齡的增加,在人群中加強高血壓監測的必要性,尤其是對有高血壓家族史的人群。較高的收入水平為中年男性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患高血壓的獨立危險因素,收入水平高的人群,生活水平較高,但健康知識水平尚未充分提高,常存在大魚大肉、以車代步等不良生活方式,如果合并高血壓家族史的內在遺傳易感性,可能導致高血壓等“富貴病”患病率高于收入水平低的人群。既往有研究分析成都地區 1 355 例公務員的體檢數據發現,BMI、腰圍與男女性收縮壓、舒張壓均有明顯正相關[15]。本研究發現,超重、肥胖或腹型肥胖會進一步增加中年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患高血壓的風險,這部分人群尤其要重視體重及腰圍的控制。
綜上,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是高血壓的易患人群,需對該人群加強血壓監測。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適度運動,控制 BMI 及腰圍,對于預防高血壓陽性家族史人群高血壓的發生可能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