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直腸癌篩查是降低結直腸癌負擔的有效手段。在人群篩查項目中，參與率是影響結直腸癌人群篩查效果的重要指標。該文總結了我國現有結直腸癌人群組織性篩查項目參與率現狀，結果提示我國結直腸癌篩查人群參與率較低，不同篩查方案的人群接受度較差。分析可能與居民健康意識薄弱、篩查付費意愿低、個體化篩查方案缺乏以及篩查項目組織動員工作不到位有關。如何增強人群篩查意愿和提高參與率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公共衛生問題，這一問題的有效解決將為國家開展大規模人群篩查提供重要保障。
引用本文： 陳宏達, 盧明, 代敏. 我國結直腸癌人群篩查參與率現狀及影響因素探討. 華西醫學, 2018, 33(12): 1455-1459. doi: 10.7507/1002-0179.201812094 復制
根據最新腫瘤登記數據，我國 2014 年新發結直腸癌 37 萬例，死亡 18 萬例，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為 17.52/10 萬和 7.91/10 萬，均位列主要癌癥的第 5 位[1]。近些年來，隨著我國居民膳食以及生活方式的改變，結直腸癌的發病率顯著上升，并且呈現城市發病高于農村、男性發病高于女性等疾病分布特征[1-2]。國內外大量研究實踐已證實，開展基于內鏡或糞便潛血檢測的人群篩查可以顯著降低結直腸癌的負擔[3-5]。我國自上個世紀 70 年代起，依托于國家或地方政府支持的公共衛生服務項目，陸續開展了若干結直腸癌篩查項目。盡管現有的篩查項目取得了一定的社會和經濟效益，但初步結果也提示我國結直腸癌的人群篩查工作仍面臨著很多挑戰。
參與率是評價篩查項目人群效果的重要指標。提高篩查參與率可有效提升篩查效果并使篩查項目更具有成本效益。澳大利亞的一項結直腸癌篩查模型研究表明[6]，當結直腸癌篩查人群參與率為40%時（澳大利亞現有水平），可預防 92 200 例結直腸癌發病以及 59 000 例死亡。當參與率提高到 60% 時，可額外預防 37 300 例結直腸癌發病和 24 800 例死亡，且更具有成本效益。因此，探討結直腸癌人群篩查參與率具有很重要的公共衛生意義。
本文將著重闡述目前我國結直腸癌人群組織性篩查項目中篩查參與率的現狀，并探討影響參與率的相關因素，以期為將來人群結直腸癌篩查項目設計和有效開展提供理論參考。
1 我國現有結直腸癌篩查項目
我國結直腸癌篩查工作起步于 20 世紀 70 年代。1973 年衛生部組織開展的全國第一次死因回顧性調查發現，浙江省嘉善縣和海寧縣的結直腸癌死亡率較高，隨后將兩縣列為結直腸癌高發現場，并在當地開展了一系列結直腸癌篩查項目。2006 年起，該地區啟動了由原衛生部組織的人群結直腸癌篩查工作，現已累計完成初篩人群 34 萬余人，開展結腸鏡檢查 3.3 萬余例，發現腺瘤 4 200 余例、結直腸癌 280 余例。2012 年起，在原衛生部和財政部的支持下，我國正式啟動了針對城市地區常見的五大類癌癥（肺癌、乳腺癌、肝癌、上消化道癌和結直腸癌）的人群篩查項目—城市癌癥早診早治項目。目前此項目已覆蓋全國 22 個省份的 42 個城市。截至 2017 年底，項目已經累計完成人群癌癥風險評估 245 萬余例，評估出結直腸癌高危人群 36 萬余例，開展高危人群的結腸鏡篩查 8.6 萬余例，檢出結直腸腺瘤 1 萬余例、結直腸癌 300 余例。
此外，我國的一些地市（比如上海、天津、廣州等地）也開展了由當地政府主導的人群結直腸癌篩查項目。上海自 2012 年開展社區居民結直腸癌篩查項目，采用了問卷風險評估和糞便隱血試驗（fecal occult blood test，FOBT）進行人群初篩，并結合結腸鏡精篩的篩查模式。該項目在第一輪篩查中已完成 100 萬例居民初篩及高危人群結腸鏡檢查 5.8 萬例，共檢出結直腸癌 1 960 例[7]。天津自 2012 年開展結直腸癌篩查項目[8]，以 3 年為 1 個周期，按照 40～50 歲、50～60 歲、60～74 歲 3 個年齡段逐年開展篩查工作，目前已經完成 2 個周期的篩查工作，累計完成結直腸癌初篩 400 余萬例，篩查出結直腸癌高危人群 20.2 萬例，完成 7.8 萬人次的結腸鏡檢查，通過篩查發現腸道息肉患者 2.6 萬例。廣州自 2015 年啟動覆蓋全市 50～74 歲常住人口的結直腸癌篩查項目，并被列入“廣州市重大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在 2015 年—2016 年此項目完成初篩 220 834 人，初篩陽性 37 040 例，開展結腸鏡檢查 7 821 例，檢出結直腸癌 230 例、進展期腺瘤 614 例[9]。
2 結直腸癌主要篩查方法和篩查模式
目前廣泛應用于結直腸癌篩查的主要手段包括結腸鏡、纖維乙狀結腸鏡以及 FOBT 等。結腸鏡是結直腸癌篩查的金標準。醫師可在可視內鏡下完整地檢視整個腸道的情況，當發現病變可以取病理活檢以明確診斷。FOBT 是目前應用最為廣泛的非侵入性結直腸癌篩查方法，主要通過檢測糞便中肉眼不可見的血液來提示可能的結直腸病變。一項 Meta 分析提示，最新的免疫法糞便隱血試驗（fecal immunochemical test，FIT）對于診斷結直腸癌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79% 和 94%，但是其對于診斷結直腸癌癌前病變腺瘤的靈敏度欠佳，僅為 30% 左右[10-11]。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且衛生醫療資源有限，很多篩查項目采用了風險評估模型作為初篩手段進行高危人群濃縮，以保證篩查效率和效果。但是既往研究表明基于問卷的風險評估對于識別結直腸腫瘤的準確度較為有限[12]，因此，研究者也提出了風險評估與其他篩查手段的聯合篩查或基于風險度的個體化篩查等新型篩查策略[13-14]。
目前我國結直腸癌人群篩查項目采用了多種篩查方案。農村高發區結直腸癌早診早治項目和部分城市地區（例如上海、廣州和天津）結直腸癌篩查項目采用了癌癥風險評估、FOBT 和結腸鏡相結合的序貫法篩查方案，如癌癥風險評估結果為高風險或者 FOBT 為陽性，則受試者被認定為高危人群并需要接受進一步結腸鏡檢查[7-8, 15]。城市癌癥早診早治項目采用的是癌癥風險評估結合結腸鏡檢查的篩查方案，針對癌癥風險評估為陽性的高危人群提供進一步結腸鏡檢查[16]。
3 我國結直腸癌篩查的人群參與率現狀
基于已開展的篩查項目，已有研究者匯報了篩查方案的依從性等結果。總體來看，我國結直腸癌篩查的人群參與率較低，有極大的提升需求。Chen 等[17]分析了 2012 年—2015 年城市癌癥早診早治項目結直腸癌篩查數據，結果顯示在全國 16 個省份的 182 927 例風險評估為結直腸癌高風險的篩查對象中，僅有 25 593 例接受了結腸鏡篩查，參與率僅為 14.0%。李娟萍等[18]分析了上海市 2013 年—2016 年結直腸癌篩查結果，結果顯示 4 216 例初篩陽性者（風險評估為高風險或者 FOBT 陽性）的結腸鏡檢查依從率為 20.14%，其中風險評估及 FOBT 均為陽性的篩查對象結腸鏡檢查依從率最高為 32.73%，單一風險度評估陽性的腸鏡檢查依從率最低，僅為 9.43%。蔡善榮等[19]分析 2004 年—2005 年在杭州社區人群結直腸癌篩查項目數據，結果顯示在 34 726 名受邀居民中，有 6 089 例（17.5%）實際接受了 FOBT 篩查，其中 FOBT 陽性者 157 例，僅有 28 例（17.8%）接受了進一步結腸鏡檢查。除上述項目外，其他篩查項目也均表明結直腸癌篩查參與率以及后續結腸鏡的順應性均較差[7-9, 15, 18, 20]。
結直腸癌人群篩查參與率低是世界各國篩查項目普遍存在的問題。一項綜述研究表明，在基于 FOBT 的結直腸癌篩查多個項目中，各國的人群參與率差異較大，總體參與率在 7.0% 到 67.7% 之間[21]。此外，一項正在歐洲 4 個國家（挪威、荷蘭、波蘭、瑞典）開展的結直腸癌篩查隨機對照試驗（NordICC 研究）結果發現，一般人群的結腸鏡篩查參與率在 22.9%（荷蘭）至 60.7%（挪威）之間，平均為 40.0%[22]。如何提升人群篩查參與率是世界各國結直腸癌篩查工作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4 參與率相關影響因素
影響人群參與率的因素包括多個層面，既往研究提示在政策、篩查供方、篩查方法以及篩查需方等方面采取相應的干預措施可以提升人群篩查參與率[23-24]。
4.1 政策
目前結直腸癌篩查尚未納入我國醫療保險支付范疇，因此人群組織性結直腸癌篩查項目的開展大多依托于政府公共衛生服務項目。與臨床機會性篩查相比，人群組織性篩查的開展涉及多個環節并需要形成一整套有效的工作模式。國內外篩查實踐已經證實，與機會性篩查相比，人群組織性篩查的參與率更高[25-26]。例如通過城市癌癥早診早治項目的實施，項目實施地區已經初步建立起國家癌癥中心、省市技術管理單位（省腫瘤醫院或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臨床篩查單位以及基層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三級癌癥篩查和早診早治網絡，從篩查人群招募、臨床篩查、篩查結果反饋以及隨訪管理形成了全鏈條管理模式[16]。建立良好的篩查組織模式也是提升篩查參與率、保證篩查效果的重要基石。
4.2 篩查供方
在社區為基礎的人群結直腸癌篩查項目中，基層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通常承擔著篩查人群招募、問卷調查、篩查耗材發放與回收、臨床檢查預約、篩查結果收集與反饋以及隨訪等任務，臨床機構承擔著臨床篩查、篩查結果出具以及臨床診療等任務。篩查提供方的工作模式、工作負荷以及服務意愿將直接影響篩查者的參與率[27-28]。國外研究提示家庭全科醫師提供篩查相關專業咨詢（包括篩查方法和效果介紹）可提高篩查參與率[29]。近些年，也有國外研究提示對篩查參與者給予金錢激勵等措施可以潛在提升結直腸癌篩查參與率[30-31]，然而現金激勵在我國人群篩查中是否有用有待進一步研究證實。
4.3 篩查方法
不同結直腸癌篩查方法在有效性、費用、接受度以及安全性等方面均有著一定差異。相比于侵入性檢測手段（結腸鏡或纖維乙狀結腸鏡），非侵入性手段（例如糞便檢測等）的人群接受度更高。FOBT 具有費用低廉、操作方便等優勢，是很多結直腸癌篩查項目所應用的主要初篩手段。FIT 由于采樣方便且無飲食或藥物服用限制，現有證據提示其人群篩查依從性較傳統的愈創木脂法糞隱血試驗高[32]。盡管結腸鏡檢查是結直腸癌篩查的金標準，但由于需要腸道準備且為侵入性檢測，在一般人群中的篩查參與率較低。現有證據也表明通過 FOBT 等手段進行初篩可顯著提高高危人群的結腸鏡檢查的參與率。其他新型檢測手段如血液 septin9 標志物、糞便 DNA 檢測以及 CT 仿真結腸鏡等技術的人群依從性也較結腸鏡檢查要好[33-35]，但是其人群應用效果缺乏高級別循證醫學證據，因此，并未在大規模人群篩查中廣泛應用。
4.4 篩查人群
篩查費用是影響人群腸鏡參與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對城市癌癥早診早治項目中 1 624 名篩查對象進行隨訪調查的結果發現，調查對象的篩查支付意愿較低，有支付意愿者的最高支付額度不足百元，遠低于目前結腸鏡檢查的實際費用[36]。廣州市 2015 年結直腸癌篩查結果分析提示，結腸鏡免費篩查人群的參與率（20.27%）顯著高于結腸鏡不免費地區人群（10.70%）[15]。因此，有效平衡個人與社會付費比例，制定合理的結直腸癌篩查付費機制，將對結直腸癌篩查的人群參與率提升有著積極作用。
目前我國居民篩查認知水平較為薄弱，恐癌以及害怕篩查極大地影響了篩查參與率[37]。此外，居民獲取篩查相關專業知識的渠道較少，也是制約篩查參與率的重要因素[38]。在歐美國家，家庭醫生可在常規診療過程中向居民宣傳并推薦其參與癌癥篩查，特別是對于年老的、教育水平較低的居民，這種方式極大地提高了居民對篩查的認知并提升了篩查的參與率。因此，多途徑開展人群防癌知識宣傳活動、充分發揮醫師的防癌知識宣傳能力將是提升癌癥篩查參與率的重要抓手。
5 結語
結直腸癌篩查和早診早治是降低結直腸癌負擔的有效手段。開展人群結直腸癌篩查除了要采用適宜的篩查技術，也要兼顧人群順應性和參與率，從而保證人群篩查效率和效果。我國現有的篩查實踐已經表明我國人群結直腸癌篩查參與率較低，分析可能與居民篩查意識薄弱、付費意愿低、缺乏個體化篩查方案以及組織動員工作欠缺有關。由于我國不同地區經濟水平和醫療資源分布有著較大的差異，制定適合不同人群的適宜篩查方案是值得關注的重要研究方向。此外，也應當充分發揮包括基層全科醫師在內的初級醫療服務體系在篩查宣教和動員中的作用，利用多種途徑開展健康宣教和健康促進工作，提高人群的防癌健康素養。
根據最新腫瘤登記數據，我國 2014 年新發結直腸癌 37 萬例，死亡 18 萬例，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為 17.52/10 萬和 7.91/10 萬，均位列主要癌癥的第 5 位[1]。近些年來，隨著我國居民膳食以及生活方式的改變，結直腸癌的發病率顯著上升，并且呈現城市發病高于農村、男性發病高于女性等疾病分布特征[1-2]。國內外大量研究實踐已證實，開展基于內鏡或糞便潛血檢測的人群篩查可以顯著降低結直腸癌的負擔[3-5]。我國自上個世紀 70 年代起，依托于國家或地方政府支持的公共衛生服務項目，陸續開展了若干結直腸癌篩查項目。盡管現有的篩查項目取得了一定的社會和經濟效益，但初步結果也提示我國結直腸癌的人群篩查工作仍面臨著很多挑戰。
參與率是評價篩查項目人群效果的重要指標。提高篩查參與率可有效提升篩查效果并使篩查項目更具有成本效益。澳大利亞的一項結直腸癌篩查模型研究表明[6]，當結直腸癌篩查人群參與率為40%時（澳大利亞現有水平），可預防 92 200 例結直腸癌發病以及 59 000 例死亡。當參與率提高到 60% 時，可額外預防 37 300 例結直腸癌發病和 24 800 例死亡，且更具有成本效益。因此，探討結直腸癌人群篩查參與率具有很重要的公共衛生意義。
本文將著重闡述目前我國結直腸癌人群組織性篩查項目中篩查參與率的現狀，并探討影響參與率的相關因素，以期為將來人群結直腸癌篩查項目設計和有效開展提供理論參考。
1 我國現有結直腸癌篩查項目
我國結直腸癌篩查工作起步于 20 世紀 70 年代。1973 年衛生部組織開展的全國第一次死因回顧性調查發現，浙江省嘉善縣和海寧縣的結直腸癌死亡率較高，隨后將兩縣列為結直腸癌高發現場，并在當地開展了一系列結直腸癌篩查項目。2006 年起，該地區啟動了由原衛生部組織的人群結直腸癌篩查工作，現已累計完成初篩人群 34 萬余人，開展結腸鏡檢查 3.3 萬余例，發現腺瘤 4 200 余例、結直腸癌 280 余例。2012 年起，在原衛生部和財政部的支持下，我國正式啟動了針對城市地區常見的五大類癌癥（肺癌、乳腺癌、肝癌、上消化道癌和結直腸癌）的人群篩查項目—城市癌癥早診早治項目。目前此項目已覆蓋全國 22 個省份的 42 個城市。截至 2017 年底，項目已經累計完成人群癌癥風險評估 245 萬余例，評估出結直腸癌高危人群 36 萬余例，開展高危人群的結腸鏡篩查 8.6 萬余例，檢出結直腸腺瘤 1 萬余例、結直腸癌 300 余例。
此外，我國的一些地市（比如上海、天津、廣州等地）也開展了由當地政府主導的人群結直腸癌篩查項目。上海自 2012 年開展社區居民結直腸癌篩查項目，采用了問卷風險評估和糞便隱血試驗（fecal occult blood test，FOBT）進行人群初篩，并結合結腸鏡精篩的篩查模式。該項目在第一輪篩查中已完成 100 萬例居民初篩及高危人群結腸鏡檢查 5.8 萬例，共檢出結直腸癌 1 960 例[7]。天津自 2012 年開展結直腸癌篩查項目[8]，以 3 年為 1 個周期，按照 40～50 歲、50～60 歲、60～74 歲 3 個年齡段逐年開展篩查工作，目前已經完成 2 個周期的篩查工作，累計完成結直腸癌初篩 400 余萬例，篩查出結直腸癌高危人群 20.2 萬例，完成 7.8 萬人次的結腸鏡檢查，通過篩查發現腸道息肉患者 2.6 萬例。廣州自 2015 年啟動覆蓋全市 50～74 歲常住人口的結直腸癌篩查項目，并被列入“廣州市重大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在 2015 年—2016 年此項目完成初篩 220 834 人，初篩陽性 37 040 例，開展結腸鏡檢查 7 821 例，檢出結直腸癌 230 例、進展期腺瘤 614 例[9]。
2 結直腸癌主要篩查方法和篩查模式
目前廣泛應用于結直腸癌篩查的主要手段包括結腸鏡、纖維乙狀結腸鏡以及 FOBT 等。結腸鏡是結直腸癌篩查的金標準。醫師可在可視內鏡下完整地檢視整個腸道的情況，當發現病變可以取病理活檢以明確診斷。FOBT 是目前應用最為廣泛的非侵入性結直腸癌篩查方法，主要通過檢測糞便中肉眼不可見的血液來提示可能的結直腸病變。一項 Meta 分析提示，最新的免疫法糞便隱血試驗（fecal immunochemical test，FIT）對于診斷結直腸癌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79% 和 94%，但是其對于診斷結直腸癌癌前病變腺瘤的靈敏度欠佳，僅為 30% 左右[10-11]。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且衛生醫療資源有限，很多篩查項目采用了風險評估模型作為初篩手段進行高危人群濃縮，以保證篩查效率和效果。但是既往研究表明基于問卷的風險評估對于識別結直腸腫瘤的準確度較為有限[12]，因此，研究者也提出了風險評估與其他篩查手段的聯合篩查或基于風險度的個體化篩查等新型篩查策略[13-14]。
目前我國結直腸癌人群篩查項目采用了多種篩查方案。農村高發區結直腸癌早診早治項目和部分城市地區（例如上海、廣州和天津）結直腸癌篩查項目采用了癌癥風險評估、FOBT 和結腸鏡相結合的序貫法篩查方案，如癌癥風險評估結果為高風險或者 FOBT 為陽性，則受試者被認定為高危人群并需要接受進一步結腸鏡檢查[7-8, 15]。城市癌癥早診早治項目采用的是癌癥風險評估結合結腸鏡檢查的篩查方案，針對癌癥風險評估為陽性的高危人群提供進一步結腸鏡檢查[16]。
3 我國結直腸癌篩查的人群參與率現狀
基于已開展的篩查項目，已有研究者匯報了篩查方案的依從性等結果。總體來看，我國結直腸癌篩查的人群參與率較低，有極大的提升需求。Chen 等[17]分析了 2012 年—2015 年城市癌癥早診早治項目結直腸癌篩查數據，結果顯示在全國 16 個省份的 182 927 例風險評估為結直腸癌高風險的篩查對象中，僅有 25 593 例接受了結腸鏡篩查，參與率僅為 14.0%。李娟萍等[18]分析了上海市 2013 年—2016 年結直腸癌篩查結果，結果顯示 4 216 例初篩陽性者（風險評估為高風險或者 FOBT 陽性）的結腸鏡檢查依從率為 20.14%，其中風險評估及 FOBT 均為陽性的篩查對象結腸鏡檢查依從率最高為 32.73%，單一風險度評估陽性的腸鏡檢查依從率最低，僅為 9.43%。蔡善榮等[19]分析 2004 年—2005 年在杭州社區人群結直腸癌篩查項目數據，結果顯示在 34 726 名受邀居民中，有 6 089 例（17.5%）實際接受了 FOBT 篩查，其中 FOBT 陽性者 157 例，僅有 28 例（17.8%）接受了進一步結腸鏡檢查。除上述項目外，其他篩查項目也均表明結直腸癌篩查參與率以及后續結腸鏡的順應性均較差[7-9, 15, 18, 20]。
結直腸癌人群篩查參與率低是世界各國篩查項目普遍存在的問題。一項綜述研究表明，在基于 FOBT 的結直腸癌篩查多個項目中，各國的人群參與率差異較大，總體參與率在 7.0% 到 67.7% 之間[21]。此外，一項正在歐洲 4 個國家（挪威、荷蘭、波蘭、瑞典）開展的結直腸癌篩查隨機對照試驗（NordICC 研究）結果發現，一般人群的結腸鏡篩查參與率在 22.9%（荷蘭）至 60.7%（挪威）之間，平均為 40.0%[22]。如何提升人群篩查參與率是世界各國結直腸癌篩查工作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4 參與率相關影響因素
影響人群參與率的因素包括多個層面，既往研究提示在政策、篩查供方、篩查方法以及篩查需方等方面采取相應的干預措施可以提升人群篩查參與率[23-24]。
4.1 政策
目前結直腸癌篩查尚未納入我國醫療保險支付范疇，因此人群組織性結直腸癌篩查項目的開展大多依托于政府公共衛生服務項目。與臨床機會性篩查相比，人群組織性篩查的開展涉及多個環節并需要形成一整套有效的工作模式。國內外篩查實踐已經證實，與機會性篩查相比，人群組織性篩查的參與率更高[25-26]。例如通過城市癌癥早診早治項目的實施，項目實施地區已經初步建立起國家癌癥中心、省市技術管理單位（省腫瘤醫院或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臨床篩查單位以及基層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三級癌癥篩查和早診早治網絡，從篩查人群招募、臨床篩查、篩查結果反饋以及隨訪管理形成了全鏈條管理模式[16]。建立良好的篩查組織模式也是提升篩查參與率、保證篩查效果的重要基石。
4.2 篩查供方
在社區為基礎的人群結直腸癌篩查項目中，基層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通常承擔著篩查人群招募、問卷調查、篩查耗材發放與回收、臨床檢查預約、篩查結果收集與反饋以及隨訪等任務，臨床機構承擔著臨床篩查、篩查結果出具以及臨床診療等任務。篩查提供方的工作模式、工作負荷以及服務意愿將直接影響篩查者的參與率[27-28]。國外研究提示家庭全科醫師提供篩查相關專業咨詢（包括篩查方法和效果介紹）可提高篩查參與率[29]。近些年，也有國外研究提示對篩查參與者給予金錢激勵等措施可以潛在提升結直腸癌篩查參與率[30-31]，然而現金激勵在我國人群篩查中是否有用有待進一步研究證實。
4.3 篩查方法
不同結直腸癌篩查方法在有效性、費用、接受度以及安全性等方面均有著一定差異。相比于侵入性檢測手段（結腸鏡或纖維乙狀結腸鏡），非侵入性手段（例如糞便檢測等）的人群接受度更高。FOBT 具有費用低廉、操作方便等優勢，是很多結直腸癌篩查項目所應用的主要初篩手段。FIT 由于采樣方便且無飲食或藥物服用限制，現有證據提示其人群篩查依從性較傳統的愈創木脂法糞隱血試驗高[32]。盡管結腸鏡檢查是結直腸癌篩查的金標準，但由于需要腸道準備且為侵入性檢測，在一般人群中的篩查參與率較低。現有證據也表明通過 FOBT 等手段進行初篩可顯著提高高危人群的結腸鏡檢查的參與率。其他新型檢測手段如血液 septin9 標志物、糞便 DNA 檢測以及 CT 仿真結腸鏡等技術的人群依從性也較結腸鏡檢查要好[33-35]，但是其人群應用效果缺乏高級別循證醫學證據，因此，并未在大規模人群篩查中廣泛應用。
4.4 篩查人群
篩查費用是影響人群腸鏡參與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對城市癌癥早診早治項目中 1 624 名篩查對象進行隨訪調查的結果發現，調查對象的篩查支付意愿較低，有支付意愿者的最高支付額度不足百元，遠低于目前結腸鏡檢查的實際費用[36]。廣州市 2015 年結直腸癌篩查結果分析提示，結腸鏡免費篩查人群的參與率（20.27%）顯著高于結腸鏡不免費地區人群（10.70%）[15]。因此，有效平衡個人與社會付費比例，制定合理的結直腸癌篩查付費機制，將對結直腸癌篩查的人群參與率提升有著積極作用。
目前我國居民篩查認知水平較為薄弱，恐癌以及害怕篩查極大地影響了篩查參與率[37]。此外，居民獲取篩查相關專業知識的渠道較少，也是制約篩查參與率的重要因素[38]。在歐美國家，家庭醫生可在常規診療過程中向居民宣傳并推薦其參與癌癥篩查，特別是對于年老的、教育水平較低的居民，這種方式極大地提高了居民對篩查的認知并提升了篩查的參與率。因此，多途徑開展人群防癌知識宣傳活動、充分發揮醫師的防癌知識宣傳能力將是提升癌癥篩查參與率的重要抓手。
5 結語
結直腸癌篩查和早診早治是降低結直腸癌負擔的有效手段。開展人群結直腸癌篩查除了要采用適宜的篩查技術，也要兼顧人群順應性和參與率，從而保證人群篩查效率和效果。我國現有的篩查實踐已經表明我國人群結直腸癌篩查參與率較低，分析可能與居民篩查意識薄弱、付費意愿低、缺乏個體化篩查方案以及組織動員工作欠缺有關。由于我國不同地區經濟水平和醫療資源分布有著較大的差異，制定適合不同人群的適宜篩查方案是值得關注的重要研究方向。此外，也應當充分發揮包括基層全科醫師在內的初級醫療服務體系在篩查宣教和動員中的作用，利用多種途徑開展健康宣教和健康促進工作，提高人群的防癌健康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