頸前路減壓融合術（anterior cervical decompression and fusion，ACDF）治療神經根型頸椎病和脊髓型頸椎病已有半個世紀，并取得良好的臨床療效，隨著隨訪時間的不斷延長，術后與融合節段相關并發癥逐漸凸顯出來。因此，在保留頸椎穩定性及活動度雙重要求下，非融合理念孕育而生。人工頸椎間盤置換術（cervical artificial disc replacement，CADR) 作為頸椎非融合技術迅速發展起來，隨著人工假體材料和設計理念的不斷發展以及手術操作的規范與熟練，CADR 取得了優于 ACDF 的短中期臨床療效。與 ACDF 相比，CADR 主要優勢在于術后恢復快，維持植入節段頸椎活動度及穩定性，恢復頸椎間隙高度，降低鄰近節段應力及手術翻修率。在臨床工作中，CADR 作為一項新興技術，要求脊柱外科醫師嚴格掌握手術適應證、禁忌證及患者整體情況。該文對 CADR 研究進展進行了綜述，以期為臨床治療頸椎病提供新思路。
引用本文： 吳巷, 任莉榮, 舒鈞. 人工頸椎間盤置換術治療頸椎病的研究進展. 華西醫學, 2018, 33(12): 1563-1567. doi: 10.7507/1002-0179.201810036 復制
隨著時代的發展，就業壓力及伏案工作量的不斷增加，頸椎病的發病率逐漸上升。頸前路減壓融合術（anterior cervical decompression and fusion，ACDF）被認為是治療神經根型頸椎病和脊髓型頸椎病的金標準[1]。經過長期隨訪發現：頸（cervical，C）5 神經麻痹[2]，吞咽困難、與融合節段相關臨椎病導致再次手術[3-4]，相鄰節段應力增加促進鄰近節段退變（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ASD）[5]，植骨不融合，假體移位或（和）沉降等相關并發癥[6]不斷涌現。因此，頸椎非融合理念孕育而生。人工頸椎間盤置換術（cervical artificial disc replacement，CADR）作為頸椎非融合技術之一，在保留植入節段頸椎穩定性及活動度、恢復頸椎間隙高度、降低鄰近節段應力、預防 ASD 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臨床療效[1, 6-7]。近年來，CADR 逐漸成為 ACDF 在治療頸椎退變性椎間盤疾病的可替代術式[8]。現圍繞 CADR 的發展簡史、適應證及禁忌證、臨床療效、相關并發癥的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1 CADR 的發展簡史
20 世紀 60 年代，人們開始設計人工椎間盤假體。1966 年，Fernstr?m 等[9]首次報道了將一個圓形的假體植入頸椎間隙，由于出現結構不穩、假體下沉等并發癥宣告失敗。1998 年，Cummins 等[10]回顧分析了 20 例頸椎病患者植入可移動不銹鋼人工假體，認為該手術安全且耐受性良好，并且大多數患者隨訪期間保持良好的頸椎活動度，從而避免 ASD 的發生。2007 年，Morrow [11]報道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 Prestige 人工頸椎間盤用于治療頸椎間盤退行性疾病。自 2006 年以來，已有 7 個人工頸椎間盤假體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12]，諸如 Mobi-C 假體、M6-C 假體、Prodisc-LP 假體、Kineflex-C 假體、Bryan 假體等，其中 Bryan 假體是目前臨床上使用最廣泛的人工椎間盤假體。隨后人工頸椎間盤假體廣泛應用于臨床，開啟了人工頸椎間盤治療頸椎間盤退行性疾病的新時代。Pham 等[13]報道植入 M6-C 假體和 Mobi-C 假體與正常人群頸椎活動度的比較，結果顯示植入 M6-C 和 Mobi-C 假體對頸椎活動度的早期恢復結果令人滿意。Yuan 等[6]設計了不同大小 Prestige-LP 假體植入 C5–6 椎間隙對頸椎活動度、鄰椎間盤內壓力、小關節力以及骨-假體界面應力分布的影響，研究表明隨著假體高度的增加，頸椎活動度、椎間盤內壓和小關節應力增加；在 C5–6 椎間盤和小關節應力反而下降；因此，Prestige-LP 假體的適當高度可以保持正常的頸椎活動度、鄰椎間盤內壓力和小關節應力。
2 CADR 的適應證及禁忌證
目前國內外尚無統一的 CADR 手術適應證，本文查閱大量文獻將其總結如下：① 頸椎間盤突出癥。Reinke 等[14]隨訪 50 例單節段頸椎間盤突出癥患者接受 Prestige-LP 假體置換，隨訪發現 2 名專業運動員及 20 名業余愛好者頸椎均恢復到之前的運動水平。② 1～3 個節段前方壓迫脊髓型和（或）神經根型頸椎病。Zou 等[15]的研究表明 CADR 治療連續 2 個節段頸椎間盤退變患者與 ACDF 治療療效相當，但 CADR 術后并發癥、再次手術發生率和相鄰節段疾病的發生率顯著較 ACDF 降低。③ 外傷性頸椎間盤突出癥。歐云生等[16]隨訪分析 8 例外傷性頸椎椎間盤突出癥患者行 CADR，結果顯示椎間隙高度、椎間穩定性均維持良好，未發現植入節段異位骨化、假體下沉等并發癥。其中 1 例在術后 42 d 時 X 線片發現假體前移 1 mm，末次隨訪時假體前移距離未明顯增加；余 7 例未發現假體位移、松動；CADR 治療外傷性頸椎椎間盤突出癥的初期臨床療效和影像學隨訪結果令人滿意。④ 頸椎生理彎曲存在，屈伸活動良好；沒有明顯的椎間隙狹窄、節段性后凸及不穩。有學者認為術前頸椎存在后凸畸形，則影響假體植入的角度，增加術后頸椎后凸的風險。⑤ 頸椎術后，ASD 出現臨床癥狀需行二次手術。大量文獻表明人工椎間盤可恢復椎間隙高度，防止或延緩 ASD 的發生[1, 7, 17]。Tian 等[18]回顧分析了 1 例 9 年前 ACDF 術后融合節段骨贅壓迫脊髓、臨近節段頭側椎間盤突出，行 2 個節段 ACDR 翻修，隨訪 6 個月，CT 掃描顯示椎管內沒有明顯的壓迫，患者頸部癥狀和神經功能恢復良好。因此，可以認為 CADR 是治療頸椎融合術后 ASD 的又一選擇。
手術禁忌證：① 在無神經根型或脊髓型頸椎病、骨質減少或骨質疏松癥的情況下表現為軸向頸部疼痛；② 骨質軟化、骨質減少或者嚴重的骨質疏松癥；③ 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強直性脊柱炎、風濕性關節炎）；④ 涉及棘突及頸部的惡性腫瘤，脊柱或局部感染；⑤ 頸椎動力位片上下椎體位移＞3.5 mm，節段不穩定性增加；⑥ 頸椎后縱韌帶骨化癥，嚴重的小關節病變；⑦ 先天性頸椎管狹窄癥；⑧ 頸椎骨折伴脫位；⑨ 明顯椎間隙狹窄或橋接式骨贅形成。
3 CADR 的臨床療效
隨著頸椎融合手術的增加，ASD 已成為脊柱外科醫生關注的共同話題[19]，植入物塌陷、下沉、移位，假關節形成，椎間隙高度丟失，神經系統并發癥，融合節段活動度喪失等逐步凸顯。近年來，CADR 逐漸應用于臨床并取得了良好的臨床效果。CADR 主要優點是減少 ACDF 后發生 ASD，其主要通過減少鄰近節段的壓力。因此，CADR 逐漸成為 ACDF 在頸椎退變性椎間盤疾病外科治療的可替代方法。下面分別介紹幾種人工假體的特點及臨床療效。
3.1 Prestige-LP 假體
Prestige-LP 假體由鈦-陶瓷復合材料合成，具有高度耐磨性，上下終板接觸面為雙軌設計，上終板為球形，下終板為橢圓形，典型的球臼設計，上終板在水平方向上能夠前后移動，模擬頸椎正常生理運動。通過上下終板背面的雙軌達到即刻穩定，X 線、CT 及 MRI 成像良好，在臨床上應用較廣泛。Gornet 等[20]比較了 Prestige-LP 假體與 ACDF 治療退變性頸椎間盤疾病的療效和安全性，結果顯示兩者安全有效，Prestige-LP 假體是神經根型頸椎病或脊髓型頸椎病的替代治療方法。Lanman 等[21]也得出同樣的結論。Gao 等[22]評估 Prestige-LP 假體治療 24 例雙節段退變性頸椎間盤疾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通過 5 年的隨訪發現患者臨床結果顯著改善，并有效地保留了全頸段及手術節段的活動度，恢復了正常的頸椎前凸和椎間隙高度。Prestige-LP 假體治療神經根型、脊髓型頸椎病短中期效果確切, 頸椎人工間盤節段置換術后可保留一定活動度，頸椎運動范圍及相鄰節段運動范圍維持良好，是一種安全有效的融合替代方案。
3.2 Mobi-C 假體
Mobi-C 假體是由上下兩端板及人工髓核組成的人工假體，上下板外層涂有鈦，有利于椎體骨長入，從而達到生物穩定的目的。其上下板有橫向排列的齒狀結構，確保假體植入后的穩固性。髓核設計可以在頸椎的運動中調整到最適宜位置，允許頸椎各方向的運動，降低對鄰椎的影響。Mobi-C 假體主要應用在歐洲國家，國內應用不多。Lu 等[23]對 Mobi-C 假體和 ACDF 在治療退行性椎間盤疾病患者的療效和安全性進行了 Meta 分析，結果顯示 Mobi-C 假體組頸部殘疾指數顯著改善，患者滿意度提高，且再次手術的發生率減少，該研究推薦使用 Mobi-C 假體治療退行性頸椎間盤退變性疾病。
3.3 Bryan 假體
Bryan 假體是目前臨床應用最為廣泛的人工假體，由上、下兩端鈦合金終板及中間由聚氨基甲酸乙酯材料所填充的人工髓核構成，并灌入無菌生理鹽水。即使運動過程中髓核產生磨損，也不會透過聚氨基甲酸乙酯組成的半透膜進入人體組織。軸向負荷通過水壓和人工髓核衰減，從而具有吸收動能的作用，能滿足脊柱三維空間的旋轉平移屈曲運動，最大限度地保留頸椎的生理功能。Bryan 假體上、下鈦合金終板與椎體骨性終板相互融合，從而實現生物固定。Shang 等[24]回顧性分析 Bryan 假體治療“跳躍式”多節段頸椎病（multi-segment cervical spondylosis，SCS）的臨床和放射學療效，結果表明 Bryan 假體能有效改善 SCS 神經功能癥狀，保留頸椎整體活動度，減少 ASD 及術后軸性癥狀的發生。李晉玉等[25]通過長期隨訪 Bryan 假體治療頸椎病的臨床療效，結果表明 Bryan 人工頸椎間盤置換不僅具有良好的臨床效果，而且可以恢復和保留頸椎前凸和脊柱功能單元彎曲。筆者認為充分徹底的外科減壓是首要任務，包括對鉤椎關節及后方韌帶的處理，神經根徹底減壓。術后常規佩戴頸托 1～2 周，穩定假體-骨界面，避免長期制動帶來的負面影響。
4 CADR 的臨床并發癥
隨著 CADR 不斷應用于臨床及隨訪時間的延長，CADR 并發癥的報道隨之也逐步增多。本文查閱大量文獻總結如下：① 手術入路相關并發癥：吞咽困難、術后血腫、食管氣管損傷、喉返神經麻痹、聲音嘶啞等。Goffin 等[26]報道了 92 例單節段 CADR 中術后 1 例發生嚴重的椎前血腫；10 例雙節段 CADR 中術后 1 例發生嚴重的聲音嘶啞及聲帶麻痹。② 假體相關并發癥：異位骨化、自發融合、假體下沉及移位、骨溶解、植入節段后凸等。與假體大小不匹配有關的并發癥正在增加，如假體沉降、異位骨化等[27]。Park 等[28]隨訪了 75 例頸椎間盤突出癥患者 24 個月，異位骨化發生率為 94.1%。手術技術是影響異位骨化的最重要因素，術中在處理終板時，避免不了產生骨碎屑，而這些骨碎屑可直接誘發異位骨化、假體松動或骨溶解。因此，術中處理終板時切記小心謹慎，盡可能產生較少的骨碎屑，術后服用非甾體類抗炎藥可減少炎癥反應及異位骨化的發生率，降低手術并發癥發生率。③ 手術相關并發癥：醫源性骨折、腦脊液漏、神經癥狀加重、切口感染等。Wang 等[29]報道 1 例頸椎病患者在行 CADR 后 CT 掃描顯示 C6 尾側終板背側骨折，術中行 ACDF 補救，6 個月后骨折融合。Nandyala 等[30]對 1 830 例患者行 1～2 個節段 CADR，調查顯示 0.5% 的患者出現腦脊液漏，1.6% 的患者出現神經系統并發癥，2.2% 的患者出現切口感染。因此，術中 CADR 失敗，應立即行 ACDF 進行補救，減少假體移位、下沉或頸椎不穩，甚至骨折引起脊髓損傷等并發癥的出現。
5 CADR 臨床爭論相關問題
CADR 作為治療頸椎病的新技術，取得了良好的近、中期臨床療效，其優點在于獲得充分的減壓效果，保留植入節段生理活動范圍、頸椎前凸曲度，阻止或延緩 ASD 的發生。然而，與 CADR 臨床療效相關的一些爭議性問題仍未得到解決。這些問題包括異位骨化、骨磨損碎屑和組織反應，以及多節段全椎間盤置換術和混合手術是脊柱外科醫生共同關心的問題[31]。假體對相鄰椎間盤壓力、小關節應力、假體-骨界面應力等參數的影響也僅在動物實驗模型基礎研究上。假體-骨界面壓力的大小直接影響成骨細胞的增殖，進一步影響假體-骨界面整合情況，而上下終板壓力分布仍然缺乏確切的臨床研究報道。Choi 等[32]報道 2 例 CADR 術后由于植入物尺寸過大而引起術后頑固性頸痛。Kerferd 等[33]報道 2 例使用 Mobi-C 假體行 CADR 術后觀察到局部假體高活動度。筆者認為即使頸椎術后在放射學上顯示成功，假體尺寸大小及應力分布的不平衡也可能對頸痛患者產生不利影響，甚至產生不穩。因此，面對諸多臨床爭議，尋求 CADR 的發展新方向已成為臨床研究的焦點。
6 CADR 的發展方向
目前，用于臨床的人工椎間盤假體均來自進口，其按照歐美人種頸椎而設計，不完全適合國人頸椎結構。因而常出現不匹配的情況，導致假體植入后并發癥的出現。因此，迫切需要面向國人頸椎結構而設計，在生物力學特征及新型材料涂層設計方面符合國人頸椎結構特點是今后 CADR 的發展新方向，并顯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與假體尺寸大小相關的應力分布及其對人成骨細胞生物相容性同樣也顯得舉足輕重。臨床上，需要嚴格把控手術適應證、禁忌證與患者整體情況，假體尺寸的精確選擇，并進行多中心、大規模、大樣本及長期術后隨訪研究。隨著手術技術的規范與成熟，CADR 作為一種新型的符合人體頸椎生理功能的非融合固定術，在未來頸椎間盤慢性退變疾病的治療中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
隨著時代的發展，就業壓力及伏案工作量的不斷增加，頸椎病的發病率逐漸上升。頸前路減壓融合術（anterior cervical decompression and fusion，ACDF）被認為是治療神經根型頸椎病和脊髓型頸椎病的金標準[1]。經過長期隨訪發現：頸（cervical，C）5 神經麻痹[2]，吞咽困難、與融合節段相關臨椎病導致再次手術[3-4]，相鄰節段應力增加促進鄰近節段退變（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ASD）[5]，植骨不融合，假體移位或（和）沉降等相關并發癥[6]不斷涌現。因此，頸椎非融合理念孕育而生。人工頸椎間盤置換術（cervical artificial disc replacement，CADR）作為頸椎非融合技術之一，在保留植入節段頸椎穩定性及活動度、恢復頸椎間隙高度、降低鄰近節段應力、預防 ASD 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臨床療效[1, 6-7]。近年來，CADR 逐漸成為 ACDF 在治療頸椎退變性椎間盤疾病的可替代術式[8]。現圍繞 CADR 的發展簡史、適應證及禁忌證、臨床療效、相關并發癥的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1 CADR 的發展簡史
20 世紀 60 年代，人們開始設計人工椎間盤假體。1966 年，Fernstr?m 等[9]首次報道了將一個圓形的假體植入頸椎間隙，由于出現結構不穩、假體下沉等并發癥宣告失敗。1998 年，Cummins 等[10]回顧分析了 20 例頸椎病患者植入可移動不銹鋼人工假體，認為該手術安全且耐受性良好，并且大多數患者隨訪期間保持良好的頸椎活動度，從而避免 ASD 的發生。2007 年，Morrow [11]報道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 Prestige 人工頸椎間盤用于治療頸椎間盤退行性疾病。自 2006 年以來，已有 7 個人工頸椎間盤假體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12]，諸如 Mobi-C 假體、M6-C 假體、Prodisc-LP 假體、Kineflex-C 假體、Bryan 假體等，其中 Bryan 假體是目前臨床上使用最廣泛的人工椎間盤假體。隨后人工頸椎間盤假體廣泛應用于臨床，開啟了人工頸椎間盤治療頸椎間盤退行性疾病的新時代。Pham 等[13]報道植入 M6-C 假體和 Mobi-C 假體與正常人群頸椎活動度的比較，結果顯示植入 M6-C 和 Mobi-C 假體對頸椎活動度的早期恢復結果令人滿意。Yuan 等[6]設計了不同大小 Prestige-LP 假體植入 C5–6 椎間隙對頸椎活動度、鄰椎間盤內壓力、小關節力以及骨-假體界面應力分布的影響，研究表明隨著假體高度的增加，頸椎活動度、椎間盤內壓和小關節應力增加；在 C5–6 椎間盤和小關節應力反而下降；因此，Prestige-LP 假體的適當高度可以保持正常的頸椎活動度、鄰椎間盤內壓力和小關節應力。
2 CADR 的適應證及禁忌證
目前國內外尚無統一的 CADR 手術適應證，本文查閱大量文獻將其總結如下：① 頸椎間盤突出癥。Reinke 等[14]隨訪 50 例單節段頸椎間盤突出癥患者接受 Prestige-LP 假體置換，隨訪發現 2 名專業運動員及 20 名業余愛好者頸椎均恢復到之前的運動水平。② 1～3 個節段前方壓迫脊髓型和（或）神經根型頸椎病。Zou 等[15]的研究表明 CADR 治療連續 2 個節段頸椎間盤退變患者與 ACDF 治療療效相當，但 CADR 術后并發癥、再次手術發生率和相鄰節段疾病的發生率顯著較 ACDF 降低。③ 外傷性頸椎間盤突出癥。歐云生等[16]隨訪分析 8 例外傷性頸椎椎間盤突出癥患者行 CADR，結果顯示椎間隙高度、椎間穩定性均維持良好，未發現植入節段異位骨化、假體下沉等并發癥。其中 1 例在術后 42 d 時 X 線片發現假體前移 1 mm，末次隨訪時假體前移距離未明顯增加；余 7 例未發現假體位移、松動；CADR 治療外傷性頸椎椎間盤突出癥的初期臨床療效和影像學隨訪結果令人滿意。④ 頸椎生理彎曲存在，屈伸活動良好；沒有明顯的椎間隙狹窄、節段性后凸及不穩。有學者認為術前頸椎存在后凸畸形，則影響假體植入的角度，增加術后頸椎后凸的風險。⑤ 頸椎術后，ASD 出現臨床癥狀需行二次手術。大量文獻表明人工椎間盤可恢復椎間隙高度，防止或延緩 ASD 的發生[1, 7, 17]。Tian 等[18]回顧分析了 1 例 9 年前 ACDF 術后融合節段骨贅壓迫脊髓、臨近節段頭側椎間盤突出，行 2 個節段 ACDR 翻修，隨訪 6 個月，CT 掃描顯示椎管內沒有明顯的壓迫，患者頸部癥狀和神經功能恢復良好。因此，可以認為 CADR 是治療頸椎融合術后 ASD 的又一選擇。
手術禁忌證：① 在無神經根型或脊髓型頸椎病、骨質減少或骨質疏松癥的情況下表現為軸向頸部疼痛；② 骨質軟化、骨質減少或者嚴重的骨質疏松癥；③ 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強直性脊柱炎、風濕性關節炎）；④ 涉及棘突及頸部的惡性腫瘤，脊柱或局部感染；⑤ 頸椎動力位片上下椎體位移＞3.5 mm，節段不穩定性增加；⑥ 頸椎后縱韌帶骨化癥，嚴重的小關節病變；⑦ 先天性頸椎管狹窄癥；⑧ 頸椎骨折伴脫位；⑨ 明顯椎間隙狹窄或橋接式骨贅形成。
3 CADR 的臨床療效
隨著頸椎融合手術的增加，ASD 已成為脊柱外科醫生關注的共同話題[19]，植入物塌陷、下沉、移位，假關節形成，椎間隙高度丟失，神經系統并發癥，融合節段活動度喪失等逐步凸顯。近年來，CADR 逐漸應用于臨床并取得了良好的臨床效果。CADR 主要優點是減少 ACDF 后發生 ASD，其主要通過減少鄰近節段的壓力。因此，CADR 逐漸成為 ACDF 在頸椎退變性椎間盤疾病外科治療的可替代方法。下面分別介紹幾種人工假體的特點及臨床療效。
3.1 Prestige-LP 假體
Prestige-LP 假體由鈦-陶瓷復合材料合成，具有高度耐磨性，上下終板接觸面為雙軌設計，上終板為球形，下終板為橢圓形，典型的球臼設計，上終板在水平方向上能夠前后移動，模擬頸椎正常生理運動。通過上下終板背面的雙軌達到即刻穩定，X 線、CT 及 MRI 成像良好，在臨床上應用較廣泛。Gornet 等[20]比較了 Prestige-LP 假體與 ACDF 治療退變性頸椎間盤疾病的療效和安全性，結果顯示兩者安全有效，Prestige-LP 假體是神經根型頸椎病或脊髓型頸椎病的替代治療方法。Lanman 等[21]也得出同樣的結論。Gao 等[22]評估 Prestige-LP 假體治療 24 例雙節段退變性頸椎間盤疾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通過 5 年的隨訪發現患者臨床結果顯著改善，并有效地保留了全頸段及手術節段的活動度，恢復了正常的頸椎前凸和椎間隙高度。Prestige-LP 假體治療神經根型、脊髓型頸椎病短中期效果確切, 頸椎人工間盤節段置換術后可保留一定活動度，頸椎運動范圍及相鄰節段運動范圍維持良好，是一種安全有效的融合替代方案。
3.2 Mobi-C 假體
Mobi-C 假體是由上下兩端板及人工髓核組成的人工假體，上下板外層涂有鈦，有利于椎體骨長入，從而達到生物穩定的目的。其上下板有橫向排列的齒狀結構，確保假體植入后的穩固性。髓核設計可以在頸椎的運動中調整到最適宜位置，允許頸椎各方向的運動，降低對鄰椎的影響。Mobi-C 假體主要應用在歐洲國家，國內應用不多。Lu 等[23]對 Mobi-C 假體和 ACDF 在治療退行性椎間盤疾病患者的療效和安全性進行了 Meta 分析，結果顯示 Mobi-C 假體組頸部殘疾指數顯著改善，患者滿意度提高，且再次手術的發生率減少，該研究推薦使用 Mobi-C 假體治療退行性頸椎間盤退變性疾病。
3.3 Bryan 假體
Bryan 假體是目前臨床應用最為廣泛的人工假體，由上、下兩端鈦合金終板及中間由聚氨基甲酸乙酯材料所填充的人工髓核構成，并灌入無菌生理鹽水。即使運動過程中髓核產生磨損，也不會透過聚氨基甲酸乙酯組成的半透膜進入人體組織。軸向負荷通過水壓和人工髓核衰減，從而具有吸收動能的作用，能滿足脊柱三維空間的旋轉平移屈曲運動，最大限度地保留頸椎的生理功能。Bryan 假體上、下鈦合金終板與椎體骨性終板相互融合，從而實現生物固定。Shang 等[24]回顧性分析 Bryan 假體治療“跳躍式”多節段頸椎病（multi-segment cervical spondylosis，SCS）的臨床和放射學療效，結果表明 Bryan 假體能有效改善 SCS 神經功能癥狀，保留頸椎整體活動度，減少 ASD 及術后軸性癥狀的發生。李晉玉等[25]通過長期隨訪 Bryan 假體治療頸椎病的臨床療效，結果表明 Bryan 人工頸椎間盤置換不僅具有良好的臨床效果，而且可以恢復和保留頸椎前凸和脊柱功能單元彎曲。筆者認為充分徹底的外科減壓是首要任務，包括對鉤椎關節及后方韌帶的處理，神經根徹底減壓。術后常規佩戴頸托 1～2 周，穩定假體-骨界面，避免長期制動帶來的負面影響。
4 CADR 的臨床并發癥
隨著 CADR 不斷應用于臨床及隨訪時間的延長，CADR 并發癥的報道隨之也逐步增多。本文查閱大量文獻總結如下：① 手術入路相關并發癥：吞咽困難、術后血腫、食管氣管損傷、喉返神經麻痹、聲音嘶啞等。Goffin 等[26]報道了 92 例單節段 CADR 中術后 1 例發生嚴重的椎前血腫；10 例雙節段 CADR 中術后 1 例發生嚴重的聲音嘶啞及聲帶麻痹。② 假體相關并發癥：異位骨化、自發融合、假體下沉及移位、骨溶解、植入節段后凸等。與假體大小不匹配有關的并發癥正在增加，如假體沉降、異位骨化等[27]。Park 等[28]隨訪了 75 例頸椎間盤突出癥患者 24 個月，異位骨化發生率為 94.1%。手術技術是影響異位骨化的最重要因素，術中在處理終板時，避免不了產生骨碎屑，而這些骨碎屑可直接誘發異位骨化、假體松動或骨溶解。因此，術中處理終板時切記小心謹慎，盡可能產生較少的骨碎屑，術后服用非甾體類抗炎藥可減少炎癥反應及異位骨化的發生率，降低手術并發癥發生率。③ 手術相關并發癥：醫源性骨折、腦脊液漏、神經癥狀加重、切口感染等。Wang 等[29]報道 1 例頸椎病患者在行 CADR 后 CT 掃描顯示 C6 尾側終板背側骨折，術中行 ACDF 補救，6 個月后骨折融合。Nandyala 等[30]對 1 830 例患者行 1～2 個節段 CADR，調查顯示 0.5% 的患者出現腦脊液漏，1.6% 的患者出現神經系統并發癥，2.2% 的患者出現切口感染。因此，術中 CADR 失敗，應立即行 ACDF 進行補救，減少假體移位、下沉或頸椎不穩，甚至骨折引起脊髓損傷等并發癥的出現。
5 CADR 臨床爭論相關問題
CADR 作為治療頸椎病的新技術，取得了良好的近、中期臨床療效，其優點在于獲得充分的減壓效果，保留植入節段生理活動范圍、頸椎前凸曲度，阻止或延緩 ASD 的發生。然而，與 CADR 臨床療效相關的一些爭議性問題仍未得到解決。這些問題包括異位骨化、骨磨損碎屑和組織反應，以及多節段全椎間盤置換術和混合手術是脊柱外科醫生共同關心的問題[31]。假體對相鄰椎間盤壓力、小關節應力、假體-骨界面應力等參數的影響也僅在動物實驗模型基礎研究上。假體-骨界面壓力的大小直接影響成骨細胞的增殖，進一步影響假體-骨界面整合情況，而上下終板壓力分布仍然缺乏確切的臨床研究報道。Choi 等[32]報道 2 例 CADR 術后由于植入物尺寸過大而引起術后頑固性頸痛。Kerferd 等[33]報道 2 例使用 Mobi-C 假體行 CADR 術后觀察到局部假體高活動度。筆者認為即使頸椎術后在放射學上顯示成功，假體尺寸大小及應力分布的不平衡也可能對頸痛患者產生不利影響，甚至產生不穩。因此，面對諸多臨床爭議，尋求 CADR 的發展新方向已成為臨床研究的焦點。
6 CADR 的發展方向
目前，用于臨床的人工椎間盤假體均來自進口，其按照歐美人種頸椎而設計，不完全適合國人頸椎結構。因而常出現不匹配的情況，導致假體植入后并發癥的出現。因此，迫切需要面向國人頸椎結構而設計，在生物力學特征及新型材料涂層設計方面符合國人頸椎結構特點是今后 CADR 的發展新方向，并顯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與假體尺寸大小相關的應力分布及其對人成骨細胞生物相容性同樣也顯得舉足輕重。臨床上，需要嚴格把控手術適應證、禁忌證與患者整體情況，假體尺寸的精確選擇，并進行多中心、大規模、大樣本及長期術后隨訪研究。隨著手術技術的規范與成熟，CADR 作為一種新型的符合人體頸椎生理功能的非融合固定術，在未來頸椎間盤慢性退變疾病的治療中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