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各級衛生行政部門和醫療機構對醫院感染重視程度的不斷增加，醫院感染防控的力度不斷增大。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需要在回顧歷史的基礎上，科學界定醫院感染防控的目標問題，厘清主體責任，從頂層設計上完善醫院感染防控體系與機制的設計、實施，讓包括臨床醫生和感控工作者在內的廣大醫務工作者找準前進的方向，通過創新防控策略，迎難而上，使感控措施落地，切實降低醫院感染發生率。
引用本文： 付強. 完善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頂層機制設計. 華西醫學, 2018, 33(3): 235-239. doi: 10.7507/1002-0179.201803008 復制
近年來，醫院感染已成為全球矚目的公共健康問題，其不僅會導致醫療資源的浪費，顯著延長患者的住院時間，增加患者的經濟負擔和社會負擔，而且嚴重者將導致患者死亡。回顧我國的醫院感染預防與控制工作的發展，其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基礎到深入、從經驗性管理到循證管理的過程，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規范化、科學化的道路。但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醫院感染防控工作也面臨著諸多挑戰、諸多困難，這就需要從國家層面做好規劃和頂層設計，引領全國的感控工作者走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精準感控之路。
1 準確定位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的歷史方位
1.1 醫院感染防控發展歷史簡要回顧
現有研究表明，19 世紀以前經常在醫院中發生的斑疹傷寒，是有明確記載的最早形式的“醫院感染”。1830 年，英國醫生 James Simpson 最早提出“醫療相關感染”（醫院感染）的概念，雖然這一概念的具體表述隨著時代發展被不斷修正和豐富，但作為一個專有名詞一直沿用至今。1890 年前，丹毒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只在醫院里發生——特別是只要手術往往就會發生而被認為是“醫院病”，“醫院病”也成為醫院感染防控發展史最初階段的“代名詞”[1-3]。
“醫療相關感染”的概念被提出后，其逐漸引起了臨床醫護人員的關注，基于臨床實踐的醫院感染防控探索、研究相繼開展，在此后 1 個多世紀的時間里，以匈牙利醫學家 Semmelweis（1818 年—1865 年）、英國外科醫生 Joseph Lister（1827 年—1912 年）和英國護士 Florence Nightingale（1820 年—1910 年）等為重要代表人物，他們發現在為孕婦檢查或接生前、施行截肢手術前用漂白粉溶液或石炭酸作為消毒劑對雙手、產科用具和手術器械消毒，以及在戰地醫院綜合采用更換新床單、投放毒鼠藥和擦洗醫院地板等措施，可大幅度降低產婦、接受手術患者和傷員的感染死亡率。
在 1941 年青霉素問世后，術后肺炎感染死亡率、手術部位感染率顯著降低，其后，隨著各種抗生素的出現，手術感染率進一步降低，在 20 世紀 60 年代下降到 2% 左右的水平。但與此同時，另外 2 個值得關注的嚴重問題開始浮出水面：其一，20 世紀 60 年代后抗生素研發速度放緩，新型抗生素發生耐藥時間平均值縮短至 18 個月，20 世紀 90 年代以后全球沒有研發出新類型抗生素應用于臨床[3-5]；其二，隨著抗生素的大量使用，相繼出現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耐萬古霉素腸球菌、耐碳青霉烯類的革蘭陰性菌等超級細菌，使感染防控進入了后抗生素時代。世界衛生組織預計，到 2050 年，每年由抗生素耐藥引發的死亡人數可達數千萬人，超過癌癥引起的死亡，因此，有效防控多重耐藥細菌引起的感染已經并將越來越成為醫院感染防控面臨的重大挑戰。
1.2 醫院感染防控時代要求的現實審視
從全球范圍來看，當前，影響各個國家和地區醫院感染宏觀防控策略，也就是國家或地區層面的醫院感染防控頂層機制設計的關鍵因素主要來自 2 個方面：一是疾病譜的變化——包括重大新發再發傳染疾病疫情時有發生、慢性感染性疾病（包括尚未發病或出現臨床癥狀的病毒攜帶者或耐藥菌定植者）和慢性病患者合并或伴發感染的防控壓力增大，以及耐藥菌感染，尤其是多重耐藥菌感染，是給醫院感染防控帶來巨大挑戰的三大問題；二是宏觀政策制度變革——包括一個國家或地區基于自身社會、經濟和醫療衛生行業發展水平所實施的醫療衛生保健制度與公共醫療衛生供給機制調整，醫學診療照護體系構建與管理模式轉變，以及醫學新科技、新技術、新手段等在整體、連續的醫學診療照護實踐中得到快速而廣泛的應用等 3 種主要體現形式。
從我國國情實際來看，伴隨著健康中國戰略的推進和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黨和國家對醫療衛生工作的要求更高，人民群眾對醫療衛生工作的期望也更高。與此同時，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醫療衛生領域同樣有著比較明顯的體現。具體到當前我國兼具感染性疾病臨床防控與社會防控、個體防控與群體防控、重點防控與全面防控責任的醫院感染防控實踐層面，這種不平衡不充分，既體現在醫院感染防控宏觀政策、制度設計層面，也體現在醫院感染防控資源配置階段和層面，還體現在各級醫療、預防、保健機構和人民群眾對醫院感染防控策略、措施實施效果的享有層面，集中表現為在整體發展的前提下新老問題交織，傳統風險與非傳統風險交匯，主客觀因素并存，仍然存在明顯的地域差、時間差。
1.3 醫院感染防控歷史方位的理性認知
醫院感染防控專業發展的歷史軌跡提示人們，在各個發展階段始終體現出“需求從臨床中來，策略到臨床中去”的特點，臨床實踐需求是推動醫院感染防控不斷發展、完善的直接動力，而各個階段的醫院感染防控策略，也都帶有與當時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鮮明時代特征（表 1）。
表1
醫院感染防控專業發展階段及其防控策略基礎
我國從國家層面上系統而有組織地推動醫院感染防控管理始于 1986 年。經過 30 多年的不懈努力和持續發展，我國醫院感染防控管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如果將 1986 年視為中國醫院感染防控專業發展起步的“元年”，并將由此開始的初始階段國家層面醫院感染防控策略作為 1.0 版，那么，當前中國醫院感染防控所處的發展階段，大體上可概括為正在從 1.0 版向 2.0 版升級，并已明確了未來 3.0 版總體目標的時期（表 2）。這也是做好當前我國醫院感染防控宏觀管理機制頂層設計的重要現實基礎。
表2
我國醫院感染宏觀防控策略的完善與提升
2 正確界定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目標責任
2.1 科學界定醫院感染防控目標問題
合理確定醫院感染防控的目標問題，也就是醫院感染防控的目標對象或者范圍，是科學制定、實施醫院感染防控策略的基礎和前提。就目前我國仍在普遍使用的傳統醫院感染定義——“患者入院時既不存在、亦不處于潛伏期，而在醫院內發生的感染，包括在醫院獲得而于出院后發病的感染”——“來說，醫院感染防控的目標問題是住院患者的醫院感染防控。
現實之中，許多接受非住院醫學診療照護的人們同樣會獲得原本沒有，而是“在醫學服務中，因病原體傳播引起的感染”，即醫源性感染。從定義的內涵與外延來說，醫源性感染包括醫院感染。隨著當前我國健康保健服務供給模式、醫學診療照護方式的轉變，以及醫療業態的不斷創新，接受非住院醫學診療照護的人員將會越來越多，人們獲得醫源性感染的風險也隨之增大，因此，包括我國在內的全球多數國家或地區在現實醫院感染防控的實踐之中，基本將目標問題鎖定在醫源性感染的防控上。另外，隨著近年來新發再發傳染病和多重耐藥菌導致的暴發、流行在全球范圍內時有發生，人們對“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疾病”，即感染性疾病愈發關注，因此，此類問題也應被納入醫院感染防控的目標問題。
為使得醫院感染防控目標問題的界定更準確、更全面，“醫療保健相關感染”的概念正在被引入到醫院感染防控實踐之中，如此概念的內涵、外延能夠有效涵蓋前述 3 個概念，可取代它們而獨立成為未來醫院感染防控的目標問題。
2.2 合理厘清醫院感染防控主體責任
如前文所述，醫院感染防控是伴隨著醫學科學技術進步，尤其是臨床醫學的發展而形成與發展起來的。在其形成與發展過程中，臨床醫生、護士既是創立者、奠基者，也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參與者和推動力量。在醫院感染防控發展歷史的起步和早期階段，醫院感染防控工作聚焦于臨床，醫院感染防控措施的制定、實施和改進責任全部由臨床醫生和護士承擔，立足自身崗位開展醫院感染防控是臨床醫生和護士履行崗位職責的基本要求和重要體現。這種以臨床醫護人員為基本主體和基礎推動力量的醫院感染防控模式一直延續至今——即使當前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已建立起專業化的醫院感染防控體系和專職人員隊伍，并仍發揮著最為重要和基礎的作用。當前，在大多數醫學科學技術水平比較發達的西方國家和地區，醫療機構內醫院感染防控的主要責任仍然由臨床醫護人員肩負，全程實施防控、全員參與防控的理念深入人心并成為自覺的行為。
我國在 1986 年開展系統性有組織的醫院感染防控管理之前，醫院感染防控工作就已經得到有效開展，清潔、消毒、滅菌、無菌操作、隔離以及職業暴露防護等醫院感染防控相關制度規定和技術在臨床實踐中得到廣泛、普遍的落實和應用——盡管當時醫療機構中并沒有類似現在的醫院感染防控專職人員和專業力量。
近年來，無論國外還是國內，每年都有一些造成嚴重后果、具有重大影響的醫院感染暴發事件發生。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與醫院感染防控工作即使再完美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杜絕醫院感染發生的客觀實際有關，另一方面，也與醫院感染防控工作的開展存在不足有關。透過對近年來國內外發生的重大醫院感染暴發事件的深入剖析，以及對國內醫院感染質控工作開展情況的調研來看，在更多的時候，與其說是醫院感染專業防控沒做好導致醫療質量與醫療安全出現問題，不如說是由于醫療機構整體醫療質量與醫療安全管理沒做好造成醫院感染防控出現重大疏漏和問題，因此，良好的整體醫療質量與安全管理及其效果，是確保醫院感染防控達到預期目標的基礎。
有鑒于此，要做好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機制的設計與實施，首先要厘清主體責任，實現防控主體責任向臨床醫護人員的“回歸”，進一步明確臨床醫護人員是醫院感染防控主體力量、主戰部隊的定位，進一步強化、壓實臨床醫護人員醫院感染防控主體的責任。同時，加強醫院感染專業質量管理與控制體系建設、制度建設、隊伍建設和能力建設，加快推動基于標準數據集與質量控制指標的區域化信息化監測機制的建立和實施，全面提升醫院感染防控專業化管理能力和水平，為臨床醫護人員履行醫院感染防控主體責任提供引領和支撐。
3 精確創新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策略機制
3.1 思路創新
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管理的本質是風險管理，實質是感染性疾病的臨床診療、預防與控制。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的目標，在于通過對醫院感染風險的及時、準確識別、干預與控制，有效地降低和控制健康保健相關感染的發生，保障包括患者、醫務人員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的健康安全——這種保障不僅僅局限在社會成員因處于疾病狀態而接受醫學診療照護，尤其是住院治療期間，也包括覆蓋社會成員全生命周期的醫療保健照護的全過程。
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的關鍵手段，在于實現以醫院感染防控機制設計、實踐過程及其效果的精準測量與控制。精準監測是實現精準控制的前提和基礎，傳統的醫院感染監測由于受客觀因素的限制，大多只能以顯性事件、個體事件作為監測目標對象，而且多為結果性監測、被動性監測、間斷性監測，難免帶有隨意性。當前，隨著醫院感染防控管理思路的調整，借助信息化手段，實施以隱性風險、群體感染防控安全為監測目標對象的過程性、主動性、連續性和同質化的綜合性監測的時機已經成熟。
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宏觀管理策略構想。基于意識、制度、技術、能力和行為的人的管理，其頂層機制設計應致力于建立符合并能體現資源優化、激勵相容、信息高效、目標均衡、全面合作原則的機制。當代醫院感染管理越來越成為一種具有綜合治理性質的國家戰略[6]。
3.2 模式創新
促進醫院感染防控由專業管理向綜合治理的轉化。我國現實醫院感染防控管理以專業化管理為主，管理實踐中強調管理的專業性（問題導向，關注程序）、技術性（重視管理工具和手段運用）、約束性（依靠醫院感染防控專業人員“管理”臨床專業人員）。要適應新時期開展醫院感染防控的要求，需要逐步實現基于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的綜合治理模式，強化醫院感染防控管理的整體性（制度導向，優化資源配置）、系統性（多重目標均衡，強化協同合作與激勵相容）和慎獨性（倡導基于依法管理的自覺自律）。
明確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基本原則和著力點。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策略制定、機制設計與實施應遵循并體現依法防控、科學防控（循證、精準）、理論結合實際、統籌兼顧與突出重點、目標引領與問題導向、多領域合作，以及 “三貼近”（貼近患者、貼近臨床、貼近社會）的基本原則，并將合理配置（優化）感控資源、培育感控人文精神、完善感控測控功能、促進感控學科發展作為創新當代醫院感染防控基礎的著力點。
推動“感控+”策略的實踐轉化。以實現醫院感染防控目標為引領，以臨床為主線，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以醫院感染防控標準規范建設實施為手段，以全面依法執業、規范執業行為、強化整體醫療質量與安全管理為基礎，整合臨床各方面管理資源，串連臨床各專業的重點關注，集成臨床各領域診療信息，將醫院感染防控管理理念和實踐植根臨床活動全過程、全環節和全要素之中。
3.3 路徑創新
倡導臨床醫師主導，實現醫院感染防控的“本位回歸”。
以實現科學防控目標為引導，著力夯實基于主動報告的臨床流行病學調查、基于滿足病原學診斷需求的臨床微生物學檢測、基于構筑合力共治機制的多領域多部門合作，以及基于系統管理和在數據思維的信息化測控四方面基礎。
聚焦關鍵問題，改善醫院感染防控實踐。以“做減法、建機制、補短板、提能力”為原則，以推動簡化、減量（核心是合理減少繁文縟節，減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控制過度防控，強調“標準預防”基礎上的更精準、更節儉的醫院感染防控）、融合（核心是促進醫院感染防控策略、措施在各臨床專業和部門“本土化”、實踐化，將醫院感染防控的要求有效整合并融入到目標專業和科室中，有效解決醫院感染防控實踐中因政出多門造成的脫節、矛盾等問題）為重點，改善當前醫院感染防控管理實踐。
近年來，醫院感染已成為全球矚目的公共健康問題，其不僅會導致醫療資源的浪費，顯著延長患者的住院時間，增加患者的經濟負擔和社會負擔，而且嚴重者將導致患者死亡。回顧我國的醫院感染預防與控制工作的發展，其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基礎到深入、從經驗性管理到循證管理的過程，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規范化、科學化的道路。但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醫院感染防控工作也面臨著諸多挑戰、諸多困難，這就需要從國家層面做好規劃和頂層設計，引領全國的感控工作者走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精準感控之路。
1 準確定位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的歷史方位
1.1 醫院感染防控發展歷史簡要回顧
現有研究表明，19 世紀以前經常在醫院中發生的斑疹傷寒，是有明確記載的最早形式的“醫院感染”。1830 年，英國醫生 James Simpson 最早提出“醫療相關感染”（醫院感染）的概念，雖然這一概念的具體表述隨著時代發展被不斷修正和豐富，但作為一個專有名詞一直沿用至今。1890 年前，丹毒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只在醫院里發生——特別是只要手術往往就會發生而被認為是“醫院病”，“醫院病”也成為醫院感染防控發展史最初階段的“代名詞”[1-3]。
“醫療相關感染”的概念被提出后，其逐漸引起了臨床醫護人員的關注，基于臨床實踐的醫院感染防控探索、研究相繼開展，在此后 1 個多世紀的時間里，以匈牙利醫學家 Semmelweis（1818 年—1865 年）、英國外科醫生 Joseph Lister（1827 年—1912 年）和英國護士 Florence Nightingale（1820 年—1910 年）等為重要代表人物，他們發現在為孕婦檢查或接生前、施行截肢手術前用漂白粉溶液或石炭酸作為消毒劑對雙手、產科用具和手術器械消毒，以及在戰地醫院綜合采用更換新床單、投放毒鼠藥和擦洗醫院地板等措施，可大幅度降低產婦、接受手術患者和傷員的感染死亡率。
在 1941 年青霉素問世后，術后肺炎感染死亡率、手術部位感染率顯著降低，其后，隨著各種抗生素的出現，手術感染率進一步降低，在 20 世紀 60 年代下降到 2% 左右的水平。但與此同時，另外 2 個值得關注的嚴重問題開始浮出水面：其一，20 世紀 60 年代后抗生素研發速度放緩，新型抗生素發生耐藥時間平均值縮短至 18 個月，20 世紀 90 年代以后全球沒有研發出新類型抗生素應用于臨床[3-5]；其二，隨著抗生素的大量使用，相繼出現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耐萬古霉素腸球菌、耐碳青霉烯類的革蘭陰性菌等超級細菌，使感染防控進入了后抗生素時代。世界衛生組織預計，到 2050 年，每年由抗生素耐藥引發的死亡人數可達數千萬人，超過癌癥引起的死亡，因此，有效防控多重耐藥細菌引起的感染已經并將越來越成為醫院感染防控面臨的重大挑戰。
1.2 醫院感染防控時代要求的現實審視
從全球范圍來看，當前，影響各個國家和地區醫院感染宏觀防控策略，也就是國家或地區層面的醫院感染防控頂層機制設計的關鍵因素主要來自 2 個方面：一是疾病譜的變化——包括重大新發再發傳染疾病疫情時有發生、慢性感染性疾病（包括尚未發病或出現臨床癥狀的病毒攜帶者或耐藥菌定植者）和慢性病患者合并或伴發感染的防控壓力增大，以及耐藥菌感染，尤其是多重耐藥菌感染，是給醫院感染防控帶來巨大挑戰的三大問題；二是宏觀政策制度變革——包括一個國家或地區基于自身社會、經濟和醫療衛生行業發展水平所實施的醫療衛生保健制度與公共醫療衛生供給機制調整，醫學診療照護體系構建與管理模式轉變，以及醫學新科技、新技術、新手段等在整體、連續的醫學診療照護實踐中得到快速而廣泛的應用等 3 種主要體現形式。
從我國國情實際來看，伴隨著健康中國戰略的推進和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黨和國家對醫療衛生工作的要求更高，人民群眾對醫療衛生工作的期望也更高。與此同時，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醫療衛生領域同樣有著比較明顯的體現。具體到當前我國兼具感染性疾病臨床防控與社會防控、個體防控與群體防控、重點防控與全面防控責任的醫院感染防控實踐層面，這種不平衡不充分，既體現在醫院感染防控宏觀政策、制度設計層面，也體現在醫院感染防控資源配置階段和層面，還體現在各級醫療、預防、保健機構和人民群眾對醫院感染防控策略、措施實施效果的享有層面，集中表現為在整體發展的前提下新老問題交織，傳統風險與非傳統風險交匯，主客觀因素并存，仍然存在明顯的地域差、時間差。
1.3 醫院感染防控歷史方位的理性認知
醫院感染防控專業發展的歷史軌跡提示人們，在各個發展階段始終體現出“需求從臨床中來，策略到臨床中去”的特點，臨床實踐需求是推動醫院感染防控不斷發展、完善的直接動力，而各個階段的醫院感染防控策略，也都帶有與當時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鮮明時代特征（表 1）。
表1
醫院感染防控專業發展階段及其防控策略基礎
我國從國家層面上系統而有組織地推動醫院感染防控管理始于 1986 年。經過 30 多年的不懈努力和持續發展，我國醫院感染防控管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如果將 1986 年視為中國醫院感染防控專業發展起步的“元年”，并將由此開始的初始階段國家層面醫院感染防控策略作為 1.0 版，那么，當前中國醫院感染防控所處的發展階段，大體上可概括為正在從 1.0 版向 2.0 版升級，并已明確了未來 3.0 版總體目標的時期（表 2）。這也是做好當前我國醫院感染防控宏觀管理機制頂層設計的重要現實基礎。
表2
我國醫院感染宏觀防控策略的完善與提升
2 正確界定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目標責任
2.1 科學界定醫院感染防控目標問題
合理確定醫院感染防控的目標問題，也就是醫院感染防控的目標對象或者范圍，是科學制定、實施醫院感染防控策略的基礎和前提。就目前我國仍在普遍使用的傳統醫院感染定義——“患者入院時既不存在、亦不處于潛伏期，而在醫院內發生的感染，包括在醫院獲得而于出院后發病的感染”——“來說，醫院感染防控的目標問題是住院患者的醫院感染防控。
現實之中，許多接受非住院醫學診療照護的人們同樣會獲得原本沒有，而是“在醫學服務中，因病原體傳播引起的感染”，即醫源性感染。從定義的內涵與外延來說，醫源性感染包括醫院感染。隨著當前我國健康保健服務供給模式、醫學診療照護方式的轉變，以及醫療業態的不斷創新，接受非住院醫學診療照護的人員將會越來越多，人們獲得醫源性感染的風險也隨之增大，因此，包括我國在內的全球多數國家或地區在現實醫院感染防控的實踐之中，基本將目標問題鎖定在醫源性感染的防控上。另外，隨著近年來新發再發傳染病和多重耐藥菌導致的暴發、流行在全球范圍內時有發生，人們對“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疾病”，即感染性疾病愈發關注，因此，此類問題也應被納入醫院感染防控的目標問題。
為使得醫院感染防控目標問題的界定更準確、更全面，“醫療保健相關感染”的概念正在被引入到醫院感染防控實踐之中，如此概念的內涵、外延能夠有效涵蓋前述 3 個概念，可取代它們而獨立成為未來醫院感染防控的目標問題。
2.2 合理厘清醫院感染防控主體責任
如前文所述，醫院感染防控是伴隨著醫學科學技術進步，尤其是臨床醫學的發展而形成與發展起來的。在其形成與發展過程中，臨床醫生、護士既是創立者、奠基者，也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參與者和推動力量。在醫院感染防控發展歷史的起步和早期階段，醫院感染防控工作聚焦于臨床，醫院感染防控措施的制定、實施和改進責任全部由臨床醫生和護士承擔，立足自身崗位開展醫院感染防控是臨床醫生和護士履行崗位職責的基本要求和重要體現。這種以臨床醫護人員為基本主體和基礎推動力量的醫院感染防控模式一直延續至今——即使當前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已建立起專業化的醫院感染防控體系和專職人員隊伍，并仍發揮著最為重要和基礎的作用。當前，在大多數醫學科學技術水平比較發達的西方國家和地區，醫療機構內醫院感染防控的主要責任仍然由臨床醫護人員肩負，全程實施防控、全員參與防控的理念深入人心并成為自覺的行為。
我國在 1986 年開展系統性有組織的醫院感染防控管理之前，醫院感染防控工作就已經得到有效開展，清潔、消毒、滅菌、無菌操作、隔離以及職業暴露防護等醫院感染防控相關制度規定和技術在臨床實踐中得到廣泛、普遍的落實和應用——盡管當時醫療機構中并沒有類似現在的醫院感染防控專職人員和專業力量。
近年來，無論國外還是國內，每年都有一些造成嚴重后果、具有重大影響的醫院感染暴發事件發生。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與醫院感染防控工作即使再完美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杜絕醫院感染發生的客觀實際有關，另一方面，也與醫院感染防控工作的開展存在不足有關。透過對近年來國內外發生的重大醫院感染暴發事件的深入剖析，以及對國內醫院感染質控工作開展情況的調研來看，在更多的時候，與其說是醫院感染專業防控沒做好導致醫療質量與醫療安全出現問題，不如說是由于醫療機構整體醫療質量與醫療安全管理沒做好造成醫院感染防控出現重大疏漏和問題，因此，良好的整體醫療質量與安全管理及其效果，是確保醫院感染防控達到預期目標的基礎。
有鑒于此，要做好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機制的設計與實施，首先要厘清主體責任，實現防控主體責任向臨床醫護人員的“回歸”，進一步明確臨床醫護人員是醫院感染防控主體力量、主戰部隊的定位，進一步強化、壓實臨床醫護人員醫院感染防控主體的責任。同時，加強醫院感染專業質量管理與控制體系建設、制度建設、隊伍建設和能力建設，加快推動基于標準數據集與質量控制指標的區域化信息化監測機制的建立和實施，全面提升醫院感染防控專業化管理能力和水平，為臨床醫護人員履行醫院感染防控主體責任提供引領和支撐。
3 精確創新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策略機制
3.1 思路創新
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管理的本質是風險管理，實質是感染性疾病的臨床診療、預防與控制。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的目標，在于通過對醫院感染風險的及時、準確識別、干預與控制，有效地降低和控制健康保健相關感染的發生，保障包括患者、醫務人員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的健康安全——這種保障不僅僅局限在社會成員因處于疾病狀態而接受醫學診療照護，尤其是住院治療期間，也包括覆蓋社會成員全生命周期的醫療保健照護的全過程。
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的關鍵手段，在于實現以醫院感染防控機制設計、實踐過程及其效果的精準測量與控制。精準監測是實現精準控制的前提和基礎，傳統的醫院感染監測由于受客觀因素的限制，大多只能以顯性事件、個體事件作為監測目標對象，而且多為結果性監測、被動性監測、間斷性監測，難免帶有隨意性。當前，隨著醫院感染防控管理思路的調整，借助信息化手段，實施以隱性風險、群體感染防控安全為監測目標對象的過程性、主動性、連續性和同質化的綜合性監測的時機已經成熟。
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宏觀管理策略構想。基于意識、制度、技術、能力和行為的人的管理，其頂層機制設計應致力于建立符合并能體現資源優化、激勵相容、信息高效、目標均衡、全面合作原則的機制。當代醫院感染管理越來越成為一種具有綜合治理性質的國家戰略[6]。
3.2 模式創新
促進醫院感染防控由專業管理向綜合治理的轉化。我國現實醫院感染防控管理以專業化管理為主，管理實踐中強調管理的專業性（問題導向，關注程序）、技術性（重視管理工具和手段運用）、約束性（依靠醫院感染防控專業人員“管理”臨床專業人員）。要適應新時期開展醫院感染防控的要求，需要逐步實現基于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的綜合治理模式，強化醫院感染防控管理的整體性（制度導向，優化資源配置）、系統性（多重目標均衡，強化協同合作與激勵相容）和慎獨性（倡導基于依法管理的自覺自律）。
明確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基本原則和著力點。新時期醫院感染防控策略制定、機制設計與實施應遵循并體現依法防控、科學防控（循證、精準）、理論結合實際、統籌兼顧與突出重點、目標引領與問題導向、多領域合作，以及 “三貼近”（貼近患者、貼近臨床、貼近社會）的基本原則，并將合理配置（優化）感控資源、培育感控人文精神、完善感控測控功能、促進感控學科發展作為創新當代醫院感染防控基礎的著力點。
推動“感控+”策略的實踐轉化。以實現醫院感染防控目標為引領，以臨床為主線，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以醫院感染防控標準規范建設實施為手段，以全面依法執業、規范執業行為、強化整體醫療質量與安全管理為基礎，整合臨床各方面管理資源，串連臨床各專業的重點關注，集成臨床各領域診療信息，將醫院感染防控管理理念和實踐植根臨床活動全過程、全環節和全要素之中。
3.3 路徑創新
倡導臨床醫師主導，實現醫院感染防控的“本位回歸”。
以實現科學防控目標為引導，著力夯實基于主動報告的臨床流行病學調查、基于滿足病原學診斷需求的臨床微生物學檢測、基于構筑合力共治機制的多領域多部門合作，以及基于系統管理和在數據思維的信息化測控四方面基礎。
聚焦關鍵問題，改善醫院感染防控實踐。以“做減法、建機制、補短板、提能力”為原則，以推動簡化、減量（核心是合理減少繁文縟節，減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控制過度防控，強調“標準預防”基礎上的更精準、更節儉的醫院感染防控）、融合（核心是促進醫院感染防控策略、措施在各臨床專業和部門“本土化”、實踐化，將醫院感染防控的要求有效整合并融入到目標專業和科室中，有效解決醫院感染防控實踐中因政出多門造成的脫節、矛盾等問題）為重點，改善當前醫院感染防控管理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