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張慧偉, 劉凱, 樊雅玲, 王永才, 閆冰, 王紅川, 蔣俊威. 高屈曲膝假體與普通膝假體置換后膝關節屈曲度比較的Meta分析. 華西醫學, 2015, 30(12): 2230-2237. doi: 10.7507/1002-0179.20150641 復制
全膝關節置換術（TKA）可有效緩解膝關節疼痛，對提高患者生存質量具有重要意義，但少有患者術后屈膝＞120°[1]。如何使患者TKA術后屈膝最大化一直是關節外科醫生最為關注的問題，因此高屈曲膝關節假體應運而生。其在設計上通過于假體前方墊片制備深凹槽，改膝關節股骨假體后髁多曲率半徑為單曲率半徑，增加脛骨平臺后傾角等，理論上使得膝關節屈伸活動更接近生理狀態。但不同的臨床研究結果卻不一致，使用高屈曲膝關節假體后患者的膝關節屈伸活動是否優于普通膝關節假體仍有待進一步明確。羅世興等[2]對2種假體術后膝關節屈曲度的比較行Meta分析，結果表明高屈曲膝假體可提高術后膝關節屈曲度；但該Meta分析包括隨機對照研究和非隨機對照研究，未根據高屈曲假體種類的不同進行亞組分析。因此，本研究通過系統評價的方法對高屈曲膝假體與普通膝假體對TKA后膝關節屈曲度比較的隨機對照研究進行Meta分析，并根據高屈曲假體種類的不同行亞組分析，以評估高屈曲膝假體能否真正提高膝關節屈曲度，為臨床應用提供證據。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納入標準
①研究設計類型：國內外公開發表、設計嚴謹的隨機對照試驗（RCT），文種限定中英文。②研究對象：初次行TKA的患者，不限定種族、年齡、性別、身高、體質量和原發疾病，不限定假體類型。③干預措施：兩組患者分別安置高屈曲膝關節假體與普通膝關節假體，并詳細介紹高屈曲膝假體的類型。④結局指標：應至少報告膝關節屈曲度（隨訪時間＞1年）。主要測量指標：膝關節屈曲度（隨訪時間＞1年）；次要測量指標：膝關節功能評分、并發癥發生情況。
1.1.2 排除標準
①尸體研究、指南、個案報道、綜述或專家意見；②感染或翻修手術，曾行脛骨上段截骨、髕骨切除手術。
1.2 檢索策略
按照Cochrane系統評價方法，計算機檢索Cochrane圖書館、EMbase、PubMed、中國生物醫學文獻數據庫（CBM）、維普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中國知網（CNKI）、萬方數據庫，檢索時間均為從各數據庫建庫至2015年10月。檢索文種限定中文和英文。中文文獻的檢索詞包括：全膝關節置換術、高屈曲、活動度、屈曲度。英文文獻的檢索詞包括：total knee arthroplasty、total knee replacement、highflex、high flexion、range of motion、flexion。手工檢索中文核心期刊如《中華創傷骨科雜志》《中華骨科雜志》《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華西醫學》等的相關文獻。
1.3 文獻篩選及數據提取
由2名研究人員（張慧偉、劉凱）獨立閱讀文獻題目并提取有效信息，若初步符合檢索要求，再進一步仔細閱讀文章摘要和全文。對于有爭論的文獻交給第三方（蔣俊威）評審。從文獻中提取的資料包括：①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作者、文章出處、發表日期、樣本量、測量指標；②納入患者的基線特征：年齡、性別、體質量指數（BMI）；③納入研究的方法、結果：假體類型、隨訪時間、膝關節活動度、膝關節功能評分、術后并發癥發生情況等。為了獲得更詳細的資料，必要時和作者聯系。
1.4 文獻方法學質量評價
納入文獻的方法學質量評價采用修訂后的Jadad量表[3]，該量表對文獻質量的評價包括8個方面：①是否描述為RCT；②隨機化方法是否恰當；③是否采用盲法；④盲法使用是否恰當；⑤是否描述失訪與退出；⑥是否清楚地描述納入與排除標準；⑦是否描述評估不良事件的方法；⑧是否描述了統計學方法。文獻質量評價總分為8分，0～3分為低質量，4～8分為高質量。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Cochrane協作網提供的RevMan 5.2.0軟件進行Meta分析。計量資料如膝關節屈曲度、膝關節功能評分等采用加權均數差（WMD）及其95%置信區間（CI）；計數資料采用比值比（OR）及其95%CI分析。異質性檢驗的α值設為0.10，若P≥0.10和I2＜50%則認為具有同質性，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否則為有異質性，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分析。當I2值與P值矛盾時，以P值為選擇處理模型的標準。若納入文獻存在明顯異質性，則行敏感性分析排除低質量研究后重新評估。檢驗水準α=0.05。按使用膝假體的類型及隨訪時間進行亞組分析，發表偏倚采用RevMan 5.2.0軟件作倒漏斗圖分析。
2 結果
2.1 納入研究的基本情況
經EndNote文獻管理軟件及閱讀摘要或全文篩查后，最終納入21篇文獻[4-24]，篩選流程見圖 1。全部為RCT研究，其中19篇英文文獻，2篇中文文獻，發表年代為2005年－2014年，包括2 158例患者，其中高屈曲膝假體組1 130例，普通假體組1 128例。納入研究的一般資料見表 1，其中10篇[4-7, 10-11, 17-18, 21, 24]文獻使用NexGen膝假體，7篇[12-13, 15-16, 19-20, 22]文獻使用PFC膝假體，1篇文獻使用LPS膝假體[8]，1篇使用Genesis Ⅱ膝假體[9]，1篇使用RP膝假體[14]， 1篇使用AGC膝假體[23]；4篇文獻[11, 14, 18, 21]隨訪時間≥5年，其他文獻隨訪時間1.0～2.7年。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圖
表1
納入研究基本情況
2.2 納入研究的質量評價
15篇文獻[4, 6-7, 9-11, 13-19, 21, 24]≥4分，為高質量文獻；6篇文獻[5, 8, 12, 20, 22-23]3分，為低質量文獻，見表 2。
表2
納入研究方法學質量評價
2.3 Meta分析結果
2.3.1 膝關節屈曲度
21篇文獻[4-24]報告了膝關節屈曲度。各研究有統計學異質性（I2=77%，P＜0.000 01），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高屈曲假體組術后膝關節屈曲度稍高于普通假體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WMD=2.71°，95%CI（0.96，4.46）°，P=0.002]，見圖 2。考慮異質性較大，行敏感性分析排除6篇低質量文獻[5, 8, 12, 20, 22-23]，剔除后各研究無統計學異質性（I2=0%，P=0.46），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高屈曲假體組術后膝關節屈曲度與普通假體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WMD=0.72°，95%CI（?0.15，1.60）°，P=0.10]，見圖 3。
圖2
高屈曲假體組與普通假體組術后膝關節屈曲度比較的Meta分析森林圖
圖3
排除低質量研究后高屈曲假體組與普通假體組術后膝關節屈曲度比較的Meta分析森林圖
根據高屈曲假體種類的不同采用亞組分析，10篇文獻[4-7, 10-11, 17-18, 21, 24]使用NexGen膝假體，各研究間無統計學異質性（I2=0%，P=0.51）；結果顯示，高屈曲假體組術后膝關節屈曲度與普通假體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WMD=0.92°，95%CI（?0.20，2.05）°，P=0.11]，見圖 2。7篇文獻[12-13, 15-16, 19-20, 22]使用PFC膝假體，各研究有統計學異質性（I2=89%，P＜0.000 01），結果顯示，高屈曲假體組術后膝關節屈曲度與普通假體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WMD=4.54°，95%CI（0.29，8.79）°，P=0.04]，見圖 2；但考慮異質性較大，排除2篇低質量文獻[12, 20]行敏感性分析后，高屈曲假體組術后膝關節屈曲度與普通假體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WMD=0.28°，95%CI（?2.57，3.12）°，P=0.85]。
2.3.2 膝關節功能評分
10篇文獻[4-5, 8, 12, 14, 17-19, 21, 24]報告了美國膝關節學會（KSS）評分，各研究無統計學異質性（I2=0%，P=0.73），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高屈曲假體組術后KSS評分與普通假體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WMD=?0.54分，95%CI（?1.34，0.25）分，P=0.18]。其中2篇文獻[18, 21]報告了中長期隨訪的膝關節KSS評分，研究無統計學異質性（I2=0%，P=0.87），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高屈曲假體組術后KSS評分與普通假體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WMD=?0.88分，95%CI（?2.09，0.33）分，P=0.15]，見圖 4。
圖4
高屈曲假體組與普通假體組術后KSS比較的Meta分析森林圖
2.3.3 術后并發癥發生率
7篇文獻[8, 13-14, 16, 21, 23-24]報告了術后傷口感染的發生情況。各研究無統計學異質性（I2=0%，P=0.97），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兩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OR=0.99，95%CI（0.53，1.84），P=0.98]。見圖 5。
圖5
高屈曲假體組與普通假體組術后傷口感染發生比較的Meta分析森林圖
2.4 發表偏倚分析
根據主要測量指標膝關節屈曲度對納入的所有研究繪制倒漏斗圖，結果顯示左右并不對稱，提示可能存在發表偏倚，見圖 6。
圖6
納入研究的漏斗圖
3 討論
本Meta分析結果表明，經敏感性分析排除異質性來源后高屈曲膝假體的術后膝關節屈曲度與普通假體無差別。另外，考慮假體設計為影響術后膝關節屈曲度的因素之一[16]，故我們進行了亞組分析以期排除該因素的影響，結果表明，使用NexGen和PFC膝假體系統術后屈曲度兩組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Mehin等[25]的Meta分析結果相同，不同于羅世興等[2]、Gandhi等[26]的結果。Gandhi等[26]研究提示，高屈曲型膝關節假體置換術后膝關節屈曲度較普通假體改善更顯著，但其也指出，該研究納入的6篇文章中，有4篇文章顯示高屈曲膝假體術后屈曲度優于普通膝假體，其中有2篇文章作者是假體公司的顧問，因此他認為這2篇文章可能會影響該Meta分析的可信度。分析本研究未得出高屈曲膝假體優于普通假體的原因，是因為TKA后膝關節屈曲度的恢復，主要有假體設計、手術技術、患者自身因素和康復鍛煉等多種因素[27]，其術前、術中、術后各個步驟均會對術后膝關節功能的恢復有重要影響。在臨床應用中，應該根據患者自身進行更為審慎的選擇。對于選擇高屈曲型假體的患者，從術前計劃開始就應充分考慮患者的原發疾病、術前關節活動度、畸形程度及畸形形成的誘因等，個體化截骨，正確安置假體和良好軟組織平衡，并且在術后進行有計劃的功能鍛煉，才能充分發揮高屈曲型膝關節假體在設計上的優越性。
KSS評分分為膝評分和功能評分兩大部分，自1989年KSS提出以來已廣泛用于TKA患者手術前后的關節功能評價。本Meta分析結果表明，高屈曲膝假體術后KSS評分并不優于普通假體。另外，Seng等[22]指出術后6個月及2年隨訪時功能評分方面高屈曲假體與普通假體無明顯差異，但術后5年隨訪時使用高屈曲膝假體的患者可獲得更佳的功能評分。因此本研究以隨訪時間是否＞5年的文獻進行亞組分析，結果也表明兩組間KSS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Gandhi等[26]的結果相同。高屈曲膝假體增加活動范圍是否會增加術后并發癥發生率也是另一個關注點。Boese等[28]對128例行膝關節置換患者進行隨訪，采用高屈曲型及普通型膝關節假體各64例，高屈曲組中3例因髕骨疼痛、1例因假體松動需再次手術，而普通組中僅1例需再次手術。而McCalden等[9]將普通膝假體與高屈曲膝假體比較，兩組術后膝前痛發生率無明顯差別。本Meta分析結果表明，高屈曲膝假體術后并發癥發生率與普通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本研究優點在于進行了全面的檢索，最終21篇RCT納入研究，且根據假體的種類不同進行亞組分析。本研究局限性在于無充足的中長期隨訪結果評價并發癥發生率，如無菌性松動、假體磨損、透光線出現、假體對位不佳等。
綜上所述，高屈曲膝假體術后膝關節屈曲度并不優于普通膝假體，且術后功能和并發癥發生率方面也無明顯差別。在臨床應用中應根據患者自身進行更為審慎的選擇，同時注意手術操作及術后康復，才能充分發揮高屈曲膝關節假體的設計特點。今后的研究需要更多高質量的中長期RCT研究證實其優越性。
全膝關節置換術（TKA）可有效緩解膝關節疼痛，對提高患者生存質量具有重要意義，但少有患者術后屈膝＞120°[1]。如何使患者TKA術后屈膝最大化一直是關節外科醫生最為關注的問題，因此高屈曲膝關節假體應運而生。其在設計上通過于假體前方墊片制備深凹槽，改膝關節股骨假體后髁多曲率半徑為單曲率半徑，增加脛骨平臺后傾角等，理論上使得膝關節屈伸活動更接近生理狀態。但不同的臨床研究結果卻不一致，使用高屈曲膝關節假體后患者的膝關節屈伸活動是否優于普通膝關節假體仍有待進一步明確。羅世興等[2]對2種假體術后膝關節屈曲度的比較行Meta分析，結果表明高屈曲膝假體可提高術后膝關節屈曲度；但該Meta分析包括隨機對照研究和非隨機對照研究，未根據高屈曲假體種類的不同進行亞組分析。因此，本研究通過系統評價的方法對高屈曲膝假體與普通膝假體對TKA后膝關節屈曲度比較的隨機對照研究進行Meta分析，并根據高屈曲假體種類的不同行亞組分析，以評估高屈曲膝假體能否真正提高膝關節屈曲度，為臨床應用提供證據。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納入標準
①研究設計類型：國內外公開發表、設計嚴謹的隨機對照試驗（RCT），文種限定中英文。②研究對象：初次行TKA的患者，不限定種族、年齡、性別、身高、體質量和原發疾病，不限定假體類型。③干預措施：兩組患者分別安置高屈曲膝關節假體與普通膝關節假體，并詳細介紹高屈曲膝假體的類型。④結局指標：應至少報告膝關節屈曲度（隨訪時間＞1年）。主要測量指標：膝關節屈曲度（隨訪時間＞1年）；次要測量指標：膝關節功能評分、并發癥發生情況。
1.1.2 排除標準
①尸體研究、指南、個案報道、綜述或專家意見；②感染或翻修手術，曾行脛骨上段截骨、髕骨切除手術。
1.2 檢索策略
按照Cochrane系統評價方法，計算機檢索Cochrane圖書館、EMbase、PubMed、中國生物醫學文獻數據庫（CBM）、維普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中國知網（CNKI）、萬方數據庫，檢索時間均為從各數據庫建庫至2015年10月。檢索文種限定中文和英文。中文文獻的檢索詞包括：全膝關節置換術、高屈曲、活動度、屈曲度。英文文獻的檢索詞包括：total knee arthroplasty、total knee replacement、highflex、high flexion、range of motion、flexion。手工檢索中文核心期刊如《中華創傷骨科雜志》《中華骨科雜志》《中國骨與關節損傷雜志》《華西醫學》等的相關文獻。
1.3 文獻篩選及數據提取
由2名研究人員（張慧偉、劉凱）獨立閱讀文獻題目并提取有效信息，若初步符合檢索要求，再進一步仔細閱讀文章摘要和全文。對于有爭論的文獻交給第三方（蔣俊威）評審。從文獻中提取的資料包括：①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作者、文章出處、發表日期、樣本量、測量指標；②納入患者的基線特征：年齡、性別、體質量指數（BMI）；③納入研究的方法、結果：假體類型、隨訪時間、膝關節活動度、膝關節功能評分、術后并發癥發生情況等。為了獲得更詳細的資料，必要時和作者聯系。
1.4 文獻方法學質量評價
納入文獻的方法學質量評價采用修訂后的Jadad量表[3]，該量表對文獻質量的評價包括8個方面：①是否描述為RCT；②隨機化方法是否恰當；③是否采用盲法；④盲法使用是否恰當；⑤是否描述失訪與退出；⑥是否清楚地描述納入與排除標準；⑦是否描述評估不良事件的方法；⑧是否描述了統計學方法。文獻質量評價總分為8分，0～3分為低質量，4～8分為高質量。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Cochrane協作網提供的RevMan 5.2.0軟件進行Meta分析。計量資料如膝關節屈曲度、膝關節功能評分等采用加權均數差（WMD）及其95%置信區間（CI）；計數資料采用比值比（OR）及其95%CI分析。異質性檢驗的α值設為0.10，若P≥0.10和I2＜50%則認為具有同質性，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否則為有異質性，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分析。當I2值與P值矛盾時，以P值為選擇處理模型的標準。若納入文獻存在明顯異質性，則行敏感性分析排除低質量研究后重新評估。檢驗水準α=0.05。按使用膝假體的類型及隨訪時間進行亞組分析，發表偏倚采用RevMan 5.2.0軟件作倒漏斗圖分析。
2 結果
2.1 納入研究的基本情況
經EndNote文獻管理軟件及閱讀摘要或全文篩查后，最終納入21篇文獻[4-24]，篩選流程見圖 1。全部為RCT研究，其中19篇英文文獻，2篇中文文獻，發表年代為2005年－2014年，包括2 158例患者，其中高屈曲膝假體組1 130例，普通假體組1 128例。納入研究的一般資料見表 1，其中10篇[4-7, 10-11, 17-18, 21, 24]文獻使用NexGen膝假體，7篇[12-13, 15-16, 19-20, 22]文獻使用PFC膝假體，1篇文獻使用LPS膝假體[8]，1篇使用Genesis Ⅱ膝假體[9]，1篇使用RP膝假體[14]， 1篇使用AGC膝假體[23]；4篇文獻[11, 14, 18, 21]隨訪時間≥5年，其他文獻隨訪時間1.0～2.7年。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圖
表1
納入研究基本情況
2.2 納入研究的質量評價
15篇文獻[4, 6-7, 9-11, 13-19, 21, 24]≥4分，為高質量文獻；6篇文獻[5, 8, 12, 20, 22-23]3分，為低質量文獻，見表 2。
表2
納入研究方法學質量評價
2.3 Meta分析結果
2.3.1 膝關節屈曲度
21篇文獻[4-24]報告了膝關節屈曲度。各研究有統計學異質性（I2=77%，P＜0.000 01），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高屈曲假體組術后膝關節屈曲度稍高于普通假體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WMD=2.71°，95%CI（0.96，4.46）°，P=0.002]，見圖 2。考慮異質性較大，行敏感性分析排除6篇低質量文獻[5, 8, 12, 20, 22-23]，剔除后各研究無統計學異質性（I2=0%，P=0.46），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高屈曲假體組術后膝關節屈曲度與普通假體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WMD=0.72°，95%CI（?0.15，1.60）°，P=0.10]，見圖 3。
圖2
高屈曲假體組與普通假體組術后膝關節屈曲度比較的Meta分析森林圖
圖3
排除低質量研究后高屈曲假體組與普通假體組術后膝關節屈曲度比較的Meta分析森林圖
根據高屈曲假體種類的不同采用亞組分析，10篇文獻[4-7, 10-11, 17-18, 21, 24]使用NexGen膝假體，各研究間無統計學異質性（I2=0%，P=0.51）；結果顯示，高屈曲假體組術后膝關節屈曲度與普通假體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WMD=0.92°，95%CI（?0.20，2.05）°，P=0.11]，見圖 2。7篇文獻[12-13, 15-16, 19-20, 22]使用PFC膝假體，各研究有統計學異質性（I2=89%，P＜0.000 01），結果顯示，高屈曲假體組術后膝關節屈曲度與普通假體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WMD=4.54°，95%CI（0.29，8.79）°，P=0.04]，見圖 2；但考慮異質性較大，排除2篇低質量文獻[12, 20]行敏感性分析后，高屈曲假體組術后膝關節屈曲度與普通假體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WMD=0.28°，95%CI（?2.57，3.12）°，P=0.85]。
2.3.2 膝關節功能評分
10篇文獻[4-5, 8, 12, 14, 17-19, 21, 24]報告了美國膝關節學會（KSS）評分，各研究無統計學異質性（I2=0%，P=0.73），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高屈曲假體組術后KSS評分與普通假體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WMD=?0.54分，95%CI（?1.34，0.25）分，P=0.18]。其中2篇文獻[18, 21]報告了中長期隨訪的膝關節KSS評分，研究無統計學異質性（I2=0%，P=0.87），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高屈曲假體組術后KSS評分與普通假體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WMD=?0.88分，95%CI（?2.09，0.33）分，P=0.15]，見圖 4。
圖4
高屈曲假體組與普通假體組術后KSS比較的Meta分析森林圖
2.3.3 術后并發癥發生率
7篇文獻[8, 13-14, 16, 21, 23-24]報告了術后傷口感染的發生情況。各研究無統計學異質性（I2=0%，P=0.97），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兩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OR=0.99，95%CI（0.53，1.84），P=0.98]。見圖 5。
圖5
高屈曲假體組與普通假體組術后傷口感染發生比較的Meta分析森林圖
2.4 發表偏倚分析
根據主要測量指標膝關節屈曲度對納入的所有研究繪制倒漏斗圖，結果顯示左右并不對稱，提示可能存在發表偏倚，見圖 6。
圖6
納入研究的漏斗圖
3 討論
本Meta分析結果表明，經敏感性分析排除異質性來源后高屈曲膝假體的術后膝關節屈曲度與普通假體無差別。另外，考慮假體設計為影響術后膝關節屈曲度的因素之一[16]，故我們進行了亞組分析以期排除該因素的影響，結果表明，使用NexGen和PFC膝假體系統術后屈曲度兩組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Mehin等[25]的Meta分析結果相同，不同于羅世興等[2]、Gandhi等[26]的結果。Gandhi等[26]研究提示，高屈曲型膝關節假體置換術后膝關節屈曲度較普通假體改善更顯著，但其也指出，該研究納入的6篇文章中，有4篇文章顯示高屈曲膝假體術后屈曲度優于普通膝假體，其中有2篇文章作者是假體公司的顧問，因此他認為這2篇文章可能會影響該Meta分析的可信度。分析本研究未得出高屈曲膝假體優于普通假體的原因，是因為TKA后膝關節屈曲度的恢復，主要有假體設計、手術技術、患者自身因素和康復鍛煉等多種因素[27]，其術前、術中、術后各個步驟均會對術后膝關節功能的恢復有重要影響。在臨床應用中，應該根據患者自身進行更為審慎的選擇。對于選擇高屈曲型假體的患者，從術前計劃開始就應充分考慮患者的原發疾病、術前關節活動度、畸形程度及畸形形成的誘因等，個體化截骨，正確安置假體和良好軟組織平衡，并且在術后進行有計劃的功能鍛煉，才能充分發揮高屈曲型膝關節假體在設計上的優越性。
KSS評分分為膝評分和功能評分兩大部分，自1989年KSS提出以來已廣泛用于TKA患者手術前后的關節功能評價。本Meta分析結果表明，高屈曲膝假體術后KSS評分并不優于普通假體。另外，Seng等[22]指出術后6個月及2年隨訪時功能評分方面高屈曲假體與普通假體無明顯差異，但術后5年隨訪時使用高屈曲膝假體的患者可獲得更佳的功能評分。因此本研究以隨訪時間是否＞5年的文獻進行亞組分析，結果也表明兩組間KSS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Gandhi等[26]的結果相同。高屈曲膝假體增加活動范圍是否會增加術后并發癥發生率也是另一個關注點。Boese等[28]對128例行膝關節置換患者進行隨訪，采用高屈曲型及普通型膝關節假體各64例，高屈曲組中3例因髕骨疼痛、1例因假體松動需再次手術，而普通組中僅1例需再次手術。而McCalden等[9]將普通膝假體與高屈曲膝假體比較，兩組術后膝前痛發生率無明顯差別。本Meta分析結果表明，高屈曲膝假體術后并發癥發生率與普通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本研究優點在于進行了全面的檢索，最終21篇RCT納入研究，且根據假體的種類不同進行亞組分析。本研究局限性在于無充足的中長期隨訪結果評價并發癥發生率，如無菌性松動、假體磨損、透光線出現、假體對位不佳等。
綜上所述，高屈曲膝假體術后膝關節屈曲度并不優于普通膝假體，且術后功能和并發癥發生率方面也無明顯差別。在臨床應用中應根據患者自身進行更為審慎的選擇，同時注意手術操作及術后康復，才能充分發揮高屈曲膝關節假體的設計特點。今后的研究需要更多高質量的中長期RCT研究證實其優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