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評價肝臟功能的檢測方法較多，吲哚氰綠清除試驗作為動態評價肝臟功能的檢測手段之一，能夠全面地反映肝臟相關情況，為患者的診治及預后評估提供一定依據。本文就吲哚氰綠清除試驗在肝硬化、肝衰竭、肝切除術以及肝移植領域的應用進展進行了綜述。
引用本文： 袁滿, 王麗春. 吲哚氰綠清除試驗在肝病中的應用進展. 華西醫學, 2017, 32(3): 471-474. doi: 10.7507/1002-0179.201503134 復制
肝臟是人體最重要器官之一，參與物質的合成、分泌、代謝及解毒等過程，當肝功能受損時，其功能評價指標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改變。治療肝臟疾病的前提是充分評價肝臟功能。目前評估肝功能的試驗大致可分為 2 種：一種屬于靜態性試驗，包括檢測白蛋白和凝血因子（反映肝臟合成功能）、轉氨酶（反映肝細胞膜完整性）、膽紅素（反映肝臟分泌功能）、堿性磷酸酶和谷氨酰轉肽酶（反映膽汁淤積）以及結合以上相關指標制定的 Child-Pugh 分級以及終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MELD）評分，另一種屬于動態性試驗，包括單乙基甘氨酰二甲苯胺（monoethylgly- cinexylidide，MEGX）試驗、13C-氨基比林呼氣試驗（aminopyrine breath test，ABT）、吲哚氰綠（indocyanine green，ICG）清除試驗等。肝臟具有強大的代償功能，單一的靜態檢測項目并不能真實地反映肝臟的損害程度及其儲備功能，而臨床常用的 Child-Pugh 分級以及 MELD 評分僅粗略評價肝臟功能，且以上 2 種評分并未反映相關肝血流的參數。因此，無論使用哪種靜態檢測方法，都不能有效地評價肝臟功能。動態試驗中，MEGX 試驗和 ABT 試驗能較好反映肝細胞代謝功能，試驗用藥利多卡因和氨基比林在肝細胞內需經 P450 酶系代謝，但該酶可受許多內外因素影響從而間接影響試驗結果。而 ICG 清除試驗涉及肝臟血流量和肝細胞功能，動態反映了肝臟攝取、處理和排泄 ICG 的全過程，是目前認為能有效評價肝臟儲備功能的檢測方法[1]。
1 ICG 的優劣、適應證及禁忌證
ICG 是 1957 年美國柯達研究所合成的一種無毒、惰性、陰離子的水溶性三碳花菁系紅外感光深藍綠色染料，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的菁類染料。ICG 在近紅外波長區有很強的吸光性，最大吸收峰波長為 805 nm[2]。
ICG 靜脈注入人體后，立刻與血漿白蛋白及 a1 脂蛋白通過非共價鍵結合，隨著血液循環分布至全身血管內。隨后肝細胞依靠三磷酸腺苷通過有機陰離子轉運多肽 1B3 和 Na+-牛黃膽酸共轉運體高選擇性攝取 ICG[3]。
1.1 ICG 的優勢
① 在肝細胞內能夠以原形形式分泌到膽汁，經膽道系統排入腸道，隨糞便排出體外，不參加肝腸循環及生物轉化，也不能回流到肝淋巴系統，不被肝外組織吸收，也不從腎臟等其他肝外器官排泄。② ICG 經靜脈注入人體后，大約 20 min 即有 97% 以上的 ICG 從血中迅速清除，通過連續測定血中 ICG 濃度，可描繪出血中 ICG 濃度消失的時間曲線，該曲線與時間成反比例關系，最初呈直線下降，15 min 后趨于平坦，臨床上可用血漿 ICG 15 min 滯留率（ICG retention ratio after 15 minutes，ICGR15），ICG 半衰期（ICG half-life，ICGt1/2）或 ICG 血漿消失率（ICGplasma disappearance rate，ICG-PDR）來評價肝臟儲備功能。肝功能正常者，其 ICGR15 應<10%，ICGt1/2 為 3～5 min，ICG-PDR>18%/min[2]。
1.2 ICG 清除試驗的局限性
影響 ICG 清除的主要原因包括肝細胞向毛細膽管的分泌排泄狀況和膽道的通暢程度、正常肝細胞數量以及肝血流量[4]。此外，膽紅素水平、血漿白蛋白含量、體質量、年齡等因素亦可影響 ICGR15 檢測值[5]。若患者有阻塞性黃疸，出現膽汁淤積，膽鹽會抑制 Na+-牛黃膽酸鹽共同轉運體對 ICG 的攝取，膽紅素則會競爭性抑制有機陰離子轉運多肽 1B3 對 ICG 的攝取，導致 ICG 清除值測量出來偏低[3,6-7]。有研究表明，肝動脈栓塞或腹內壓增高時導致部分肝臟內毛細血管血流量減少，會降低 ICG 的清除[8]；而當全身血流動力學變化時，如低心輸出量，則會減少肝臟內毛細血管血灌注從而降低 ICG 的清除。因此，在血流動力學穩定狀態下，ICG 試驗能充分評估肝臟功能[9]。另外，需注意血清混濁、乳糜會產生比色誤差從而影響試驗結果的準確性。
1.3 適用范圍及禁忌證
檢測前應詳細詢問患者既往史及過敏史，對過敏性體質者應鎮用或在醫生指導及做好急救措施下嚴密觀察使用；ICG 對兒童和孕婦無用藥經驗，老年人的生理功能低下，均應慎用；而哺乳期婦女進行檢測時應停止哺乳[10]。ICG 含碘，故有碘過敏史和甲狀腺毒癥患者禁用，極罕見患者注射后出現惡心和過敏反應（發病率 1∶40 000），主要表現為瘙癢、蕁麻疹、心動過速、低血壓和呼吸困難[11]。
2 測定方法
2.1 分光光度法
通過定時采集動脈血進行分光光度分析來測量 ICG 濃度，需進行 4 次采血：ICG 注射前，注射后 5、10、15 min，利用血凝機分離出血漿，再進行光譜比色測量后得出對應時間點的 ICG 濃度。由于不能精確控制采血時間，也不能進行實時連續的 ICG 濃度測量，并且操作過程復雜，需手工繪制 ICG 濃度衰減曲線從而導致測量時間長和測量精度低，采血過程中對患者也有一定的創傷，不僅讓患者感到有精神壓力，而且操作時醫務人員也容易被感染，因此，目前分光光度法很難在臨床的常規檢查中得到普及應用[12-13]。
2.2 脈動式分光光度儀分析法
脈動式分光光度儀分析的原理是當血液中存在兩個不同的吸光物質時，用兩個不同的波長照射組織獲得透過光的脈沖，可以得出血液中這兩個吸光物質的濃度比，這稱為脈搏分光光度測定法，簡稱為脈搏光度法。805 nm 作為 ICG 的吸收峰波長，同時也是氧合血紅蛋白和還原血紅蛋白的等吸光點，所以血紅蛋白吸光度在 805 nm 波長上不受氧合作用的影響。而 ICG 的吸光系數在 940 nm 波長上近似為 0，此外去氧作用對血紅蛋白吸光度的影響也非常小。因此將 805 nm 和 940 nm 這兩個波長作為吸光度的測量點，通過檢測在這兩個波長下的吸光度比值，運用脈搏分光光度測定法原理得出 ICG 和血紅蛋白濃度比，通過外周血測得的血紅蛋白濃度值就能計算出 ICG 的濃度[14-16]。
目前臨床主要使用肝臟儲備功能分析系統 DDG-3300K 來檢測 ICG 濃度，該儀器基于光譜分析技術和 ICG 良好的吸光性，利用紅外線對血液中 ICG 濃度進行連續監測。具體操作方法為：患者取平臥位，打開分析儀和計算機，將光學感應探頭（分鼻翼探頭、指端探頭和多功能探頭）連接在患者鼻翼或指端固定，選擇肘靜脈，穿刺成功后，按 0.5 mg/kg 體質量將 ICG 在 10 s 內完成注射，通過儀器對體內 ICG 濃度進行連續檢測，6 min 左右即可得出檢測結果[17-18]。此方法實時、無創、操作簡單、測量準確，可在床旁檢測，患者痛苦少，比較愿意接受檢測。
3 ICG 清除試驗在肝病領域中的應用
3.1 在肝硬化患者中的應用
Child-Pugh 分級法和 MELD 評分廣泛用于臨床上肝硬化患者的病情評估。Child-Pugh 分級法中腹水和肝性腦病的評分主觀性較大且部分指標易受人為因素的影響，MELD 評分因維生素 K 吸收不良導致國際標準化比率延長，血容量不足及過量使用利尿劑等因素可導致血清肌酐在短期內升高，這些因素都會對 MELD 評分產生影響。此外，MELD 評分系統并不包含所有肝硬化并發癥的相關參數，使其預測能力受限。
Gupta 等[19] 研究了 40 例肝硬化患者，根據 Child-Pugh 分級將其均分為 A、B 級兩組，測量其 ICGR15，同時計算其 MELD 評分，結果得出 MELD 評分的靈敏度與特異度分別為 60% 與 80%，而 ICGR15 分別為 85% 和 90%，MELD 評分與 ICGR15 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下面積分別為 0.805 和 0.88，因此，相對于 MELD 評分，ICGR15 在評價肝硬化患者的預后方面具有更高的靈敏度與精確度，且對于評估肝硬化患者的預后具有較好的價值。
黃文琪等[20] 對 64 例肝硬化患者和 50 例正常體檢者進行 ICGR15 檢測，同時計算其 Child-Pugh 分級，結果顯示肝硬化患者 ICGR15[（28.5±18.3）%]顯著高于正常對照組[（4.7±1.2）%]，隨著 Child-Pugh 分級升高，肝硬化患者 ICGR15 越高，且 ICGR15 與 Child-Pugh 分級呈正相關（r=0.650），該研究也表明了 ICG 清除試驗能夠較準確地動態反映肝臟儲備功能，使用 ICGRl5 評估肝臟儲備功能優于 Child-Pugh 分級。
3.2 在肝衰竭患者中的應用
肝衰竭是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疾病之一，病死率高，目前臨床上治療肝衰竭面臨著醫療資源不足，尤其是肝源稀缺的問題，因此如何早期及時診斷肝衰竭，并正確評價其預后，為患者治療方式的恰當選擇和醫療資源的合理分配提供一定的依據。
Merle 等[21] 研究表明，急性肝衰竭患者住院第 1 天病情自發好轉的 ICG-PDR 平均值為（12.0±7.8）%/min，未好轉的為（4.3±2.0）%/min （P=0.002），可見病情自發好轉的患者在研究過程中測得的最低 ICG-PDR 明顯比未好轉的患者高。評估患者死亡或者接受肝移植手術的靈敏度為 85.7%，特異度為 88.9%，因此 ICG-PDR 對于預測急性肝衰竭患者早期預后具有極大價值。
Feng 等[22] 對 69 例急性肝衰竭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測量其 ICGR15，同時計算 MELD 評分與英國愛丁堡大學皇家醫學院標準值（King’s College Hospital Criteria，KCH），測得 ICGR15，MELD 評分，KCH 值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下面積分別為 0.793、0.776、0.695，測量結果表明 ICGR15 優于 MELD 評分與 KCH 值。
胡守廉等[23] 對 126 例肝衰竭患者的研究也表明 ICGR15 可以作為評價患者肝臟功能及疾病嚴重程度的指標，也可以作為判斷預后的良好指標。
3.3 在肝切除手術中的應用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ICG 試驗可作為肝切除術前的評估方法，對于術后評測其并發癥以及預后也有一定意義[24-27]。肝細胞癌占原發性肝癌的 90% 以上，我國的肝細胞癌大多與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關，外科手術是肝癌的首選治療方法，一般認為 ICG15<14% 可作為安全進行肝大塊切除術而肝功衰竭發生機率低的界限[28]。
Ren 等[29] 對 144 例肝內膽管結石患者進行回顧性研究，其中 82 例患者在術前僅使用 Child-pugh 評分評估肝臟儲備功能，其余 62 例患者采用 ICGR15 評估肝臟儲備功能，結果表明 ICGR15 滯留試驗對于肝內膽管結石患者術后預測和避免肝衰竭的發生比 Child-Pugh 評分更有效。通過嚴格評估患者術前肝臟儲備功能，ICGR15 能降低發病率與病死率，從而增加了手術的安全性。
ICG 清除試驗對于肝切除手術后的評估也有很大意義。Thomas等[30] 研究也表明術后進行 ICGR15 滯留試驗有助于避免肝切除術后肝功能衰竭的發生。
3.4 在肝移植手術中的應用
肝移植手術一直以來都面臨著肝源缺乏的問題，供體的情況如年齡、身高、死因等對肝移植手術的成功與否均有一定影響，如何正確選擇合適肝源對于提高受體術后的存活率與減少并發癥的發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 ICG 清除試驗有助于評估供體肝的功能[31]。多年來，MELD 評分代替 Child-Pugh 評分廣泛用于肝移植，由于該評分存在著一定局限性，近年來也有學者將 MELD 評分與 ICG-PDR 結合起來評價肝移植的預后。有研究表明與單獨使用 MELD 評分進行肝移植預后的評價相比，MELD-ICG 能增大預測術后患者存活的準確性[32-33]。
Vos 等[34] 研究了 62 例進行了肝移植的患者，在術中測量其 ICG-PDR，他們發現 ICG-PDR 高的患者在術后未出現并發癥（40 例，24.9%/min；22 例，21%/min，P=0.034），并且認為預測肝移植術后早期并發癥發生的 ICG-PDR 界值為 23.5%/min，當 ICG-PDR 高于該界值時，將會減少其術后發生并發癥的可能性。
4 結語
19 世紀 60 年代，ICG 清除試驗被用于評價肝功能[35]。目前 ICG 清除試驗作為評估肝功能的方法已經被逐漸應用于臨床，其準確性與可行性得到了一定的肯定，彌補了 Child-Pugh 分級法和 MELD 評分具有一定局限性的不足，隨著在肝病不同領域更廣泛的應用，該試驗的應用價值將會越來越被證實并完善。
肝臟是人體最重要器官之一，參與物質的合成、分泌、代謝及解毒等過程，當肝功能受損時，其功能評價指標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改變。治療肝臟疾病的前提是充分評價肝臟功能。目前評估肝功能的試驗大致可分為 2 種：一種屬于靜態性試驗，包括檢測白蛋白和凝血因子（反映肝臟合成功能）、轉氨酶（反映肝細胞膜完整性）、膽紅素（反映肝臟分泌功能）、堿性磷酸酶和谷氨酰轉肽酶（反映膽汁淤積）以及結合以上相關指標制定的 Child-Pugh 分級以及終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MELD）評分，另一種屬于動態性試驗，包括單乙基甘氨酰二甲苯胺（monoethylgly- cinexylidide，MEGX）試驗、13C-氨基比林呼氣試驗（aminopyrine breath test，ABT）、吲哚氰綠（indocyanine green，ICG）清除試驗等。肝臟具有強大的代償功能，單一的靜態檢測項目并不能真實地反映肝臟的損害程度及其儲備功能，而臨床常用的 Child-Pugh 分級以及 MELD 評分僅粗略評價肝臟功能，且以上 2 種評分并未反映相關肝血流的參數。因此，無論使用哪種靜態檢測方法，都不能有效地評價肝臟功能。動態試驗中，MEGX 試驗和 ABT 試驗能較好反映肝細胞代謝功能，試驗用藥利多卡因和氨基比林在肝細胞內需經 P450 酶系代謝，但該酶可受許多內外因素影響從而間接影響試驗結果。而 ICG 清除試驗涉及肝臟血流量和肝細胞功能，動態反映了肝臟攝取、處理和排泄 ICG 的全過程，是目前認為能有效評價肝臟儲備功能的檢測方法[1]。
1 ICG 的優劣、適應證及禁忌證
ICG 是 1957 年美國柯達研究所合成的一種無毒、惰性、陰離子的水溶性三碳花菁系紅外感光深藍綠色染料，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的菁類染料。ICG 在近紅外波長區有很強的吸光性，最大吸收峰波長為 805 nm[2]。
ICG 靜脈注入人體后，立刻與血漿白蛋白及 a1 脂蛋白通過非共價鍵結合，隨著血液循環分布至全身血管內。隨后肝細胞依靠三磷酸腺苷通過有機陰離子轉運多肽 1B3 和 Na+-牛黃膽酸共轉運體高選擇性攝取 ICG[3]。
1.1 ICG 的優勢
① 在肝細胞內能夠以原形形式分泌到膽汁，經膽道系統排入腸道，隨糞便排出體外，不參加肝腸循環及生物轉化，也不能回流到肝淋巴系統，不被肝外組織吸收，也不從腎臟等其他肝外器官排泄。② ICG 經靜脈注入人體后，大約 20 min 即有 97% 以上的 ICG 從血中迅速清除，通過連續測定血中 ICG 濃度，可描繪出血中 ICG 濃度消失的時間曲線，該曲線與時間成反比例關系，最初呈直線下降，15 min 后趨于平坦，臨床上可用血漿 ICG 15 min 滯留率（ICG retention ratio after 15 minutes，ICGR15），ICG 半衰期（ICG half-life，ICGt1/2）或 ICG 血漿消失率（ICGplasma disappearance rate，ICG-PDR）來評價肝臟儲備功能。肝功能正常者，其 ICGR15 應<10%，ICGt1/2 為 3～5 min，ICG-PDR>18%/min[2]。
1.2 ICG 清除試驗的局限性
影響 ICG 清除的主要原因包括肝細胞向毛細膽管的分泌排泄狀況和膽道的通暢程度、正常肝細胞數量以及肝血流量[4]。此外，膽紅素水平、血漿白蛋白含量、體質量、年齡等因素亦可影響 ICGR15 檢測值[5]。若患者有阻塞性黃疸，出現膽汁淤積，膽鹽會抑制 Na+-牛黃膽酸鹽共同轉運體對 ICG 的攝取，膽紅素則會競爭性抑制有機陰離子轉運多肽 1B3 對 ICG 的攝取，導致 ICG 清除值測量出來偏低[3,6-7]。有研究表明，肝動脈栓塞或腹內壓增高時導致部分肝臟內毛細血管血流量減少，會降低 ICG 的清除[8]；而當全身血流動力學變化時，如低心輸出量，則會減少肝臟內毛細血管血灌注從而降低 ICG 的清除。因此，在血流動力學穩定狀態下，ICG 試驗能充分評估肝臟功能[9]。另外，需注意血清混濁、乳糜會產生比色誤差從而影響試驗結果的準確性。
1.3 適用范圍及禁忌證
檢測前應詳細詢問患者既往史及過敏史，對過敏性體質者應鎮用或在醫生指導及做好急救措施下嚴密觀察使用；ICG 對兒童和孕婦無用藥經驗，老年人的生理功能低下，均應慎用；而哺乳期婦女進行檢測時應停止哺乳[10]。ICG 含碘，故有碘過敏史和甲狀腺毒癥患者禁用，極罕見患者注射后出現惡心和過敏反應（發病率 1∶40 000），主要表現為瘙癢、蕁麻疹、心動過速、低血壓和呼吸困難[11]。
2 測定方法
2.1 分光光度法
通過定時采集動脈血進行分光光度分析來測量 ICG 濃度，需進行 4 次采血：ICG 注射前，注射后 5、10、15 min，利用血凝機分離出血漿，再進行光譜比色測量后得出對應時間點的 ICG 濃度。由于不能精確控制采血時間，也不能進行實時連續的 ICG 濃度測量，并且操作過程復雜，需手工繪制 ICG 濃度衰減曲線從而導致測量時間長和測量精度低，采血過程中對患者也有一定的創傷，不僅讓患者感到有精神壓力，而且操作時醫務人員也容易被感染，因此，目前分光光度法很難在臨床的常規檢查中得到普及應用[12-13]。
2.2 脈動式分光光度儀分析法
脈動式分光光度儀分析的原理是當血液中存在兩個不同的吸光物質時，用兩個不同的波長照射組織獲得透過光的脈沖，可以得出血液中這兩個吸光物質的濃度比，這稱為脈搏分光光度測定法，簡稱為脈搏光度法。805 nm 作為 ICG 的吸收峰波長，同時也是氧合血紅蛋白和還原血紅蛋白的等吸光點，所以血紅蛋白吸光度在 805 nm 波長上不受氧合作用的影響。而 ICG 的吸光系數在 940 nm 波長上近似為 0，此外去氧作用對血紅蛋白吸光度的影響也非常小。因此將 805 nm 和 940 nm 這兩個波長作為吸光度的測量點，通過檢測在這兩個波長下的吸光度比值，運用脈搏分光光度測定法原理得出 ICG 和血紅蛋白濃度比，通過外周血測得的血紅蛋白濃度值就能計算出 ICG 的濃度[14-16]。
目前臨床主要使用肝臟儲備功能分析系統 DDG-3300K 來檢測 ICG 濃度，該儀器基于光譜分析技術和 ICG 良好的吸光性，利用紅外線對血液中 ICG 濃度進行連續監測。具體操作方法為：患者取平臥位，打開分析儀和計算機，將光學感應探頭（分鼻翼探頭、指端探頭和多功能探頭）連接在患者鼻翼或指端固定，選擇肘靜脈，穿刺成功后，按 0.5 mg/kg 體質量將 ICG 在 10 s 內完成注射，通過儀器對體內 ICG 濃度進行連續檢測，6 min 左右即可得出檢測結果[17-18]。此方法實時、無創、操作簡單、測量準確，可在床旁檢測，患者痛苦少，比較愿意接受檢測。
3 ICG 清除試驗在肝病領域中的應用
3.1 在肝硬化患者中的應用
Child-Pugh 分級法和 MELD 評分廣泛用于臨床上肝硬化患者的病情評估。Child-Pugh 分級法中腹水和肝性腦病的評分主觀性較大且部分指標易受人為因素的影響，MELD 評分因維生素 K 吸收不良導致國際標準化比率延長，血容量不足及過量使用利尿劑等因素可導致血清肌酐在短期內升高，這些因素都會對 MELD 評分產生影響。此外，MELD 評分系統并不包含所有肝硬化并發癥的相關參數，使其預測能力受限。
Gupta 等[19] 研究了 40 例肝硬化患者，根據 Child-Pugh 分級將其均分為 A、B 級兩組，測量其 ICGR15，同時計算其 MELD 評分，結果得出 MELD 評分的靈敏度與特異度分別為 60% 與 80%，而 ICGR15 分別為 85% 和 90%，MELD 評分與 ICGR15 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下面積分別為 0.805 和 0.88，因此，相對于 MELD 評分，ICGR15 在評價肝硬化患者的預后方面具有更高的靈敏度與精確度，且對于評估肝硬化患者的預后具有較好的價值。
黃文琪等[20] 對 64 例肝硬化患者和 50 例正常體檢者進行 ICGR15 檢測，同時計算其 Child-Pugh 分級，結果顯示肝硬化患者 ICGR15[（28.5±18.3）%]顯著高于正常對照組[（4.7±1.2）%]，隨著 Child-Pugh 分級升高，肝硬化患者 ICGR15 越高，且 ICGR15 與 Child-Pugh 分級呈正相關（r=0.650），該研究也表明了 ICG 清除試驗能夠較準確地動態反映肝臟儲備功能，使用 ICGRl5 評估肝臟儲備功能優于 Child-Pugh 分級。
3.2 在肝衰竭患者中的應用
肝衰竭是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疾病之一，病死率高，目前臨床上治療肝衰竭面臨著醫療資源不足，尤其是肝源稀缺的問題，因此如何早期及時診斷肝衰竭，并正確評價其預后，為患者治療方式的恰當選擇和醫療資源的合理分配提供一定的依據。
Merle 等[21] 研究表明，急性肝衰竭患者住院第 1 天病情自發好轉的 ICG-PDR 平均值為（12.0±7.8）%/min，未好轉的為（4.3±2.0）%/min （P=0.002），可見病情自發好轉的患者在研究過程中測得的最低 ICG-PDR 明顯比未好轉的患者高。評估患者死亡或者接受肝移植手術的靈敏度為 85.7%，特異度為 88.9%，因此 ICG-PDR 對于預測急性肝衰竭患者早期預后具有極大價值。
Feng 等[22] 對 69 例急性肝衰竭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測量其 ICGR15，同時計算 MELD 評分與英國愛丁堡大學皇家醫學院標準值（King’s College Hospital Criteria，KCH），測得 ICGR15，MELD 評分，KCH 值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下面積分別為 0.793、0.776、0.695，測量結果表明 ICGR15 優于 MELD 評分與 KCH 值。
胡守廉等[23] 對 126 例肝衰竭患者的研究也表明 ICGR15 可以作為評價患者肝臟功能及疾病嚴重程度的指標，也可以作為判斷預后的良好指標。
3.3 在肝切除手術中的應用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ICG 試驗可作為肝切除術前的評估方法，對于術后評測其并發癥以及預后也有一定意義[24-27]。肝細胞癌占原發性肝癌的 90% 以上，我國的肝細胞癌大多與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關，外科手術是肝癌的首選治療方法，一般認為 ICG15<14% 可作為安全進行肝大塊切除術而肝功衰竭發生機率低的界限[28]。
Ren 等[29] 對 144 例肝內膽管結石患者進行回顧性研究，其中 82 例患者在術前僅使用 Child-pugh 評分評估肝臟儲備功能，其余 62 例患者采用 ICGR15 評估肝臟儲備功能，結果表明 ICGR15 滯留試驗對于肝內膽管結石患者術后預測和避免肝衰竭的發生比 Child-Pugh 評分更有效。通過嚴格評估患者術前肝臟儲備功能，ICGR15 能降低發病率與病死率，從而增加了手術的安全性。
ICG 清除試驗對于肝切除手術后的評估也有很大意義。Thomas等[30] 研究也表明術后進行 ICGR15 滯留試驗有助于避免肝切除術后肝功能衰竭的發生。
3.4 在肝移植手術中的應用
肝移植手術一直以來都面臨著肝源缺乏的問題，供體的情況如年齡、身高、死因等對肝移植手術的成功與否均有一定影響，如何正確選擇合適肝源對于提高受體術后的存活率與減少并發癥的發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 ICG 清除試驗有助于評估供體肝的功能[31]。多年來，MELD 評分代替 Child-Pugh 評分廣泛用于肝移植，由于該評分存在著一定局限性，近年來也有學者將 MELD 評分與 ICG-PDR 結合起來評價肝移植的預后。有研究表明與單獨使用 MELD 評分進行肝移植預后的評價相比，MELD-ICG 能增大預測術后患者存活的準確性[32-33]。
Vos 等[34] 研究了 62 例進行了肝移植的患者，在術中測量其 ICG-PDR，他們發現 ICG-PDR 高的患者在術后未出現并發癥（40 例，24.9%/min；22 例，21%/min，P=0.034），并且認為預測肝移植術后早期并發癥發生的 ICG-PDR 界值為 23.5%/min，當 ICG-PDR 高于該界值時，將會減少其術后發生并發癥的可能性。
4 結語
19 世紀 60 年代，ICG 清除試驗被用于評價肝功能[35]。目前 ICG 清除試驗作為評估肝功能的方法已經被逐漸應用于臨床，其準確性與可行性得到了一定的肯定，彌補了 Child-Pugh 分級法和 MELD 評分具有一定局限性的不足，隨著在肝病不同領域更廣泛的應用，該試驗的應用價值將會越來越被證實并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