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為目前治療病理性近視（PM）繼發脈絡膜新生血管（CNV）的一線治療方案。但因PM發展程度、人口學特征以及治療過程等因素的差異，治療后預后情況不盡相同。完整的橢圓體帶、較小的基線病灶直徑與較好的基線視力是抗VEGF藥物治療預后良好的重要預測因素，而發生脈絡膜視網膜萎縮或PM相關并發癥則預示預后較差。年齡、種族、光動力療法治療史以及治療是否及時等因素對治療預后的影響有待進一步研究。
引用本文： 陶夢璋, 王雨生, 王海燕. 病理性近視繼發脈絡膜新生血管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藥物治療后預后因素研究現狀. 中華眼底病雜志, 2019, 35(5): 513-517. doi: 10.3760/cma.j.issn.1005-1015.2019.05.021 復制
高度近視眼底出現漆裂紋、RPE層萎縮、后鞏膜葡萄腫、視網膜出血、視網膜脫離等病理性改變被稱為病理性近視（PM），而其中發生脈絡膜新生血管（CNV）者約占5.2%～11.3%[1]。PM繼發CNV（pmCNV）是導致患者低視力或視力喪失的主要原因[2]。目前，抗VEGF藥物治療已取代傳統光動力療法（PDT），成為治療pmCNV的一線治療方案[3-9]。但經抗VEGF藥物治療的pmCNV患者預后仍表現出較大差異。現就影響pmCNV抗VEGF藥物治療的預后因素作一綜述。
1 臨床特征因素
脈絡膜視網膜萎縮（ChRA）的發生發展、CNV大小、基線BCVA等已經被證明影響預后的重要因素，其他因素如黃斑區形態結果、是否得到及時治療、PM相關并發癥等也均有報道。
1.1 ChRA
病理性近視ChRA分為彌漫性ChRA（大小不限的黃白色病灶）、片狀ChRA（大小在一個至多個脈絡膜小葉之間且邊界清晰的灰白病灶）以及黃斑萎縮（在退化的纖維血管周圍且邊界清晰的圓形灰白色或白色病灶）[10]。黃斑區ChRA是pmCNV自然病程預后視力較差的重要原因之一[11]。Parravano等[12]對一組pmCNV患者隨訪了10年以觀察其自然病程，發現ChRA可發生在逐漸纖維化的CNV周圍，從而導致遠期預后不良。另有多篇文獻報道，ChRA可導致漸進性、不可逆性視力下降，是抗VEGF藥物治療后視力差的預測因素，且目前尚無有效治療方法[12-15]。
Parravano等[12]觀察了抗VEGF藥物、PDT治療對ChRA的潛在作用。發現治療組和未治療組患者ChRA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因此，目前尚無證據證實抗VEGF藥物治療是加重ChRA發展進程的危險因素，但PDT治療相比于抗VEGF藥物治療會明顯加重ChRA[14]。
1.2 基線CNV體積
相對于滲出型老年性黃斑變性（wAMD），pmCNV直徑通常較小（直徑＜1 DD）。有研究結果顯示，基線CNV體積較大是導致視力下降的獨立危險因素。Rishi等[16]采用多元回歸分析發現，隨訪10～12個月內，基線CNV體積是顯著相關的預后因素；Iacono等[17]研究結果同樣表明，隨訪24個月后，CNV體積是影響BCVA的唯一因素。CNV體積越小、中心凹視網膜厚度越低，則抗VEGF藥物治療反應越好，視覺質量越高。
1.3 黃斑區形態結構
完整的橢圓體帶在wAMD、視網膜靜脈阻塞、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黃斑裂孔等研究中，均被發現是最終BCVA的良好預后指標[18-21]。在pmCNV，完整的橢圓體帶同樣意味著預后更好，但在部分橢圓體帶不完整患者中也觀察到BCVA提高[22]。表明形態恢復可能不是視覺功能提高的必要條件。
在部分pmCNV患者中，RPE與橢圓體帶之間出現邊緣模糊，其原因可能是繼發的滲出物所導致[23]。其可以早于視覺癥狀而表現出來，并且多達93%的患者在治療后恢復正常[24]。因此，在對光感受器細胞造成不可逆損傷前進行治療，可能是早期治療意義所在。而有關視網膜下強反射物質、外核層、外叢狀層以及內核層等結構研究，并未發現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4 基線BCVA
與wAMD研究結果類似，基線BCVA是評估病情嚴重程度的重要指標，長期以來都被認為是一項重要的預后因素。基線BCVA越高，則預后BCVA越好[17,25]。Nakanishi等[26]研究結果顯示，基線BCVA較低的患者視力恢復高于基線BCVA較高的患者，可能與“天花板效應”有關。
1.5 CNV治療時間
Moon等[27]對一組行抗VEGF藥物治療并隨訪2年以上的pmCNV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觀察其發病-治療時間間隔與治療結果的相關性。根據CNV治療前時間，將106只眼分為＜2、2～8、8～24周組，結果顯示，3組患者的復發率分別為19%、25%、52%（P=0.006）；注射次數分別為3.5、4.0、5.5次（P=0.021）。基線時3組患者BCVA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提示治療越晚，基線BCVA越差。雖然在視力提升方面3組患者BCVA改變并無統計學差異［（0.31±0.46）、（0.21±0.35）、（0.16±0.48）logMAR單位，P=0.276］。但在影響因素分析中可明顯發現，CNV治療越早，終末BCVA越好（β=0.348，P＜0.001）。因此，早期抗VEGF藥物治療可降低pmCNV的復發率和注射次數并改善視力，提示臨床上早期及時治療的必要性。
1.6 PM相關并發癥
Iacono等[28]評價了雷珠單抗對合并玻璃體內界膜疾病的pmCNV治療效果。此項前瞻性研究納入pmCNV患者32例，并發疾病包括視網膜前膜（18例）、板層黃斑裂孔（4例）、黃斑裂孔（1例）、局部玻璃體牽引（3例）、玻璃體后粘連（4例）、視網膜劈裂（2例）。結果顯示，抗VEGF藥物治療后未觀察到視力恢復。同樣，RADIANCE試驗后續分析顯示，PM人群中黃斑劈裂的患病率為6%，在抗VEGF藥物治療3個月后黃斑劈裂患者治療效果差，且1年隨訪期間黃斑劈裂患者需要更多的注射次數[29]。
抗VEGF藥物治療有可能是加重視網膜裂孔和視網膜前膜的危險因素。Huang等[30]將研究對象分成3個治療組，第1組11只眼有視網膜裂孔和視網膜前膜，第2組6只眼僅有視網膜前膜，第3組66只眼無視網膜裂孔和視網膜前膜；對照組6只眼均有視網膜裂孔和視網膜前膜，但未行抗VEGF藥物治療。結果顯示，第1組11只眼中，7只眼出現較為嚴重的視網膜裂孔，平均最大視網膜厚度從（380.28±90.13）μm增加到（467.00±70.20）μm（P＜0.05）。對照組6只眼視網膜裂孔未加重。上述結果提示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治療可以有效控制pmCNV，但若合并有視網膜劈裂或黃斑前膜，此項治療可能是其加重的危險因素[29]。
2 人口學特征
2.1 年齡
與wAMD不同，70%以上的pmCNV患者年齡＜50歲。在pmCNV的自然病程中，患者年齡越大，預后視力越差。部分研究結果發現，年輕患者通常意味著更好的預后，且最初治療年齡與BCVA有顯著的相關性[25, 31]。而RADIANCE三期臨床試驗后續研究以及部分研究結果顯示，pmCNV患者抗VEGF藥物治療后BCVA提高與年齡無關[32-33]。目前年齡是否可在一定程度上判斷預后仍存在爭議。
2.2 種族與基因
RADIANCE三期臨床試驗后續研究觀察了種族對雷珠單抗治療pmCNV療效的影響[32]。結果發現，抗VEGF藥物治療1年后，東亞人BCVA的平均變化（17.1個字母）高于白種人（14.1個字母），注射次數的中位數分別為2、3次。不同人種pmCNV的抗VEGF藥物治療療效不同的是否與某些基因有關尚有待驗證。日本的一項有關基因多態性研究顯示發現，同種族的VEGF基因單核苷酸多態性可能影響其預后[34]。但因其病例數較少且并未前瞻性驗證，其篩選出預后較差的基因型rs2010963是否有臨床意義還有待進一步證實。國內有關基因方面的精準項目目前也正在進行，若能篩選出國內人群中有臨床意義的基因，將有益于患者的臨床治療與基礎研究的發展。
3 治療相關因素
3.1 治療方案
貝伐單抗治療pmCNV的前期試驗，分別采用3+PRN（按需治療）和1+PRN治療方案[35]。結果顯示，兩種治療方案在改善視力方面均獲得相似的預后，但3+PRN組1年隨訪中注射次數更多；1+PRN組雖然總注射次數少，但表現出更高的復發率。而雷珠單抗臨床試驗中，隨訪1年，1+PRN組平均注射2.32次，復發率68.0%；3+PRN組平均注射3.57次，復發率23.8%，結果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36]。國內臨床上使用較廣泛的康柏西普，1+PRN或3+PRN治療方案均獲得很好療效[37-39]。但因缺乏對照研究，兩種方案之間的療效差異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3.2 注射次數
Iacono等[17]納入48例pmCNV患者觀察相關預后因素，發現1+PRN治療方案，與1年內注射次數≥3次的患者比較，僅接受1～2次注射的患者（45.8%）可獲得更好的視覺改善。Yang等[40]研究結果同樣顯示，注射總次數與治療預后顯著相關。但較好的病情預后更可能與患者基線病情相對較輕有關；而治療次數的增多也通常意味著復發導致的視力下降。
3.3 PDT治療
在抗VEGF藥物治療前，PDT曾是pmCNV的標準治療方案。有研究顯示，與無PDT治療史患者比較，有PDT治療史的患者其抗VEGF藥物治療療效并無顯著差異[25, 41]。然而更多的研究認為，PDT會使RPE以及脈絡膜毛細血管萎縮，進而導致預后視力降低[2, 42]。所以，對于有PDT治療史患者，抗VEGF藥物治療的療效預期應適當降低。目前PDT與抗VEGF藥物聯合治療研究仍較多。Rinaldi等[43]2年隨訪發現，PDT治療可以減少抗VEGF藥物注射次數。但pmCNV患者的遠期功能預后更取決于黃斑萎縮的進展[44]；有學者提出PDT治療后5年出現黃斑萎縮的患者超過83%[45]。其短期療效與長期預后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
4 存在的問題與展望
隨著抗VEGF藥物治療pmCNV的研究增多，影響治療效果的因素越來越受到重視。在已知的可能危險因素中，完整的橢圓體帶、較小的基線CNV與較好的基線BCVA是抗VEGF藥物治療預后良好的重要預測因素；而發生ChRA或PM相關并發癥則預示預后較差。年齡、種族、PDT治療經歷以及治療及時與否等因素是否影響預后目前仍存在爭議，需要進一步研究證實。
然而，由于各個研究中心的儀器設備、患者來源以及研究者研究偏好的不同，可以發現其納入研究的影響因素指標同樣有較大差異，各項指標存在相互交聯、相互影響的情況。這種差異表明，目前缺乏對抗VEGF藥物治療pmCNV預后因素的規范化。更多新的可能影響因素正不斷被發掘，更好地對這些預后因素進行梳理分類將對今后的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上述多項研究均發現視力對其預后的顯著影響，作為唯一的基線功能學指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基線形態學指標可分為CNV病情相關指標（如大小、位置、滲漏情況、出血等）、可恢復的短期指標（如OCT上視網膜各層結構的完整性、視網膜內積液、視網膜下積液等）以及與PM相關的不可恢復的長期指標（如脈絡膜厚度、ChRA等）。
在CNV病情相關指標中，CNV大小作為評價CNV病情嚴重程度的典型指標，可在一定程度上預測治療效果；在可恢復的短期指標中，除橢圓體帶完整性的其他多數指標，可恢復性并無太多差異，對預后的影響也并不明確；在PM相關的長期指標中，ChRA與PM并發癥是預后差的最顯著危險因素。而對于年齡、種族、PDT治療經歷和治療是否及時等指標對基線形態學指標（如橢圓體帶完整性、CNV面積，ChRA等）同樣有潛在的影響，導致各個因素間交聯過多。雖然這類指標有各自的臨床意義，但因混雜多個更基礎的影響因素，展現出更多的復雜性，因此需要設計嚴格的大范圍臨床試驗。另外，目前PM眾多研究的重點仍在青年人群，隨著時間推移，PM高患病率將導致老年pmCNV發病率不斷增加，其相關研究同樣意義重大。老年pmCNV預后如何，其預后因素是否更加復雜，目前研究結果仍存在爭議，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同時在預后因素方面更需強調的是抗VEGF藥物治療過程中，PM其他相關并發癥的防治，如可能被CNV出血掩蓋的黃斑裂孔以及治療后的視網膜厚度降低引發黃斑前膜牽拉加重。
對于pmCNV行抗VEGF藥物治療預后因素分析，意義在于預測患者治療效果，進而指導患者的個性化治療。目前部分影響預后的因素并不明確，需要系統或更大范圍的臨床驗證；多種預后因素需標準化，為pmCNV的抗VEGF藥物個性化治療提供參考；預后因素相關的基礎研究也將加深對疾病的認識，這需更多基礎研究者的共同參與。
高度近視眼底出現漆裂紋、RPE層萎縮、后鞏膜葡萄腫、視網膜出血、視網膜脫離等病理性改變被稱為病理性近視（PM），而其中發生脈絡膜新生血管（CNV）者約占5.2%～11.3%[1]。PM繼發CNV（pmCNV）是導致患者低視力或視力喪失的主要原因[2]。目前，抗VEGF藥物治療已取代傳統光動力療法（PDT），成為治療pmCNV的一線治療方案[3-9]。但經抗VEGF藥物治療的pmCNV患者預后仍表現出較大差異。現就影響pmCNV抗VEGF藥物治療的預后因素作一綜述。
1 臨床特征因素
脈絡膜視網膜萎縮（ChRA）的發生發展、CNV大小、基線BCVA等已經被證明影響預后的重要因素，其他因素如黃斑區形態結果、是否得到及時治療、PM相關并發癥等也均有報道。
1.1 ChRA
病理性近視ChRA分為彌漫性ChRA（大小不限的黃白色病灶）、片狀ChRA（大小在一個至多個脈絡膜小葉之間且邊界清晰的灰白病灶）以及黃斑萎縮（在退化的纖維血管周圍且邊界清晰的圓形灰白色或白色病灶）[10]。黃斑區ChRA是pmCNV自然病程預后視力較差的重要原因之一[11]。Parravano等[12]對一組pmCNV患者隨訪了10年以觀察其自然病程，發現ChRA可發生在逐漸纖維化的CNV周圍，從而導致遠期預后不良。另有多篇文獻報道，ChRA可導致漸進性、不可逆性視力下降，是抗VEGF藥物治療后視力差的預測因素，且目前尚無有效治療方法[12-15]。
Parravano等[12]觀察了抗VEGF藥物、PDT治療對ChRA的潛在作用。發現治療組和未治療組患者ChRA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因此，目前尚無證據證實抗VEGF藥物治療是加重ChRA發展進程的危險因素，但PDT治療相比于抗VEGF藥物治療會明顯加重ChRA[14]。
1.2 基線CNV體積
相對于滲出型老年性黃斑變性（wAMD），pmCNV直徑通常較小（直徑＜1 DD）。有研究結果顯示，基線CNV體積較大是導致視力下降的獨立危險因素。Rishi等[16]采用多元回歸分析發現，隨訪10～12個月內，基線CNV體積是顯著相關的預后因素；Iacono等[17]研究結果同樣表明，隨訪24個月后，CNV體積是影響BCVA的唯一因素。CNV體積越小、中心凹視網膜厚度越低，則抗VEGF藥物治療反應越好，視覺質量越高。
1.3 黃斑區形態結構
完整的橢圓體帶在wAMD、視網膜靜脈阻塞、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黃斑裂孔等研究中，均被發現是最終BCVA的良好預后指標[18-21]。在pmCNV，完整的橢圓體帶同樣意味著預后更好，但在部分橢圓體帶不完整患者中也觀察到BCVA提高[22]。表明形態恢復可能不是視覺功能提高的必要條件。
在部分pmCNV患者中，RPE與橢圓體帶之間出現邊緣模糊，其原因可能是繼發的滲出物所導致[23]。其可以早于視覺癥狀而表現出來，并且多達93%的患者在治療后恢復正常[24]。因此，在對光感受器細胞造成不可逆損傷前進行治療，可能是早期治療意義所在。而有關視網膜下強反射物質、外核層、外叢狀層以及內核層等結構研究，并未發現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4 基線BCVA
與wAMD研究結果類似，基線BCVA是評估病情嚴重程度的重要指標，長期以來都被認為是一項重要的預后因素。基線BCVA越高，則預后BCVA越好[17,25]。Nakanishi等[26]研究結果顯示，基線BCVA較低的患者視力恢復高于基線BCVA較高的患者，可能與“天花板效應”有關。
1.5 CNV治療時間
Moon等[27]對一組行抗VEGF藥物治療并隨訪2年以上的pmCNV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觀察其發病-治療時間間隔與治療結果的相關性。根據CNV治療前時間，將106只眼分為＜2、2～8、8～24周組，結果顯示，3組患者的復發率分別為19%、25%、52%（P=0.006）；注射次數分別為3.5、4.0、5.5次（P=0.021）。基線時3組患者BCVA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提示治療越晚，基線BCVA越差。雖然在視力提升方面3組患者BCVA改變并無統計學差異［（0.31±0.46）、（0.21±0.35）、（0.16±0.48）logMAR單位，P=0.276］。但在影響因素分析中可明顯發現，CNV治療越早，終末BCVA越好（β=0.348，P＜0.001）。因此，早期抗VEGF藥物治療可降低pmCNV的復發率和注射次數并改善視力，提示臨床上早期及時治療的必要性。
1.6 PM相關并發癥
Iacono等[28]評價了雷珠單抗對合并玻璃體內界膜疾病的pmCNV治療效果。此項前瞻性研究納入pmCNV患者32例，并發疾病包括視網膜前膜（18例）、板層黃斑裂孔（4例）、黃斑裂孔（1例）、局部玻璃體牽引（3例）、玻璃體后粘連（4例）、視網膜劈裂（2例）。結果顯示，抗VEGF藥物治療后未觀察到視力恢復。同樣，RADIANCE試驗后續分析顯示，PM人群中黃斑劈裂的患病率為6%，在抗VEGF藥物治療3個月后黃斑劈裂患者治療效果差，且1年隨訪期間黃斑劈裂患者需要更多的注射次數[29]。
抗VEGF藥物治療有可能是加重視網膜裂孔和視網膜前膜的危險因素。Huang等[30]將研究對象分成3個治療組，第1組11只眼有視網膜裂孔和視網膜前膜，第2組6只眼僅有視網膜前膜，第3組66只眼無視網膜裂孔和視網膜前膜；對照組6只眼均有視網膜裂孔和視網膜前膜，但未行抗VEGF藥物治療。結果顯示，第1組11只眼中，7只眼出現較為嚴重的視網膜裂孔，平均最大視網膜厚度從（380.28±90.13）μm增加到（467.00±70.20）μm（P＜0.05）。對照組6只眼視網膜裂孔未加重。上述結果提示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治療可以有效控制pmCNV，但若合并有視網膜劈裂或黃斑前膜，此項治療可能是其加重的危險因素[29]。
2 人口學特征
2.1 年齡
與wAMD不同，70%以上的pmCNV患者年齡＜50歲。在pmCNV的自然病程中，患者年齡越大，預后視力越差。部分研究結果發現，年輕患者通常意味著更好的預后，且最初治療年齡與BCVA有顯著的相關性[25, 31]。而RADIANCE三期臨床試驗后續研究以及部分研究結果顯示，pmCNV患者抗VEGF藥物治療后BCVA提高與年齡無關[32-33]。目前年齡是否可在一定程度上判斷預后仍存在爭議。
2.2 種族與基因
RADIANCE三期臨床試驗后續研究觀察了種族對雷珠單抗治療pmCNV療效的影響[32]。結果發現，抗VEGF藥物治療1年后，東亞人BCVA的平均變化（17.1個字母）高于白種人（14.1個字母），注射次數的中位數分別為2、3次。不同人種pmCNV的抗VEGF藥物治療療效不同的是否與某些基因有關尚有待驗證。日本的一項有關基因多態性研究顯示發現，同種族的VEGF基因單核苷酸多態性可能影響其預后[34]。但因其病例數較少且并未前瞻性驗證，其篩選出預后較差的基因型rs2010963是否有臨床意義還有待進一步證實。國內有關基因方面的精準項目目前也正在進行，若能篩選出國內人群中有臨床意義的基因，將有益于患者的臨床治療與基礎研究的發展。
3 治療相關因素
3.1 治療方案
貝伐單抗治療pmCNV的前期試驗，分別采用3+PRN（按需治療）和1+PRN治療方案[35]。結果顯示，兩種治療方案在改善視力方面均獲得相似的預后，但3+PRN組1年隨訪中注射次數更多；1+PRN組雖然總注射次數少，但表現出更高的復發率。而雷珠單抗臨床試驗中，隨訪1年，1+PRN組平均注射2.32次，復發率68.0%；3+PRN組平均注射3.57次，復發率23.8%，結果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36]。國內臨床上使用較廣泛的康柏西普，1+PRN或3+PRN治療方案均獲得很好療效[37-39]。但因缺乏對照研究，兩種方案之間的療效差異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3.2 注射次數
Iacono等[17]納入48例pmCNV患者觀察相關預后因素，發現1+PRN治療方案，與1年內注射次數≥3次的患者比較，僅接受1～2次注射的患者（45.8%）可獲得更好的視覺改善。Yang等[40]研究結果同樣顯示，注射總次數與治療預后顯著相關。但較好的病情預后更可能與患者基線病情相對較輕有關；而治療次數的增多也通常意味著復發導致的視力下降。
3.3 PDT治療
在抗VEGF藥物治療前，PDT曾是pmCNV的標準治療方案。有研究顯示，與無PDT治療史患者比較，有PDT治療史的患者其抗VEGF藥物治療療效并無顯著差異[25, 41]。然而更多的研究認為，PDT會使RPE以及脈絡膜毛細血管萎縮，進而導致預后視力降低[2, 42]。所以，對于有PDT治療史患者，抗VEGF藥物治療的療效預期應適當降低。目前PDT與抗VEGF藥物聯合治療研究仍較多。Rinaldi等[43]2年隨訪發現，PDT治療可以減少抗VEGF藥物注射次數。但pmCNV患者的遠期功能預后更取決于黃斑萎縮的進展[44]；有學者提出PDT治療后5年出現黃斑萎縮的患者超過83%[45]。其短期療效與長期預后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
4 存在的問題與展望
隨著抗VEGF藥物治療pmCNV的研究增多，影響治療效果的因素越來越受到重視。在已知的可能危險因素中，完整的橢圓體帶、較小的基線CNV與較好的基線BCVA是抗VEGF藥物治療預后良好的重要預測因素；而發生ChRA或PM相關并發癥則預示預后較差。年齡、種族、PDT治療經歷以及治療及時與否等因素是否影響預后目前仍存在爭議，需要進一步研究證實。
然而，由于各個研究中心的儀器設備、患者來源以及研究者研究偏好的不同，可以發現其納入研究的影響因素指標同樣有較大差異，各項指標存在相互交聯、相互影響的情況。這種差異表明，目前缺乏對抗VEGF藥物治療pmCNV預后因素的規范化。更多新的可能影響因素正不斷被發掘，更好地對這些預后因素進行梳理分類將對今后的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上述多項研究均發現視力對其預后的顯著影響，作為唯一的基線功能學指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基線形態學指標可分為CNV病情相關指標（如大小、位置、滲漏情況、出血等）、可恢復的短期指標（如OCT上視網膜各層結構的完整性、視網膜內積液、視網膜下積液等）以及與PM相關的不可恢復的長期指標（如脈絡膜厚度、ChRA等）。
在CNV病情相關指標中，CNV大小作為評價CNV病情嚴重程度的典型指標，可在一定程度上預測治療效果；在可恢復的短期指標中，除橢圓體帶完整性的其他多數指標，可恢復性并無太多差異，對預后的影響也并不明確；在PM相關的長期指標中，ChRA與PM并發癥是預后差的最顯著危險因素。而對于年齡、種族、PDT治療經歷和治療是否及時等指標對基線形態學指標（如橢圓體帶完整性、CNV面積，ChRA等）同樣有潛在的影響，導致各個因素間交聯過多。雖然這類指標有各自的臨床意義，但因混雜多個更基礎的影響因素，展現出更多的復雜性，因此需要設計嚴格的大范圍臨床試驗。另外，目前PM眾多研究的重點仍在青年人群，隨著時間推移，PM高患病率將導致老年pmCNV發病率不斷增加，其相關研究同樣意義重大。老年pmCNV預后如何，其預后因素是否更加復雜，目前研究結果仍存在爭議，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同時在預后因素方面更需強調的是抗VEGF藥物治療過程中，PM其他相關并發癥的防治，如可能被CNV出血掩蓋的黃斑裂孔以及治療后的視網膜厚度降低引發黃斑前膜牽拉加重。
對于pmCNV行抗VEGF藥物治療預后因素分析，意義在于預測患者治療效果，進而指導患者的個性化治療。目前部分影響預后的因素并不明確，需要系統或更大范圍的臨床驗證；多種預后因素需標準化，為pmCNV的抗VEGF藥物個性化治療提供參考；預后因素相關的基礎研究也將加深對疾病的認識，這需更多基礎研究者的共同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