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徐昌標, 孫祖華, 黃穎, 林冰, 周挺業, 劉曉玲. 中心性漿液性脈絡膜視網膜病變患者外源性糖皮質激素使用情況調查. 中華眼底病雜志, 2019, 35(4): 387-388. doi: 10.3760/cma.j.issn.1005-1015.2019.04.015 復制
中心性漿液性脈絡膜視網膜病變（CSC）發病機制尚不明確。有研究認為A型性格、睡眠障礙及精神壓力等危險因素可導致內源性糖皮質激素（簡稱激素）水平升高，從而導致CSC的發生。既往外源性激素和CSC患病的關系以口服或靜脈等系統性途徑研究為主，部分研究為吸入、噴鼻、局部注射及眼局部滴眼等途徑[1]。而皮膚外用激素和CSC患病的關系僅限于個案報道[2-5]，缺乏較大樣本病例對照研究。我們調查了一組CSC患者外源性激素的使用情況，初步探討CSC患者外源性激素的使用特征。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病例對照研究。本研究通過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眼視光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2016年科倫審第1號）。所有患者均獲知情并簽署書面同意書。
2016年1～8月在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眼視光醫院眼底內科確診的連續性活動性CSC患者247例（CSC組）納入本研究。納入標準：（1）年齡≥18周歲；（2）符合活動性CSC診斷標準[6]：存在典型CSC癥狀和眼底表現，OCT示局限性或彌漫性視網膜神經上皮層脫離伴脫離區內漿液性滲出，并與FFA顯示的滲漏點相一致；（3）居住地為浙南地區。排除標準：（1）年齡＜18周歲；（2）非活動性CSC；（3）引起黃斑區神經上皮層漿液性脫離的其他黃斑疾病；（4）居住地為非浙南地區。
CSC組247例患者中，男性200例（80.97%），女性47例（19.03%）；年齡24～70歲，平均年齡（45.29±8.02）歲。選擇同期性別、年齡1:1匹配的非CSC患者247例作為對照組。其中，男性200例（80.97%），女性47例（19.03%）；年齡24～69歲，平均年齡（45.31±7.96）歲。居住地均為浙南地區。兩組患者年齡（t=?0.028）、性別構成比（χ2=0.000）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978、1.000）。
問卷調查CSC組患者發病前及對照組患者近3個月內外源性激素使用情況。調查員由經統一培訓的兩名眼底病專業研究生獨立擔任，采用統一的問卷調查表和指導語對研究對象進行面對面詢問，嚴格執行納入及排除標準。外源性激素按使用途徑分為皮膚、非皮膚外用兩類；皮膚外用激素按頻率分為頻繁、偶爾外用。頻繁外用：平均每周外用≥1次；偶爾外用：平均每周外用＜1次。患者中，噴鼻、口服或靜脈滴注、關節腔內注射等激素途徑較少，故合并為非皮膚外用激素。同時，調查所有研究對象皮膚激素外用指征及購藥途徑。
采用SPSS20.0軟件行統計分析。兩組間年齡和外源性激素使用情況比較分別采用成組 t 檢驗和 χ2 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CSC組、對照組患者中，使用外源性激素分別為97（39.3%）、68（27.5%）例；兩組患者外源性激素使用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7.653，P=0.006）。兩組患者外源性激素皮膚、非皮膚外用使用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CSC組非皮膚外用激素包括噴鼻12例、口服或靜脈滴注5例、關節腔內注射3例；對照組非皮膚外用激素包括噴鼻5例、口服或靜脈滴注1例、關節腔內注射1例。兩組患者外源性激素皮膚外用使用頻率比較，頻繁使用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偶爾使用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表1
CSC組、對照組外源性激素使用情況比較（例數，%）
CSC組、對照組患者中，皮膚外用激素指征分別為14（15.9%）、10（16.4%）例，均為濕疹、蕁麻疹及各型皮炎等皮膚病；藥店及網絡購藥分別為72（81.8%）、49（80.3%）例。兩組患者皮膚外用激素指征、藥店及網絡購藥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06、0.052，P=0.937、0.819）。
3 討論
本研究是國內外關于皮膚外用激素與CSC患病相關性的較大樣本病例對照研究。結果顯示，CSC患者頻繁使用皮膚外用激素的百分比顯著高于對照組，而偶爾使用皮膚外用激素百分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CSC患者使用非皮膚外用激素的百分比顯著高于對照組，結果與Daruich等[1]、Liu等[7]大多數國內外研究結果相一致。正常情況下，皮膚外用激素只有1%的量經皮膚吸收，但足夠引起血清皮質醇水平升高，導致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的抑制[8]。此外，男性45歲及女性35歲后皮膚干燥變薄，皮膚病患者皮膚局部屏障功能損害，皮膚外用激素的使用導致皮膚萎縮、毛細血管擴張等副作用，以及誘導的快速耐受和用藥成癮等更易導致皮膚外用激素的吸收[9-10]。激素經皮膚吸收后引起的血清皮質醇水平升高，可能通過使脈絡膜毛細血管滲透性增高和改變RPE屏障功能導致CSC發生[11-13]。本研究結果顯示，在使用外源性激素的患者中，CSC組、對照組分別有90.7%、89.7%的患者使用皮膚外用激素，結果與既往文獻報道結果[1]明顯不同。其原因可能與既往研究側重口服或靜脈等激素系統性使用，而忽略皮膚外用激素有關。兩組患者皮膚激素在外用指征和藥店及網絡購藥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且皮膚外用激素在使用外源性激素患者中占比較高，提示浙南地區可能普遍存在較高比例的皮膚激素外用情況。其可能原因，一是浙南地區氣候溫暖潮濕，皮膚瘙癢等比較常見；二是外用激素是皮膚病的常用藥物，療效顯著，患者熟悉，且購買途徑極其方便；三是大多數患者不了解激素的副作用。
本研究觀察到浙南地區外源性激素相關的CSC以皮膚外用激素為主，頻繁使用皮膚外用激素可能使CSC患病的風險增高，浙南地區人群中可能普遍存在較高比例的皮膚激素外用情況，需引起臨床醫生及廣大人群的注意。本研究的不足在于未詳細闡述激素類型、外用面積、劑量大小及接觸時間對CSC發病的影響，尚需在以后的研究中進一步完善。
中心性漿液性脈絡膜視網膜病變（CSC）發病機制尚不明確。有研究認為A型性格、睡眠障礙及精神壓力等危險因素可導致內源性糖皮質激素（簡稱激素）水平升高，從而導致CSC的發生。既往外源性激素和CSC患病的關系以口服或靜脈等系統性途徑研究為主，部分研究為吸入、噴鼻、局部注射及眼局部滴眼等途徑[1]。而皮膚外用激素和CSC患病的關系僅限于個案報道[2-5]，缺乏較大樣本病例對照研究。我們調查了一組CSC患者外源性激素的使用情況，初步探討CSC患者外源性激素的使用特征。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病例對照研究。本研究通過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眼視光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2016年科倫審第1號）。所有患者均獲知情并簽署書面同意書。
2016年1～8月在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眼視光醫院眼底內科確診的連續性活動性CSC患者247例（CSC組）納入本研究。納入標準：（1）年齡≥18周歲；（2）符合活動性CSC診斷標準[6]：存在典型CSC癥狀和眼底表現，OCT示局限性或彌漫性視網膜神經上皮層脫離伴脫離區內漿液性滲出，并與FFA顯示的滲漏點相一致；（3）居住地為浙南地區。排除標準：（1）年齡＜18周歲；（2）非活動性CSC；（3）引起黃斑區神經上皮層漿液性脫離的其他黃斑疾病；（4）居住地為非浙南地區。
CSC組247例患者中，男性200例（80.97%），女性47例（19.03%）；年齡24～70歲，平均年齡（45.29±8.02）歲。選擇同期性別、年齡1:1匹配的非CSC患者247例作為對照組。其中，男性200例（80.97%），女性47例（19.03%）；年齡24～69歲，平均年齡（45.31±7.96）歲。居住地均為浙南地區。兩組患者年齡（t=?0.028）、性別構成比（χ2=0.000）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978、1.000）。
問卷調查CSC組患者發病前及對照組患者近3個月內外源性激素使用情況。調查員由經統一培訓的兩名眼底病專業研究生獨立擔任，采用統一的問卷調查表和指導語對研究對象進行面對面詢問，嚴格執行納入及排除標準。外源性激素按使用途徑分為皮膚、非皮膚外用兩類；皮膚外用激素按頻率分為頻繁、偶爾外用。頻繁外用：平均每周外用≥1次；偶爾外用：平均每周外用＜1次。患者中，噴鼻、口服或靜脈滴注、關節腔內注射等激素途徑較少，故合并為非皮膚外用激素。同時，調查所有研究對象皮膚激素外用指征及購藥途徑。
采用SPSS20.0軟件行統計分析。兩組間年齡和外源性激素使用情況比較分別采用成組 t 檢驗和 χ2 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CSC組、對照組患者中，使用外源性激素分別為97（39.3%）、68（27.5%）例；兩組患者外源性激素使用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7.653，P=0.006）。兩組患者外源性激素皮膚、非皮膚外用使用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CSC組非皮膚外用激素包括噴鼻12例、口服或靜脈滴注5例、關節腔內注射3例；對照組非皮膚外用激素包括噴鼻5例、口服或靜脈滴注1例、關節腔內注射1例。兩組患者外源性激素皮膚外用使用頻率比較，頻繁使用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偶爾使用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表1
CSC組、對照組外源性激素使用情況比較（例數，%）
CSC組、對照組患者中，皮膚外用激素指征分別為14（15.9%）、10（16.4%）例，均為濕疹、蕁麻疹及各型皮炎等皮膚病；藥店及網絡購藥分別為72（81.8%）、49（80.3%）例。兩組患者皮膚外用激素指征、藥店及網絡購藥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06、0.052，P=0.937、0.819）。
3 討論
本研究是國內外關于皮膚外用激素與CSC患病相關性的較大樣本病例對照研究。結果顯示，CSC患者頻繁使用皮膚外用激素的百分比顯著高于對照組，而偶爾使用皮膚外用激素百分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CSC患者使用非皮膚外用激素的百分比顯著高于對照組，結果與Daruich等[1]、Liu等[7]大多數國內外研究結果相一致。正常情況下，皮膚外用激素只有1%的量經皮膚吸收，但足夠引起血清皮質醇水平升高，導致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的抑制[8]。此外，男性45歲及女性35歲后皮膚干燥變薄，皮膚病患者皮膚局部屏障功能損害，皮膚外用激素的使用導致皮膚萎縮、毛細血管擴張等副作用，以及誘導的快速耐受和用藥成癮等更易導致皮膚外用激素的吸收[9-10]。激素經皮膚吸收后引起的血清皮質醇水平升高，可能通過使脈絡膜毛細血管滲透性增高和改變RPE屏障功能導致CSC發生[11-13]。本研究結果顯示，在使用外源性激素的患者中，CSC組、對照組分別有90.7%、89.7%的患者使用皮膚外用激素，結果與既往文獻報道結果[1]明顯不同。其原因可能與既往研究側重口服或靜脈等激素系統性使用，而忽略皮膚外用激素有關。兩組患者皮膚激素在外用指征和藥店及網絡購藥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且皮膚外用激素在使用外源性激素患者中占比較高，提示浙南地區可能普遍存在較高比例的皮膚激素外用情況。其可能原因，一是浙南地區氣候溫暖潮濕，皮膚瘙癢等比較常見；二是外用激素是皮膚病的常用藥物，療效顯著，患者熟悉，且購買途徑極其方便；三是大多數患者不了解激素的副作用。
本研究觀察到浙南地區外源性激素相關的CSC以皮膚外用激素為主，頻繁使用皮膚外用激素可能使CSC患病的風險增高，浙南地區人群中可能普遍存在較高比例的皮膚激素外用情況，需引起臨床醫生及廣大人群的注意。本研究的不足在于未詳細闡述激素類型、外用面積、劑量大小及接觸時間對CSC發病的影響，尚需在以后的研究中進一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