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19日20點15分，趙東生教授因心力衰竭搶救無效在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逝世，享年93歲。趙老走了，他走得很平靜：閉上為患者辛苦勞累了一生的眼睛，放松纖細靈活為患者修繕眼疾的巧手，猶如安然入睡。帶著充滿自信、桃李滿天下的自豪面容睡去；完成了一生為患者的夙愿毫無遺憾地走了。

趙東生教授，江蘇鎮江人，1913年12月25日生于日本。1939年畢業于奧地利茵斯布魯克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先后在維也納大學眼科和匈牙利大學眼科系工作。由于反對納粹法西斯，被蓋世太保逮捕入獄。出獄后，滿懷愛國主義熱情的他，于1944年毅然回到了戰火紛飛的中國。

趙東生教授于1946年6月組建了上海公濟醫院(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前身)眼科。設立在園明園路，醫生3人，只開設了門診。在1948年的總結有這樣的記載“在短短二年內，患者幾包括一切眼科疾病，手術亦幾達全部眼科之各種手術。”；“每一內眼患者及重要之外眼患者均須先由主任迅速診斷，以后始由助理醫師分別進行檢查及治療，故本科不致遺誤有科學興趣或重性急癥之患者。”；“門診人數從每日幾人到每日70~80人，眼外手術均在門診完成。手術一切常規亦均采取維也納大學醫院眼科手術之處置層序，吾人之手術成績均能有所期望之結果。”；“病房開展的手術幾乎羅列全部眼科手術；并且制定了眼內外疾病、住院患者以及手術的各項常規”。早年創業之艱辛及成績窺見一斑。

趙東生教授創建了我國最早的視網膜脫離手術專科病房，推動了我國視網膜脫離手術治療工作的開展。1946年設立眼科后，在做了3例視網膜脫離的基礎上，開展了一些科研和病理工作。新中國成立后，趙東生教授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成立了我國最早的視網膜脫離手術專科病房，在缺少透熱電凝設備的條件下起步開展視網膜脫離手術。趙東生教授改進了“鞏膜縮短術”，首創使之結合封閉視網膜裂孔，從切開全層鞏膜暴露脈絡膜到切開半層鞏膜到在全層鞏膜表面進行封閉裂孔；從采用化學藥物發展到透熱電凝，并不斷改進電凝頭，直到全層冷凍；從在視野計上確定裂孔位置改變為手術中在檢眼鏡下用自己設計白銀加工打造的視網膜脫離“手術頂洞棒”，推起鞏膜確定裂孔位置，首創“視網膜裂孔直接定位法”，使之精確無誤；不斷改進視網膜脫離的放液，從穿刺封閉裂孔同時放液，到切開鞏膜暴露脈絡膜，電針放液新方法。把這一手術從當時國外痊愈率60%左右提高到80%左右。由此翻開了我國治療視網膜脫離歷史的第一頁。后來國外許多發展起來的新手術都先后走上了這一條道路。60年代建立了手術后隨訪門診，并完善了一整套視網膜脫離病史和隨訪記錄，為80年代在國內首先創建了計算機視網膜脫離病史數據庫打下基礎。趙東生教授經歷了自己的發展過程，所以后來學習國外先進經驗駕輕就熟，抓住封閉裂孔這一核心，使之適應國內實情。即使在文革時期，被批斗，下鄉勞動在農村，在衛生院里，都沒有離開過創新手術方法。為了達到封閉裂孔，在相應的鞏膜處給予更強的推壓，從用自體鞏膜做填充改為滌綸布塊做鞏膜表面外加壓，自體闊肌膜做環扎，首創了加壓手術、環扎手術以及加壓環扎手術，后來發展了國產的硅膠塊和硅膠條，至今還被采用。70年代國外已開展玻璃體手術，進口器材非常昂貴，買不起。趙東生教授和科內年輕醫生及技術人員一起先后研制成功玻璃體切割機、玻璃體剪刀、眼內光凝和透熱電凝頭等，從而自1978年開始，即在我國用自制的器材開展了玻璃體顯微手術。為了不斷提高視網膜脫離的手術成功率，趙東生教授和企業合作制造了國產的激光機，在治療視網膜脫離時，還早早地運用了中藥利水、活血，提高視功能，延用至今。

趙東生教授極重視科研，強調科研要與臨床緊密相結合。1978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趙東生教授的《視網膜手術發展》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在總結多年臨床工作的基礎上，在經過對數千病例的深入研究之后，趙東生教授認識到玻璃體對視網膜的影響。他將視網膜脫離看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最先確認視網膜脫離分級和玻璃體膜對手術預后的影響。他把手術取出的膜組織親自送到復旦大學電鏡室與專家老師一起分析研究，于1979年提出“視網膜脫離膜形成和分級學說”。由于該項研究在視網膜脫離的嚴重程度分級、手術方式選擇以及預后判斷上有重大意義，因而被同行尊稱為“趙氏膜形成分級法”。他的《視網膜脫離膜形成以及分級法的研究》等，在國內外廣泛進行交流、授課。而國外類似的分級法在1983年才出現。膨脹性氣體C₃F₈的研制成功也是科研與臨床相結合的產物之一。1990年我院眼科與中國科學院上海氟化物研究室成功研制膨脹性氣體C₃F₈，首創膨脹性氣體小袋包裝法獲發明專利，大大提高了視網膜脫離的復位率，也為全國各地醫院開展視網膜玻璃體手術提供了方便。1986年4月趙東生教授組建了上海眼科研究所，2005年92歲高齡的趙東生獲中華醫學會眼科學分會杰出貢獻獎。

趙東生教授非常重視培養人才。很長一段時間，他放棄每天中午的休息時間給眼科醫生講課，對于看病和開刀他言傳身教、大膽放手；他始終堅持德才兼備、嚴格要求，培養獨當一面的業務技術本領。趙東生教授非常重視視網膜脫離診治的推廣。60年代初就接受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進修醫生；1965年舉辦了我國第一個全國性視網膜脫離學習班；后因文革而中止，直到1985年12月，受衛生部委托，“視網膜脫離膜形成分級法及其手術治療成果推廣全國性學習班”又重新開辦。每期學習班他都親自授課，直到91歲高齡。至今學習班已舉辦30余屆，培養出遍布全國28個省市的3000余名視網膜專科醫師。為推廣和提高視網膜脫離手術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早年親自編繪的《眼科手術學》雖然出版不多，卻早已成為眼科醫師珍藏的精品。在他88歲時還親自主編出版了《趙東生視網膜脫離手術學》，其中文字、圖稿都親自完成，看閱后不滿意就重新寫，一遍又一遍，甚至從頭至尾重新再來一遍。他對每一個提法，每一個表述都要求極端準確，最后因出版社催稿，才得以定稿。為我們留下了一份珍貴的學術遺產。

趙東生教授是國家衛技一等二級教授、衛生局系統終身教授、歸僑，1990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曾任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黨委委員，第三、四、五屆工會主席，專家委員會委員，眼科主任，上海市眼科研究所所長。曾任中華醫學會眼科學分會全國視網膜脫離玻璃體顯微手術協作組組長，中華醫學會上海分會眼科學會副主任委員、常務理事，《中華眼科雜志》編委。他廣交朋友，參加國內外大小眼科會議，并作發言、講課，被譽為“東方一只眼”。1980年，被譽為“西方一只眼”的美國Schenpens教授特地來到中國，訪問這位久聞的朋友。令他大為吃驚的是，原來他們的許多手術方法不謀而合；而且趙東生教授的很多方法優于他的方法。他也才知道，原來中國有這么一位了不起的眼科專家；中國的醫院有這么高的視網膜脫離的診療水平。次年他邀請趙東生教授去美國訪問和講課。

趙東生教授多次獲上海市衛生戰線先進工作者、上海市勞動模范、上海市衛生局系統優秀共產黨員、上海市“五講四美”先進個人等榮譽和稱號，獲國務院頒發“五一”勞動獎章、國家優秀醫務工作者，擔任第六、七、八屆上海市人大代表。在他的領導之下，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眼科得到了全國的認可，多次獲得獎勵，成為醫院、衛生局、上海市的重點科室，入選衛生部臨床重點專科建設項目。

趙東生教授出生于戰亂頻頻的年代，走上醫學救國的道路，矢志為患者送去光明，成為中國眼科醫學界的一座豐碑，我國眼底病外科的先驅，視網膜脫離手術和研究的創始者和奠基人。他一生中做了幾萬例眼科手術，精湛的手術水平是公認的，但他在手術前總要做大量準備工作，反復考慮患者的具體情況，和大家討論。手術成功了他總會和科里醫生和家人共同分享成功的喜悅。他的門診患者眾多，到時間總是下不了班，但他從不馬虎，仔細檢查，耐心解釋直到患者理解。用他一生的實踐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為患者服務。患者在他這里就是一切，無論職位高低。對視力不好、行動不便的患者他會去攙扶，表現出了他對患者的那一份關愛與體貼。對于患者手術后的情況他更是惦記在心，總要在第一時間親自去病房檢查。每周三是他的查房日，他從來不放松。這對每個患者來說都是好日子，被他看到的問題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給患者和醫生都帶來了極大的好處。平時他是義務值班員，只要有醫生碰到難解決的問題，不管任何時間隨叫隨到。他堅持為患者診治直至83歲高齡，后因常常患呼吸道感染才停下門診。對于患者來信，他都認真處理，教導工作人員回信時要認真，稱呼要有禮貌，回答要簡單明瞭讓患者看懂。患者有什么要求要盡量給予滿足。他自己也常常回復患者來信，在84歲高齡時還在家中整理患者通信。

趙東生教授看上去非常嚴肅，但卻是一個非常幽默，知識淵博、興趣廣泛的人。他思維敏捷，觀察力敏銳。喜愛讀書，文學功底深厚。年輕時愛好運動，他是醫院的籃球隊員。他的家也是他討論病例的地方。因為他夫人是病理科醫生，他們經常一起探討許多眼科疾病的病理問題。他教育年輕醫生怎樣做事，也影響著青年醫生如何做人。在他的心目中，永遠“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他對技術的精益求精，對學術的嚴謹審慎，做事一絲不茍，認認真真做事，老老實實做人，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現在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眼科眾多的眼科專家，大部分是在趙東生的呵護下成長起來的，他的一言一行影響了很多人的一生，其高尚醫德、精湛醫術，將永遠在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眼科延綿傳承。

2006年4月19日20點15分，趙東生教授因心力衰竭搶救無效在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逝世，享年93歲。趙老走了，他走得很平靜：閉上為患者辛苦勞累了一生的眼睛，放松纖細靈活為患者修繕眼疾的巧手，猶如安然入睡。帶著充滿自信、桃李滿天下的自豪面容睡去；完成了一生為患者的夙愿毫無遺憾地走了。

趙東生教授，江蘇鎮江人，1913年12月25日生于日本。1939年畢業于奧地利茵斯布魯克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先后在維也納大學眼科和匈牙利大學眼科系工作。由于反對納粹法西斯，被蓋世太保逮捕入獄。出獄后，滿懷愛國主義熱情的他，于1944年毅然回到了戰火紛飛的中國。

趙東生教授于1946年6月組建了上海公濟醫院(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前身)眼科。設立在園明園路，醫生3人，只開設了門診。在1948年的總結有這樣的記載“在短短二年內，患者幾包括一切眼科疾病，手術亦幾達全部眼科之各種手術。”；“每一內眼患者及重要之外眼患者均須先由主任迅速診斷，以后始由助理醫師分別進行檢查及治療，故本科不致遺誤有科學興趣或重性急癥之患者。”；“門診人數從每日幾人到每日70~80人，眼外手術均在門診完成。手術一切常規亦均采取維也納大學醫院眼科手術之處置層序，吾人之手術成績均能有所期望之結果。”；“病房開展的手術幾乎羅列全部眼科手術；并且制定了眼內外疾病、住院患者以及手術的各項常規”。早年創業之艱辛及成績窺見一斑。

趙東生教授創建了我國最早的視網膜脫離手術專科病房，推動了我國視網膜脫離手術治療工作的開展。1946年設立眼科后，在做了3例視網膜脫離的基礎上，開展了一些科研和病理工作。新中國成立后，趙東生教授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成立了我國最早的視網膜脫離手術專科病房，在缺少透熱電凝設備的條件下起步開展視網膜脫離手術。趙東生教授改進了“鞏膜縮短術”，首創使之結合封閉視網膜裂孔，從切開全層鞏膜暴露脈絡膜到切開半層鞏膜到在全層鞏膜表面進行封閉裂孔；從采用化學藥物發展到透熱電凝，并不斷改進電凝頭，直到全層冷凍；從在視野計上確定裂孔位置改變為手術中在檢眼鏡下用自己設計白銀加工打造的視網膜脫離“手術頂洞棒”，推起鞏膜確定裂孔位置，首創“視網膜裂孔直接定位法”，使之精確無誤；不斷改進視網膜脫離的放液，從穿刺封閉裂孔同時放液，到切開鞏膜暴露脈絡膜，電針放液新方法。把這一手術從當時國外痊愈率60%左右提高到80%左右。由此翻開了我國治療視網膜脫離歷史的第一頁。后來國外許多發展起來的新手術都先后走上了這一條道路。60年代建立了手術后隨訪門診，并完善了一整套視網膜脫離病史和隨訪記錄，為80年代在國內首先創建了計算機視網膜脫離病史數據庫打下基礎。趙東生教授經歷了自己的發展過程，所以后來學習國外先進經驗駕輕就熟，抓住封閉裂孔這一核心，使之適應國內實情。即使在文革時期，被批斗，下鄉勞動在農村，在衛生院里，都沒有離開過創新手術方法。為了達到封閉裂孔，在相應的鞏膜處給予更強的推壓，從用自體鞏膜做填充改為滌綸布塊做鞏膜表面外加壓，自體闊肌膜做環扎，首創了加壓手術、環扎手術以及加壓環扎手術，后來發展了國產的硅膠塊和硅膠條，至今還被采用。70年代國外已開展玻璃體手術，進口器材非常昂貴，買不起。趙東生教授和科內年輕醫生及技術人員一起先后研制成功玻璃體切割機、玻璃體剪刀、眼內光凝和透熱電凝頭等，從而自1978年開始，即在我國用自制的器材開展了玻璃體顯微手術。為了不斷提高視網膜脫離的手術成功率，趙東生教授和企業合作制造了國產的激光機，在治療視網膜脫離時，還早早地運用了中藥利水、活血，提高視功能，延用至今。

趙東生教授極重視科研，強調科研要與臨床緊密相結合。1978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趙東生教授的《視網膜手術發展》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在總結多年臨床工作的基礎上，在經過對數千病例的深入研究之后，趙東生教授認識到玻璃體對視網膜的影響。他將視網膜脫離看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最先確認視網膜脫離分級和玻璃體膜對手術預后的影響。他把手術取出的膜組織親自送到復旦大學電鏡室與專家老師一起分析研究，于1979年提出“視網膜脫離膜形成和分級學說”。由于該項研究在視網膜脫離的嚴重程度分級、手術方式選擇以及預后判斷上有重大意義，因而被同行尊稱為“趙氏膜形成分級法”。他的《視網膜脫離膜形成以及分級法的研究》等，在國內外廣泛進行交流、授課。而國外類似的分級法在1983年才出現。膨脹性氣體C₃F₈的研制成功也是科研與臨床相結合的產物之一。1990年我院眼科與中國科學院上海氟化物研究室成功研制膨脹性氣體C₃F₈，首創膨脹性氣體小袋包裝法獲發明專利，大大提高了視網膜脫離的復位率，也為全國各地醫院開展視網膜玻璃體手術提供了方便。1986年4月趙東生教授組建了上海眼科研究所，2005年92歲高齡的趙東生獲中華醫學會眼科學分會杰出貢獻獎。

趙東生教授非常重視培養人才。很長一段時間，他放棄每天中午的休息時間給眼科醫生講課，對于看病和開刀他言傳身教、大膽放手；他始終堅持德才兼備、嚴格要求，培養獨當一面的業務技術本領。趙東生教授非常重視視網膜脫離診治的推廣。60年代初就接受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進修醫生；1965年舉辦了我國第一個全國性視網膜脫離學習班；后因文革而中止，直到1985年12月，受衛生部委托，“視網膜脫離膜形成分級法及其手術治療成果推廣全國性學習班”又重新開辦。每期學習班他都親自授課，直到91歲高齡。至今學習班已舉辦30余屆，培養出遍布全國28個省市的3000余名視網膜專科醫師。為推廣和提高視網膜脫離手術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早年親自編繪的《眼科手術學》雖然出版不多，卻早已成為眼科醫師珍藏的精品。在他88歲時還親自主編出版了《趙東生視網膜脫離手術學》，其中文字、圖稿都親自完成，看閱后不滿意就重新寫，一遍又一遍，甚至從頭至尾重新再來一遍。他對每一個提法，每一個表述都要求極端準確，最后因出版社催稿，才得以定稿。為我們留下了一份珍貴的學術遺產。

趙東生教授是國家衛技一等二級教授、衛生局系統終身教授、歸僑，1990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曾任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黨委委員，第三、四、五屆工會主席，專家委員會委員，眼科主任，上海市眼科研究所所長。曾任中華醫學會眼科學分會全國視網膜脫離玻璃體顯微手術協作組組長，中華醫學會上海分會眼科學會副主任委員、常務理事，《中華眼科雜志》編委。他廣交朋友，參加國內外大小眼科會議，并作發言、講課，被譽為“東方一只眼”。1980年，被譽為“西方一只眼”的美國Schenpens教授特地來到中國，訪問這位久聞的朋友。令他大為吃驚的是，原來他們的許多手術方法不謀而合；而且趙東生教授的很多方法優于他的方法。他也才知道，原來中國有這么一位了不起的眼科專家；中國的醫院有這么高的視網膜脫離的診療水平。次年他邀請趙東生教授去美國訪問和講課。

趙東生教授多次獲上海市衛生戰線先進工作者、上海市勞動模范、上海市衛生局系統優秀共產黨員、上海市“五講四美”先進個人等榮譽和稱號，獲國務院頒發“五一”勞動獎章、國家優秀醫務工作者，擔任第六、七、八屆上海市人大代表。在他的領導之下，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眼科得到了全國的認可，多次獲得獎勵，成為醫院、衛生局、上海市的重點科室，入選衛生部臨床重點專科建設項目。

趙東生教授出生于戰亂頻頻的年代，走上醫學救國的道路，矢志為患者送去光明，成為中國眼科醫學界的一座豐碑，我國眼底病外科的先驅，視網膜脫離手術和研究的創始者和奠基人。他一生中做了幾萬例眼科手術，精湛的手術水平是公認的，但他在手術前總要做大量準備工作，反復考慮患者的具體情況，和大家討論。手術成功了他總會和科里醫生和家人共同分享成功的喜悅。他的門診患者眾多，到時間總是下不了班，但他從不馬虎，仔細檢查，耐心解釋直到患者理解。用他一生的實踐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為患者服務。患者在他這里就是一切，無論職位高低。對視力不好、行動不便的患者他會去攙扶，表現出了他對患者的那一份關愛與體貼。對于患者手術后的情況他更是惦記在心，總要在第一時間親自去病房檢查。每周三是他的查房日，他從來不放松。這對每個患者來說都是好日子，被他看到的問題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給患者和醫生都帶來了極大的好處。平時他是義務值班員，只要有醫生碰到難解決的問題，不管任何時間隨叫隨到。他堅持為患者診治直至83歲高齡，后因常常患呼吸道感染才停下門診。對于患者來信，他都認真處理，教導工作人員回信時要認真，稱呼要有禮貌，回答要簡單明瞭讓患者看懂。患者有什么要求要盡量給予滿足。他自己也常常回復患者來信，在84歲高齡時還在家中整理患者通信。

趙東生教授看上去非常嚴肅，但卻是一個非常幽默，知識淵博、興趣廣泛的人。他思維敏捷，觀察力敏銳。喜愛讀書，文學功底深厚。年輕時愛好運動，他是醫院的籃球隊員。他的家也是他討論病例的地方。因為他夫人是病理科醫生，他們經常一起探討許多眼科疾病的病理問題。他教育年輕醫生怎樣做事，也影響著青年醫生如何做人。在他的心目中，永遠“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他對技術的精益求精，對學術的嚴謹審慎，做事一絲不茍，認認真真做事，老老實實做人，永遠值得我們學習。現在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眼科眾多的眼科專家，大部分是在趙東生的呵護下成長起來的，他的一言一行影響了很多人的一生，其高尚醫德、精湛醫術，將永遠在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眼科延綿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