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3日清晨，驚悉羅成仁教授仙逝。除了深感悲痛之外，20多年來與他相識、相知的一幕幕往事，受他培養、關懷、提攜的點點滴滴均涌上心頭。

最早知道羅教授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1983年我大學畢業后留校在河南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眼科工作。當時國內眼科雜志還比較少，國內與國外眼科的交流也比較少，一本主要介紹國外眼科進展的雜志——《國外醫學眼科學分冊》成了我閱讀的主要雜志。在該雜志上我第一次看到了羅成仁教授的名字，他指導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在該雜志發表了多篇非常有份量的綜述，介紹國際上有關視網膜母細胞瘤、視網膜色素變性等眼病的研究進展。文章語句優美，條理清晰，資料翔實。當時即對他仰慕不已，一直有向他學習，拜他為師的念頭。無奈當時自己還是一名剛進入眼科的小醫生，加上當時學術會議也比較少，所以一直沒有機會前去拜見羅教授。

1987年我考入中山醫科大學中山眼科中心，師從著名眼科學家毛文書教授。毛教授為我確定了葡萄膜炎這一研究方向，后來在毛教授、李紹珍教授指導下順利完成了博士畢業論文，1990年我畢業后留在中山眼科中 心工作。1991年羅成仁教授到中山眼科中心參加會議，在此會上我有幸第一次見到了我仰慕已久的羅教授。他和藹可親，語調平和而富有感染力，沒有任何架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想與他多些請教和學習的機會，我專門做他的向導帶他參觀了中山眼科中心研究所，其間向他匯報了自己的專業和以后的發展方向。當他聽說我從事葡萄膜炎臨床和基礎研究時，很高興地鼓勵我：“葡萄膜炎是眼科中的一塊硬骨頭，我們國家從事這個疾病臨床和研究的醫生很少，研究得也不夠深入，你能選擇這個方向，我很高興，希望你能夠堅持下去，把這個專業搞好，為全國葡萄膜炎患者造福呀！”聽了羅教授的一席話我心里感到熱乎乎的，激動得淚水都快要流出來了。那時我即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努力工作，把葡萄膜炎的臨床和基礎研究搞上去！也就是從那時起，羅成仁教授在我心中就成了不是導師的導師了。

1992年初，我給羅教授主編的《眼底病》雜志投去了第一篇綜述文稿——Beh?et病的診斷和治療。文中總結了國際上當時近10年有關此病的資料，文獻涉及英文、日文、法文、德文等多個語種。羅教授認真審查了文稿，并對文章的結構、句子、錯別字和標點符號都進行了認真的修改，最終此文在《眼底病》雜志刊出。在此文的修稿過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一位科學家的認真嚴謹精神和一絲不茍的作風；也體會到一位老師提攜、鼓勵后學的情意和一位睿智長者的寬廣胸懷！自此以后，在羅教授的鼓勵和大力支持下，我們在《眼底病》以及后來的《中華眼底病雜志》發表了一系列的綜述和研究論文，對普及葡萄膜炎知識，提高我國葡萄膜炎診治水平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也為我個人的學術生涯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1992年夏天，全國眼底病學術會議在秦皇島召開。羅教授專門將我的“Beh?et病的診斷和治療”一文安排為大會僅有的三個講座之一讓我在大會演講。 而另外兩個講座的演講人是我國著名的眼底病專家張恵蓉教授和王景昭教授。當年我博士畢業才兩年，能在全國眼底病大會上作講座確是一種榮譽，更感到是一種壓力；確實有誠惶誠恐的感覺，生怕講砸了，辜負了羅教授的期望。羅教授當時鼓勵我說：“你掌握了大量的Beh?et病的研究資料，在這個領域你就是專家。不要怕，肯定會講成功的!”從他的鼓勵中我得到了力量、勇氣和自信。在我演講時羅教授還專門坐在第一排為我加油。那是我第一次在全國性的眼科大會上作學術講座，羅教授的鼓勵、支持和期待使我第一次領略到學術演講的緊張和快樂。有了這一次良好開端，以后數以百計的各種學術講座和交流也就更加自如，舉重若輕了。

大約在1996年，在一次全國眼科會議上見到羅教授，我向他匯報想出一本葡萄膜炎專著的想法。他聽后非常高興，他對我說：“目前我國有關葡萄膜炎的專著和參考資料比較少，此方面的知識還相當缺乏，要抓緊寫，盡快普及葡萄膜炎方面的知識。”他的鼓勵為我提供了巨大動力，到1997年底此書61萬字已基本脫稿，此時他欣然為其寫序點評，并幫我積極聯系人民衛生出版社出書事宜。在他的大力幫助下，我的第一本專著《葡萄膜炎》一書于1998年春得以順利出版。他在序中寫到：“楊培增教授致力于免疫學和葡萄膜炎理論聯系實際的研究十多年中，在深厚的醫學基礎理論知識的功底之上，進行了大量葡萄膜炎系列病例的診治工作，無論在實驗研究和臨床實踐中都具有較獨特的優勢，其成效顯著已眾所周知，很好地彌補了我國長期在這一醫學領域中存在的不足與空白。楊教授治學勤奮，不稍懈怠，而立之年通多種外文，故能廣收信息以統攬全局，博采眾長而不遺細要；因志存濟世，常體察患者疾苦，精心救治，備受稱道。所著《葡萄膜炎》一書能理論與實際具重，條分縷析，旁征博引，且不落窠臼，又具有我國自身特色。此前國內還缺乏類似這樣以葡萄膜炎為主要內容的內眼疾病與免疫學密切聯系的較系統完備的專著，此書的問世應屬于難能可貴，預期能對我國葡萄膜炎與眼免疫有關的臨床有所禆益，科學研究有所推進。”

羅教授的鼓勵極大地鼓舞了我的斗志，為我日后撰寫第二本、第三本葡萄膜炎專著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在2004、2009年我又順利出版了《臨床葡萄膜炎》(楊培增著，143萬字，人民衛生出版社)和《葡萄膜炎的診斷和治療》(楊培增著，254萬字，人民衛生出版社)兩本專著，羅成仁教授均欣然作了長序，序的字里行間里體現了一位著名眼科專家對年輕后輩的提攜和鼓勵之情，也體現了一位老師、智者對年輕一代所取得成績的由衷高興和欣慰。

自1991年與羅教授認識以來，每當工作中遇到難題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向他請教。他已成為我的忘年交和良師益友，我們無話不談，他的建議總是給我深深的啟迪和極大幫助。

2007年底，我想換一下工作環境，當時北京、上海、成都、天津、重慶等地的單位以及老師和朋友均有意向接納我。但考慮到很多因素，我當時確有舉棋不定的感覺。于是就專程赴成都向羅成仁教授匯報自己的想法，希望他給我些建議。在認真仔細聽取了我的想法后，羅教授幫我逐一分析了各地的利弊，最后他告訴我：“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優勢和不足之處，關鍵你要明白你需要什么。只要滿足你主要的要求，就可以下決心定下來了，不要受其他因素的干擾。”后來我選擇到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工作。通過到重慶后這幾年的努力，在中山眼科中心打下的基礎之上，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又上了一個新臺階。6年多時間里帶領團隊發表了包括Nautre Genetics在內的100多篇SCI論文，獲得兩項省部級一等獎，還獲得重慶市突出貢獻獎(重慶市最高科技獎，每兩年評一次，在自然科學領域評出不超過兩名獲獎者)。回想起來，羅教授那次給我的建設性意見對我的選擇和以后的工作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兩年前在我們團隊發表SCI論文100篇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做一名好醫生》，此文后來被收集到《我是你的眼》一書(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年)中。在此文中，我對在人生道路上給我幫助的各位老師、朋友、同事、領導及眾多信任我和支持我的病人朋友表達了衷心感謝，其中我特別提到了羅成仁教授，他是我的非導師的導師。他用嚴謹、一絲不茍的態度在科學上取得了一項又一項驕人的成就；他用優良的醫德醫風和精湛的醫療技術為無數患者挽救了視力；他創立并為之嘔心瀝血的《中華眼底病雜志》已成為醫學界的一張亮麗的名片；他淡薄名利、辛勤耕耘、無私奉獻，影響了幾代眼科人；他無門戶之見、不分校際、不拘地域，不論專業，深情地關心、支持和提攜年輕眼科醫生的成長，為我國培養出一批具有國際視野和競爭能力的優秀眼科人才，可謂善莫大焉！羅教授作為伯樂與知音、導師和朋友，值得銘記和懷念。

羅教授，您安息吧！

2014年7月3日清晨，驚悉羅成仁教授仙逝。除了深感悲痛之外，20多年來與他相識、相知的一幕幕往事，受他培養、關懷、提攜的點點滴滴均涌上心頭。

最早知道羅教授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1983年我大學畢業后留校在河南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眼科工作。當時國內眼科雜志還比較少，國內與國外眼科的交流也比較少，一本主要介紹國外眼科進展的雜志——《國外醫學眼科學分冊》成了我閱讀的主要雜志。在該雜志上我第一次看到了羅成仁教授的名字，他指導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在該雜志發表了多篇非常有份量的綜述，介紹國際上有關視網膜母細胞瘤、視網膜色素變性等眼病的研究進展。文章語句優美，條理清晰，資料翔實。當時即對他仰慕不已，一直有向他學習，拜他為師的念頭。無奈當時自己還是一名剛進入眼科的小醫生，加上當時學術會議也比較少，所以一直沒有機會前去拜見羅教授。

1987年我考入中山醫科大學中山眼科中心，師從著名眼科學家毛文書教授。毛教授為我確定了葡萄膜炎這一研究方向，后來在毛教授、李紹珍教授指導下順利完成了博士畢業論文，1990年我畢業后留在中山眼科中 心工作。1991年羅成仁教授到中山眼科中心參加會議，在此會上我有幸第一次見到了我仰慕已久的羅教授。他和藹可親，語調平和而富有感染力，沒有任何架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想與他多些請教和學習的機會，我專門做他的向導帶他參觀了中山眼科中心研究所，其間向他匯報了自己的專業和以后的發展方向。當他聽說我從事葡萄膜炎臨床和基礎研究時，很高興地鼓勵我：“葡萄膜炎是眼科中的一塊硬骨頭，我們國家從事這個疾病臨床和研究的醫生很少，研究得也不夠深入，你能選擇這個方向，我很高興，希望你能夠堅持下去，把這個專業搞好，為全國葡萄膜炎患者造福呀！”聽了羅教授的一席話我心里感到熱乎乎的，激動得淚水都快要流出來了。那時我即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努力工作，把葡萄膜炎的臨床和基礎研究搞上去！也就是從那時起，羅成仁教授在我心中就成了不是導師的導師了。

1992年初，我給羅教授主編的《眼底病》雜志投去了第一篇綜述文稿——Beh?et病的診斷和治療。文中總結了國際上當時近10年有關此病的資料，文獻涉及英文、日文、法文、德文等多個語種。羅教授認真審查了文稿，并對文章的結構、句子、錯別字和標點符號都進行了認真的修改，最終此文在《眼底病》雜志刊出。在此文的修稿過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一位科學家的認真嚴謹精神和一絲不茍的作風；也體會到一位老師提攜、鼓勵后學的情意和一位睿智長者的寬廣胸懷！自此以后，在羅教授的鼓勵和大力支持下，我們在《眼底病》以及后來的《中華眼底病雜志》發表了一系列的綜述和研究論文，對普及葡萄膜炎知識，提高我國葡萄膜炎診治水平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也為我個人的學術生涯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1992年夏天，全國眼底病學術會議在秦皇島召開。羅教授專門將我的“Beh?et病的診斷和治療”一文安排為大會僅有的三個講座之一讓我在大會演講。 而另外兩個講座的演講人是我國著名的眼底病專家張恵蓉教授和王景昭教授。當年我博士畢業才兩年，能在全國眼底病大會上作講座確是一種榮譽，更感到是一種壓力；確實有誠惶誠恐的感覺，生怕講砸了，辜負了羅教授的期望。羅教授當時鼓勵我說：“你掌握了大量的Beh?et病的研究資料，在這個領域你就是專家。不要怕，肯定會講成功的!”從他的鼓勵中我得到了力量、勇氣和自信。在我演講時羅教授還專門坐在第一排為我加油。那是我第一次在全國性的眼科大會上作學術講座，羅教授的鼓勵、支持和期待使我第一次領略到學術演講的緊張和快樂。有了這一次良好開端，以后數以百計的各種學術講座和交流也就更加自如，舉重若輕了。

大約在1996年，在一次全國眼科會議上見到羅教授，我向他匯報想出一本葡萄膜炎專著的想法。他聽后非常高興，他對我說：“目前我國有關葡萄膜炎的專著和參考資料比較少，此方面的知識還相當缺乏，要抓緊寫，盡快普及葡萄膜炎方面的知識。”他的鼓勵為我提供了巨大動力，到1997年底此書61萬字已基本脫稿，此時他欣然為其寫序點評，并幫我積極聯系人民衛生出版社出書事宜。在他的大力幫助下，我的第一本專著《葡萄膜炎》一書于1998年春得以順利出版。他在序中寫到：“楊培增教授致力于免疫學和葡萄膜炎理論聯系實際的研究十多年中，在深厚的醫學基礎理論知識的功底之上，進行了大量葡萄膜炎系列病例的診治工作，無論在實驗研究和臨床實踐中都具有較獨特的優勢，其成效顯著已眾所周知，很好地彌補了我國長期在這一醫學領域中存在的不足與空白。楊教授治學勤奮，不稍懈怠，而立之年通多種外文，故能廣收信息以統攬全局，博采眾長而不遺細要；因志存濟世，常體察患者疾苦，精心救治，備受稱道。所著《葡萄膜炎》一書能理論與實際具重，條分縷析，旁征博引，且不落窠臼，又具有我國自身特色。此前國內還缺乏類似這樣以葡萄膜炎為主要內容的內眼疾病與免疫學密切聯系的較系統完備的專著，此書的問世應屬于難能可貴，預期能對我國葡萄膜炎與眼免疫有關的臨床有所禆益，科學研究有所推進。”

羅教授的鼓勵極大地鼓舞了我的斗志，為我日后撰寫第二本、第三本葡萄膜炎專著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在2004、2009年我又順利出版了《臨床葡萄膜炎》(楊培增著，143萬字，人民衛生出版社)和《葡萄膜炎的診斷和治療》(楊培增著，254萬字，人民衛生出版社)兩本專著，羅成仁教授均欣然作了長序，序的字里行間里體現了一位著名眼科專家對年輕后輩的提攜和鼓勵之情，也體現了一位老師、智者對年輕一代所取得成績的由衷高興和欣慰。

自1991年與羅教授認識以來，每當工作中遇到難題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向他請教。他已成為我的忘年交和良師益友，我們無話不談，他的建議總是給我深深的啟迪和極大幫助。

2007年底，我想換一下工作環境，當時北京、上海、成都、天津、重慶等地的單位以及老師和朋友均有意向接納我。但考慮到很多因素，我當時確有舉棋不定的感覺。于是就專程赴成都向羅成仁教授匯報自己的想法，希望他給我些建議。在認真仔細聽取了我的想法后，羅教授幫我逐一分析了各地的利弊，最后他告訴我：“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優勢和不足之處，關鍵你要明白你需要什么。只要滿足你主要的要求，就可以下決心定下來了，不要受其他因素的干擾。”后來我選擇到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工作。通過到重慶后這幾年的努力，在中山眼科中心打下的基礎之上，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又上了一個新臺階。6年多時間里帶領團隊發表了包括Nautre Genetics在內的100多篇SCI論文，獲得兩項省部級一等獎，還獲得重慶市突出貢獻獎(重慶市最高科技獎，每兩年評一次，在自然科學領域評出不超過兩名獲獎者)。回想起來，羅教授那次給我的建設性意見對我的選擇和以后的工作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兩年前在我們團隊發表SCI論文100篇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做一名好醫生》，此文后來被收集到《我是你的眼》一書(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年)中。在此文中，我對在人生道路上給我幫助的各位老師、朋友、同事、領導及眾多信任我和支持我的病人朋友表達了衷心感謝，其中我特別提到了羅成仁教授，他是我的非導師的導師。他用嚴謹、一絲不茍的態度在科學上取得了一項又一項驕人的成就；他用優良的醫德醫風和精湛的醫療技術為無數患者挽救了視力；他創立并為之嘔心瀝血的《中華眼底病雜志》已成為醫學界的一張亮麗的名片；他淡薄名利、辛勤耕耘、無私奉獻，影響了幾代眼科人；他無門戶之見、不分校際、不拘地域，不論專業，深情地關心、支持和提攜年輕眼科醫生的成長，為我國培養出一批具有國際視野和競爭能力的優秀眼科人才，可謂善莫大焉！羅教授作為伯樂與知音、導師和朋友，值得銘記和懷念。

羅教授，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