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劉必玉, 劉劍, 胡宏霞, 劉慶淮, 劉必紅, 沈涵. 江蘇省阜寧縣糖尿病患者對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防治知識知曉率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 中華眼底病雜志, 2022, 38(12): 1006-1012. doi: 10.3760/cma.j.cn511434-20220418-00223 復制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R）是工作年齡人群中可預防性失明的最常見原因[1]。了解糖尿病患者DR的發病情況以及發生、發展相關的影響因素，能夠為早期預防和干預提供依據。目前國內針對糖尿病患者DR知曉情況調查主要集中于深圳市和上海市的社區開展[2-5]。DR的發生與經濟發展等多種因素相關。為了解國內中等城市糖尿病患者的DR知識知曉情況，我們對一組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糖尿病患者DR防治知識知曉情況進行了調查，并分析其影響因素，以期為國內中等城市制定適合的DR防控策略提供指導意見和理論依據。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橫斷面調查研究。本研究通過南通大學附屬醫院倫理委員審核（批文號：2014-071）。所有調查對象均知曉并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
2021年3～5月通過現場問卷調查方式共招募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的糖尿病患者2 125例作為調查對象。納入標準：（1）常住于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2）符合1998年WHO制定的糖尿病診斷標準[6]；（3）年齡≥18歲；（4）自愿參加調查研究，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并完成現場問卷調查。排除標準：（1）認知障礙或患有精神疾病；（2）伴有嚴重軀體疾病或身體虛弱無法接受調查；（3）未能完成現場問卷調查；（4）拒絕簽署知情同意。本研究中調查對象的基本數據資料保存于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慢病信息系統。
參照參考文獻[2]的隨機整群抽樣方法；以阜寧縣行政村為基礎，劃分為約1 000人為單位的基礎抽樣單位并編號、排序，隨機抽取其中84個基礎抽樣單位，其中2個基礎抽樣單位進行預調查。
以2016年中國微循環學會與全國防盲技術指導組啟動的“中國糖網篩防工程”統一使用的DR篩查問卷為參考，結合文獻[3-4,7]的相關內容，在江蘇省人民醫院眼科和南通大學附屬眼科醫院專家組共同指導下形成本次研究調查問卷。問卷包括DR防治知識12個條目，其中是非題、單選題分別為4、8題，答案正確、錯誤分別賦值1、0分。對預調查中的234份調查問卷進行信度和效度分析。結果顯示調查問卷信度值Cronbach α 系數為0.83， Kaiser-Meyer-Olkin（KMO）值為0.73，該調查問卷的信度和效度良好。
調查人員為經過統一培訓的合格醫師；調查方式為單獨面對面詢問。受調查者需在現場獨立完成調查問卷中所有題目。對于文化程度低、難以理解題目內容的受調查者，調查醫師需進行詳細解釋。問卷調查全部完成后，再向受調查者進行DR相關知識普及。題目知曉率：調查問卷中全部題目選擇正確，視為“知曉”；錯選視為“知曉不足”。題目知曉率=該題目的知曉人數/該題目的應答人數×100% 。人群知曉率=Σ每人知曉題目數/Σ每人應答題目數×100% 。
采集受調查者年齡、性別、文化程度、糖尿病家族史、糖尿病病史、糖尿病治療方案、高血壓病史、高血脂病史，并對其日常生活視力進行檢查。文盲、半文盲定義為：年齡15歲以上，不能識字或識字甚少。日常生活視力定義為：受檢者佩戴眼鏡，佩戴此眼鏡檢查所得視力；受檢者未佩戴眼鏡，檢查得到的裸眼視力。以視力較好眼的日常生活視力進行統計。
由兩名固定的眼科醫生行裂隙燈顯微鏡聯合前置鏡、眼壓、散瞳眼底彩色照相檢查。采用日本Canon公司CR-2眼底照相機拍攝以黃斑中心凹、中心凹顳側1.0～1.5個視盤直徑（包括黃斑區，但不包括視盤）、視盤顳側邊緣為中心3張眼底后極部45°范圍內彩色圖像。DR分級參照2019年DR國際臨床分級標準[8-9]，分為無明顯DR、輕度非增生型DR（NPDR，僅有動脈瘤）、中度NPDR（病變程度在輕度、重度NPDR之間）、重度NPDR、增生型DR[PDR，新生血管形成和（或）玻璃體積血和（或）視網膜前出血]。重度NPDR標準為符合以下任意一項，但無PDR特征：（1）4個象限均有超過20處視網膜內出血；（2）靜脈串珠樣改變＞2個象限；（3）視網膜內微血管顯著異常＞1個象限。雙眼DR以程度較重者進行DR分級。白內障分級采用影像評估方法進行評估[10-12]，分為非白內障和白內障。非白內障定義為眼底可清晰窺見視盤、視網膜大血管和小血管；白內障定義為視網膜小血管窺不清，包括或不包括視網膜大血管窺不清和視盤窺不清。DR分級、白內障診斷由一名固定且經過培訓的眼科醫師依據分級和診斷標準確定，并由另一名眼科醫生進行現場復核。
本研究現場調查工作由江蘇省人民醫院眼科進行指導，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施莊眼科醫院眼科醫師、阜寧縣疾病控制中心人員、社區服務中心全科醫師共同完成。所有參與研究工作的眼科醫師均在江蘇省人民醫院接受DR診斷和治療學習與培訓。每日調查結束后，均由專門負責人員檢查調查問卷的完整性、邏輯性。如有缺失或邏輯錯誤，需進行復核，并在聯系受調查者后更正。
雙人復核錄入Excel 2007軟件構建的數據庫，應用SPSS22.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調查問卷的信度檢驗采用Cronbach α系數；效度檢驗采用KMO取樣適切性量數和巴特利特球型檢驗。分類變量采用構成比或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采用logistic多重線性回歸模型分析影響調查對象知曉的因素，自變量為預設的影響因素，因變量為知曉率，按分類變量賦值，以啞變量形式納入模型。采用雙側檢驗，檢驗水準α=0.05。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 125例糖尿病患者中，男性762例（35.86%，762/2 125），女性1 363例（64.14%，1 363/ 2 125）。年齡（67.1±8.1）（32～91）歲；其中，年齡≥60歲 1 706例（80.3%，1 706/2 125），包括60～69歲844例（39.7%，844/2 125）。文盲、半文盲936例（44.0%，936/2 125）；文化程度為小學915例（43.0%，915/2 125）。糖尿病病史＜10、10～19、≥20年分別為1 205（56.7%，1 205/2 125）、698（32.8%，698/2 125）、222（10.4%，222/2 125）例。單純口服降糖藥物治療1 641例（77.2%，1 641/2 125）；單純胰島素注射治療268例（12.6%，268/2 125）；口服降糖藥物聯合胰島素注射治療197例（9.3%，197/2 125）；單純控制飲食調控血糖19例（0.09%，19/2 125）。有、無明確糖尿病家族史分別為402（18.1%，402/2 125）、1 723（81.1%，1 723/2 125）例。伴高血壓病1 183例（55.6%，1 183/2 125）；伴高血脂癥645例（30.3%，645/2 125）。患者視力較好眼的日常生活視力＜1.0者1 982例（93.3%，1 982/2 125）。
2 125例糖尿病患者中，檢出DR者444例（20.89%，444/2 125）。其中，NPDR者438例（20.61%，438/2 125）；PDR者6例（0.28%，6/2 125）。檢出白內障者419例（19.72%，419/2 125）。
2 125份調查問卷，整體信度值Cronbach α 系數為0.874，數據可靠性較高；效度檢驗，KMO 值為0.723，Bartlett球形檢驗χ2值為4 342.776，自由度為55，P＜0.001。提示該調查問卷效度良好。
2 125例糖尿病患者中，DR防治知識題目的知曉率均低于45.00%（表1）。其中，糖尿病能夠引起眼部病變的知曉率最高（47.72%，1014/2 125），其次為控制糖尿病的有效方法（40.19%，854/2 125）；糖尿病可以引起失明的知曉率僅為13.08%（278/2 125）；DR病因、危險因素、預防、治療、隨訪方法的知曉率均低于14.00%；高血壓、高血脂是DR的危險因素知曉率為11.86%（252/2 125）；參加過DR相關知識講座4例（0.19%，4/2 125）。
表1
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知識知曉情況（n=2 125）
2 125例糖尿病患者，DR防治知識的人群知曉率為19.45% （4 959/25 500）。年齡、日常生活視力、文化程度、糖尿病家族史、DR分級、糖尿病治療方案為DR防治知識知曉率的影響因素（P＜0.001）；性別、糖尿病病程、高血壓病史、高血脂病史、是否患有白內障對DR防治知識知曉率無明顯影響（P＞0.05）（表2）。
表2
不同臨床特征受調查者對DR防治知識知曉情況比較（n=2 125）
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與年齡＜50歲者比較，年齡60～79歲者DR防治知識知曉率顯著下降（P＜0.05）；與日常生活視力＜0.1者比較，視力≥0.1者DR防治知識知曉率顯著下降（P＜0.05）；與文盲和半文盲者比較，受教育程度為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及以上者DR防治知識知曉率顯著增加（P＜0.05）；與有糖尿病家族史者比較，無糖尿病家族史者DR防治知識知曉率顯著下降（P＜0.05）；與無DR者比較，不同程度DR者對DR防治知識知曉率顯著增加（P＜0.05）；與飲食控制者比較，接受藥物治療者DR防治知識知曉率顯著提高（表3）。
表3
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知識知曉率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DR已成為相關人群視力受損的主要原因[8-9]，除了給患者及其家庭帶來痛苦和損失外，也給全社會帶來巨大經濟負擔。此外，DR的發生、發展也是糖尿病視神經病變的危險因素，約38.4%的DR患者合并糖尿病視神經病變，其中部分患者最終因進展為糖尿病視神經萎縮而失明[13]。DR導致的盲屬于可避免盲，針對相關人群普及DR預防、控制、治療和隨訪方案，可做到早發現、早干預[8-9]，以減輕個人、家庭及社會醫療衛生負擔。
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調查者對DR防治知識的知曉率較低（題目知曉率均低于45.00%，人群知曉率為19.45%）；僅有13.08%的受調查者認為糖尿病可以導致失明。而上海市濰坊街道、洞涇鎮和深圳市的調查研究表明，知曉DR可以引起失明的糖尿病患者分別達51.39%、87.30%和88.60%[2,4-5]。該結果說明在我國的中等城市，糖尿病患者對DR的嚴重程度認知度不高。此外，本研究受調查者對DR病因、預防、治療的知曉率分別為12.14%、13.32%、13.60%，均低于上海市洞涇鎮糖尿病患者的51.00%、48.70%、66.10%[4]。對于是否會定期檢查眼底，本研究受調查者的知曉率為13.04%，低于深圳市糖尿病患者的42.80%[2]。本組39.81%（846/2 125）的受調查者通過非知識講座途徑學習過DR相關知識，僅有0.19%（4/2 125的受調查者參加過相關知識講座。而上海市花木社區69.20%的糖尿病患者通過非知識講座途徑學習過DR相關知識，約7.30%的糖尿病患者參加過DR相關知識講座[3]。其原因可能是本組受調查者文化程度較低，以文盲、半文盲、小學為主（87.1%）；而上海市和深圳市的受調查者文化程度分別以初中和高中居多[2,5]。這也說明在我國中等城市知識講座并非是糖尿病患者了解DR的主要途徑和最佳途徑。
本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并非DR防治知識知曉率的影響因素。這一結果與上海市洞涇鎮的調查結果一致，但與深圳市的調查結果不一致[2,4]。其原因可能與當地居民健康素養相關。既往文獻報道，廣東省女性居民健康素養顯著高于男性，而上海市男性與女性居民健康素養無顯著差異[14-15]。本組受調查者中，年齡60～79歲者的DR防治知識知曉率顯著低于年齡＜50歲者。該結果與蘇加麗等[3]類似研究結果基本一致。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患者接受知識的能力隨年齡增加而下降。本研究結果顯示，隨視力較好眼的日常生活視力下降，受調查者的DR知曉率增加。這是因為視力越差，患者更傾向于學習相關知識以保護視力。本組文化程度高的受調查者，其DR相關知識知曉率越高。該結果與深圳市和上海市的研究結果一致[2-3,5]。因此，針對文化不發達地區，應采用低文化水平人群易于接受的方式，加強DR相關知識的宣傳和普及。本研究結果顯示，糖尿病病程并非DR防治知識知曉率的影響因素。而既往研究表明，與糖尿病病程＜5年者比較，糖尿病病程≥15年者DR防治知識知曉率更高[2,4-5]。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糖尿病病程以10年進行分段分析，病程＜10年者中包含了病程5～9年的患者。本研究結果顯示，高血壓病史、高血脂病史并非DR防治知識知曉率的影響因素。既往文獻報道，高血壓和血脂異常是DR發生的危險因素[1,16]。但近期一項研究發現，發生威脅視力的DR，與患者動脈壓和血脂水平無關[17]。但目前對此結果尚存在爭議，仍需要進一步研究證實[18]。而本組受調查者中，可能正是因為患有高血壓、高血脂并不能促使威脅視力的DR發生，所以有高血壓、高血脂病史的受調查者并沒有傾向于學習DR相關知識以保護視力。雖然既往研究結果顯示糖尿病家族史并非影響DR知曉率的因素[2,5]，但本研究結果提示有糖尿病家族史的患者，能夠從家庭成員中獲取DR相關知識，因而人群知曉率更高。
糖尿病是代謝性白內障發生的常見原因。既往研究表明，白內障摘除手術可以加速、加重DR的發生和發展[19]。本組受調查者中，約19.72%（419/2 125）的受調查者同時患有白內障，且此部分受調查者的DR防治知識的人群知曉率僅19.73%。因此，雖然白內障不是影響DR防治知識知曉率的因素，但對于患有白內障或準備行白內障摘除手術的患者，需要著重加強DR相關防治知識的普及。本研究與既往研究均證實，與無明顯DR比較，不同程度DR患者的DR防治知識的知曉率顯著提高[2]，其中中度、重度NPDR患者的知曉率更高，分別為92.97%、93.79%。這是由于隨著DR的發生和發展，患者視力逐漸下降，促使患者學習DR相關知識以保護視力。本研究結果與既往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均揭示與飲食控制的患者比較，接受藥物治療患者的DR防治知識的知曉率更高[2]。其原因與藥物治療的患者在調整用藥的過程中接受醫生給予的健康知識宣傳有關。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1）本次調查對象為阜寧縣常住居民，文化水平較低，年齡較大，存在一定選擇偏倚；（2）本次調查未將血糖和糖化血紅蛋白水平、家庭收入等信息納入評價體系，存在一定混雜因素。今后我們將擴大調查范圍，完善評估指標和體系，綜合評價我國糖尿病患者對DR的知曉情況。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R）是工作年齡人群中可預防性失明的最常見原因[1]。了解糖尿病患者DR的發病情況以及發生、發展相關的影響因素，能夠為早期預防和干預提供依據。目前國內針對糖尿病患者DR知曉情況調查主要集中于深圳市和上海市的社區開展[2-5]。DR的發生與經濟發展等多種因素相關。為了解國內中等城市糖尿病患者的DR知識知曉情況，我們對一組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糖尿病患者DR防治知識知曉情況進行了調查，并分析其影響因素，以期為國內中等城市制定適合的DR防控策略提供指導意見和理論依據。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橫斷面調查研究。本研究通過南通大學附屬醫院倫理委員審核（批文號：2014-071）。所有調查對象均知曉并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
2021年3～5月通過現場問卷調查方式共招募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的糖尿病患者2 125例作為調查對象。納入標準：（1）常住于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2）符合1998年WHO制定的糖尿病診斷標準[6]；（3）年齡≥18歲；（4）自愿參加調查研究，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并完成現場問卷調查。排除標準：（1）認知障礙或患有精神疾病；（2）伴有嚴重軀體疾病或身體虛弱無法接受調查；（3）未能完成現場問卷調查；（4）拒絕簽署知情同意。本研究中調查對象的基本數據資料保存于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慢病信息系統。
參照參考文獻[2]的隨機整群抽樣方法；以阜寧縣行政村為基礎，劃分為約1 000人為單位的基礎抽樣單位并編號、排序，隨機抽取其中84個基礎抽樣單位，其中2個基礎抽樣單位進行預調查。
以2016年中國微循環學會與全國防盲技術指導組啟動的“中國糖網篩防工程”統一使用的DR篩查問卷為參考，結合文獻[3-4,7]的相關內容，在江蘇省人民醫院眼科和南通大學附屬眼科醫院專家組共同指導下形成本次研究調查問卷。問卷包括DR防治知識12個條目，其中是非題、單選題分別為4、8題，答案正確、錯誤分別賦值1、0分。對預調查中的234份調查問卷進行信度和效度分析。結果顯示調查問卷信度值Cronbach α 系數為0.83， Kaiser-Meyer-Olkin（KMO）值為0.73，該調查問卷的信度和效度良好。
調查人員為經過統一培訓的合格醫師；調查方式為單獨面對面詢問。受調查者需在現場獨立完成調查問卷中所有題目。對于文化程度低、難以理解題目內容的受調查者，調查醫師需進行詳細解釋。問卷調查全部完成后，再向受調查者進行DR相關知識普及。題目知曉率：調查問卷中全部題目選擇正確，視為“知曉”；錯選視為“知曉不足”。題目知曉率=該題目的知曉人數/該題目的應答人數×100% 。人群知曉率=Σ每人知曉題目數/Σ每人應答題目數×100% 。
采集受調查者年齡、性別、文化程度、糖尿病家族史、糖尿病病史、糖尿病治療方案、高血壓病史、高血脂病史，并對其日常生活視力進行檢查。文盲、半文盲定義為：年齡15歲以上，不能識字或識字甚少。日常生活視力定義為：受檢者佩戴眼鏡，佩戴此眼鏡檢查所得視力；受檢者未佩戴眼鏡，檢查得到的裸眼視力。以視力較好眼的日常生活視力進行統計。
由兩名固定的眼科醫生行裂隙燈顯微鏡聯合前置鏡、眼壓、散瞳眼底彩色照相檢查。采用日本Canon公司CR-2眼底照相機拍攝以黃斑中心凹、中心凹顳側1.0～1.5個視盤直徑（包括黃斑區，但不包括視盤）、視盤顳側邊緣為中心3張眼底后極部45°范圍內彩色圖像。DR分級參照2019年DR國際臨床分級標準[8-9]，分為無明顯DR、輕度非增生型DR（NPDR，僅有動脈瘤）、中度NPDR（病變程度在輕度、重度NPDR之間）、重度NPDR、增生型DR[PDR，新生血管形成和（或）玻璃體積血和（或）視網膜前出血]。重度NPDR標準為符合以下任意一項，但無PDR特征：（1）4個象限均有超過20處視網膜內出血；（2）靜脈串珠樣改變＞2個象限；（3）視網膜內微血管顯著異常＞1個象限。雙眼DR以程度較重者進行DR分級。白內障分級采用影像評估方法進行評估[10-12]，分為非白內障和白內障。非白內障定義為眼底可清晰窺見視盤、視網膜大血管和小血管；白內障定義為視網膜小血管窺不清，包括或不包括視網膜大血管窺不清和視盤窺不清。DR分級、白內障診斷由一名固定且經過培訓的眼科醫師依據分級和診斷標準確定，并由另一名眼科醫生進行現場復核。
本研究現場調查工作由江蘇省人民醫院眼科進行指導，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施莊眼科醫院眼科醫師、阜寧縣疾病控制中心人員、社區服務中心全科醫師共同完成。所有參與研究工作的眼科醫師均在江蘇省人民醫院接受DR診斷和治療學習與培訓。每日調查結束后，均由專門負責人員檢查調查問卷的完整性、邏輯性。如有缺失或邏輯錯誤，需進行復核，并在聯系受調查者后更正。
雙人復核錄入Excel 2007軟件構建的數據庫，應用SPSS22.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調查問卷的信度檢驗采用Cronbach α系數；效度檢驗采用KMO取樣適切性量數和巴特利特球型檢驗。分類變量采用構成比或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采用logistic多重線性回歸模型分析影響調查對象知曉的因素，自變量為預設的影響因素，因變量為知曉率，按分類變量賦值，以啞變量形式納入模型。采用雙側檢驗，檢驗水準α=0.05。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 125例糖尿病患者中，男性762例（35.86%，762/2 125），女性1 363例（64.14%，1 363/ 2 125）。年齡（67.1±8.1）（32～91）歲；其中，年齡≥60歲 1 706例（80.3%，1 706/2 125），包括60～69歲844例（39.7%，844/2 125）。文盲、半文盲936例（44.0%，936/2 125）；文化程度為小學915例（43.0%，915/2 125）。糖尿病病史＜10、10～19、≥20年分別為1 205（56.7%，1 205/2 125）、698（32.8%，698/2 125）、222（10.4%，222/2 125）例。單純口服降糖藥物治療1 641例（77.2%，1 641/2 125）；單純胰島素注射治療268例（12.6%，268/2 125）；口服降糖藥物聯合胰島素注射治療197例（9.3%，197/2 125）；單純控制飲食調控血糖19例（0.09%，19/2 125）。有、無明確糖尿病家族史分別為402（18.1%，402/2 125）、1 723（81.1%，1 723/2 125）例。伴高血壓病1 183例（55.6%，1 183/2 125）；伴高血脂癥645例（30.3%，645/2 125）。患者視力較好眼的日常生活視力＜1.0者1 982例（93.3%，1 982/2 125）。
2 125例糖尿病患者中，檢出DR者444例（20.89%，444/2 125）。其中，NPDR者438例（20.61%，438/2 125）；PDR者6例（0.28%，6/2 125）。檢出白內障者419例（19.72%，419/2 125）。
2 125份調查問卷，整體信度值Cronbach α 系數為0.874，數據可靠性較高；效度檢驗，KMO 值為0.723，Bartlett球形檢驗χ2值為4 342.776，自由度為55，P＜0.001。提示該調查問卷效度良好。
2 125例糖尿病患者中，DR防治知識題目的知曉率均低于45.00%（表1）。其中，糖尿病能夠引起眼部病變的知曉率最高（47.72%，1014/2 125），其次為控制糖尿病的有效方法（40.19%，854/2 125）；糖尿病可以引起失明的知曉率僅為13.08%（278/2 125）；DR病因、危險因素、預防、治療、隨訪方法的知曉率均低于14.00%；高血壓、高血脂是DR的危險因素知曉率為11.86%（252/2 125）；參加過DR相關知識講座4例（0.19%，4/2 125）。
表1
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知識知曉情況（n=2 125）
2 125例糖尿病患者，DR防治知識的人群知曉率為19.45% （4 959/25 500）。年齡、日常生活視力、文化程度、糖尿病家族史、DR分級、糖尿病治療方案為DR防治知識知曉率的影響因素（P＜0.001）；性別、糖尿病病程、高血壓病史、高血脂病史、是否患有白內障對DR防治知識知曉率無明顯影響（P＞0.05）（表2）。
表2
不同臨床特征受調查者對DR防治知識知曉情況比較（n=2 125）
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與年齡＜50歲者比較，年齡60～79歲者DR防治知識知曉率顯著下降（P＜0.05）；與日常生活視力＜0.1者比較，視力≥0.1者DR防治知識知曉率顯著下降（P＜0.05）；與文盲和半文盲者比較，受教育程度為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及以上者DR防治知識知曉率顯著增加（P＜0.05）；與有糖尿病家族史者比較，無糖尿病家族史者DR防治知識知曉率顯著下降（P＜0.05）；與無DR者比較，不同程度DR者對DR防治知識知曉率顯著增加（P＜0.05）；與飲食控制者比較，接受藥物治療者DR防治知識知曉率顯著提高（表3）。
表3
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知識知曉率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DR已成為相關人群視力受損的主要原因[8-9]，除了給患者及其家庭帶來痛苦和損失外，也給全社會帶來巨大經濟負擔。此外，DR的發生、發展也是糖尿病視神經病變的危險因素，約38.4%的DR患者合并糖尿病視神經病變，其中部分患者最終因進展為糖尿病視神經萎縮而失明[13]。DR導致的盲屬于可避免盲，針對相關人群普及DR預防、控制、治療和隨訪方案，可做到早發現、早干預[8-9]，以減輕個人、家庭及社會醫療衛生負擔。
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調查者對DR防治知識的知曉率較低（題目知曉率均低于45.00%，人群知曉率為19.45%）；僅有13.08%的受調查者認為糖尿病可以導致失明。而上海市濰坊街道、洞涇鎮和深圳市的調查研究表明，知曉DR可以引起失明的糖尿病患者分別達51.39%、87.30%和88.60%[2,4-5]。該結果說明在我國的中等城市，糖尿病患者對DR的嚴重程度認知度不高。此外，本研究受調查者對DR病因、預防、治療的知曉率分別為12.14%、13.32%、13.60%，均低于上海市洞涇鎮糖尿病患者的51.00%、48.70%、66.10%[4]。對于是否會定期檢查眼底，本研究受調查者的知曉率為13.04%，低于深圳市糖尿病患者的42.80%[2]。本組39.81%（846/2 125）的受調查者通過非知識講座途徑學習過DR相關知識，僅有0.19%（4/2 125的受調查者參加過相關知識講座。而上海市花木社區69.20%的糖尿病患者通過非知識講座途徑學習過DR相關知識，約7.30%的糖尿病患者參加過DR相關知識講座[3]。其原因可能是本組受調查者文化程度較低，以文盲、半文盲、小學為主（87.1%）；而上海市和深圳市的受調查者文化程度分別以初中和高中居多[2,5]。這也說明在我國中等城市知識講座并非是糖尿病患者了解DR的主要途徑和最佳途徑。
本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并非DR防治知識知曉率的影響因素。這一結果與上海市洞涇鎮的調查結果一致，但與深圳市的調查結果不一致[2,4]。其原因可能與當地居民健康素養相關。既往文獻報道，廣東省女性居民健康素養顯著高于男性，而上海市男性與女性居民健康素養無顯著差異[14-15]。本組受調查者中，年齡60～79歲者的DR防治知識知曉率顯著低于年齡＜50歲者。該結果與蘇加麗等[3]類似研究結果基本一致。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患者接受知識的能力隨年齡增加而下降。本研究結果顯示，隨視力較好眼的日常生活視力下降，受調查者的DR知曉率增加。這是因為視力越差，患者更傾向于學習相關知識以保護視力。本組文化程度高的受調查者，其DR相關知識知曉率越高。該結果與深圳市和上海市的研究結果一致[2-3,5]。因此，針對文化不發達地區，應采用低文化水平人群易于接受的方式，加強DR相關知識的宣傳和普及。本研究結果顯示，糖尿病病程并非DR防治知識知曉率的影響因素。而既往研究表明，與糖尿病病程＜5年者比較，糖尿病病程≥15年者DR防治知識知曉率更高[2,4-5]。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糖尿病病程以10年進行分段分析，病程＜10年者中包含了病程5～9年的患者。本研究結果顯示，高血壓病史、高血脂病史并非DR防治知識知曉率的影響因素。既往文獻報道，高血壓和血脂異常是DR發生的危險因素[1,16]。但近期一項研究發現，發生威脅視力的DR，與患者動脈壓和血脂水平無關[17]。但目前對此結果尚存在爭議，仍需要進一步研究證實[18]。而本組受調查者中，可能正是因為患有高血壓、高血脂并不能促使威脅視力的DR發生，所以有高血壓、高血脂病史的受調查者并沒有傾向于學習DR相關知識以保護視力。雖然既往研究結果顯示糖尿病家族史并非影響DR知曉率的因素[2,5]，但本研究結果提示有糖尿病家族史的患者，能夠從家庭成員中獲取DR相關知識，因而人群知曉率更高。
糖尿病是代謝性白內障發生的常見原因。既往研究表明，白內障摘除手術可以加速、加重DR的發生和發展[19]。本組受調查者中，約19.72%（419/2 125）的受調查者同時患有白內障，且此部分受調查者的DR防治知識的人群知曉率僅19.73%。因此，雖然白內障不是影響DR防治知識知曉率的因素，但對于患有白內障或準備行白內障摘除手術的患者，需要著重加強DR相關防治知識的普及。本研究與既往研究均證實，與無明顯DR比較，不同程度DR患者的DR防治知識的知曉率顯著提高[2]，其中中度、重度NPDR患者的知曉率更高，分別為92.97%、93.79%。這是由于隨著DR的發生和發展，患者視力逐漸下降，促使患者學習DR相關知識以保護視力。本研究結果與既往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均揭示與飲食控制的患者比較，接受藥物治療患者的DR防治知識的知曉率更高[2]。其原因與藥物治療的患者在調整用藥的過程中接受醫生給予的健康知識宣傳有關。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1）本次調查對象為阜寧縣常住居民，文化水平較低，年齡較大，存在一定選擇偏倚；（2）本次調查未將血糖和糖化血紅蛋白水平、家庭收入等信息納入評價體系，存在一定混雜因素。今后我們將擴大調查范圍，完善評估指標和體系，綜合評價我國糖尿病患者對DR的知曉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