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底疾病種類繁多、病因復雜，既可以由代謝因素引起，也可以是炎癥因素所致。熒光素眼底血管造影、光相干斷層掃描等眼底影像學檢查是診斷眼底疾病的主要方式，當其在判斷病因和早期診斷時若能合理結合眼內液檢測技術，優勢會更大。眼內液是眼球內液體的總稱，包括房水、玻璃體液等，其可以檢驗的分子成分包括DNA、RNA、抗原、抗體、細胞因子。隨著分子檢測技術和設備的進步，眼內液檢測作為循證手段逐步被更多的眼底病專家共識和指南納入，主要應用于感染性眼底疾病和偽裝綜合癥的診療。合理地使用眼內液檢測，有助于提升眼底疾病的個性化診治效果，并減少不必要的藥物過度使用。但值得注意的是，眼內液檢測只是諸多工具中的一種，不能取代其他檢查和臨床經驗。過度的眼內液檢測，不僅因為有創增加了臨床感染的風險，同時也會加重患者的負擔。
引用本文： 陶勇, 石燕紅. 合理使用眼內液檢測，輔助眼底疾病的精準診療. 中華眼底病雜志, 2021, 37(7): 497-502. doi: 10.3760/cma.j.cn511434-20210315-00134 復制
眼底病種類繁多、病因復雜，既可以由代謝因素引起，也可以是遺傳因素和炎癥因素所致。熒光素眼底血管造影、光相干斷層掃描等影像學檢查工具是診斷眼底疾病的主要方式，當其在判斷病因（尤其是炎癥表現時）和早期診斷時，若能合理結合眼內液檢測技術，優勢會更大。眼內液是眼球內液體的總稱，包括房水、玻璃體液、視網膜下液、脈絡膜上腔積液等，后兩者只有病理狀態下才存在。既往，由于檢驗技術局限、眼內液體積小，所以主要的眼內液檢測手段為涂片染色顯微鏡下觀察（細胞學檢查和微生物鏡下檢查）、微生物培養等；但隨著分子生物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眼內液檢測的“天花板”不斷提升，可以在0.1 ml的眼內液中同時檢測上萬種病原微生物的核酸，也可以同時檢測數十種細胞因子、抗體等。此外，其檢驗時間也在不斷縮短，檢驗準確性和特異性方面均有顯著提升。合理應用眼內液檢測，對于提升眼底疾病的診治效果具有積極意義。
1 眼內液可檢驗的分子成分
1.1 DNA
通過擴增檢測微生物的特征性DNA片段，可鑒定眼內感染的病原微生物種類，包括巨細胞病毒（CMV）性前葡萄膜炎[1-3]、CMV性視網膜炎（CMVR）[4-6]、皰疹病毒性前葡萄膜炎[7-8]、急性視網膜壞死[9-11]等病毒性眼病，以及眼內炎[12-14]；對于臨床表現不典型的眼內炎癥[15-17]，其也能在糖皮質激素和免疫抑制劑抗炎治療之前排除感染因素。目前對于DNA的眼內液檢驗技術包括單重實時定量聚合酶鏈反應（PCR）[18-19]、多重實時定量PCR[20-21]、多重固相條帶PCR[22]、環介導恒溫擴增[23]、下一代測序[24]等。
細菌中普遍存在3種核糖體RNA，按沉降系數分為3種，分別為5S、16S和23S rRNA。編碼這3種RNA的DNA則對應為5S、16S和23S rDNA。針對這些共有的DNA進行引物設計，可以達到廣譜檢測的目的；并且，由于不同種屬的細菌在這些DNA序列中不盡相同，存在可變區，這些可變區域是屬特異性或種特異性，所以對擴增產物進行深度測序和比對以進一步分析眼內炎癥由哪種細菌引起[25-26]。同樣，真菌也普遍存在28S rDNA，可以幫助對可疑真菌眼內感染進行廣譜檢測[27]。
1.2 RNA
Fuchs異色性虹膜睫狀體炎患者房水中的風疹病毒RNA E1基因經逆轉錄PCR檢測，其部分結果呈陽性[28]。出現視網膜脫離的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攜帶者房水和視網膜下液中HIV病毒的LTR、gag和env這3個區域經逆轉錄PCR和薩瑟恩印跡檢測，其結果均呈陽性[29]。這提示臨床在對HIV攜帶者進行玻璃體手術時，應做好積極防護。
1.3 抗原
1，3-β-D-葡聚糖是真菌細胞壁含量很高的一種多聚糖成分，約占真菌細胞壁干重的50%以上，只存在于除隱球菌和結合菌（包括毛霉菌、根霉菌等）以外所有深部真菌內，人類細胞和原核性病毒內不含有，理論上保證了抗原的特異性[30-31]。人體的吞噬細胞吞噬真菌后，能持續釋放該物質，使血液及體液中含量增高[30]。半乳甘露聚糖是廣泛存在于曲霉和青霉細胞壁中的一類多糖，在曲霉菌侵犯組織早期可釋放入血和體液[32-33]。細菌內毒素脂多糖是革蘭氏陰性桿菌細胞壁的主要組成成分，是一種高度酰化的糖脂，主要由核心多糖、脂類、抗原多糖組成，是致膿毒癥時重要的致病因素[34]。因此，G實驗、GM實驗等檢測微生物抗原成分可以幫助判斷感染性炎癥的病原。
1.4 抗體
抗體是指機體由于抗原的刺激而產生的具有保護作用的蛋白質，被免疫系統用來鑒別與中和細菌、病毒等外來物質的蛋白質。在很多情況下，當微生物已經被清除時，其核酸或者抗原成分檢測結果可能為陰性，而通過檢測可以較長時間存在的抗體可以幫助判斷病因。例如，在寄生蟲感染的情況下，B細胞分泌IgE，對比眼內液和血清中的IgE滴度，可以進一步證實眼內發生了寄生蟲眼病，其在眼弓蛔蟲病患者中的陽性率高達92.75%[35]。在臨床表現支持眼弓蛔蟲病的患者中，眼內液的弓蛔蟲抗體陽性率為84.72%～88.50%[35-36]。采用免疫印跡法同時檢測患者房水中弓形蟲抗體IgA、IgG，其對于眼弓形蟲病診斷的靈敏度為71.40%[37]。
1.5 細胞因子
細胞因子是由活體宿主細胞分泌的通過擴散或細胞間接觸抑或通過血液循環到達宿主其他細胞，在體液中以極低濃度發揮作用的一大類蛋白質、肽或糖蛋白。細胞因子通常作為細胞間信使分子發揮作用，在與靶細胞上的受體結合后激發特定的生物活性。細胞因子在機體免疫細胞之間、免疫細胞和非免疫細胞之間傳遞信息，是介導和調節免疫、炎癥和造血的一類信號分子。簡單地理解，細胞因子就是“細胞和細胞之間溝通的語言”。
例如，包括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血小板源性生長因子（PDGF）在內的許多因子參與了外傷性增生性玻璃體視網膜病變（PVR）的發病過程，其中VEGF通過拮抗PDGF與PDGF受體α（PDGFRα）結合，促進非PDGF介導的PDGFRα間接激活途徑，降低細胞內p53水平，是外傷性PVR發病機制中的關鍵環節，促進PVR早期的細胞增生、活化、遷移過程等[38]。眼外傷后PDGF、腫瘤壞死因子-α、腫瘤壞死因子-β、肝細胞生長因子、轉化生長因子β2、表皮生長因子和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等生長因子以及白細胞介素（IL）-1、IL-6、IL-8、IL-10和干擾素-γ等細胞因子的過表達是PVR中形成視網膜瘢痕、皺褶的原因[39]。
眼底疾病的治療過程也常常是因為改變眼內細胞因子濃度不同而出現治療差異，如傳統激光光凝與閾值下微脈沖激光光凝均可降低增生型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R）患眼玻璃體液中VEGF濃度，但閾值下微脈沖激光光凝可引起更少的IL-33表達[40]。
2 眼內液檢測在眼底疾病診治中的應用場景
2.1 已經形成共識的檢驗場景
隨著分子檢測技術和設備的進步，眼內液檢測作為循證手段逐步被更多的眼底疾病專家共識和指南納入，主要應用于感染性眼底疾病和偽裝綜合癥的診療。
2.1.1 急性視網膜壞死
1994年，美國葡萄膜炎學會提出的急性視網膜壞死診斷標準[41]都是關于臨床表現的描述。而2015年，日本眼科學者提出的新診斷標準[42]納入了眼內液單純皰疹病毒（HSV）-DNA和水痘帶狀皰疹病毒（VZV）-DNA的PCR或病毒抗體Goldmann-Witmer系數檢測結果，便于急性視網膜壞死的早期診斷。2016年發表的一項調研結果顯示，在德國，為了確定急性視網膜壞死診斷，有54%的機構進行診斷性玻璃體切割手術，37%的機構進行前房穿刺[43]。2017年，美國眼科學會的一項報告指出，在急性視網膜壞死的病原檢測中，房水和玻璃體標本均有一定的靈敏度和特異性，采用PCR進行眼內液HSV-DNA和VZV-DNA的陽性率可達79%～100%；其認為，眼內液檢測對于臨床診斷急性視網膜壞死是有用的方法[18]。
2.1.2 CMVR
艾滋病合并CMVR診治的浙江省專家共識[44]指出，部分確診困難的病例，房水或玻璃體標本行CMV、皰疹病毒和弓形體檢測有助于CMVR的診斷與鑒別診斷[45-46]。外周血CMV-DNA、抗原或者培養陽性均不能作為CMVR的診斷依據，陰性結果也不能作為排除依據[47]。
2.1.3 眼內淋巴瘤
歐洲神經腫瘤協會在指南中指出，玻璃體液的流式細胞儀免疫分型檢測有助于提升包括眼內淋巴瘤在內的原發性中樞神經系統淋巴瘤的診斷靈敏度[48]。《中國葡萄膜炎診療中眼內液檢測專家共識（2020年）》[49]指出，對部分高度懷疑眼內淋巴瘤的患者需要進行反復眼內液檢測，包括基因重排和流式細胞分型檢查、MyD88突變和B細胞淋巴瘤/白血病基因2轉位檢測等，測定眼內液中IL-10、IL-6的含量，對B細胞來源的原發性玻璃體視網膜淋巴瘤的診斷有一定提示作用。若IL-10與IL-6比值大于1，提示淋巴瘤的可能性，應進一步行相關檢查以明確診斷。如果出現任何診斷困難，脈絡膜視網膜活檢或視網膜下抽吸可同時或在后期進行[50-51]。同時，應在急診組織活檢之前停止繼續使用糖皮質激素，以提高診斷效率[52]。
2.1.4 眼弓形蟲病
眼弓形蟲病診斷主要根據典型的臨床表現和眼內液檢測[49]。檢測眼內液和血清中弓形蟲IgG與總IgG，計算出Goldmann-Witmer系數，是眼弓形蟲病診斷的金標準[37]。相比之下，眼內液檢測弓形蟲核酸的陽性率更低，正常免疫力人群中僅有30%～40%的陽性率[53]。
2.1.5 眼弓蛔蟲病
眼弓蛔蟲病的診斷可通過測定眼內液弓蛔蟲IgG的Goldmann-Witmer系數判定[49, 54]。如眼內液IgE滴度高于血清IgE滴度，對眼弓蛔蟲病的診斷有很好的提示作用，靈敏度可高達92.75%[35]。
2.2 文獻報道的嘗試應用的檢驗場景
幾乎所有眼底疾病的發病過程中均有各種代謝產物和細胞因子的參與，因此目前已有大量關于眼底疾病眼內液檢測的文獻報道。
2.2.1 發病機制的研究
增生型DR患者玻璃體液代謝組學的檢測結果顯示，玻璃體液除了乳酸和葡萄糖含量較高外，還存在明顯的半乳糖醇和抗壞血酸缺乏，并且嘌呤代謝發生改變，黃嘌呤減少，氧化劑生成反應中產生的相關嘌呤（如肌苷、次黃嘌呤、尿酸鹽、尿囊素）水平升高，這為氧化應激參與DR發生提供了理論依據[55-56]。而DR患者房水中乳酸、琥珀酸、2-羥基丁酸鹽、天冬酰胺、二甲胺、組氨酸、蘇氨酸和谷氨酰胺是最易改變的代謝物，提示DR發病過程中存在線粒體功能障礙和氧化應激/內皮損傷的病理生理過程[57]。視網膜靜脈阻塞患者房水中的氧化應激指數、脂蛋白2的水平顯著升高，糖代謝相關蛋白谷氨酰胺顯著降低；視網膜分支靜脈阻塞患者房水中與血管生成、氧化應激和膠原合成有關的49個蛋白位點表達升高[58-61]。
2.2.2 疑難眼底疾病的鑒別
眼底疾病的表現較為復雜，尤其是出現屈光間質混濁導致視網膜脈絡膜的直觀影像檢查不便進行時，容易診斷困難。針對臨床表現不夠典型的不明原因伴炎癥性眼底疾病，采用診斷性玻璃體切割手術的總體確診率在20.0%～59.7%之間[16-17, 62-64]。
2.2.3 預測治療反應的參考
糖尿病黃斑水腫（DME）患者在基線時房水細胞間黏附分子（ICAM）-1水平與玻璃體腔注射雷珠單抗（IVR）治療后的解剖應答呈正相關，而VEGF水平與3個月時頻域光相干斷層掃描測得的黃斑體積呈負相關（基線VEGF水平每增加100 pg/ml，黃斑體積增加0.073 mm3）；即基線時房水中ICAM-1水平較高而VEGF水平較低的DME患者對IVR治療的解剖應答效果更好[65]。玻璃體腔注射貝伐單抗治療DME反應良好的患者房水中IL-8濃度顯著低于反應不良的患者，且多因素回歸分析結果表明IL-8濃度與反應性相關[66]。
2.2.4 選擇治療方案的參考
成人Coats病的頑固性黃斑水腫患者，在多次眼內注射抗VEGF藥物治療后黃斑水腫仍存在，房水中VEGF水平較低，而血管細胞粘附分子、IL-6、IL-8這3種炎癥相關細胞因子水平顯著升高；改用地塞米松緩釋劑注射治療后，其黃斑水腫消退[67]。與之類似，也有學者指出VEGF并非DME發生的唯一因素，高達60%的患者對單一的抗VEGF藥物治療反應不足，檢測眼內液VEGF和其他炎癥因子有助于對DME患者進行個性化治療，幫助醫生判斷選擇抗VEGF藥物還是抗炎藥物[68-69]。基于房水病毒學和粒細胞趨化因子IL-8檢測結果，也被報道用于輔助CMVR的治療模式選擇[45, 70-72]。
3 眼內液檢測的發展愿景
對于感染性因素所致的眼底疾病，提升治療效果的重要前提是在臨床表現尚不典型的早期及時確診；而在非感染性因素所致的眼底疾病治療領域，新的治療靶點研究層出不窮，同時針對不同細胞因子和信號通路蛋白的靶向藥物不斷進入臨床。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合理地使用眼內液檢測，有助于提升眼底疾病的個性化診治效果，并減少不必要的藥物過度使用，是推動精準醫學理念在眼底疾病診療落地的有力推手。
但是，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眼內液檢測是一種“高階武器”，要用好這種武器，需要對實驗室檢驗技術、免疫學等基礎科學有充分的了解。眼內液檢測只是諸多工具中的一種，不能取代其他檢查和臨床經驗。過度的眼內液檢測，不僅因為有創增加了臨床感染的風險，同時也會加重患者的負擔。
考慮到眼內液可檢測的項目眾多，眼底疾病發病機制中多因素共同參與，其復雜性遠超一般人腦的經驗性單一因素認知，可以預期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技術在未來眼內液檢測結果判讀中會起到更加積極的作用。
眼底病種類繁多、病因復雜，既可以由代謝因素引起，也可以是遺傳因素和炎癥因素所致。熒光素眼底血管造影、光相干斷層掃描等影像學檢查工具是診斷眼底疾病的主要方式，當其在判斷病因（尤其是炎癥表現時）和早期診斷時，若能合理結合眼內液檢測技術，優勢會更大。眼內液是眼球內液體的總稱，包括房水、玻璃體液、視網膜下液、脈絡膜上腔積液等，后兩者只有病理狀態下才存在。既往，由于檢驗技術局限、眼內液體積小，所以主要的眼內液檢測手段為涂片染色顯微鏡下觀察（細胞學檢查和微生物鏡下檢查）、微生物培養等；但隨著分子生物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眼內液檢測的“天花板”不斷提升，可以在0.1 ml的眼內液中同時檢測上萬種病原微生物的核酸，也可以同時檢測數十種細胞因子、抗體等。此外，其檢驗時間也在不斷縮短，檢驗準確性和特異性方面均有顯著提升。合理應用眼內液檢測，對于提升眼底疾病的診治效果具有積極意義。
1 眼內液可檢驗的分子成分
1.1 DNA
通過擴增檢測微生物的特征性DNA片段，可鑒定眼內感染的病原微生物種類，包括巨細胞病毒（CMV）性前葡萄膜炎[1-3]、CMV性視網膜炎（CMVR）[4-6]、皰疹病毒性前葡萄膜炎[7-8]、急性視網膜壞死[9-11]等病毒性眼病，以及眼內炎[12-14]；對于臨床表現不典型的眼內炎癥[15-17]，其也能在糖皮質激素和免疫抑制劑抗炎治療之前排除感染因素。目前對于DNA的眼內液檢驗技術包括單重實時定量聚合酶鏈反應（PCR）[18-19]、多重實時定量PCR[20-21]、多重固相條帶PCR[22]、環介導恒溫擴增[23]、下一代測序[24]等。
細菌中普遍存在3種核糖體RNA，按沉降系數分為3種，分別為5S、16S和23S rRNA。編碼這3種RNA的DNA則對應為5S、16S和23S rDNA。針對這些共有的DNA進行引物設計，可以達到廣譜檢測的目的；并且，由于不同種屬的細菌在這些DNA序列中不盡相同，存在可變區，這些可變區域是屬特異性或種特異性，所以對擴增產物進行深度測序和比對以進一步分析眼內炎癥由哪種細菌引起[25-26]。同樣，真菌也普遍存在28S rDNA，可以幫助對可疑真菌眼內感染進行廣譜檢測[27]。
1.2 RNA
Fuchs異色性虹膜睫狀體炎患者房水中的風疹病毒RNA E1基因經逆轉錄PCR檢測，其部分結果呈陽性[28]。出現視網膜脫離的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攜帶者房水和視網膜下液中HIV病毒的LTR、gag和env這3個區域經逆轉錄PCR和薩瑟恩印跡檢測，其結果均呈陽性[29]。這提示臨床在對HIV攜帶者進行玻璃體手術時，應做好積極防護。
1.3 抗原
1，3-β-D-葡聚糖是真菌細胞壁含量很高的一種多聚糖成分，約占真菌細胞壁干重的50%以上，只存在于除隱球菌和結合菌（包括毛霉菌、根霉菌等）以外所有深部真菌內，人類細胞和原核性病毒內不含有，理論上保證了抗原的特異性[30-31]。人體的吞噬細胞吞噬真菌后，能持續釋放該物質，使血液及體液中含量增高[30]。半乳甘露聚糖是廣泛存在于曲霉和青霉細胞壁中的一類多糖，在曲霉菌侵犯組織早期可釋放入血和體液[32-33]。細菌內毒素脂多糖是革蘭氏陰性桿菌細胞壁的主要組成成分，是一種高度酰化的糖脂，主要由核心多糖、脂類、抗原多糖組成，是致膿毒癥時重要的致病因素[34]。因此，G實驗、GM實驗等檢測微生物抗原成分可以幫助判斷感染性炎癥的病原。
1.4 抗體
抗體是指機體由于抗原的刺激而產生的具有保護作用的蛋白質，被免疫系統用來鑒別與中和細菌、病毒等外來物質的蛋白質。在很多情況下，當微生物已經被清除時，其核酸或者抗原成分檢測結果可能為陰性，而通過檢測可以較長時間存在的抗體可以幫助判斷病因。例如，在寄生蟲感染的情況下，B細胞分泌IgE，對比眼內液和血清中的IgE滴度，可以進一步證實眼內發生了寄生蟲眼病，其在眼弓蛔蟲病患者中的陽性率高達92.75%[35]。在臨床表現支持眼弓蛔蟲病的患者中，眼內液的弓蛔蟲抗體陽性率為84.72%～88.50%[35-36]。采用免疫印跡法同時檢測患者房水中弓形蟲抗體IgA、IgG，其對于眼弓形蟲病診斷的靈敏度為71.40%[37]。
1.5 細胞因子
細胞因子是由活體宿主細胞分泌的通過擴散或細胞間接觸抑或通過血液循環到達宿主其他細胞，在體液中以極低濃度發揮作用的一大類蛋白質、肽或糖蛋白。細胞因子通常作為細胞間信使分子發揮作用，在與靶細胞上的受體結合后激發特定的生物活性。細胞因子在機體免疫細胞之間、免疫細胞和非免疫細胞之間傳遞信息，是介導和調節免疫、炎癥和造血的一類信號分子。簡單地理解，細胞因子就是“細胞和細胞之間溝通的語言”。
例如，包括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血小板源性生長因子（PDGF）在內的許多因子參與了外傷性增生性玻璃體視網膜病變（PVR）的發病過程，其中VEGF通過拮抗PDGF與PDGF受體α（PDGFRα）結合，促進非PDGF介導的PDGFRα間接激活途徑，降低細胞內p53水平，是外傷性PVR發病機制中的關鍵環節，促進PVR早期的細胞增生、活化、遷移過程等[38]。眼外傷后PDGF、腫瘤壞死因子-α、腫瘤壞死因子-β、肝細胞生長因子、轉化生長因子β2、表皮生長因子和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等生長因子以及白細胞介素（IL）-1、IL-6、IL-8、IL-10和干擾素-γ等細胞因子的過表達是PVR中形成視網膜瘢痕、皺褶的原因[39]。
眼底疾病的治療過程也常常是因為改變眼內細胞因子濃度不同而出現治療差異，如傳統激光光凝與閾值下微脈沖激光光凝均可降低增生型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R）患眼玻璃體液中VEGF濃度，但閾值下微脈沖激光光凝可引起更少的IL-33表達[40]。
2 眼內液檢測在眼底疾病診治中的應用場景
2.1 已經形成共識的檢驗場景
隨著分子檢測技術和設備的進步，眼內液檢測作為循證手段逐步被更多的眼底疾病專家共識和指南納入，主要應用于感染性眼底疾病和偽裝綜合癥的診療。
2.1.1 急性視網膜壞死
1994年，美國葡萄膜炎學會提出的急性視網膜壞死診斷標準[41]都是關于臨床表現的描述。而2015年，日本眼科學者提出的新診斷標準[42]納入了眼內液單純皰疹病毒（HSV）-DNA和水痘帶狀皰疹病毒（VZV）-DNA的PCR或病毒抗體Goldmann-Witmer系數檢測結果，便于急性視網膜壞死的早期診斷。2016年發表的一項調研結果顯示，在德國，為了確定急性視網膜壞死診斷，有54%的機構進行診斷性玻璃體切割手術，37%的機構進行前房穿刺[43]。2017年，美國眼科學會的一項報告指出，在急性視網膜壞死的病原檢測中，房水和玻璃體標本均有一定的靈敏度和特異性，采用PCR進行眼內液HSV-DNA和VZV-DNA的陽性率可達79%～100%；其認為，眼內液檢測對于臨床診斷急性視網膜壞死是有用的方法[18]。
2.1.2 CMVR
艾滋病合并CMVR診治的浙江省專家共識[44]指出，部分確診困難的病例，房水或玻璃體標本行CMV、皰疹病毒和弓形體檢測有助于CMVR的診斷與鑒別診斷[45-46]。外周血CMV-DNA、抗原或者培養陽性均不能作為CMVR的診斷依據，陰性結果也不能作為排除依據[47]。
2.1.3 眼內淋巴瘤
歐洲神經腫瘤協會在指南中指出，玻璃體液的流式細胞儀免疫分型檢測有助于提升包括眼內淋巴瘤在內的原發性中樞神經系統淋巴瘤的診斷靈敏度[48]。《中國葡萄膜炎診療中眼內液檢測專家共識（2020年）》[49]指出，對部分高度懷疑眼內淋巴瘤的患者需要進行反復眼內液檢測，包括基因重排和流式細胞分型檢查、MyD88突變和B細胞淋巴瘤/白血病基因2轉位檢測等，測定眼內液中IL-10、IL-6的含量，對B細胞來源的原發性玻璃體視網膜淋巴瘤的診斷有一定提示作用。若IL-10與IL-6比值大于1，提示淋巴瘤的可能性，應進一步行相關檢查以明確診斷。如果出現任何診斷困難，脈絡膜視網膜活檢或視網膜下抽吸可同時或在后期進行[50-51]。同時，應在急診組織活檢之前停止繼續使用糖皮質激素，以提高診斷效率[52]。
2.1.4 眼弓形蟲病
眼弓形蟲病診斷主要根據典型的臨床表現和眼內液檢測[49]。檢測眼內液和血清中弓形蟲IgG與總IgG，計算出Goldmann-Witmer系數，是眼弓形蟲病診斷的金標準[37]。相比之下，眼內液檢測弓形蟲核酸的陽性率更低，正常免疫力人群中僅有30%～40%的陽性率[53]。
2.1.5 眼弓蛔蟲病
眼弓蛔蟲病的診斷可通過測定眼內液弓蛔蟲IgG的Goldmann-Witmer系數判定[49, 54]。如眼內液IgE滴度高于血清IgE滴度，對眼弓蛔蟲病的診斷有很好的提示作用，靈敏度可高達92.75%[35]。
2.2 文獻報道的嘗試應用的檢驗場景
幾乎所有眼底疾病的發病過程中均有各種代謝產物和細胞因子的參與，因此目前已有大量關于眼底疾病眼內液檢測的文獻報道。
2.2.1 發病機制的研究
增生型DR患者玻璃體液代謝組學的檢測結果顯示，玻璃體液除了乳酸和葡萄糖含量較高外，還存在明顯的半乳糖醇和抗壞血酸缺乏，并且嘌呤代謝發生改變，黃嘌呤減少，氧化劑生成反應中產生的相關嘌呤（如肌苷、次黃嘌呤、尿酸鹽、尿囊素）水平升高，這為氧化應激參與DR發生提供了理論依據[55-56]。而DR患者房水中乳酸、琥珀酸、2-羥基丁酸鹽、天冬酰胺、二甲胺、組氨酸、蘇氨酸和谷氨酰胺是最易改變的代謝物，提示DR發病過程中存在線粒體功能障礙和氧化應激/內皮損傷的病理生理過程[57]。視網膜靜脈阻塞患者房水中的氧化應激指數、脂蛋白2的水平顯著升高，糖代謝相關蛋白谷氨酰胺顯著降低；視網膜分支靜脈阻塞患者房水中與血管生成、氧化應激和膠原合成有關的49個蛋白位點表達升高[58-61]。
2.2.2 疑難眼底疾病的鑒別
眼底疾病的表現較為復雜，尤其是出現屈光間質混濁導致視網膜脈絡膜的直觀影像檢查不便進行時，容易診斷困難。針對臨床表現不夠典型的不明原因伴炎癥性眼底疾病，采用診斷性玻璃體切割手術的總體確診率在20.0%～59.7%之間[16-17, 62-64]。
2.2.3 預測治療反應的參考
糖尿病黃斑水腫（DME）患者在基線時房水細胞間黏附分子（ICAM）-1水平與玻璃體腔注射雷珠單抗（IVR）治療后的解剖應答呈正相關，而VEGF水平與3個月時頻域光相干斷層掃描測得的黃斑體積呈負相關（基線VEGF水平每增加100 pg/ml，黃斑體積增加0.073 mm3）；即基線時房水中ICAM-1水平較高而VEGF水平較低的DME患者對IVR治療的解剖應答效果更好[65]。玻璃體腔注射貝伐單抗治療DME反應良好的患者房水中IL-8濃度顯著低于反應不良的患者，且多因素回歸分析結果表明IL-8濃度與反應性相關[66]。
2.2.4 選擇治療方案的參考
成人Coats病的頑固性黃斑水腫患者，在多次眼內注射抗VEGF藥物治療后黃斑水腫仍存在，房水中VEGF水平較低，而血管細胞粘附分子、IL-6、IL-8這3種炎癥相關細胞因子水平顯著升高；改用地塞米松緩釋劑注射治療后，其黃斑水腫消退[67]。與之類似，也有學者指出VEGF并非DME發生的唯一因素，高達60%的患者對單一的抗VEGF藥物治療反應不足，檢測眼內液VEGF和其他炎癥因子有助于對DME患者進行個性化治療，幫助醫生判斷選擇抗VEGF藥物還是抗炎藥物[68-69]。基于房水病毒學和粒細胞趨化因子IL-8檢測結果，也被報道用于輔助CMVR的治療模式選擇[45, 70-72]。
3 眼內液檢測的發展愿景
對于感染性因素所致的眼底疾病，提升治療效果的重要前提是在臨床表現尚不典型的早期及時確診；而在非感染性因素所致的眼底疾病治療領域，新的治療靶點研究層出不窮，同時針對不同細胞因子和信號通路蛋白的靶向藥物不斷進入臨床。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合理地使用眼內液檢測，有助于提升眼底疾病的個性化診治效果，并減少不必要的藥物過度使用，是推動精準醫學理念在眼底疾病診療落地的有力推手。
但是，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眼內液檢測是一種“高階武器”，要用好這種武器，需要對實驗室檢驗技術、免疫學等基礎科學有充分的了解。眼內液檢測只是諸多工具中的一種，不能取代其他檢查和臨床經驗。過度的眼內液檢測，不僅因為有創增加了臨床感染的風險，同時也會加重患者的負擔。
考慮到眼內液可檢測的項目眾多，眼底疾病發病機制中多因素共同參與，其復雜性遠超一般人腦的經驗性單一因素認知，可以預期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技術在未來眼內液檢測結果判讀中會起到更加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