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R）發病機制復雜，相關危險因素眾多。其與糖尿病病程、血糖、血壓、血脂存在相關性，其中病程和高血糖是公認的主要危險因素。此外，遺傳、性別、年齡、肥胖、妊娠、胰島素使用等其他因素也可影響DR的發生發展，但其相關性研究尚無統一結論。全面了解影響DR的危險因素，可為DR的預防、診治、干預提供新思路。
引用本文： 孫娟, 何紅.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危險因素的研究進展. 中華眼底病雜志, 2020, 36(12): 988-992. doi: 10.3760/cma.j.cn511434-20191009-00317 復制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R）發病機制復雜，主要涉及遺傳與環境因素。盡早識別相關危險因素，加強患者自我管理，做到早發現、早治療，可以極大程度預防其發生發展。既往研究已證實，糖尿病病程、血糖、血壓、血脂等是DR發生發展的常見危險因素。此外，遺傳、性別、年齡、肥胖，體力活動（PA）、吸煙飲酒，胰島素使用、妊娠等均可影響DR。現就DR危險因素的研究現狀及進展作一綜述。
1 宿主因素
1.1 遺傳因素
DR發生發展是多基因交互作用并在相關危險因素暴露下產生的結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家族聚集[1]。Cabrera等[2]、Han等[3]都發現遺傳變異因素會影響DR的發展和進程。Zhang等[4]研究表明，不同種族DR發生頻率和嚴重程度不同，調整病程、血糖等因素后仍存在差異性。李中庭等[5]認為DR與特定基因和表觀遺傳學有關。其中，特定基因包括醛糖還原酶基因、VEGF基因、糖基化終末產物受體基因等；而表觀遺傳學包括DNA甲基化、組蛋白修飾、非編碼RNA、染色體重塑等。遺傳因素與DR之間的作用機制復雜，目前此類機制尚不明確。基因因素在不同研究之間難以得到重復驗證，探究此類機制有助于臨床上對該病的基因診斷與治療。
1.2 性別、年齡
研究證實，男性糖尿病患者發生DR、糖尿病腎病等微血管并發癥的風險高于女性[6]，這或許與男性暴露于不良生活方式下的可能性更高有關。Kostev和Rathmann[7]研究發現，男性是影響DR發生發展的獨立危險因素，男性DR患病風險高于女性。Looker等[8]、Hammes等[9]研究結果亦證實上述結論。但Kajiwara等[10]指出，與男性比較，女性DR患病率更高。Maric-Bilkan[6]認為，女性DR患病風險較男性高的原因與體內性激素水平波動有關，月經初潮年齡延遲、性功能障礙、月經不調和不良妊娠結局等因素增加了女性DR患病風險。
郝兆虎等[11]提出糖尿病發病年齡是DR的獨立危險因素，糖尿病診斷年齡＜40歲的患者其DR患病風險高于糖尿病診斷年齡＞40歲者。Song等[12]meta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齡糖尿病患者間DR患病率存在差異。在一項長達15年的隨訪研究中，Ahmed等[13]通過Cox風險比例模型發現年齡對DR發展有顯著影響。迄今為止，尚缺乏針對DR病理生理學性別、年齡差異的機制研究。了解性別、年齡差異的潛在機制有助于制定規范化、個體化預防、治療DR的方案，具有重要臨床意義。
1.3 肥胖
肥胖是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等疾病的主要危險因素之一。但肥胖與DR間的關聯研究則結論不一。研究表明，體重指數（BMI）與DR呈正相關[14]。DR的發生發展除與高血糖有關外，還與高血壓、血脂異常、BMI相關，而BMI越高DR患病風險越高[14]。Zhu[15]等通過meta分析結果證實了上述結論。而Hwang等[16]則認為肥胖是DR發生的保護因素，體重上升可減少DR患病風險。Song[17]對此進行了解釋，首先，超重患者耐受性高，β細胞功能更好；其次，種族差異也是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原因。這提示肥胖是DR危險因素的樣本多來源于白人，而揭示其是保護因素的樣本多來源于亞洲人。肥胖是可控因素，明確該種關系有助于實施針對性干預，延緩疾病進展。衡量肥胖的指標眾多，包括BMI、腰圍、腰臀比等。后續研究中，BMI是否為衡量肥胖的最佳指標，不同的指標是否對結果產生影響值得考慮。
1.4 PA
PA不足使癌癥、心臟病、中風和糖尿病患病風險增加20%～30%，壽命縮短3～5年[18]。目前，PA與DR之間的關聯結論不一。1986年，Laporte等[19]對696例1型糖尿病患者進行了流行病學調查，發現PA和DR之間不存在相關性。其后，Kriska等[20]一項隨訪時間長達5年的隊列研究發現，PA與DR之間存在負向關聯，但無統計學意義。2011年，Gong等[21]對來自中國33個診所的577名葡萄糖耐量受損的成年人進行了評估，結果發現，運動組DR發生率低于對照組，參與體育鍛煉可降低DR發病率。近期，Bukht等[22]等同樣發現PA和DR存在負向關聯。與積極參與PA的患者比較，低水平PA男性患者患病風險高21倍，而女性患者患病風險則高22倍；Dharmastuti等[23]研究結果也證實了上述結論。既往PA與DR間關聯性研究多為橫斷面研究設計，缺乏縱向數據，質量不高。同時，對PA情況多采用自我報告的方式收集，存在較大程度偏倚風險；不同受試人群、人種差異其結論缺乏普遍性。今后研究應通過改良試驗設計，精細測量，多中心收集樣本等方法以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
1.5 妊娠
妊娠和DR關系密切，兩者間存在相互作用。一方面妊娠帶來的生理變化會加劇患者DR的發展；另一方面，DR的發展增加了患者妊娠不良結局的發生率。文獻報道，懷孕女性由于血液動力學改變、激素水平波動等因素的影響，其DR患病風險較未孕女性高1倍[24]。Toda等[25]回顧性分析了93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DR發生發展情況，發現妊娠是影響DR病情變化的因素之一。張玉嫻等[26]研究同樣發現妊娠可致DR病情加重，其中涉及到的機制主要包括視網膜血流加速、細胞因子改變以及激素水平變化，其強調糖尿病病程、血糖控制、血壓、妊娠前DR的嚴重程度等均是影響妊娠期DR進展的重要因素。盡管既往有研究表明嚴格控制血糖不僅沒有益處，反而會加劇病情進展[27-28]。但控制患者血糖水平仍是目前治療妊娠期DR的主要措施之一。無論其對DR影響如何，強化血糖控制均可使患者獲得長遠益處。臨床上，對于計劃妊娠或正處于妊娠期的患者，應進行全面眼底檢查，定期隨訪。
2 生活方式
2.1 吸煙
目前吸煙對DR發生發展的影響研究結論不一。部分學者認為吸煙是DR的危險因素。郭偉賓等[29]發現吸煙影響DR病情變化，與不吸煙的糖尿病患者比較，吸煙者DR患病風險增加，兩者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郝兆虎等[11]病例對照研究結果顯示，吸煙是DR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王軍勛[30]研究結果同樣表明吸煙增加DR患病風險。但另有部分學者認為吸煙是DR的保護因素。張揚等[31]對676例2型糖尿病患者進行DR危險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吸煙者DR患病率低于非吸煙者，吸煙是DR的保護因素。Cai等[32]meta分析結果顯示，吸煙和DR患病風險的關系在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患者之間存在差異。1型糖尿病患者中，與非吸煙者比較，吸煙者DR患病風險顯著增加；2型糖尿病患者中，與非吸煙者比較，吸煙者DR患病風險顯著降低。盡管吸煙與DR的關系存在一定的爭議，但煙草中有害物質對人體的傷害巨大，指導患者戒煙意義重大。
2.2 飲酒
飲酒與DR的關系，與患者攝入酒精的量以及種類密切相關。Harjutsalo等[33]等一項橫斷面研究結果表明，飲酒與DR存在關聯，與輕度飲酒者比較，從未飲酒者、戒酒者DR患病風險較高。與飲葡萄酒者比較，嗜飲白酒者DR患病風險較高。隨飲酒量的增加，DR患病風險未發生顯著變化。Fenwick等[34]、Zhu等[35]研究結果相繼證實了上述結論。然而，劉玉斌[36]的研究卻發現飲酒增加患者DR發生風險，應倡導戒酒。飲酒與DR確切聯系需更大樣本量、更長隨訪時間的縱向研究加以驗證。此外，目前研究中患者飲酒情況未能具體量化，多采用自我報告方式，收集過程中難免存在誤差。以后的研究工作中，亟待開發更加便捷、更加準確量化患者飲酒情況的工具。
3 環境因素
3.1 白內障手術
文獻報道，與正常人比較，糖尿病患者白內障患病風險高5倍[37]。Kiziltoprak等[38]研究發現糖尿病患者白內障發病機制包括多元醇途徑、滲透和氧化應激、自身免疫等3個方面，此3個方面相互作用，共同促進白內障的發展。糖尿病白內障患者由于瞳孔擴張不良、手術復雜且時間較長等原因，白內障手術的安全性仍有爭議。多項研究結果表明，白內障手術加速DR進展。林菁和姚勇[39]將86例糖尿病白內障患者的手術眼、對側眼分別設為試驗組、對照組，比較白內障超聲乳化聯合IOL植入手術前后及隨訪1年的眼底情況，結果顯示手術后1年，試驗組、對照組患眼DR進展分別為63、20只眼，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由此作者得出結論，白內障超聲乳化聯合IOL植入可加速DR發展。Hong等[40]研究結果同樣發現與非手術患者比較，行超聲乳化白內障手術的老年糖尿病患者手術后12個月DR進展率增加了1倍。目前白內障手術加速DR進展機制尚不清楚，其可能原因是手術帶來的物理創傷引起機體炎癥反應，釋放的炎癥介質導致DR發展。Cheema等[41]研究發現手術完畢時玻璃體腔注射1.25 mg貝伐單抗可預防手術后DR發展。白內障手術可能帶來的風險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臨床上應仔細評估患者手術前、手術中及手術后機體狀態、血糖控制等情況，最大程度降低手術風險，減輕患者視力損害。
3.2 胰島素使用
既往部分學者認為使用胰島素可促進DR的發生發展。Zhao等[42]meta分析結果顯示，胰島素的使用是促進DR發生發展的危險因素。該研究納入的原始研究質量整體較高，結論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近期，Stram等[43]一項關于DR危險因素的研究也發現，胰島素的使用是DR的獨立危險因素。蘇嬌等[44]研究納入2型糖尿病患者415例830只眼，根據眼底檢查結果對其進行分組，觀察不同視網膜病變組間患者胰島素使用量的差異以及與DR的相關性。結果發現，不同組患者間胰島素使用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與單純糖尿病組比較，非增生型DR（PDR）組和PDR組患者胰島素使用量較大，且PDR組高于非PDR組；同時，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胰島素使用量與DR程度呈正相關。但另有部分學者的研究結論則不同。Tam等[45]研究結果表明，DR組與無DR組患者胰島素使用量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胰島素的使用不會顯著影響DR的發生與進展。目前有關兩者間機制尚不明確。有研究指出，胰島素作用于DR的可能機制在于該物質破壞血視網膜屏障，促進新生血管形成，加速DR發展[44]。使用胰島素的患者多數血糖高、病程長、并發癥多等問題，如何控制以上混雜因素，確定單一胰島素使用是DR的危險因素是未來研究的重點。
3.3 屈光狀態
一般來說，屈光狀態分為正視、近視以及遠視。糖尿病患者眼部屈光狀態和DR的發生發展關聯密切，其中近視性屈光狀態的患者DR患病率低于正視和遠視屈光狀態糖尿病患者。王紅波等[46]研究發現，與非近視組比較，近視組DR發生率明顯減少，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表明不同屈光狀態眼DR發生率不同，近視是DR發生的保護因素。Lim等[47]從大量研究中發現近視、眼軸長度和DR的發病率具有相關性，近視是DR的保護因素，特別是對于PDR具有保護作用。近視和DR之間的作用機制尚不清楚，楊潔[48]的研究結果提示這種原因可能在于近視狀態下患者視網膜血流量降低，血流量降低的狀態延緩了DR進展。但后續研究尚需進一步證實兩者之間的聯系，以期為DR的預防和治療提供新思路。
4 展望
DR變化受多種因素影響，病程、血糖、血壓、血脂是常見的且已普遍認可的危險因素，遺傳和環境因素臨床關注度尚不足。既往相關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DR與危險因素間的作用機制不明確，缺乏基礎研究結果證實；（2）多為橫斷面研究，樣本來源單一，樣本量偏小，整體研究質量不高；（3）不同研究間結論不一致，缺乏可靠的循證醫學依據；（4）糖尿病發病進程中，涉及影響因素眾多，難以確定單一因素、聯合因素或多因素共同作用導致DR的發生。未來應通過開展相關基礎研究，改良實驗設計，收集縱向數據，進行循證分析，改善統計方法以彌補相應不足。相信隨著醫學與科學技術的發展，一定能夠明確這類因素的作用機制，為臨床預防、治療和干預DR提供新的思路。
志謝 真誠感謝王婭、朱圣澤、張曉義等在本文思路整理、語句修改過程中提供的幫助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R）發病機制復雜，主要涉及遺傳與環境因素。盡早識別相關危險因素，加強患者自我管理，做到早發現、早治療，可以極大程度預防其發生發展。既往研究已證實，糖尿病病程、血糖、血壓、血脂等是DR發生發展的常見危險因素。此外，遺傳、性別、年齡、肥胖，體力活動（PA）、吸煙飲酒，胰島素使用、妊娠等均可影響DR。現就DR危險因素的研究現狀及進展作一綜述。
1 宿主因素
1.1 遺傳因素
DR發生發展是多基因交互作用并在相關危險因素暴露下產生的結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家族聚集[1]。Cabrera等[2]、Han等[3]都發現遺傳變異因素會影響DR的發展和進程。Zhang等[4]研究表明，不同種族DR發生頻率和嚴重程度不同，調整病程、血糖等因素后仍存在差異性。李中庭等[5]認為DR與特定基因和表觀遺傳學有關。其中，特定基因包括醛糖還原酶基因、VEGF基因、糖基化終末產物受體基因等；而表觀遺傳學包括DNA甲基化、組蛋白修飾、非編碼RNA、染色體重塑等。遺傳因素與DR之間的作用機制復雜，目前此類機制尚不明確。基因因素在不同研究之間難以得到重復驗證，探究此類機制有助于臨床上對該病的基因診斷與治療。
1.2 性別、年齡
研究證實，男性糖尿病患者發生DR、糖尿病腎病等微血管并發癥的風險高于女性[6]，這或許與男性暴露于不良生活方式下的可能性更高有關。Kostev和Rathmann[7]研究發現，男性是影響DR發生發展的獨立危險因素，男性DR患病風險高于女性。Looker等[8]、Hammes等[9]研究結果亦證實上述結論。但Kajiwara等[10]指出，與男性比較，女性DR患病率更高。Maric-Bilkan[6]認為，女性DR患病風險較男性高的原因與體內性激素水平波動有關，月經初潮年齡延遲、性功能障礙、月經不調和不良妊娠結局等因素增加了女性DR患病風險。
郝兆虎等[11]提出糖尿病發病年齡是DR的獨立危險因素，糖尿病診斷年齡＜40歲的患者其DR患病風險高于糖尿病診斷年齡＞40歲者。Song等[12]meta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齡糖尿病患者間DR患病率存在差異。在一項長達15年的隨訪研究中，Ahmed等[13]通過Cox風險比例模型發現年齡對DR發展有顯著影響。迄今為止，尚缺乏針對DR病理生理學性別、年齡差異的機制研究。了解性別、年齡差異的潛在機制有助于制定規范化、個體化預防、治療DR的方案，具有重要臨床意義。
1.3 肥胖
肥胖是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等疾病的主要危險因素之一。但肥胖與DR間的關聯研究則結論不一。研究表明，體重指數（BMI）與DR呈正相關[14]。DR的發生發展除與高血糖有關外，還與高血壓、血脂異常、BMI相關，而BMI越高DR患病風險越高[14]。Zhu[15]等通過meta分析結果證實了上述結論。而Hwang等[16]則認為肥胖是DR發生的保護因素，體重上升可減少DR患病風險。Song[17]對此進行了解釋，首先，超重患者耐受性高，β細胞功能更好；其次，種族差異也是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原因。這提示肥胖是DR危險因素的樣本多來源于白人，而揭示其是保護因素的樣本多來源于亞洲人。肥胖是可控因素，明確該種關系有助于實施針對性干預，延緩疾病進展。衡量肥胖的指標眾多，包括BMI、腰圍、腰臀比等。后續研究中，BMI是否為衡量肥胖的最佳指標，不同的指標是否對結果產生影響值得考慮。
1.4 PA
PA不足使癌癥、心臟病、中風和糖尿病患病風險增加20%～30%，壽命縮短3～5年[18]。目前，PA與DR之間的關聯結論不一。1986年，Laporte等[19]對696例1型糖尿病患者進行了流行病學調查，發現PA和DR之間不存在相關性。其后，Kriska等[20]一項隨訪時間長達5年的隊列研究發現，PA與DR之間存在負向關聯，但無統計學意義。2011年，Gong等[21]對來自中國33個診所的577名葡萄糖耐量受損的成年人進行了評估，結果發現，運動組DR發生率低于對照組，參與體育鍛煉可降低DR發病率。近期，Bukht等[22]等同樣發現PA和DR存在負向關聯。與積極參與PA的患者比較，低水平PA男性患者患病風險高21倍，而女性患者患病風險則高22倍；Dharmastuti等[23]研究結果也證實了上述結論。既往PA與DR間關聯性研究多為橫斷面研究設計，缺乏縱向數據，質量不高。同時，對PA情況多采用自我報告的方式收集，存在較大程度偏倚風險；不同受試人群、人種差異其結論缺乏普遍性。今后研究應通過改良試驗設計，精細測量，多中心收集樣本等方法以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
1.5 妊娠
妊娠和DR關系密切，兩者間存在相互作用。一方面妊娠帶來的生理變化會加劇患者DR的發展；另一方面，DR的發展增加了患者妊娠不良結局的發生率。文獻報道，懷孕女性由于血液動力學改變、激素水平波動等因素的影響，其DR患病風險較未孕女性高1倍[24]。Toda等[25]回顧性分析了93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DR發生發展情況，發現妊娠是影響DR病情變化的因素之一。張玉嫻等[26]研究同樣發現妊娠可致DR病情加重，其中涉及到的機制主要包括視網膜血流加速、細胞因子改變以及激素水平變化，其強調糖尿病病程、血糖控制、血壓、妊娠前DR的嚴重程度等均是影響妊娠期DR進展的重要因素。盡管既往有研究表明嚴格控制血糖不僅沒有益處，反而會加劇病情進展[27-28]。但控制患者血糖水平仍是目前治療妊娠期DR的主要措施之一。無論其對DR影響如何，強化血糖控制均可使患者獲得長遠益處。臨床上，對于計劃妊娠或正處于妊娠期的患者，應進行全面眼底檢查，定期隨訪。
2 生活方式
2.1 吸煙
目前吸煙對DR發生發展的影響研究結論不一。部分學者認為吸煙是DR的危險因素。郭偉賓等[29]發現吸煙影響DR病情變化，與不吸煙的糖尿病患者比較，吸煙者DR患病風險增加，兩者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郝兆虎等[11]病例對照研究結果顯示，吸煙是DR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王軍勛[30]研究結果同樣表明吸煙增加DR患病風險。但另有部分學者認為吸煙是DR的保護因素。張揚等[31]對676例2型糖尿病患者進行DR危險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吸煙者DR患病率低于非吸煙者，吸煙是DR的保護因素。Cai等[32]meta分析結果顯示，吸煙和DR患病風險的關系在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患者之間存在差異。1型糖尿病患者中，與非吸煙者比較，吸煙者DR患病風險顯著增加；2型糖尿病患者中，與非吸煙者比較，吸煙者DR患病風險顯著降低。盡管吸煙與DR的關系存在一定的爭議，但煙草中有害物質對人體的傷害巨大，指導患者戒煙意義重大。
2.2 飲酒
飲酒與DR的關系，與患者攝入酒精的量以及種類密切相關。Harjutsalo等[33]等一項橫斷面研究結果表明，飲酒與DR存在關聯，與輕度飲酒者比較，從未飲酒者、戒酒者DR患病風險較高。與飲葡萄酒者比較，嗜飲白酒者DR患病風險較高。隨飲酒量的增加，DR患病風險未發生顯著變化。Fenwick等[34]、Zhu等[35]研究結果相繼證實了上述結論。然而，劉玉斌[36]的研究卻發現飲酒增加患者DR發生風險，應倡導戒酒。飲酒與DR確切聯系需更大樣本量、更長隨訪時間的縱向研究加以驗證。此外，目前研究中患者飲酒情況未能具體量化，多采用自我報告方式，收集過程中難免存在誤差。以后的研究工作中，亟待開發更加便捷、更加準確量化患者飲酒情況的工具。
3 環境因素
3.1 白內障手術
文獻報道，與正常人比較，糖尿病患者白內障患病風險高5倍[37]。Kiziltoprak等[38]研究發現糖尿病患者白內障發病機制包括多元醇途徑、滲透和氧化應激、自身免疫等3個方面，此3個方面相互作用，共同促進白內障的發展。糖尿病白內障患者由于瞳孔擴張不良、手術復雜且時間較長等原因，白內障手術的安全性仍有爭議。多項研究結果表明，白內障手術加速DR進展。林菁和姚勇[39]將86例糖尿病白內障患者的手術眼、對側眼分別設為試驗組、對照組，比較白內障超聲乳化聯合IOL植入手術前后及隨訪1年的眼底情況，結果顯示手術后1年，試驗組、對照組患眼DR進展分別為63、20只眼，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由此作者得出結論，白內障超聲乳化聯合IOL植入可加速DR發展。Hong等[40]研究結果同樣發現與非手術患者比較，行超聲乳化白內障手術的老年糖尿病患者手術后12個月DR進展率增加了1倍。目前白內障手術加速DR進展機制尚不清楚，其可能原因是手術帶來的物理創傷引起機體炎癥反應，釋放的炎癥介質導致DR發展。Cheema等[41]研究發現手術完畢時玻璃體腔注射1.25 mg貝伐單抗可預防手術后DR發展。白內障手術可能帶來的風險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臨床上應仔細評估患者手術前、手術中及手術后機體狀態、血糖控制等情況，最大程度降低手術風險，減輕患者視力損害。
3.2 胰島素使用
既往部分學者認為使用胰島素可促進DR的發生發展。Zhao等[42]meta分析結果顯示，胰島素的使用是促進DR發生發展的危險因素。該研究納入的原始研究質量整體較高，結論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近期，Stram等[43]一項關于DR危險因素的研究也發現，胰島素的使用是DR的獨立危險因素。蘇嬌等[44]研究納入2型糖尿病患者415例830只眼，根據眼底檢查結果對其進行分組，觀察不同視網膜病變組間患者胰島素使用量的差異以及與DR的相關性。結果發現，不同組患者間胰島素使用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與單純糖尿病組比較，非增生型DR（PDR）組和PDR組患者胰島素使用量較大，且PDR組高于非PDR組；同時，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胰島素使用量與DR程度呈正相關。但另有部分學者的研究結論則不同。Tam等[45]研究結果表明，DR組與無DR組患者胰島素使用量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胰島素的使用不會顯著影響DR的發生與進展。目前有關兩者間機制尚不明確。有研究指出，胰島素作用于DR的可能機制在于該物質破壞血視網膜屏障，促進新生血管形成，加速DR發展[44]。使用胰島素的患者多數血糖高、病程長、并發癥多等問題，如何控制以上混雜因素，確定單一胰島素使用是DR的危險因素是未來研究的重點。
3.3 屈光狀態
一般來說，屈光狀態分為正視、近視以及遠視。糖尿病患者眼部屈光狀態和DR的發生發展關聯密切，其中近視性屈光狀態的患者DR患病率低于正視和遠視屈光狀態糖尿病患者。王紅波等[46]研究發現，與非近視組比較，近視組DR發生率明顯減少，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表明不同屈光狀態眼DR發生率不同，近視是DR發生的保護因素。Lim等[47]從大量研究中發現近視、眼軸長度和DR的發病率具有相關性，近視是DR的保護因素，特別是對于PDR具有保護作用。近視和DR之間的作用機制尚不清楚，楊潔[48]的研究結果提示這種原因可能在于近視狀態下患者視網膜血流量降低，血流量降低的狀態延緩了DR進展。但后續研究尚需進一步證實兩者之間的聯系，以期為DR的預防和治療提供新思路。
4 展望
DR變化受多種因素影響，病程、血糖、血壓、血脂是常見的且已普遍認可的危險因素，遺傳和環境因素臨床關注度尚不足。既往相關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DR與危險因素間的作用機制不明確，缺乏基礎研究結果證實；（2）多為橫斷面研究，樣本來源單一，樣本量偏小，整體研究質量不高；（3）不同研究間結論不一致，缺乏可靠的循證醫學依據；（4）糖尿病發病進程中，涉及影響因素眾多，難以確定單一因素、聯合因素或多因素共同作用導致DR的發生。未來應通過開展相關基礎研究，改良實驗設計，收集縱向數據，進行循證分析，改善統計方法以彌補相應不足。相信隨著醫學與科學技術的發展，一定能夠明確這類因素的作用機制，為臨床預防、治療和干預DR提供新的思路。
志謝 真誠感謝王婭、朱圣澤、張曉義等在本文思路整理、語句修改過程中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