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術風險預測模型是術前風險評估的重要工具，在外科臨床工作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對手術適應證的確定、手術相關危險因素的識別、評分標準的確立以及不同中心手術療效的比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心臟外科手術因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其圍術期的病死率仍較高。因此，在心臟外科臨床研究領域很早便開展了有關建立手術風險預測模型的工作。 從國外研究背景來看，至1986年美國胸外科醫師協會（The 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STS）公布的第一個心臟術后風險預測模型Parsonnet評分系統起，近20余年間在北美、歐洲及澳洲等地區相繼出現了一系列高質量的手術風險預測模型。目前，被廣泛應用的預測評分系統包括Parsonnet評分系統、歐洲心臟手術風險評估系統(the European System for Cardiac Operative Risk Evaluation ，EuroSCORE)、STS評分系統及美國心臟病學院/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CC/AHA）評分系統等。 而從國內研究現狀來看，由北京阜外心血管病醫院牽頭聯合全國32家心臟中心率先建立了首個國內大型多中心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數據庫及中國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評分系統（SinoSCORE），同時完成了EuroSCORE對我國冠心病患者手術死亡預測能力的評價研究。但目前國內有關其他重要預測評分系統的評價研究以及對我國心臟瓣膜病患者手術風險預測評價研究的報道仍相對缺乏。北京阜外心血管病醫院撰寫的“不同心臟手術風險預測評分系統對中國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后患者早期死亡的預測”論文，收集了該院2006年11月至2007年12月年間1 559例18歲以上施行單純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ABG）患者的臨床資料，參照STS評分系統、EuroSCORE、Parsonnet評分系統和ACC/AHA評分系統的評分及分組方法，采用HosmerLemeshow(HL)卡方檢驗及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下面積的統計學方法，完成了4種預測評分系統對我國行CABG患者早期死亡的預測評價研究，提示除STS評分系統對單純CABG患者具有潛在的臨床應用可能外，其他3種評分系統對單純CABG術后早期死亡風險預測的準確性均較差。而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長海醫院撰寫的“EuroSCORE模型對心瓣膜手術患者死亡風險的預測”論文，收集了該院1998年1月至2008年12月年間4 155例各類心臟瓣膜手術患者的臨床資料，參照additive和 logistic EuroSCORE評分及分組方法，采用HL卡方檢驗及ROC曲線下面積的統計學方法，完成了EuroSCORE模型對心臟瓣膜手術患者在院死亡率的預測評價研究，提示EuroSCORE模型對該中心心臟瓣膜手術患者死亡風險預測的準確性較差。 兩篇論文的研究均表明，目前國際上公認的幾種重要的手術風險預測評分系統對我國心臟手術患者術后早期死亡的預測效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限制，而建立適合我國患者心臟手術的風險預測模型及評分標準具有必要性及重要性。討論中作者均提出由于地域及人種的差異，我國心臟手術患者的病因學與國外患者存在較大的差異，尤其是心臟瓣膜病的流行病學特點差異，是導致最終結論差異的重要原因。但兩篇論文也同樣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 （1）均為單中心研究，雖樣本量較大，但我國地域廣大，各心臟中心接診患者的病種、病情輕重程度及診療技術仍存在一定差異，故應用單中心研究對研究結論的正確性可能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仍需擴大樣本量以得到更為準確的研究結論。（2）臨床資料的收集以回顧性研究為主，且各臨床變量的采集標準國內尚未統一，評分系統中變量的定義也存在一定差異，故每例患者評分預測的真實結果存在一定偏倚，對研究結論的準確性也存在影響。隨著對手術風險預測模型的臨床研究重視程度不斷地增加，目前我國各心臟診療中心均已開始建立各自的心臟外科臨床數據庫，故建議加強國內相關臨床研究的學術交流，統一數據庫建立方法及臨床變量的采集標準，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大型多中心心臟外科臨床數據庫，用以進一步規范我國心臟手術術前風險評估工作，這對制定相關臨床指南以及進一步降低心臟手術 在院病死率及并發癥發生率，必將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綜合國內外心臟手術風險預測模型的建立方法和納入因素，目前均沒有考慮到“人”的因素，也就是說同樣的手術，由技術水平不同的醫師或醫院實施，其結果實際上存在很大的差異，而術后處理不恰當也可造成較大的差異。因此，目前在制定手術風險預測模型時，實際上是建立在外科醫師手術技術水平相當、正確實施手術和正確處理患者的基礎上。就當前而言，要將醫師的水平和能力考慮在內，確實非常困難，實際上也無法做到，這也是目前各種風險預測模型所存在的共同限制。 “不同心臟手術風險預測評分系統對中國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后患者早期死亡的預測”和“EuroSCORE模型對心瓣膜手術患者死亡風險的預測”兩篇論文均緊緊把握了目前我國心臟外科術前風險預測模型相關臨床研究的重要方向，研究目標明確，樣本量較大，科研設計合理，統計學方法正確，結論可信，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對臨床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希望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能不斷完善。
生活質量評估是從患者主觀感受角度評估患者病情，近半個世紀來，逐漸成為臨床評價治療效果的一項重要指標。生活質量評估量表眾多，SF-36健康調查簡表（the 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36）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量表。近年來，SF-36量表逐漸應用于探索影響心臟瓣膜病患者術后生活質量的危險因素，為臨床醫生提供了更多的術前評估方法，提高了手術治療效果。但目前SF-36用于評估心臟瓣膜病患者生活質量剛剛起步，受樣本量、隨訪時間、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結論有一定分歧。為此，我們對目前用SF-36量表評估心臟瓣膜病患者術后生活質量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以更好地應用SF-36量表。
體外循環(CPB)手術后早期給予腸內營養治療在維持腸道完整性、 降低死亡率和增強免疫等方面有很大的益處，既使對CPB手術后的危重患者，也應盡早給予腸內營養治療，并通過腸外靜脈營養來補足能量需求。早期腸內營養治療對循環不穩定的患者可適度應用，但應注意胃腸并發癥及能量供給不足等方面的問題。現就早期腸內營養對消化系統的保護機制和作用、CPB手術后危重患者腸內營養的方法、實施早期腸內營養中應注意的問題和展望等進行綜述。
摘要：目的 總結非原位主動脈瓣置換術（ AVR）的方法和療效。方法 2008年 3月至 2010年 12月第二軍醫大學長海醫院收治 5例主動脈瓣環嚴重毀損患者，男 4例，女 1例；平均年齡 46.3（38～53）歲。 AVR術后并發嚴重瓣周漏再次手術 4例（白塞氏病 2例、大動脈炎 2例），嚴重主動脈瓣感染性心內膜炎 1例。術中發現主動脈瓣環嚴重毀損，無法施行常規 AVR，改行非原位 AVR，即將人工主動脈瓣環固定的位置提高到毀損的主動脈瓣環以上，固定人工瓣環的縫線從主動脈腔外進針、腔內出針。必要時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 CABG）。結果 5例手術患者均順利康復出院，無出血再次手術或其它并發癥。術后 5例患者均獲得隨訪，生存良好，心功能分級（NYHA）Ⅰ～Ⅱ級；分別于術后 6個月（ 4例）、 1年（2例）和 3年（1例）行主動脈心臟三維 CT成像（ CTA）檢查，均未見有主動脈根部瘤或假性動脈瘤形成，顯示左心室流出道延長，左、右冠狀動脈形態良好。心臟超聲心動圖檢查均未發現有瓣周漏。結論 對主動脈瓣環毀損嚴重的患者采用非原位 AVR，人工瓣膜固定可靠，可以防止術后并發瓣周漏或根部假性動脈瘤。
摘要： 目的 探討二尖瓣置換術后發生左心室破裂的預防及處理方法，總結治療經驗。 方法 1998年1月至2007年12月第二軍醫大學長海醫院救治7例二尖瓣置換術后發生左心室破裂患者，男2例，女5例；年齡49～72歲（60.0±8.4歲）。術中發生左心室破裂3例，其中1例予以心外修補，2例予以心內、心外聯合修補；術后發生左心室破裂4例，立即床旁開胸，在ICU內行心外修補2例；重返手術室1例；放棄救治1例。 結果 圍術期死亡5例（71.43％），其中1例術后發生低心排血量綜合征和腎功能衰竭，術后3 d死亡；術后發生左心室破裂的3例均未搶救成功而死亡，另1例放棄救治死亡。生存的2例患者采用主動脈內球囊反搏分別支持6 d和8 d，出院前超聲心動圖提示：左室后壁運動幅度減小。隨訪2例，隨訪時間分別為2年和6年，均生存，心功能Ⅰ~Ⅱ級，無假性室壁瘤形成。 結論 左心室破裂的預防至關重要，應在體外循環心臟停搏下修復裂口，術后主動脈內球囊反搏支持有助于提高救治的成功率。
目的 [HTSS]探討經右胸前外側切口徑路行再次三尖瓣手術的手術技術改良方法，以提高手術療效。 方法 1997年1月至2009年6月，第二軍醫大學長海醫院對32例左心瓣膜置換術后重度三尖瓣關閉不全患者經右胸前外側切口徑路行再次三尖瓣手術，其中男23例，女9例；年齡43~62歲 (49.5±8.7歲)。行三尖瓣置換術29例，三尖瓣成形術3例。手術中均不做心包粘連分解或上、下腔靜脈套帶；上腔靜脈采用帶氣囊直插管；下腔靜脈僅做引流而不阻斷；三尖瓣置換的人工瓣膜置于冠狀靜脈竇口下方。 結果 手術時間152±38 min，體外循環時間45±13 min；術中出血量272±59 ml；術后24 h胸腔引流量420±93 ml 。術后早期死亡4例（12.5%），其中死于腎功能不全1例，呼吸功能不全2例，多器官功能衰竭1例。隨訪28例，隨訪時間3~152個月，隨訪期間死亡3例，生存患者心功能分級（NYHA）Ⅰ級11例，Ⅱ級13例，Ⅲ級1例。 結論 再次三尖瓣手術的改良技術簡化了操作、減少出血、縮短了手術時間。
目的 分析心臟粘液瘤復發原因，探討其新的臨床分型方案。 方法 回顧分析我院2005年10月和2004年12月分別收治的2例心臟粘液瘤復發患者的臨床資料，均為女性，年齡分別為33歲和42歲。使用維普全文數據庫系統，檢索關鍵詞為心臟粘液瘤的文獻，復習國內1994年1月至2008年12月14年間所發表的有關粘液瘤患者外科治療的大組報告(隨訪時間大于4年)和復發個案報道。 結果 復習大組報道的粘液瘤1 969例，其中復發60例，復發率為3.0％；粘液瘤復發個案報道15例。數據分析結果：單蒂復發率為3.0%（3/99），多蒂為35.7%（5/14）； 多腔室分布復發率為41.7%（5/12）和33.3%（3/9）；復發間隔時間平均4.1年；多次復發9例（12.0％），最多4次；復發時惡變1例；再手術率64.0%（32/50）；有家族及遺傳傾向的6例（8.0％）。我們將心臟粘液瘤分為典型和非典型兩類。典型粘液瘤指腫瘤起源于房間隔卵圓窩附近、單蒂、局限于左心房、無基因異常證據的粘液瘤；非典型粘液瘤包括家族性、多點多腔室分布、左心房非常規位置起源、有明確基因異常、病理提示有惡性傾向的粘液瘤。 結論 多點、多腔室分布和左心房非常規位置起源的非典型心臟粘液瘤更易復發，術后需嚴密隨訪。
目的 探討中重度粘液樣退行性二尖瓣關閉不全合并輕度功能性三尖瓣反流患者，二尖瓣成形術（mitral valve repair，MVP）同期是否需行三尖瓣成形術（tricuspid valvuloplasty，TVP）。 方法 根據MVP同期是否行TVP，將1993年1月至2008年3月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胸心外科135例中重度粘液樣退行性二尖瓣關閉不全合并輕度功能性三尖瓣反流患者分成MVP組(76例)和MVP+TVP組(59例)，觀察兩組患者圍術期病死率和三尖瓣反流的變化，比較兩組患者術后遠期生存率、三尖瓣中重度反流免除率；采用多因素Cox regression分析術后遠期三尖瓣中重度反流的危險因素。 結果 （1）所有患者圍術期均無死亡，術后在院期間復查超聲心動圖提示兩組患者三尖瓣反流程度均為輕度或輕度以下；（2）MVP組患者術后5年、10年生存率分別為984%和950%；MVP+TVP組患者術后5年、10年生存率分別為1000%和93.7%，兩組患者術后遠期生存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311），但術后遠期三尖瓣中重度反流免除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40）。多因素分析顯示：術前存在肺動脈壓＞30 mm Hg（95%CI：1.127，137.487，P=0.040），心房顫動（95%CI：1.177，23.378，P=0.030）是術后遠期三尖瓣中重度反流的獨立危險因子。 結論 中重度粘液樣退行性二尖瓣關閉不全患者合并輕度功能性三尖瓣反流，特別是術前存在肺動脈壓＞30 mm Hg、心房顫動的患者，MVP同期應積極行TVP。
目的 探討胸部降主動脈瘤手術中采用不同體外循環方法的臨床效果及對大腦的保護作用。 方法 分析2001年1月至2008年12月我院術前經磁共振成像（MRI）確診為胸部降主動脈瘤65例患者的臨床資料，男56例，女9例；年齡15～71歲，平均年齡48.1歲；病程6 d～4個月（19.0±6.5 d）。術前臨床診斷為DeBakeyⅢ型夾層41例，馬凡綜合征手術后并存或并發Ⅲ型夾層9例，假性動脈瘤7例，真性動脈瘤8例。施行人工血管補片修補降主動脈破口2例，動脈瘤切除人工血管置換術63例，其中降主動脈置換術＋肋間動脈移植術18例。 結果 65例患者采用的體外循環方法包括左心轉流13例，全心轉流12例，深低溫停循環（DHCA）全身逆行灌注（TBRP）30例，改良上下半身分離體外循環10例。體外循環時間51～212 min，DHCA時間18～75 min，逆行灌注時間18～73 min，上半身停循環時間21～31 min，下半身停循環時間39～67 min。所有患者無1例手術死亡；未發生大腦并發癥，無1例癱瘓并發癥發生。術后早期死亡2例，均死于無尿性腎功能衰竭。 結論 根據胸部降主動脈瘤發生的解剖部位和范圍選擇不同的體外循環方法，能夠取得良好的效果；選擇的標準是要有利于手術操作，器官保護效果確實，操作方法簡單。
摘要: 目的 分析成人法洛四聯癥（TOF）患者外科治療的遠期療效，探討圍手術期處理要點。 方法 自2000年1月至2008年3月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共收治年齡≥14歲TOF患者149例，其中男78例，女71例；年齡14～53歲，平均年齡26.3歲。有20例患者先行主肺動脈分流術，再行根治術；129例行一期根治術。右心室流出道拓寬38例，跨瓣補片107例，同種主動脈帶瓣管道重建右心室流出道4例。 結果 全組手術死亡6例，病死率為4.0％（6/149）,4例為術后發生嚴重低心排血量綜合征（LCOS）和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2例為嚴重腎功能衰竭死亡。術后發生胸腔積液11例，灌注肺10例，嚴重低心排血量綜合征9例，嚴重心律失常7例，再次開胸止血術7例，再次氣管內插管6例，室間隔缺損殘余漏5例（再次手術行室間隔缺損修補2例、經皮介入封堵2例）,腎功能衰竭2例。術后隨訪134例，隨訪率93.7％（134/143）；隨訪時間3～102個月（47.2±28.6個月）。晚期死亡2例,1例于術后12個月因繼發感染性心內膜炎死亡， 1例術后29個月猝死。發生室間隔缺損殘余漏1例（2 mm小缺損），患者活動和生活正常；肺動脈瓣跨瓣壓差大于40 mm Hg 4例，重度肺動脈瓣反流2例；未發現三尖瓣中重度反流。隨訪期間生存132例，生活質量明顯提高，心功能分級(NYHA)Ⅰ級121例，Ⅱ級11例。 結論 由于長期右心室流出道狹窄和缺氧，成人TOF患者病情較為復雜，術前應全面評估，術后積極治療并發癥，對左心室和肺動脈發育不良的患者應先行分流術；成人TOF根治術后近期和遠期效果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