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討單側經椎間孔椎體間融合術（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TLIF）中椎間隙植入單枚和2枚融合器對臨床療效及影像學表現的影響。 方法回顧性分析2013年1月－2014年10月行TLIF手術的患者，將104例符合納入標準的患者分成植入單枚融合器組（傳統組，64例76個節段）和植入2枚融合器組（改良組，56例70個節段）。兩組患者年齡、性別、骨密度、手術節段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前及術后7 d、3個月、12個月分別行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Oswestry功能障礙指數（ODI）評分及日本骨科協會（JOA）評分，評價患者主觀感受。術后行腰椎CT檢查測量責任椎間隙橫斷面的植骨面積（以評價椎間植骨量）、術側及對側椎間隙高度及其差值，并觀察融合節段個數及椎間融合器下沉發生情況。 結果所有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9～15個月，平均12.85個月。兩組術后各時間點VAS、ODI、JOA評分均較術前顯著改善（P＜0.05）；除術后12個月傳統組VAS及ODI評分略優于改良組（P＜0.05）外，其余各時間點兩組間各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7 d兩組CT橫斷面植骨面積分別為（4.81±0.97）cm2和（5.94±1.17）cm2，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6.365，P=0.000）。術后3、12個月傳統組融合率分別為84.2%、92.1%，改良組分別為88.6%、94.3%，兩組較為接近。兩組術后雙側椎間隙高度均有明顯改善，但術后3、12個月發現傳統組出現較多的融合器下沉現象，發生率高達44.74%和47.37%，遠高于改良組的11.43%和14.29%（P＜0.05）；并且在排除融合器下沉節段的影響下，傳統組中雙側椎間隙高度差較改良組顯著（P＜0.05）。 結論單側TLIF椎間植入單枚和2枚融合器均能明顯改善臨床癥狀，但植入2枚融合器能更好地維持椎間隙高度，減少融合器下沉及椎間隙傾斜等不良并發癥發生。
目的探討使用頸椎動態穩定器（dynamic cervical implant，DCI）置入術治療退變性頸椎間盤突出癥的中期療效。方法2010 年 4 月—2011 年 6 月，應用 DCI 置入術治療單節段退變性頸椎間盤突出癥患者 25 例。采用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頸椎殘障功能指數（Neck Disability Index，NDI）評分、日本骨科協會（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JOA）評分及 36 項簡明健康調查問卷（36-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 Questionnaire，SF-36）隨訪評價生活質量、頸脊髓功能情況。術后隨訪觀察頸椎整體活動度、DCI 手術節段、相鄰節段活動度、手術節段椎間隙高度、假體下沉、移位、手術節段異位骨化等情況。結果25 例患者隨訪時間 68～78 個月，平均 72.3 個月。VAS 評分、JOA 評分、NDI 評分、SF-36 評分術后均較術前明顯改善，在隨訪過程中得到了很好的維持。DCI 置入節段活動度在術后 2 年內得到較好保持，但末次隨訪時明顯下降（P<0.05）；C2–7 活動度及手術鄰近節段活動度末次隨訪與術前及術后各次隨訪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手術節段椎間高度在術后 2 年內維持良好，然而末次隨訪時明顯下降（P<0.05）。末次隨訪時，44.0%（11 個）的 DCI 假體出現了下沉，36.0%（9 例）出現置入節段異位骨化。結論應用 DCI 置入術治療退變性頸椎間盤突出癥的中期隨訪臨床癥狀改善滿意，但手術節段活動度丟失明顯，假體下沉和手術節段的異位骨化發生率較高，存在神經癥狀復發和鄰近節段退變的風險，不能作為單節段退變性頸椎間盤突出癥的首選手術方式。
目的探討腰椎椎體CT值與單純斜外側腰椎間融合術（oblique lumbar interbody fusion，OLIF）治療退變性腰椎疾病中融合器下沉的關系。方法回顧分析2016年2月—2018年10月采用單純OLIF治療的35例腰椎退變性疾病患者臨床資料。男15例，女20例；年齡29～81歲，中位年齡 58 歲。手術節段39個，其中單節段32例，雙節段2例，三節段1例。采用術前腰椎CT測量L1椎體軸位、L1～4椎體軸位和矢狀位、手術融合節段及上下椎體軸位CT值作為骨密度指標，同時采用雙能X線吸收測定法記錄最低T值。記錄術前和末次隨訪時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和Oswestry功能障礙指數（ODI）評分；末次隨訪時通過腰椎正側位和動力位X線片評價腰椎間融合。末次隨訪時采用腰椎側位X線片測量融合器下沉，并將患者分為下沉組和非下沉組。對年齡、性別、身體質量指數、最低T值、椎體CT值、疾病類型、手術節段進行單因素分析，初步篩選融合器下沉的影響因素；進一步采用logistic回歸進行多因素分析，篩選融合器下沉的獨立危險因素。采用 ROC 曲線和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curve，AUC）分析CT值和最低T值預測融合器下沉。采用Spearman相關分析判斷融合器下沉與臨床結果的相關性。 結果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27～58個月，平均38.7個月。末次隨訪時，患者VAS評分和ODI評分均較術前顯著下降（t=32.850，P=0.000；t=31.731，P=0.000）。無下肢神經癥狀復發患者，無1例患者行翻修手術。27例（77.1%）未發生融合器下沉（非下沉組）；8例（22.9%）發生融合器下沉1.1～4.2 mm，平均2.2 mm（下沉組）。末次隨訪時，下沉組和非下沉組分別有1例腰椎間未融合，兩組椎間融合率（96.3% vs. 87.5%）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410）。單因素分析顯示，椎體CT值（L1 軸位、L1～4 軸位和矢狀位、手術節段及上下椎體軸位）和最低T值是融合器下沉的影響因素（P<0.05）。根據ROC曲線分析，與最低T值AUC 0.738 ［95%CI（0.540，0.936）］相比，L1～4軸位CT值的AUC為0.850 ［95%CI（0.715，0.984）］，可更加有效預測融合器下沉。多因素分析顯示，L1～4軸位CT值是融合器下沉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結論擬行單純OLIF前進行基于腰椎CT的椎體CT值測量可預測融合器下沉風險，腰椎椎體低CT值患者有較高融合器下沉風險，但融合器下沉并未導致不良臨床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