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丁美萍. 中國人群癲癇相關膠質神經元腫瘤中BRAF V600E突變的檢測及臨床意義. 癲癇雜志, 2017, 3(1): 94-95. doi: 復制
背景
膠質神經元腫瘤(Glioneuronal tumors, GNTs)包含神經節神經膠質瘤(Gangliogliomas, GGs)和胚胎發育不良性神經上皮瘤(Dysembryopla-stic neuroepithelial tumors, DNTs)，是最常見的組織學類型，常位于大腦皮層，相關癥狀常于早期表現出來，其中癲癇是最突出且常常是唯一神經系統癥狀。皮層發育不良常同時并存。隨著癲癇外科手術的發展，GNTs已經吸引了越來越來的關注。絲氨酸/蘇氨酸激酶v-RAF鼠肉瘤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B1(The serine threonine kinase v-RAF murine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ue B1, BRAF)基因是參與RAS/RAF/MEK/ERK激酶信號通路的絲氨酸/蘇氨酸蛋白激酶RAF家族成員之一。作為一個關鍵中介物，BRAF參與細胞周期調節，包括細胞增殖、細胞周期停滯、終末分化和凋亡。在人類多種癌癥，包括黑色素瘤、結腸癌、甲狀腺癌等已觀察到BRAF的致癌性改變。氨基酸位點600的錯義突變占BRAF突變的絕大多數，該突變導致激活BRAF的激酶結構域節段中纈氨酸替換為谷氨酸，其被稱為BRAF V600E。最近研究顯示，在約50%的GGS和一些DNTs中檢測到了BRAF V600E突變。但是，關于中國人群的BRAF V600E突變數據比較缺乏，其與癲癇患者臨床病理特征的相關性也很少被探索。
在本研究中，我們收集35例GNTs癲癇患者的臨床和病理資料，旨在驗證中國人群中癲癇相關GNTs中BRAF V600E突變的存在及探討其與臨床特征的相關性。
方法
對2012年9月-2016年3月于浙江大學臨床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癲癇中心進行癲癇手術的208例患者資料進行回顧分析，最終共納入35例被確診為GNTs (24例GGs，11例DNTs)患者。收集所有患者(n=35)的詳細病史，包括人口概況，臨床特征如癲癇發作年齡、癲癇持續時間、癲癇發作類型，既往史，癲癇家族史和腦腫瘤，熱性驚厥史，長程視頻腦電圖(VEEG)結果，磁共振成像(MRI)結果和術后癲癇發作時間，用藥和發作控制情況。多種發作類型定義為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癲癇類型，包括簡單部分性發作，復雜部分發作，部分發作繼發全面性發作等。至少隨訪3個月。將腦腫瘤組織標本制成4 mm切片并進行蘇木精 & 伊紅(HE)染色，如診斷需要將進一步做免疫組織化學標記。對HE染色切片識別出的具有代表性的腫瘤區域進行選擇并標記，使用QIAamp DNA FFPE組織試劑盒從福爾馬林固定石蠟包埋(FFPE)組織的7 mm厚切片提取DNA。對BRAF密碼子600進行聚合物-鏈式反應(PCR)擴增和測序。使用ABI-3730xl測序儀對純化PCR產物進行測序。使用SPSS 22.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連續變量用平均值和范圍描述；分類變量則用比例和百分比。使用t檢驗來評估組間差異(癲癇發作年齡、手術年齡和癲癇持續時間)，使用雙尾χ2檢驗或Fisher精確檢驗評估BRAF V600E突變與其他臨床特征的相關性(多種類型，病變位置，耐藥性癲癇，術后無發作等)。使用Kaplan-Meier方法對術后無發作的數據進行“時間事件”分析，并用數秩檢驗評價曲線間的差異。P值＜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結果
本研究共納入35例(23例男性，12例女性，均為漢族)患者。平均癲癇病程為5.2(0.1~35)年。其中部分性發作是最常見類型(85.7%)。有兩種或以上發作類型的患者有15例(42.9%)。GNTs患者主要表現為復雜部分發作及部分繼發全面性發作。只有2例患者有熱性驚厥史。26例患者接受了非侵入性VEEG檢查，23例患者確診時顯示慢波，有24例患者顯示癲癇波。所有患者均接受手術治療，包括病灶切除術和癲癇灶焦點切除術。有24例GGs和11例DNTs。后者的病理亞型都是單一類型。在8例GGs中檢測到局灶性皮層發育不良(FCD)的證據，即為FCD Ⅲb型。
隨訪至少3個月，約77%(27/35)患者達到癲癇無發作，而其他8例發作頻率也有顯著降低。通過DNA測序在11例(男4例，女7例)患者中發現BRAF V600E突變，包括8例GGs (突變頻率33.3%)和3例DNTs (突變頻率27.3%)。頑固性癲癇患者占72.7%(8/11)，多種發作類型有72.7%(8/11)。大多數BRAF V600E突變體GNTs (9/11, 81.8%)位于顳葉。只有3例被發現與FCD相關。81.8%(9/11)的有BRAF V600E突變的患者術后無發作持續3個月以上。GNTs患者中女性的BRAF V600E突變概率(7/12，58.3%)顯著高于男性(4/23，17.4%，P=0.022)。此外，具有BRAF突變的GNTx患者比BRAF野生型的具有更多樣的癲癇發作類型(P=0.027)。另外，還發現BRAF狀態與某些臨床特征之間無顯著相關性，包括癲癇發作的年齡，癲癇病程，手術年齡，熱性驚厥史，耐藥性癲癇，腫瘤部位(顳葉；顳葉外)，合并FCD及術后無發作。對27例(8例BRAF V600E突變)具有難治性癲癇的患者進一步亞組分析顯示，BRAF突變和野生型組之間的比較分析結果與上述分析結果一致(性別，P=0.001；多種發作類型，P=0.013)。GGs亞組分析也顯示BRAF狀態與具有多種發作類型之間有顯著相關性(P=0.032)，但與性別沒有觀察到統計學差異(P=0.099)。考慮到樣本量有限，沒有對DNTs亞組進行分析。
結論
總之，GNTs是一個公認的引起兒童和年輕成人頑固性癲癇的病因，大多數患者手術后可達到滿意的無發作。我們證明了在合并有GNTs的中國癲癇患者中存在BRAF V600E突變，且與性別及多種發作類型具有明顯相關性。為了更好地了解BRNT V600E突變在GNTs中的價值，還需要進行更多這方面的研究。BRNT V600E突變可能可以作為術后發作結局的潛在預測因子。
摘譯自：Zhang YX, Shen CH, Guo Y, et al.BRAF V600E mutation in epilepsy-associated glioneuronal tumors: Prevalence and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features inaChinese population.Seizure, 2016, 45(9): 102-106.
背景
膠質神經元腫瘤(Glioneuronal tumors, GNTs)包含神經節神經膠質瘤(Gangliogliomas, GGs)和胚胎發育不良性神經上皮瘤(Dysembryopla-stic neuroepithelial tumors, DNTs)，是最常見的組織學類型，常位于大腦皮層，相關癥狀常于早期表現出來，其中癲癇是最突出且常常是唯一神經系統癥狀。皮層發育不良常同時并存。隨著癲癇外科手術的發展，GNTs已經吸引了越來越來的關注。絲氨酸/蘇氨酸激酶v-RAF鼠肉瘤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B1(The serine threonine kinase v-RAF murine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ue B1, BRAF)基因是參與RAS/RAF/MEK/ERK激酶信號通路的絲氨酸/蘇氨酸蛋白激酶RAF家族成員之一。作為一個關鍵中介物，BRAF參與細胞周期調節，包括細胞增殖、細胞周期停滯、終末分化和凋亡。在人類多種癌癥，包括黑色素瘤、結腸癌、甲狀腺癌等已觀察到BRAF的致癌性改變。氨基酸位點600的錯義突變占BRAF突變的絕大多數，該突變導致激活BRAF的激酶結構域節段中纈氨酸替換為谷氨酸，其被稱為BRAF V600E。最近研究顯示，在約50%的GGS和一些DNTs中檢測到了BRAF V600E突變。但是，關于中國人群的BRAF V600E突變數據比較缺乏，其與癲癇患者臨床病理特征的相關性也很少被探索。
在本研究中，我們收集35例GNTs癲癇患者的臨床和病理資料，旨在驗證中國人群中癲癇相關GNTs中BRAF V600E突變的存在及探討其與臨床特征的相關性。
方法
對2012年9月-2016年3月于浙江大學臨床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癲癇中心進行癲癇手術的208例患者資料進行回顧分析，最終共納入35例被確診為GNTs (24例GGs，11例DNTs)患者。收集所有患者(n=35)的詳細病史，包括人口概況，臨床特征如癲癇發作年齡、癲癇持續時間、癲癇發作類型，既往史，癲癇家族史和腦腫瘤，熱性驚厥史，長程視頻腦電圖(VEEG)結果，磁共振成像(MRI)結果和術后癲癇發作時間，用藥和發作控制情況。多種發作類型定義為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癲癇類型，包括簡單部分性發作，復雜部分發作，部分發作繼發全面性發作等。至少隨訪3個月。將腦腫瘤組織標本制成4 mm切片并進行蘇木精 & 伊紅(HE)染色，如診斷需要將進一步做免疫組織化學標記。對HE染色切片識別出的具有代表性的腫瘤區域進行選擇并標記，使用QIAamp DNA FFPE組織試劑盒從福爾馬林固定石蠟包埋(FFPE)組織的7 mm厚切片提取DNA。對BRAF密碼子600進行聚合物-鏈式反應(PCR)擴增和測序。使用ABI-3730xl測序儀對純化PCR產物進行測序。使用SPSS 22.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連續變量用平均值和范圍描述；分類變量則用比例和百分比。使用t檢驗來評估組間差異(癲癇發作年齡、手術年齡和癲癇持續時間)，使用雙尾χ2檢驗或Fisher精確檢驗評估BRAF V600E突變與其他臨床特征的相關性(多種類型，病變位置，耐藥性癲癇，術后無發作等)。使用Kaplan-Meier方法對術后無發作的數據進行“時間事件”分析，并用數秩檢驗評價曲線間的差異。P值＜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結果
本研究共納入35例(23例男性，12例女性，均為漢族)患者。平均癲癇病程為5.2(0.1~35)年。其中部分性發作是最常見類型(85.7%)。有兩種或以上發作類型的患者有15例(42.9%)。GNTs患者主要表現為復雜部分發作及部分繼發全面性發作。只有2例患者有熱性驚厥史。26例患者接受了非侵入性VEEG檢查，23例患者確診時顯示慢波，有24例患者顯示癲癇波。所有患者均接受手術治療，包括病灶切除術和癲癇灶焦點切除術。有24例GGs和11例DNTs。后者的病理亞型都是單一類型。在8例GGs中檢測到局灶性皮層發育不良(FCD)的證據，即為FCD Ⅲb型。
隨訪至少3個月，約77%(27/35)患者達到癲癇無發作，而其他8例發作頻率也有顯著降低。通過DNA測序在11例(男4例，女7例)患者中發現BRAF V600E突變，包括8例GGs (突變頻率33.3%)和3例DNTs (突變頻率27.3%)。頑固性癲癇患者占72.7%(8/11)，多種發作類型有72.7%(8/11)。大多數BRAF V600E突變體GNTs (9/11, 81.8%)位于顳葉。只有3例被發現與FCD相關。81.8%(9/11)的有BRAF V600E突變的患者術后無發作持續3個月以上。GNTs患者中女性的BRAF V600E突變概率(7/12，58.3%)顯著高于男性(4/23，17.4%，P=0.022)。此外，具有BRAF突變的GNTx患者比BRAF野生型的具有更多樣的癲癇發作類型(P=0.027)。另外，還發現BRAF狀態與某些臨床特征之間無顯著相關性，包括癲癇發作的年齡，癲癇病程，手術年齡，熱性驚厥史，耐藥性癲癇，腫瘤部位(顳葉；顳葉外)，合并FCD及術后無發作。對27例(8例BRAF V600E突變)具有難治性癲癇的患者進一步亞組分析顯示，BRAF突變和野生型組之間的比較分析結果與上述分析結果一致(性別，P=0.001；多種發作類型，P=0.013)。GGs亞組分析也顯示BRAF狀態與具有多種發作類型之間有顯著相關性(P=0.032)，但與性別沒有觀察到統計學差異(P=0.099)。考慮到樣本量有限，沒有對DNTs亞組進行分析。
結論
總之，GNTs是一個公認的引起兒童和年輕成人頑固性癲癇的病因，大多數患者手術后可達到滿意的無發作。我們證明了在合并有GNTs的中國癲癇患者中存在BRAF V600E突變，且與性別及多種發作類型具有明顯相關性。為了更好地了解BRNT V600E突變在GNTs中的價值，還需要進行更多這方面的研究。BRNT V600E突變可能可以作為術后發作結局的潛在預測因子。
摘譯自：Zhang YX, Shen CH, Guo Y, et al.BRAF V600E mutation in epilepsy-associated glioneuronal tumors: Prevalence and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features inaChinese population.Seizure, 2016, 45(9): 10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