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酮飲食(Ketogenic diet, KD)療法有近100多年的歷史, 是一種高脂肪, 低碳水化合物, 合適的蛋白及營養素的配方飲食療法, 目前被廣泛運用到難治性癲癇的治療當中, 取得了一定的療效。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據表明KD對難治性癲癇患者的認知功能的改善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甚至有些病例癲癇發作控制不理想, 患者的語言功能和(或)運動功能也能得到一定的改善。KD治療難治性癲癇的機制尚未完全明確, 但其療效已被大量的研究證實; 對于癲癇所致語言障礙方面的生酮飲食治療方面文獻較少, 目前尚缺乏共識性的診斷和療效判斷標準。現就難治性癲癇合并語言障礙的定義及評價標準、癲癇和語言障礙的關系, 以及近年來KD對癲癇伴發語言障礙的治療作用進展作一綜述。
引用本文： 查劍, 曾興穎, 鐘建民. 難治性癲癇合并語言障礙的生酮飲食治療. 癲癇雜志, 2016, 2(5): 429-432. doi: 10.7507/2096-0247.20160077 復制
語言(language)是人腦的高級功能，是一種社會認同的、有規則的，由語音、詞匯和語法構成的符號系統, 是用來進行思想交流的工具。語言可以通過文字、聲音、手勢和表情等來表達。言語(speech)是表達思想的聲音，通過呼吸、喉部、鼻、口腔、軟腭、舌等構音器官的復雜協調運動，用說話的方式表達出來。語言與言語是兒童發展的核心能力，是認知能力和社會能力發展的標志[1, 2]。
語言障礙(Language disorders，LD)或語言發育遲緩(Language developmental delay，LDD)是指由各種原因引起的兒童口頭表達能力或語言理解能力明顯落后于同年齡同性別正常兒童的發育水平。而美國言語語言聽力協會(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ASHA)則將LD定義為語言的理解、表達以及交流過程中出現的障礙, 包括語言形式(音韻、構詞、語法系統)、語言內容(語義系統)和語言在溝通中的功能(語用系統)。智力低下、聽力障礙、構音器官疾病、中樞神經系統疾病、語言環境不良等因素是導致兒童語言發育遲緩的常見病因[3]。言語障礙(Speech disorders，SD)是指口頭語言中的發音、發聲及言語節律性的障礙, 包括發音、流暢度或構音障礙和口吃等[3]。在英美溝通與語言矯治領域中，以LD/LDD作為統稱用語，涵蓋語言障礙和言語障礙[4]。為了敘述方便，本文將言語與語言障礙統稱為語言障礙(LD)。并對癲癇與語言障礙的關系及近年來生酮飲食(Ketogenic diet，KD)對癲癇伴發語言障礙的治療作用進展綜述如下。
1 語言的正常發育
正常語言的產生必須具備以下條件：①正常的聽覺和視覺；②正常的語言器官；③健全的大腦半球語言中樞，神經核間的聯絡通路暢通及正常的小腦；④健康的精神心理狀態。Myklebus等[5]認為兒童語言的發展順序是先有內化性語言，再有接受性語言，最后才有表達性語言。簡而言之，人類的語言是靠后天學習逐漸發展形成的。人類自呱呱墜地，便有聲音出現，即開始進入“叫聲期”，再由叫聲期到喃語期、模仿期、語言理解期、發言期，最后才達到成熟期和學習期[6]。國內外研究表明，詞匯量的發展是一個由慢至快，先理解后表達的過程，理解詞匯量是表達詞匯量的5～6倍，能說出50個詞的年齡比能理解50個詞的年齡平均落后了5個月。說出第一個有意義的漢字時間是在(9±1.9)個月，18個月兒童詞匯理解量已經達到200個，而表達和使用的詞匯只有10～50個；30個月兒童理解的詞語達到2 400個，表達性詞語約為425個；36個月兒童理解的詞匯達到3 600個，表達性詞語的詞匯量是600個；48個月兒童理解的詞匯達到5 600個，而表達的詞匯約900～1 000個，16～30個月是漢語詞匯積累和語法應用的快速發展期，即語言發育的關鍵詞。名詞是最早出現的詞匯，尤以35月齡以前最為明顯，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名詞所占比例便逐漸減少，動詞及其他詞匯所占比例也不斷增加，語法能力也與詞匯量密切相關[7, 8]。由此可見，5歲之前是LD臨床矯治的最佳年齡。
2 語言障礙的評價與診斷
LD系指由各種原因所致語言的表達和理解能力明顯落后于正常兒童。導致LD的常見病因包括智力低下、聽力障礙、構音器官疾病、中樞神經系統疾病、語言環境不良等[3]，其中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即包括癲癇。當兒童出現語言表達簡單和不會主動提問時就提示兒童有可能存在LD[9]。如新生兒對各種響聲無動于衷、3個月時還不會尋找發聲物體、7個月時不會牙牙學語、1歲半以上還不會說一個字和2歲至2歲半還不會連著說兩個字以上的詞就應考慮LD的可能，應首先檢查是否存在聽力障礙、嚴重的神經或精神障礙、情緒行為障礙、廣泛性發育障礙等原因。若無上述明確原因而出現的兒童語言發育明顯落后于其認知水平的語言障礙。假使語言商低于平均數減去1.25 (或第10百分位以下)，而非語言的操作商在85分以上的兒童則稱之為發育性語言障礙(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DLD)，又稱特殊語言障礙或單純性語言障礙(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10]。如果同時存在非語言維度商數低于正常時，可根據不同的年齡選用Gesell發育診斷量表(GDDS)或Wechsler學齡期兒童智力量表(WISC-CR)進行測試，如果語言商(VIQ)小于70分即可診斷LD。
語言發育的評價標準是根據統計學百分位數確立的。近年來，國內學者提出的漢語兒童LD的標準為24個月詞匯量少于30個，30個月結構表達量男孩少于3個，女孩少于5個；LD可疑的標準為24個月詞匯量少于50個，30個月結構表達量男孩少于5個，女孩少于8個[7]。
3 語言障礙與癲癇的關系
LD在學齡前兒童有較高的發生率，國外報道2歲兒童高達17%，3歲為4%～7.5%，6歲仍有3%～6%[11]。學齡前兒童中約7%～10%、學齡期兒童為3%～6%的兒童有言語感受或表達障礙，并影響日后的閱讀和書寫[12]，男童高于女童，男女性別比為2.8 :1。Parry-Fielder等[13]研究發現，在LD兒童中有21%的病例有明確的癲癇發作史，另有11%可能有癲癇發作史。此外，成人癲癇發作間期至少有17%的病例存在LD[14]。在兒童癲癇中則更為突出，對182例6～15歲癲癇患兒進行語言商(language quotient)測試，結果發現小年齡組(6.3～8.1歲)有1/4、中間年齡組(9.1～11.7歲)1/3，而青春期組(13.0～15.2歲)則超過1/2存在LD，且與發作時間長、操作商低、左側局灶性癲癇、難治性癲癇等密切相關[15]。
難治性癲癇的反復和長期發作有可能改變神經環路及遞質平衡，從而影響癲癇起病前語言尚未發育成熟患兒的語言發育，如果當病灶位于邊緣系統，尤其是左半球顳、額葉受累時則影響更為明顯。LD可出現于癲癇起病前、起病時或起病后，可以是發作性，也可以是持續性，如發作性語言障礙屬于癲癇發作癥狀則通常不診斷為LD，只有當發作間期仍然存在時才診斷LD；如果是長時間持續性則有可能逐漸喪失語言能力。
兒童期起病的顳葉癲癇患者的腦白質容積較正常對照組明顯減少[16]。癲癇導致LD的原因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①持續性的腦電癲癇活動特別是慢波睡眠期電持續狀態(ESES)、Landau-Kleffner可損害患兒語言能力；②難治性性癲癇一般需要兩種以上抗癲癇藥物(AEDs)聯合治療，藥物本身尤其是妥泰、苯巴比妥等對語言功能有一定影響；③外科手術治療，特別是優勢半球的外科手術治療對語言功能的影響更為明顯，Helmstaedter等研究表明，顳葉切除后有明顯的語言學習記憶功能的下降，所以手術切除灶的部位是影響患者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重要因素[17]；④引起癲癇本身的病因也同樣有可能影響語言功能，如染色體疾病和遺傳性疾病都程度不等地影響患兒的語言功能，Down’s綜合征患兒除有LD外，往往伴有發育和行為方面的問題，脆性X綜合征的小兒常有獨特的LD表現，主要涉及韻律和講話、內容的異常；⑤社會環境因素，由于受社會歧視、自我否定、負面情緒障礙以及對疾病的認識不足等，會使患兒出現孤獨癥樣障礙，常常嚴重影響癲癇患者與社會的交流，影響語言功能發育[2, 18]。
還有研究認為癲癇患兒語言區雙側半球間和右側額葉半球內的功能連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顯著減少，從而影響語言和認知能力[19]。Debiais等研究發現腦電圖(EEG)癲癇活動與語言發育間的關聯[20]。Turner等通過對癲癇失語譜系疾病(Epilepsy-aphasia spectrum，EAS)的研究發現，高達20%的病例存在NMDAR受體亞單位基因GRIN2A的突變或包涵該基因的16p13微缺失，可表現為明顯的LD表型，RBFOX1和RBFOX3變異或微缺失是EAS的高危因素而非致病基因，RBFOX基因編碼RNA結合蛋白控制外顯子的選擇性剪切(Alternative splicing)，屬于神經元的剪接調節蛋白，調節神經元發育、修復和增殖的下游基因的表達[21]。
4 生酮飲食對癲癇伴發語言障礙的治療作用
癲癇伴發LD的最佳治療是控制癲癇發作和消除癲癇性腦電活動，通過后期語言康復治療，LD有可能逐漸改善甚至痊愈。但伴有LD的癲癇大多數屬于難治性癲癇或癲癇性腦病，難治性癲癇的治療是困惑世界的難題，對大多數AEDs無效，且此類藥物還有可能加重LD。
由于伴發LD的癲癇大多數為局灶性癲癇，雖然藥物難治后還有手術治療的可能，但該部分病例大多數為左側癲癇，病灶有可能位于語言中樞或其鄰近部位而無法手術病灶切除。
生酮飲食(Ketogenic diet，KD)早在1921年就作為難治性癲癇的一種替代治療方法應用于臨床，由于AEDs的出現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漸漸地被臨床所忽視。盡管不斷有新的AEDs問世，但仍有約30％的癲癇無法被藥物控制而成為藥物難治性癲癇，近年來KD又重新得到臨床的重視并得以廣泛的研究與應用[22]。
KD抗癲癇的確切作用機制尚未完全闡明，可能與以下四種假說有關：①低碳水化合物攝入本身具有止驚作用，脫氧葡萄糖(2-deoxy-D-glucose)具有部分抑制葡萄糖的分解作用兼具廣譜抗驚厥作用；②通過線粒體代謝激活ATP敏感型鉀離子通道，KD可通過減少活性氧的產生而部分改善線粒體功能，減少糖代謝并有利于酮體代謝，ATP敏感型鉀離子通道的激活可以調節酮體誘導的神經元興奮性降低；③抑制雷帕霉素的哺乳動物靶向通路(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KD和雷帕霉素一樣具有抑制mTOR的作用，通過改變突觸結構、神經遞質的釋放、離子通道和突觸蛋白的表達而改變突觸功能，從而具有抗癲癇源作用；④抑制谷氨酸興奮性突觸的傳遞，乙酰乙酸和β-羥丁酸通過囊泡中谷氨酸轉運體的變構，阻斷谷氨酸能突觸中谷氨酸向突觸囊泡的轉運，從而降低谷氨酸突觸的興奮性傳遞，兩種酮體中以乙酰乙酸作用更為明顯[23]。
現有研究表明，22%的難治性癲癇患兒可在KD治療3個月后發作得到完全控制；另一項研究在堅持KD治療1年以上患者中，46％患兒發作減少90％以上[24]。神經電生理研究也發現在KD治療患兒中，EEG背景改善者占78％，未發現EEG背景惡化現象，且KD治療的時間越長，難治性癲癇患兒EEG背景節律改善越顯著[25]。
KD對難治性癲癇的治療關注已不僅局限于癲癇發作控制，而更加關注是否能夠改善難治性癲癇患兒的認知功能、語言能力和生活質量方面。有的患者家屬驚奇地發現KD即使在沒有控制癲癇發作的情況下，仍能提高患兒的認知和語言水平。Lambrechts等通過認知功能評估發現大多數KD治療患兒的認知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26]。語言作為認知功能的一部分，提示KD確實有可能改善癲癇患兒所伴發的LD。
KD不僅對癲癇發作有效，而且還有神經保護作用[27]。KD改善癲癇伴LD的機制可能與KD治療減少癲癇的發作頻率和/持續時間甚至控制癲癇發作、改善或消除EEG中癲癇活動、減少或撤除有可能對語言有影響的AEDs的應用、抑制mTOR通道、神經保護和改善認知功能作用等相關。
綜上所述，KD治療難治性癲癇的機制雖然仍不完全明確，但大量的基礎實驗與臨床研究都證實了其療效，對癲癇所致LD也有可能有效，但尚需大樣本多中心的隨機對照研究進一步證實。
語言(language)是人腦的高級功能，是一種社會認同的、有規則的，由語音、詞匯和語法構成的符號系統, 是用來進行思想交流的工具。語言可以通過文字、聲音、手勢和表情等來表達。言語(speech)是表達思想的聲音，通過呼吸、喉部、鼻、口腔、軟腭、舌等構音器官的復雜協調運動，用說話的方式表達出來。語言與言語是兒童發展的核心能力，是認知能力和社會能力發展的標志[1, 2]。
語言障礙(Language disorders，LD)或語言發育遲緩(Language developmental delay，LDD)是指由各種原因引起的兒童口頭表達能力或語言理解能力明顯落后于同年齡同性別正常兒童的發育水平。而美國言語語言聽力協會(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ASHA)則將LD定義為語言的理解、表達以及交流過程中出現的障礙, 包括語言形式(音韻、構詞、語法系統)、語言內容(語義系統)和語言在溝通中的功能(語用系統)。智力低下、聽力障礙、構音器官疾病、中樞神經系統疾病、語言環境不良等因素是導致兒童語言發育遲緩的常見病因[3]。言語障礙(Speech disorders，SD)是指口頭語言中的發音、發聲及言語節律性的障礙, 包括發音、流暢度或構音障礙和口吃等[3]。在英美溝通與語言矯治領域中，以LD/LDD作為統稱用語，涵蓋語言障礙和言語障礙[4]。為了敘述方便，本文將言語與語言障礙統稱為語言障礙(LD)。并對癲癇與語言障礙的關系及近年來生酮飲食(Ketogenic diet，KD)對癲癇伴發語言障礙的治療作用進展綜述如下。
1 語言的正常發育
正常語言的產生必須具備以下條件：①正常的聽覺和視覺；②正常的語言器官；③健全的大腦半球語言中樞，神經核間的聯絡通路暢通及正常的小腦；④健康的精神心理狀態。Myklebus等[5]認為兒童語言的發展順序是先有內化性語言，再有接受性語言，最后才有表達性語言。簡而言之，人類的語言是靠后天學習逐漸發展形成的。人類自呱呱墜地，便有聲音出現，即開始進入“叫聲期”，再由叫聲期到喃語期、模仿期、語言理解期、發言期，最后才達到成熟期和學習期[6]。國內外研究表明，詞匯量的發展是一個由慢至快，先理解后表達的過程，理解詞匯量是表達詞匯量的5～6倍，能說出50個詞的年齡比能理解50個詞的年齡平均落后了5個月。說出第一個有意義的漢字時間是在(9±1.9)個月，18個月兒童詞匯理解量已經達到200個，而表達和使用的詞匯只有10～50個；30個月兒童理解的詞語達到2 400個，表達性詞語約為425個；36個月兒童理解的詞匯達到3 600個，表達性詞語的詞匯量是600個；48個月兒童理解的詞匯達到5 600個，而表達的詞匯約900～1 000個，16～30個月是漢語詞匯積累和語法應用的快速發展期，即語言發育的關鍵詞。名詞是最早出現的詞匯，尤以35月齡以前最為明顯，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名詞所占比例便逐漸減少，動詞及其他詞匯所占比例也不斷增加，語法能力也與詞匯量密切相關[7, 8]。由此可見，5歲之前是LD臨床矯治的最佳年齡。
2 語言障礙的評價與診斷
LD系指由各種原因所致語言的表達和理解能力明顯落后于正常兒童。導致LD的常見病因包括智力低下、聽力障礙、構音器官疾病、中樞神經系統疾病、語言環境不良等[3]，其中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即包括癲癇。當兒童出現語言表達簡單和不會主動提問時就提示兒童有可能存在LD[9]。如新生兒對各種響聲無動于衷、3個月時還不會尋找發聲物體、7個月時不會牙牙學語、1歲半以上還不會說一個字和2歲至2歲半還不會連著說兩個字以上的詞就應考慮LD的可能，應首先檢查是否存在聽力障礙、嚴重的神經或精神障礙、情緒行為障礙、廣泛性發育障礙等原因。若無上述明確原因而出現的兒童語言發育明顯落后于其認知水平的語言障礙。假使語言商低于平均數減去1.25 (或第10百分位以下)，而非語言的操作商在85分以上的兒童則稱之為發育性語言障礙(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DLD)，又稱特殊語言障礙或單純性語言障礙(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10]。如果同時存在非語言維度商數低于正常時，可根據不同的年齡選用Gesell發育診斷量表(GDDS)或Wechsler學齡期兒童智力量表(WISC-CR)進行測試，如果語言商(VIQ)小于70分即可診斷LD。
語言發育的評價標準是根據統計學百分位數確立的。近年來，國內學者提出的漢語兒童LD的標準為24個月詞匯量少于30個，30個月結構表達量男孩少于3個，女孩少于5個；LD可疑的標準為24個月詞匯量少于50個，30個月結構表達量男孩少于5個，女孩少于8個[7]。
3 語言障礙與癲癇的關系
LD在學齡前兒童有較高的發生率，國外報道2歲兒童高達17%，3歲為4%～7.5%，6歲仍有3%～6%[11]。學齡前兒童中約7%～10%、學齡期兒童為3%～6%的兒童有言語感受或表達障礙，并影響日后的閱讀和書寫[12]，男童高于女童，男女性別比為2.8 :1。Parry-Fielder等[13]研究發現，在LD兒童中有21%的病例有明確的癲癇發作史，另有11%可能有癲癇發作史。此外，成人癲癇發作間期至少有17%的病例存在LD[14]。在兒童癲癇中則更為突出，對182例6～15歲癲癇患兒進行語言商(language quotient)測試，結果發現小年齡組(6.3～8.1歲)有1/4、中間年齡組(9.1～11.7歲)1/3，而青春期組(13.0～15.2歲)則超過1/2存在LD，且與發作時間長、操作商低、左側局灶性癲癇、難治性癲癇等密切相關[15]。
難治性癲癇的反復和長期發作有可能改變神經環路及遞質平衡，從而影響癲癇起病前語言尚未發育成熟患兒的語言發育，如果當病灶位于邊緣系統，尤其是左半球顳、額葉受累時則影響更為明顯。LD可出現于癲癇起病前、起病時或起病后，可以是發作性，也可以是持續性，如發作性語言障礙屬于癲癇發作癥狀則通常不診斷為LD，只有當發作間期仍然存在時才診斷LD；如果是長時間持續性則有可能逐漸喪失語言能力。
兒童期起病的顳葉癲癇患者的腦白質容積較正常對照組明顯減少[16]。癲癇導致LD的原因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①持續性的腦電癲癇活動特別是慢波睡眠期電持續狀態(ESES)、Landau-Kleffner可損害患兒語言能力；②難治性性癲癇一般需要兩種以上抗癲癇藥物(AEDs)聯合治療，藥物本身尤其是妥泰、苯巴比妥等對語言功能有一定影響；③外科手術治療，特別是優勢半球的外科手術治療對語言功能的影響更為明顯，Helmstaedter等研究表明，顳葉切除后有明顯的語言學習記憶功能的下降，所以手術切除灶的部位是影響患者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重要因素[17]；④引起癲癇本身的病因也同樣有可能影響語言功能，如染色體疾病和遺傳性疾病都程度不等地影響患兒的語言功能，Down’s綜合征患兒除有LD外，往往伴有發育和行為方面的問題，脆性X綜合征的小兒常有獨特的LD表現，主要涉及韻律和講話、內容的異常；⑤社會環境因素，由于受社會歧視、自我否定、負面情緒障礙以及對疾病的認識不足等，會使患兒出現孤獨癥樣障礙，常常嚴重影響癲癇患者與社會的交流，影響語言功能發育[2, 18]。
還有研究認為癲癇患兒語言區雙側半球間和右側額葉半球內的功能連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顯著減少，從而影響語言和認知能力[19]。Debiais等研究發現腦電圖(EEG)癲癇活動與語言發育間的關聯[20]。Turner等通過對癲癇失語譜系疾病(Epilepsy-aphasia spectrum，EAS)的研究發現，高達20%的病例存在NMDAR受體亞單位基因GRIN2A的突變或包涵該基因的16p13微缺失，可表現為明顯的LD表型，RBFOX1和RBFOX3變異或微缺失是EAS的高危因素而非致病基因，RBFOX基因編碼RNA結合蛋白控制外顯子的選擇性剪切(Alternative splicing)，屬于神經元的剪接調節蛋白，調節神經元發育、修復和增殖的下游基因的表達[21]。
4 生酮飲食對癲癇伴發語言障礙的治療作用
癲癇伴發LD的最佳治療是控制癲癇發作和消除癲癇性腦電活動，通過后期語言康復治療，LD有可能逐漸改善甚至痊愈。但伴有LD的癲癇大多數屬于難治性癲癇或癲癇性腦病，難治性癲癇的治療是困惑世界的難題，對大多數AEDs無效，且此類藥物還有可能加重LD。
由于伴發LD的癲癇大多數為局灶性癲癇，雖然藥物難治后還有手術治療的可能，但該部分病例大多數為左側癲癇，病灶有可能位于語言中樞或其鄰近部位而無法手術病灶切除。
生酮飲食(Ketogenic diet，KD)早在1921年就作為難治性癲癇的一種替代治療方法應用于臨床，由于AEDs的出現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漸漸地被臨床所忽視。盡管不斷有新的AEDs問世，但仍有約30％的癲癇無法被藥物控制而成為藥物難治性癲癇，近年來KD又重新得到臨床的重視并得以廣泛的研究與應用[22]。
KD抗癲癇的確切作用機制尚未完全闡明，可能與以下四種假說有關：①低碳水化合物攝入本身具有止驚作用，脫氧葡萄糖(2-deoxy-D-glucose)具有部分抑制葡萄糖的分解作用兼具廣譜抗驚厥作用；②通過線粒體代謝激活ATP敏感型鉀離子通道，KD可通過減少活性氧的產生而部分改善線粒體功能，減少糖代謝并有利于酮體代謝，ATP敏感型鉀離子通道的激活可以調節酮體誘導的神經元興奮性降低；③抑制雷帕霉素的哺乳動物靶向通路(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KD和雷帕霉素一樣具有抑制mTOR的作用，通過改變突觸結構、神經遞質的釋放、離子通道和突觸蛋白的表達而改變突觸功能，從而具有抗癲癇源作用；④抑制谷氨酸興奮性突觸的傳遞，乙酰乙酸和β-羥丁酸通過囊泡中谷氨酸轉運體的變構，阻斷谷氨酸能突觸中谷氨酸向突觸囊泡的轉運，從而降低谷氨酸突觸的興奮性傳遞，兩種酮體中以乙酰乙酸作用更為明顯[23]。
現有研究表明，22%的難治性癲癇患兒可在KD治療3個月后發作得到完全控制；另一項研究在堅持KD治療1年以上患者中，46％患兒發作減少90％以上[24]。神經電生理研究也發現在KD治療患兒中，EEG背景改善者占78％，未發現EEG背景惡化現象，且KD治療的時間越長，難治性癲癇患兒EEG背景節律改善越顯著[25]。
KD對難治性癲癇的治療關注已不僅局限于癲癇發作控制，而更加關注是否能夠改善難治性癲癇患兒的認知功能、語言能力和生活質量方面。有的患者家屬驚奇地發現KD即使在沒有控制癲癇發作的情況下，仍能提高患兒的認知和語言水平。Lambrechts等通過認知功能評估發現大多數KD治療患兒的認知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26]。語言作為認知功能的一部分，提示KD確實有可能改善癲癇患兒所伴發的LD。
KD不僅對癲癇發作有效，而且還有神經保護作用[27]。KD改善癲癇伴LD的機制可能與KD治療減少癲癇的發作頻率和/持續時間甚至控制癲癇發作、改善或消除EEG中癲癇活動、減少或撤除有可能對語言有影響的AEDs的應用、抑制mTOR通道、神經保護和改善認知功能作用等相關。
綜上所述，KD治療難治性癲癇的機制雖然仍不完全明確，但大量的基礎實驗與臨床研究都證實了其療效，對癲癇所致LD也有可能有效，但尚需大樣本多中心的隨機對照研究進一步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