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秀秀, 柳月, 張冉, 蔡衛新. 4種篩查問卷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診斷價值的網狀Meta分析.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3, 23(2): 179-185. doi: 10.7507/1672-2531.202207149 復制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一種常見的以持續性呼吸道癥狀和氣流受限為主的呼吸系統疾病[1]。其因較高患病率、發病率及死亡率和高昂的治療費用,給全球造成了巨大的疾病負擔和經濟負擔[2-4]。COPD的早期篩查對于早期干預方案的制定、疾病的管理等具有重要意義[5]。肺功能檢查是COPD診斷的金標準,然而,由于設備價格昂貴、操作技術要求高等因素,肺功能檢查在我國大部分基層地區普及程度低,導致COPD漏診率高[6]。目前,便攜式肺量計和峰流速儀的有效性已被相關研究[7]報道,雖然其費用和操作技術難度均較肺功能檢查有所降低,但短時間內仍無法在我國偏遠地區及大部分農村地區得到全面普及。因此,快捷簡便、易于判別且篩查效果良好的問卷,對于基層COPD的篩查仍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目前已被建議進行全球推廣[8]。然而目前用于COPD篩查的問卷種類繁多,且問卷的閾值及診斷準確性不一,難以確定COPD診斷的最佳篩查問卷。故本研究借助網狀Meta分析的方法,探討不同篩查問卷的診斷價值,以幫助基層醫生和護士正確選擇篩查工具,為COPD的預防和早期篩查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診斷性試驗。
1.1.2 研究對象
符合篩查工具規定的應用人群(如CDQ和COPD-QS問卷適用于年齡≥40歲的人群,COPD-PS適用于年齡≥35歲的人群),且能配合完成肺功能檢查的疑似COPD患者。
1.1.3 診斷方法
COPD篩查相關問卷,以肺功能檢查(吸入支氣管擴張劑后FEV1/FVC<70%)為金標準。
1.1.4 結局指標
① 靈敏度;② 特異度;③ 診斷比值比(diagnostic odds ratio,DOR);④ 綜合受試者工作特征(summar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ROC)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curve,AUC)。
1.1.5 排除標準
① 重復發表的文獻;② 閾值不明/不符的研究;③ 數據不全的文獻;④ 非中、英文文獻;⑤ 同一問卷或同一閾值的相關研究少于3篇[9]。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PubMed、EMBase、CNKI、WanFang Data和VIP數據庫,搜集有關COPD篩查問卷準確性的診斷性試驗,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2022年1月31日。檢索采用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并根據各數據庫特點進行調整。同時檢索納入研究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資料。中文檢索詞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慢阻肺、慢性阻塞性肺病、篩查、評估、診斷、靈敏度、敏感度、特異度等;英文檢索詞包括:pulmonary disease、chronic obstructive lung disease、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COAD、COPD、questionnaire*、screen*、diagnosis*、sensitivity、specificity等。
1.3 文獻篩選及資料提取
由2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有分歧,則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摘要和全文以確定是否納入。如有需要,通過郵件、電話聯系原始研究作者獲取未確定但對本研究非常重要的信息。資料提取內容包括:①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作者、年限、國家等;② 納入研究的基線特征和診斷信息:人群、吸煙史、樣本量、年齡、待評價問卷、閾值等;③ 原始數據:真陽性、假陽性、假陰性、真陰性。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2名研究者獨立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并交叉核對結果。偏倚風險評價采用診斷性試驗質量評價工具(quality assessment of diagnostic accuracy studies 2,QUADAS-2)[10]。
1.5 統計分析
使用Meta-disc 1.4軟件[11]進行閾值效應分析和異質性檢驗,當I2<50%時,認為研究間的異質性較小或不存在,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反之采用隨機效應模型。計算效應分析統計量:合并的靈敏度、特異度、DOR及SROC的AUC。應用Stata 15.0軟件進行網狀Meta分析,繪制網絡證據圖,繪制漏斗圖分析發表偏倚,通過累積排序概率曲線下面積(surface under the cumulative ranking,SUCRA)表明各個篩查問卷為最佳篩查問卷的可能性,并根據SUCRA值大小對篩查問卷的靈敏度及特異度進行高低排序。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文獻6 839篇。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The Cochrane Library(n=174)、Web of Science(n=2 097)、PubMed(n=1 077)、EMBase(n=1 692)、CNKI(n=1 139)、WanFang Data(n=462)、VIP(n=190),經逐層篩選,最終納入28個研究[4,12-38]。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及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所納入的研究涉及4種篩查問卷,分別是COPD診斷問卷(COPD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CDQ)、肺功能問卷(lung function questionnaire,LFQ)、COPD篩查問卷(COPD screening questionnaire,COPD-SQ)和COPD人群自我評分式篩查問卷(self-scored COPD population screener questionnaire,COPD-PS)。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見表1,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2。


2.3 Meta分析結果
對納入的篩查問卷進行閾值效應檢驗,結果顯示CDQ、LFQ、COPD-SQ和COPD-PS的相關系數分別為r=0.402(P=0.034)、r=0.600(P=0.285)、r=0.000(P=1.000)和r=0.608(P=0.036),提示CDQ和COPD-PS存在閾值效應。故采用不同閾值為單位進行閾值效應檢驗,結果顯示CDQ17(閾值為17的CDQ)、CDQ20、COPD-PS4(閾值為4的COPD-PS)和COPD-PS5的Spearman相關系數分別為r=0.499(P=0.025)、r=?0.429(P=0.289)、r=0.400(P=0.505)和r=0.714(P=0.071),提示CDQ17仍存在閾值效應。剔除樣本量最小的2個研究[30,36]后閾值效應檢驗結果顯示,CDQ17的Spearman相關系數r=0.462(P=0.054)。因CDQ17、CDQ20、LFQ、COPD-SQ、COPD-PS4和COPD-PS5的I2均>50%,提示非閾值效應引起的異質性顯著,故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合并效應量。Meta回歸結果顯示,研究間異質性來源主要與國家及人群有關(P=0.001、P=0.020),由于無法對納入研究的人群重新進行分組,亞組分析結果按照不同國家進行報告。各問卷的直接Meta分析結果見表3。

2.4 網狀Meta分析結果
2.4.1 證據網絡圖
見圖1,比較CDQ17與金標準的研究最多,比較LFQ及COPD-SQ與金標準的研究最少[39]。

A:CDQ17;B:CDQ20;C:LFQ;D:COPD-SQ;E:COPD-PS4;F:COPD-PS5;G:金標準。
2.4.2 閾值效應及一致性檢驗
對最終納入分析的篩查問卷CDQ17、CDQ20、LFQ、COPD-SQ、COPD-PS4和COPD-PS5進行整體閾值效應檢驗,Spearman相關系數r=0.554,P=0.00,提示存在閾值效應,但不顯著,可以嘗試進行網狀Meta分析。與傳統Meta分析不同,網狀Meta分析的一致性指直接與間接比較結果的相似度。本研究納入的報道均為各篩查問卷與金標準的比較,故未進行一致性檢驗。
2.4.3 靈敏度和特異度
各COPD篩查問卷靈敏度、特異度的網狀Meta分析結果見表4。靈敏度結果顯示,與金標準比較,CDQ17、CDQ20、LFQ、COPD-SQ、COPD-PS4和COPD-PS5的靈敏度較差;CDQ17、LFQ和COPD-PS4比COPD-PS5的靈敏度好;CDQ17和LFQ比COPD-SQ的靈敏度好;CDQ17比CDQ20的靈敏度好,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特異度結果顯示,與PFTS比較,CDQ17、CDQ20、LFQ、COPD-SQ、COPD-PS4和COPD-PS5的特異度較差,CDQ17、LFQ和COPD-PS4比COPD-PS5的特異度差,COPD-SQ比COPD-PS4的特異度好,CDQ17和LFQ比COPD-SQ的特異度差,CDQ20比LFQ的特異度好,CDQ17比CDQ20的特異度差,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

2.4.4 結果排序
各COPD篩查問卷靈敏度和特異度的累積概率顯示,靈敏度SUCRA值由高到低為:CDQ17(70.7%)>LFQ(69.1%)>COPD-PS4(55.1%)>CDQ20(32.1%)>COPD-SQ(20.3%)>COPD-PS5(2.7%);特異度SUCRA值從高到低為:COPD-SQ(70.8%)>COPD-PS5(68.3%)>CDQ20(59.0%)>CDQ17(23.3%)>COPD-PS4(17.9%)>LFQ(10.6%)(圖2)。

2.4.5 亞組分析
按照不同國家進行亞組分析,結果顯示,國內COPD篩查問卷的靈敏度SUCRA值由高到低為:CDQ17(62.2%)>LFQ(60.2%)>CDQ20(39.0%)>COPD-PS5(34.6%)>COPD-SQ(8.5%);特異度為:CDQ20(71.4%)>COPD-SQ(51.2%)>COPD-PS5(49.9%)>CDQ17(17.3%)>LFQ(10.4%);國外COPD篩查問卷的靈敏度SUCRA值由高到低為:LFQ(64.9%)>CDQ17(58.0%)>COPD-PS4(53.4%)>CDQ20(23.2%)>COPD-PS5(0.7%);特異度為:COPD-PS5(77.3%)>CDQ20(55.7%)>COPD-PS4(34.7%)>LFQ(16.6%)>CDQ17(15.7%)。
2.4.6 敏感性及發表偏倚
針對不同年齡的研究人群進行敏感性分析,在排除≥60歲人群的研究[27,29]后,結果表明靈敏度和特異度SUCRA值的排序結果與排除之前未發生明顯改變。但漏斗圖顯示各研究點左右分布不完全對稱,提示可能存在發表偏倚。
3 討論
診斷試驗的靈敏度和特異度是臨床實踐中考慮是否選擇該項診斷試驗的基礎[40]。篩查問卷的靈敏度越高則發現患者的可能性越大,特異度越高則鑒別患病和未患病者的能力越強。本研究結果顯示CDQ17和LFQ的靈敏度較高,COPD-SQ和COPD-PS5的特異度較強,亞組分析結果與整體基本一致,但存在一定差異;在國內CDQ17的靈敏度最高,國外LFQ的靈敏度最高;COPD-SQ在整體網狀Meta分析的結果中特異度最強,但在國內卻低于CDQ20,國外則是COPD-PS5的特異度最佳,我們認為以上差異可能由不同國家研究樣本量的大小差異所致。
CDQ由Price等[18]在歐美人群中研發制定,由8個條目組成,總分38分;LFQ由Yawn等[41]在第三次美國國家健康和營養調查研究中研發制定,最終版本由5個條目組成,總分25分;COPD-SQ由周玉民等[42]根據2002年的一項全國性COPD調查數據研發制定,由7個條目組成,總分38分;COPD-PS由Martinez等[16]以肺科專家、保健醫生及呼吸科教授根據臨床經驗擬定基本條目并完成調查開發,共5個條目,總分10分。以上問卷的條目長度均適中,便于在臨床中應用和實施。其中,COPD-SQ問卷基于我國人群特點,兼顧了發展中國家COPD發生的常見危險因素(如:生物燃料暴露史),相較其它問卷似乎更符合中國本土特色,但礙于目前COPD-SQ的外部驗證數據較少,還需要更多有價值的研究以更全面、客觀的評價其篩查性能。
確定一種簡單的COPD篩查方案對于及早發現COPD,優化醫療資源分配,改善慢病管理等具有重要意義[43]。CDQ是目前研究數量最多的COPD篩查問卷,本研究以問卷的不同閾值進行了具體分析,亞組分析的結果顯示,在我國CDQ17的靈敏度最高,CDQ20的特異度最強,更有可能成為我國COPD篩查問卷的首先選擇。即,假設在基層開展COPD篩查過程中,當以CDQ作為篩查工具時,對總分≥20分的人群推薦進一步進行肺功能檢查,而17≤總分<20分的人群則進一步以其它篩查問卷,如COPD-PS4進行二次篩查后決定是否需要推薦進行肺功能檢查。我們根據約登指數選擇COPD-PS4作為CDQ篩查后二次篩查問卷,因COPD-PS4的約登指數最大(0.6),說明其正確識別有病和無病的能力越強[40]。當然,以上假設方案僅供參考,有待在后續研究中進一步驗證和完善。
此外,本研究整體網狀Meta分析的結果雖顯示CDQ17的靈敏度最高,但該問卷多應用于40歲及以上的吸煙人群,隨著COPD患病人群的逐漸年輕化,不得不考慮篩查問卷在年輕患者中的篩查價值,結果中LFQ的靈敏度雖較CDQ17低,但可應用的人群范圍相對更廣,對年齡無嚴格限制;此外,LFQ問卷條目相對CDQ更少,耗時更短,似乎更適用于配合度較差的患者,故提示醫務人員應根據患者年齡、配合情況等綜合考慮,選擇合適的篩查問卷進行個體化篩查,減少漏診、誤診和醫療資源的浪費。結合本研究得出的各篩查問卷及不同閾值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優勢比較的結論,在實際臨床實踐中,可考慮綜合應用篩查問卷,例如根據不同問卷的特征制定多個問卷聯合篩查的方案等,以提高診斷性能,為COPD的防治提供依據。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部分篩查問卷的納入研究較少,可能會導致研究結果存在一定的選擇性偏倚;② 可能存在語言偏倚;③ 部分文獻的質量不佳,有待設計更完善的大樣本前瞻性診斷試驗以進一步驗證。
綜上所述,當前證據顯示,CDQ和LFQ的靈敏度較高但特異度差,COPD-SQ和COPD-PS的特異度較強但靈敏度不佳,我國COPD患者的篩查建議優選CDQ。受納入研究數量和質量的限制,上述結論尚待更多高質量研究予以驗證。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一種常見的以持續性呼吸道癥狀和氣流受限為主的呼吸系統疾病[1]。其因較高患病率、發病率及死亡率和高昂的治療費用,給全球造成了巨大的疾病負擔和經濟負擔[2-4]。COPD的早期篩查對于早期干預方案的制定、疾病的管理等具有重要意義[5]。肺功能檢查是COPD診斷的金標準,然而,由于設備價格昂貴、操作技術要求高等因素,肺功能檢查在我國大部分基層地區普及程度低,導致COPD漏診率高[6]。目前,便攜式肺量計和峰流速儀的有效性已被相關研究[7]報道,雖然其費用和操作技術難度均較肺功能檢查有所降低,但短時間內仍無法在我國偏遠地區及大部分農村地區得到全面普及。因此,快捷簡便、易于判別且篩查效果良好的問卷,對于基層COPD的篩查仍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目前已被建議進行全球推廣[8]。然而目前用于COPD篩查的問卷種類繁多,且問卷的閾值及診斷準確性不一,難以確定COPD診斷的最佳篩查問卷。故本研究借助網狀Meta分析的方法,探討不同篩查問卷的診斷價值,以幫助基層醫生和護士正確選擇篩查工具,為COPD的預防和早期篩查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診斷性試驗。
1.1.2 研究對象
符合篩查工具規定的應用人群(如CDQ和COPD-QS問卷適用于年齡≥40歲的人群,COPD-PS適用于年齡≥35歲的人群),且能配合完成肺功能檢查的疑似COPD患者。
1.1.3 診斷方法
COPD篩查相關問卷,以肺功能檢查(吸入支氣管擴張劑后FEV1/FVC<70%)為金標準。
1.1.4 結局指標
① 靈敏度;② 特異度;③ 診斷比值比(diagnostic odds ratio,DOR);④ 綜合受試者工作特征(summar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ROC)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curve,AUC)。
1.1.5 排除標準
① 重復發表的文獻;② 閾值不明/不符的研究;③ 數據不全的文獻;④ 非中、英文文獻;⑤ 同一問卷或同一閾值的相關研究少于3篇[9]。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PubMed、EMBase、CNKI、WanFang Data和VIP數據庫,搜集有關COPD篩查問卷準確性的診斷性試驗,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2022年1月31日。檢索采用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并根據各數據庫特點進行調整。同時檢索納入研究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資料。中文檢索詞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慢阻肺、慢性阻塞性肺病、篩查、評估、診斷、靈敏度、敏感度、特異度等;英文檢索詞包括:pulmonary disease、chronic obstructive lung disease、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COAD、COPD、questionnaire*、screen*、diagnosis*、sensitivity、specificity等。
1.3 文獻篩選及資料提取
由2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有分歧,則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摘要和全文以確定是否納入。如有需要,通過郵件、電話聯系原始研究作者獲取未確定但對本研究非常重要的信息。資料提取內容包括:①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作者、年限、國家等;② 納入研究的基線特征和診斷信息:人群、吸煙史、樣本量、年齡、待評價問卷、閾值等;③ 原始數據:真陽性、假陽性、假陰性、真陰性。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2名研究者獨立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并交叉核對結果。偏倚風險評價采用診斷性試驗質量評價工具(quality assessment of diagnostic accuracy studies 2,QUADAS-2)[10]。
1.5 統計分析
使用Meta-disc 1.4軟件[11]進行閾值效應分析和異質性檢驗,當I2<50%時,認為研究間的異質性較小或不存在,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反之采用隨機效應模型。計算效應分析統計量:合并的靈敏度、特異度、DOR及SROC的AUC。應用Stata 15.0軟件進行網狀Meta分析,繪制網絡證據圖,繪制漏斗圖分析發表偏倚,通過累積排序概率曲線下面積(surface under the cumulative ranking,SUCRA)表明各個篩查問卷為最佳篩查問卷的可能性,并根據SUCRA值大小對篩查問卷的靈敏度及特異度進行高低排序。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文獻6 839篇。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The Cochrane Library(n=174)、Web of Science(n=2 097)、PubMed(n=1 077)、EMBase(n=1 692)、CNKI(n=1 139)、WanFang Data(n=462)、VIP(n=190),經逐層篩選,最終納入28個研究[4,12-38]。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及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所納入的研究涉及4種篩查問卷,分別是COPD診斷問卷(COPD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CDQ)、肺功能問卷(lung function questionnaire,LFQ)、COPD篩查問卷(COPD screening questionnaire,COPD-SQ)和COPD人群自我評分式篩查問卷(self-scored COPD population screener questionnaire,COPD-PS)。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見表1,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2。


2.3 Meta分析結果
對納入的篩查問卷進行閾值效應檢驗,結果顯示CDQ、LFQ、COPD-SQ和COPD-PS的相關系數分別為r=0.402(P=0.034)、r=0.600(P=0.285)、r=0.000(P=1.000)和r=0.608(P=0.036),提示CDQ和COPD-PS存在閾值效應。故采用不同閾值為單位進行閾值效應檢驗,結果顯示CDQ17(閾值為17的CDQ)、CDQ20、COPD-PS4(閾值為4的COPD-PS)和COPD-PS5的Spearman相關系數分別為r=0.499(P=0.025)、r=?0.429(P=0.289)、r=0.400(P=0.505)和r=0.714(P=0.071),提示CDQ17仍存在閾值效應。剔除樣本量最小的2個研究[30,36]后閾值效應檢驗結果顯示,CDQ17的Spearman相關系數r=0.462(P=0.054)。因CDQ17、CDQ20、LFQ、COPD-SQ、COPD-PS4和COPD-PS5的I2均>50%,提示非閾值效應引起的異質性顯著,故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合并效應量。Meta回歸結果顯示,研究間異質性來源主要與國家及人群有關(P=0.001、P=0.020),由于無法對納入研究的人群重新進行分組,亞組分析結果按照不同國家進行報告。各問卷的直接Meta分析結果見表3。

2.4 網狀Meta分析結果
2.4.1 證據網絡圖
見圖1,比較CDQ17與金標準的研究最多,比較LFQ及COPD-SQ與金標準的研究最少[39]。

A:CDQ17;B:CDQ20;C:LFQ;D:COPD-SQ;E:COPD-PS4;F:COPD-PS5;G:金標準。
2.4.2 閾值效應及一致性檢驗
對最終納入分析的篩查問卷CDQ17、CDQ20、LFQ、COPD-SQ、COPD-PS4和COPD-PS5進行整體閾值效應檢驗,Spearman相關系數r=0.554,P=0.00,提示存在閾值效應,但不顯著,可以嘗試進行網狀Meta分析。與傳統Meta分析不同,網狀Meta分析的一致性指直接與間接比較結果的相似度。本研究納入的報道均為各篩查問卷與金標準的比較,故未進行一致性檢驗。
2.4.3 靈敏度和特異度
各COPD篩查問卷靈敏度、特異度的網狀Meta分析結果見表4。靈敏度結果顯示,與金標準比較,CDQ17、CDQ20、LFQ、COPD-SQ、COPD-PS4和COPD-PS5的靈敏度較差;CDQ17、LFQ和COPD-PS4比COPD-PS5的靈敏度好;CDQ17和LFQ比COPD-SQ的靈敏度好;CDQ17比CDQ20的靈敏度好,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特異度結果顯示,與PFTS比較,CDQ17、CDQ20、LFQ、COPD-SQ、COPD-PS4和COPD-PS5的特異度較差,CDQ17、LFQ和COPD-PS4比COPD-PS5的特異度差,COPD-SQ比COPD-PS4的特異度好,CDQ17和LFQ比COPD-SQ的特異度差,CDQ20比LFQ的特異度好,CDQ17比CDQ20的特異度差,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

2.4.4 結果排序
各COPD篩查問卷靈敏度和特異度的累積概率顯示,靈敏度SUCRA值由高到低為:CDQ17(70.7%)>LFQ(69.1%)>COPD-PS4(55.1%)>CDQ20(32.1%)>COPD-SQ(20.3%)>COPD-PS5(2.7%);特異度SUCRA值從高到低為:COPD-SQ(70.8%)>COPD-PS5(68.3%)>CDQ20(59.0%)>CDQ17(23.3%)>COPD-PS4(17.9%)>LFQ(10.6%)(圖2)。

2.4.5 亞組分析
按照不同國家進行亞組分析,結果顯示,國內COPD篩查問卷的靈敏度SUCRA值由高到低為:CDQ17(62.2%)>LFQ(60.2%)>CDQ20(39.0%)>COPD-PS5(34.6%)>COPD-SQ(8.5%);特異度為:CDQ20(71.4%)>COPD-SQ(51.2%)>COPD-PS5(49.9%)>CDQ17(17.3%)>LFQ(10.4%);國外COPD篩查問卷的靈敏度SUCRA值由高到低為:LFQ(64.9%)>CDQ17(58.0%)>COPD-PS4(53.4%)>CDQ20(23.2%)>COPD-PS5(0.7%);特異度為:COPD-PS5(77.3%)>CDQ20(55.7%)>COPD-PS4(34.7%)>LFQ(16.6%)>CDQ17(15.7%)。
2.4.6 敏感性及發表偏倚
針對不同年齡的研究人群進行敏感性分析,在排除≥60歲人群的研究[27,29]后,結果表明靈敏度和特異度SUCRA值的排序結果與排除之前未發生明顯改變。但漏斗圖顯示各研究點左右分布不完全對稱,提示可能存在發表偏倚。
3 討論
診斷試驗的靈敏度和特異度是臨床實踐中考慮是否選擇該項診斷試驗的基礎[40]。篩查問卷的靈敏度越高則發現患者的可能性越大,特異度越高則鑒別患病和未患病者的能力越強。本研究結果顯示CDQ17和LFQ的靈敏度較高,COPD-SQ和COPD-PS5的特異度較強,亞組分析結果與整體基本一致,但存在一定差異;在國內CDQ17的靈敏度最高,國外LFQ的靈敏度最高;COPD-SQ在整體網狀Meta分析的結果中特異度最強,但在國內卻低于CDQ20,國外則是COPD-PS5的特異度最佳,我們認為以上差異可能由不同國家研究樣本量的大小差異所致。
CDQ由Price等[18]在歐美人群中研發制定,由8個條目組成,總分38分;LFQ由Yawn等[41]在第三次美國國家健康和營養調查研究中研發制定,最終版本由5個條目組成,總分25分;COPD-SQ由周玉民等[42]根據2002年的一項全國性COPD調查數據研發制定,由7個條目組成,總分38分;COPD-PS由Martinez等[16]以肺科專家、保健醫生及呼吸科教授根據臨床經驗擬定基本條目并完成調查開發,共5個條目,總分10分。以上問卷的條目長度均適中,便于在臨床中應用和實施。其中,COPD-SQ問卷基于我國人群特點,兼顧了發展中國家COPD發生的常見危險因素(如:生物燃料暴露史),相較其它問卷似乎更符合中國本土特色,但礙于目前COPD-SQ的外部驗證數據較少,還需要更多有價值的研究以更全面、客觀的評價其篩查性能。
確定一種簡單的COPD篩查方案對于及早發現COPD,優化醫療資源分配,改善慢病管理等具有重要意義[43]。CDQ是目前研究數量最多的COPD篩查問卷,本研究以問卷的不同閾值進行了具體分析,亞組分析的結果顯示,在我國CDQ17的靈敏度最高,CDQ20的特異度最強,更有可能成為我國COPD篩查問卷的首先選擇。即,假設在基層開展COPD篩查過程中,當以CDQ作為篩查工具時,對總分≥20分的人群推薦進一步進行肺功能檢查,而17≤總分<20分的人群則進一步以其它篩查問卷,如COPD-PS4進行二次篩查后決定是否需要推薦進行肺功能檢查。我們根據約登指數選擇COPD-PS4作為CDQ篩查后二次篩查問卷,因COPD-PS4的約登指數最大(0.6),說明其正確識別有病和無病的能力越強[40]。當然,以上假設方案僅供參考,有待在后續研究中進一步驗證和完善。
此外,本研究整體網狀Meta分析的結果雖顯示CDQ17的靈敏度最高,但該問卷多應用于40歲及以上的吸煙人群,隨著COPD患病人群的逐漸年輕化,不得不考慮篩查問卷在年輕患者中的篩查價值,結果中LFQ的靈敏度雖較CDQ17低,但可應用的人群范圍相對更廣,對年齡無嚴格限制;此外,LFQ問卷條目相對CDQ更少,耗時更短,似乎更適用于配合度較差的患者,故提示醫務人員應根據患者年齡、配合情況等綜合考慮,選擇合適的篩查問卷進行個體化篩查,減少漏診、誤診和醫療資源的浪費。結合本研究得出的各篩查問卷及不同閾值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優勢比較的結論,在實際臨床實踐中,可考慮綜合應用篩查問卷,例如根據不同問卷的特征制定多個問卷聯合篩查的方案等,以提高診斷性能,為COPD的防治提供依據。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部分篩查問卷的納入研究較少,可能會導致研究結果存在一定的選擇性偏倚;② 可能存在語言偏倚;③ 部分文獻的質量不佳,有待設計更完善的大樣本前瞻性診斷試驗以進一步驗證。
綜上所述,當前證據顯示,CDQ和LFQ的靈敏度較高但特異度差,COPD-SQ和COPD-PS的特異度較強但靈敏度不佳,我國COPD患者的篩查建議優選CDQ。受納入研究數量和質量的限制,上述結論尚待更多高質量研究予以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