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轉化理論為彌合知識與實踐間的差距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對于健康促進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本文對知識轉化與其他相近概念進行辨析；對三類常見的知識轉化理論模型進行介紹，包括過程模型、影響因素框架和評估框架；對知識轉化理論在健康促進中的應用現狀進行梳理，總結提煉經驗，以期為我國今后持續深入開展健康促進工作提供理論參考。
引用本文： 李欽楠, 吳健雄, 李慧, 龔言紅, 殷曉旭. 知識轉化理論在健康促進中的應用.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2, 22(5): 595-599. doi: 10.7507/1672-2531.202201046 復制
健康促進通過健康教育與支持性環境的有機結合，增強人們對自身健康的管理能力，改善其健康水平和生命質量[1]。健康促進項目的開展要求對研究證據和經驗等多種形態的衛生健康知識加以綜合、傳播和應用。然而，知行鴻溝的存在使得知識未能充分轉化，從而未能指導日常健康實踐，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健康促進的干預效果[2]。為促進知識常態化應用，有研究者提出了知識轉化的概念。目前，知識轉化經過發展逐步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理論體系，并被應用于健康促進領域[3]。然而，知識轉化研究在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關于其在健康促進中應用的報道較為缺乏。鑒于此，本文從概念辨析、理論模型和應用現狀三個方面對知識轉化理論在健康促進中的應用進行總結提煉，以期為我國今后健康促進工作的開展提供理論參考。
1 知識轉化概述
知識轉化是在研究知識利用、創新擴散、質量改進等不同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與轉化研究、實施科學等概念具有相似的理論內涵[2-4]。創新擴散、傳播和研究利用的概念產生較早，并且僅局限于知識流動的某一環節，未涵蓋從知識產生到知識傳播再到知識應用的全過程。轉化研究、知識轉化和實施科學的內涵則更為全面。轉化研究的研究范圍與后兩者有所不同，廣義的轉化研究包括基礎醫學研究向臨床研究的轉化，以及臨床研究向日常衛生醫療實踐和決策的轉化兩個階段，狹義的轉化研究僅指第一階段，知識轉化和實施科學則被認為是轉化研究的第二階段[5]。知識轉化和實施科學在概念上則更為相似，在某些情景下甚至可以相互替換。二者都強調資源、環境和利益相關者對知識向政策實踐轉化的影響，不同之處在于實施科學更強調循證實踐（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的應用，而知識轉化中的“知識”范圍更廣，除科學證據外還包括經驗性證據。表1對上述概念的經典定義[6-11]和要點進行了總結。
表1
知識轉化概念辨析
另外，由于翻譯不對等性，“知識轉化”一詞在中文中也可能對應其他術語，從而在概念上產生一定的混淆。國內某些研究中所提到的“知識轉化”其實是指“知識轉換”（knowledge conversion），雖然二者同屬于知識管理范疇，但卻具有明顯不同的理論內涵[12]。知識轉換著眼于知識管理的客體，即知識本身，側重研究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之間的轉化和流動過程，主要應用于企業管理和圖情管理等領域。而知識轉化則特指衛生健康領域中為促進將知識系統地納入實踐所進行的研究，注重知識管理主體的價值，強調了利益相關者互動對知識轉化過程的重要影響[13]。
2 知識轉化理論模型
知識轉化概念提出后，不同領域的學者在理論研究和應用實踐中不斷對知識轉化內涵進行豐富與完善，并建立了相應的知識轉化理論模型。根據研究目的可分為過程模型、影響因素框架和評估模型三大類[14]。然而，這種分類并不是完全絕對的，部分過程模型和影響因素框架也可用于實施效果的評估。下文將對各類知識轉化模型進行介紹。
2.1 知識轉化過程模型
過程模型主要用于指導知識轉化過程的設計與實踐。常用的過程模型有知識-應用循環（knowledge to action cycle，KTA）、質量實施框架（the quality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QIF）等[15-16]。過程模型的基本思路如下：首先，通過綜合知識，形成實踐指南和政策指導等具有可讀性和操作性的知識形態；接著，對當地環境和其他影響因素進行評估；此后，組建實施隊伍，制定和實施干預措施，并對實施效果進行持續監測評估和反饋；最終，實現過程的持續優化和知識的常態化應用。過程模型的優點在于直觀地展現了知識向實踐轉化的全過程，具有較高的計劃性和可操作性。值得注意的是，過程模型僅按照單向、線性的形式呈現了知識轉化的關鍵步驟，但在實際操作中實施過程通常由無數更小的決策單元組成，且各步驟是非線性和可調整的，更加多元和復雜[17]。
2.2 知識轉化影響因素框架
影響因素框架重點關注知識轉化過程中的促進因素和阻礙因素。常用的影響因素框架有（i-）PARIHS框架、理論域框架（theoretical domains framework，TDF）和實施科學薈萃框架（consolidated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 research，CFIR）等[18-20]。影響因素框架從干預、個人、環境等多個維度及個體、團隊、組織、區域等多個層次為知識轉化影響因素搭建了較為全面的框架，以指導研究者更有針對性地制定和優化實施策略。然而，由于框架本身不能展示影響因素間的交互方式和交互效應，通常需要依托心理學、行為學方面的經典理論進一步建立模型。另外，影響因素框架不像過程模型那樣具有時間性，在評估影響因素時要求人為把握其瞬時特征和變化趨勢，導致對具體實踐的指導性存在一定不足。
2.3 知識轉化評估框架
評估框架用于評價知識轉化的結果。常用的評估框架有PRECEDE-PROCEED模型、RE-AIM框架、實施結果框架等，通常包括可及性、有效性、保真度、成本效益和可持續性等評價指標[21-22]。在評價有效性時，除有效事件外還需考慮負性事件的影響[23]。評估框架包括實施效果和執行過程兩部分內容，具有較強的整體性；其次，框架雖未明確表現出時間性，但實際上蘊含執行前、中、后三個階段的評估要素，具有較強的邏輯性。然而，部分評估框架沒有開發或提供與之相配套的評估量表，需要研究人員自行開發相應的評估工具進行使用。
3 知識轉化理論在健康促進中的應用現狀
知識轉化理論最早產生于臨床學科，主要用于推動臨床實踐指南在醫療衛生機構和醫務人員中的應用實踐。隨著理論的不斷發展與演進，知識轉化理論逐漸在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領域得到應用。
3.1 知識轉化過程模型在健康促進中的應用
一個成功的健康促進項目應具備高度系統化和結構化的實施過程，知識轉化過程模型能夠為項目設計和實施提供有效指導。知識產生和知識應用是知識轉化過程模型的重要組成部分。知識產生是開展健康促進項目的基本前提。加拿大高血壓教育計劃（Canada hypertension education program，CHEP）基于KTA模型，設計了指南制訂、知識傳播和效果評估等一系列流程，通過系統評價和組織審查等程序對CHEP指南和教育工具進行及時更新[16]。知識應用是開展健康促進項目的關鍵環節。Claude等[24]對剛果育齡婦女開展的神經管畸形預防項目，圍繞KTA模型規定的篩選知識、評估障礙、定制干預措施、監測評估等環節，確定了包含神經管畸形的個人和家庭后果、補充葉酸的益處和補充時間等健康教育的關鍵內容和具體方案，最后對視頻宣教能否提升預防的效果進行了評估。此外，過程模型還能與評估框架和影響因素框架結合使用，形成更加完備的知識轉化研究過程。為預防兒童肥胖，Vaughn等[25]在幼托中心開展了一個飲食和運動促進項目，通過使用QIF框架、CFIR框架和RE-AIM模型，分為項目準備、組織建立、持續支持和總結反饋四個實施階段，對基線時期和干預后對環境等影響因素進行評估，并評價執行策略的實施效果。總體上看，知識轉化過程模型在健康促進中的應用仍集中在知識應用環節，而較少報道知識產生環節。這可能是由于在健康促進和健康教育領域，高等級證據的實證研究仍較為薄弱，缺乏可靠的循證證據[26]。
3.2 知識轉化影響因素框架在健康促進中的應用
健康促進項目的有效實施需要依據具體情境優化實施策略，知識轉化影響因素框架則為影響因素分析提供了參考。尤其在殘疾、貧困等弱勢群體和低收入國家中，研究人員通過使用影響因素框架完善健康促進項目實施策略，有針對性地緩和或解決健康不公平問題[27-28]。
按照知識轉化影響因素框架，健康促進項目實施的影響因素通常可分為干預、環境和利益相關者三個維度。干預包括干預工具自身特征和干預實施兩部分。一方面，干預工具的自身特征會影響實施過程。Scott等[29]利用創新擴散理論對醫生使用心臟健康工具包的情況進行評估，發現健康促進工具的相對優勢（包括經濟效益、社會聲望、使用方便）和可觀察性（包括效果的可觀察性、證據的可獲得性）均會影響醫生對新工具的使用。另一方面，干預的實施特征如干預形式、頻率、強度和隨訪時間會影響干預效果，例如互動式課程的形式相比紙質材料能有效提高居民接受度[30-31]。我們將實施環境劃分為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內部環境包括組織結構、可用資源、組織文化等。為了解社區老年人健康促進項目實施的影響因素，Leong等[32]利用CFIR框架對社區組織領導進行訪談發現，組織規模、社會地位、人財物的客觀規模、其他潛在競爭項目、組織對老齡化的價值觀都對項目實施情況有重要影響。外部環境則包括社會文化、外部政策、與其他地區或部門的關系等。Hultstrand等[33]將i-PARIHS框架應用于一項非洲生殖健康促進項目中，發現女性生育權利缺乏、親密伴侶暴力行為盛行等外部環境因素均會阻礙項目實施。利益相關者包括研究人員、管理人員、決策者、知識使用者和知識受眾等。利益相關者的個人特征，例如知識使用者的素養和培訓情況、受眾的生活方式和主動性等，均會對健康促進的實施效果產生重要影響[27-28]。此外，當利益相關者作為群體形成環境的一部分時，各方關系質量不佳會阻礙知識轉化[34]。這便要求各方在開展健康促進項目的過程中建立良好互信的合作伙伴關系，及時協調利益沖突[35]。
3.3 知識轉化評估框架在健康促進中的應用
健康促進的持續優化需要有科學的效果評價，而知識轉化評估框架提供了較為明確的評估方向。知識轉化評估框架主要包括干預效果評價和執行情況評價兩方面。健康促進項目的干預效果評價主要針對健康促進手段對于改善目標人群的健康知識、信念、行為及提升健康水平所起到的效果；執行情況評價則主要衡量項目的可及性、保真度、項目成本和可持續性等內容。
在現有健康促進項目中，只有少部分項目嚴格遵循框架來評價干預效果。Ory等[36]開展的糖尿病健康教育項目應用RE-AIM框架對居民參與和留存情況、干預效果（糖化血紅蛋白控制情況）、項目采納情況、項目實施情況，以及個人和制度層面的長期影響進行了分析。另外，有研究通過綜合使用多種評估框架來提高評估內容的全面性。Aziz等[37]對RE-AIM和PIPE兩種框架進行整合，從健康促進項目的參與者、提供者和社區三個層面，通過滲透度、采納度、覆蓋面、參與度、社區活動和支持情況等指標對生活方式干預項目進行評價，以降低印度2型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發病風險。但研究者在使用多種框架時需要慎重，應闡明各框架的優勢和局限性，并說明綜合使用的合理性和具體方法[38]。還有一些研究僅選擇部分評價指標進行評價。例如，Sranacharoenpong等[30]為了解糖尿病預防教育項目的干預效果，對居民糖尿病和營養相關知識，以及體質量、體質指數、腰圍、血壓收縮壓等生理指標進行測量；Wang等[39]為研究學校HIV預防項目的實施情況，通過教師的課程完成度和舒適度、學生參與度等指標對課程保真度進行評估。總體上看，現有效果評價主要集中在效果、可及性和保真度等方面，而衛生經濟學方面的評價較少，這可能會阻礙優先事項的識別與干預，進而影響干預持續性和可推廣性的提高。
4 總結
總之，以EBP為基礎的知識轉化理論對健康促進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對知識轉化理論在健康促進中應用經驗的總結提煉，本文提出如下建議：首先，我國應基于知識轉化理論積極開展健康促進領域高證據等級的相關研究，以積累高質量的本土化EBP。其次，構建健康促進領域知識轉化的標準化路徑，制定各類健康促進實踐指南，著力打造EBP成果共享平臺，提高健康促進工作的管理效率。同時，在衛生行政部門及健康促進相關機構普及知識轉化理論內涵，主張以知識轉化理論為指導開展健康促進工作，將EBP嵌入當地衛生系統和社會環境，推動關鍵證據向宏觀政策的轉化。此外，可利用健康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持續監測EBP在真實世界中所帶來的實際影響，從而補充完善現有EBP，并不斷優化健康促進策略。
健康促進通過健康教育與支持性環境的有機結合，增強人們對自身健康的管理能力，改善其健康水平和生命質量[1]。健康促進項目的開展要求對研究證據和經驗等多種形態的衛生健康知識加以綜合、傳播和應用。然而，知行鴻溝的存在使得知識未能充分轉化，從而未能指導日常健康實踐，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健康促進的干預效果[2]。為促進知識常態化應用，有研究者提出了知識轉化的概念。目前，知識轉化經過發展逐步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理論體系，并被應用于健康促進領域[3]。然而，知識轉化研究在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關于其在健康促進中應用的報道較為缺乏。鑒于此，本文從概念辨析、理論模型和應用現狀三個方面對知識轉化理論在健康促進中的應用進行總結提煉，以期為我國今后健康促進工作的開展提供理論參考。
1 知識轉化概述
知識轉化是在研究知識利用、創新擴散、質量改進等不同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與轉化研究、實施科學等概念具有相似的理論內涵[2-4]。創新擴散、傳播和研究利用的概念產生較早，并且僅局限于知識流動的某一環節，未涵蓋從知識產生到知識傳播再到知識應用的全過程。轉化研究、知識轉化和實施科學的內涵則更為全面。轉化研究的研究范圍與后兩者有所不同，廣義的轉化研究包括基礎醫學研究向臨床研究的轉化，以及臨床研究向日常衛生醫療實踐和決策的轉化兩個階段，狹義的轉化研究僅指第一階段，知識轉化和實施科學則被認為是轉化研究的第二階段[5]。知識轉化和實施科學在概念上則更為相似，在某些情景下甚至可以相互替換。二者都強調資源、環境和利益相關者對知識向政策實踐轉化的影響，不同之處在于實施科學更強調循證實踐（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的應用，而知識轉化中的“知識”范圍更廣，除科學證據外還包括經驗性證據。表1對上述概念的經典定義[6-11]和要點進行了總結。
表1
知識轉化概念辨析
另外，由于翻譯不對等性，“知識轉化”一詞在中文中也可能對應其他術語，從而在概念上產生一定的混淆。國內某些研究中所提到的“知識轉化”其實是指“知識轉換”（knowledge conversion），雖然二者同屬于知識管理范疇，但卻具有明顯不同的理論內涵[12]。知識轉換著眼于知識管理的客體，即知識本身，側重研究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之間的轉化和流動過程，主要應用于企業管理和圖情管理等領域。而知識轉化則特指衛生健康領域中為促進將知識系統地納入實踐所進行的研究，注重知識管理主體的價值，強調了利益相關者互動對知識轉化過程的重要影響[13]。
2 知識轉化理論模型
知識轉化概念提出后，不同領域的學者在理論研究和應用實踐中不斷對知識轉化內涵進行豐富與完善，并建立了相應的知識轉化理論模型。根據研究目的可分為過程模型、影響因素框架和評估模型三大類[14]。然而，這種分類并不是完全絕對的，部分過程模型和影響因素框架也可用于實施效果的評估。下文將對各類知識轉化模型進行介紹。
2.1 知識轉化過程模型
過程模型主要用于指導知識轉化過程的設計與實踐。常用的過程模型有知識-應用循環（knowledge to action cycle，KTA）、質量實施框架（the quality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QIF）等[15-16]。過程模型的基本思路如下：首先，通過綜合知識，形成實踐指南和政策指導等具有可讀性和操作性的知識形態；接著，對當地環境和其他影響因素進行評估；此后，組建實施隊伍，制定和實施干預措施，并對實施效果進行持續監測評估和反饋；最終，實現過程的持續優化和知識的常態化應用。過程模型的優點在于直觀地展現了知識向實踐轉化的全過程，具有較高的計劃性和可操作性。值得注意的是，過程模型僅按照單向、線性的形式呈現了知識轉化的關鍵步驟，但在實際操作中實施過程通常由無數更小的決策單元組成，且各步驟是非線性和可調整的，更加多元和復雜[17]。
2.2 知識轉化影響因素框架
影響因素框架重點關注知識轉化過程中的促進因素和阻礙因素。常用的影響因素框架有（i-）PARIHS框架、理論域框架（theoretical domains framework，TDF）和實施科學薈萃框架（consolidated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 research，CFIR）等[18-20]。影響因素框架從干預、個人、環境等多個維度及個體、團隊、組織、區域等多個層次為知識轉化影響因素搭建了較為全面的框架，以指導研究者更有針對性地制定和優化實施策略。然而，由于框架本身不能展示影響因素間的交互方式和交互效應，通常需要依托心理學、行為學方面的經典理論進一步建立模型。另外，影響因素框架不像過程模型那樣具有時間性，在評估影響因素時要求人為把握其瞬時特征和變化趨勢，導致對具體實踐的指導性存在一定不足。
2.3 知識轉化評估框架
評估框架用于評價知識轉化的結果。常用的評估框架有PRECEDE-PROCEED模型、RE-AIM框架、實施結果框架等，通常包括可及性、有效性、保真度、成本效益和可持續性等評價指標[21-22]。在評價有效性時，除有效事件外還需考慮負性事件的影響[23]。評估框架包括實施效果和執行過程兩部分內容，具有較強的整體性；其次，框架雖未明確表現出時間性，但實際上蘊含執行前、中、后三個階段的評估要素，具有較強的邏輯性。然而，部分評估框架沒有開發或提供與之相配套的評估量表，需要研究人員自行開發相應的評估工具進行使用。
3 知識轉化理論在健康促進中的應用現狀
知識轉化理論最早產生于臨床學科，主要用于推動臨床實踐指南在醫療衛生機構和醫務人員中的應用實踐。隨著理論的不斷發展與演進，知識轉化理論逐漸在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領域得到應用。
3.1 知識轉化過程模型在健康促進中的應用
一個成功的健康促進項目應具備高度系統化和結構化的實施過程，知識轉化過程模型能夠為項目設計和實施提供有效指導。知識產生和知識應用是知識轉化過程模型的重要組成部分。知識產生是開展健康促進項目的基本前提。加拿大高血壓教育計劃（Canada hypertension education program，CHEP）基于KTA模型，設計了指南制訂、知識傳播和效果評估等一系列流程，通過系統評價和組織審查等程序對CHEP指南和教育工具進行及時更新[16]。知識應用是開展健康促進項目的關鍵環節。Claude等[24]對剛果育齡婦女開展的神經管畸形預防項目，圍繞KTA模型規定的篩選知識、評估障礙、定制干預措施、監測評估等環節，確定了包含神經管畸形的個人和家庭后果、補充葉酸的益處和補充時間等健康教育的關鍵內容和具體方案，最后對視頻宣教能否提升預防的效果進行了評估。此外，過程模型還能與評估框架和影響因素框架結合使用，形成更加完備的知識轉化研究過程。為預防兒童肥胖，Vaughn等[25]在幼托中心開展了一個飲食和運動促進項目，通過使用QIF框架、CFIR框架和RE-AIM模型，分為項目準備、組織建立、持續支持和總結反饋四個實施階段，對基線時期和干預后對環境等影響因素進行評估，并評價執行策略的實施效果。總體上看，知識轉化過程模型在健康促進中的應用仍集中在知識應用環節，而較少報道知識產生環節。這可能是由于在健康促進和健康教育領域，高等級證據的實證研究仍較為薄弱，缺乏可靠的循證證據[26]。
3.2 知識轉化影響因素框架在健康促進中的應用
健康促進項目的有效實施需要依據具體情境優化實施策略，知識轉化影響因素框架則為影響因素分析提供了參考。尤其在殘疾、貧困等弱勢群體和低收入國家中，研究人員通過使用影響因素框架完善健康促進項目實施策略，有針對性地緩和或解決健康不公平問題[27-28]。
按照知識轉化影響因素框架，健康促進項目實施的影響因素通常可分為干預、環境和利益相關者三個維度。干預包括干預工具自身特征和干預實施兩部分。一方面，干預工具的自身特征會影響實施過程。Scott等[29]利用創新擴散理論對醫生使用心臟健康工具包的情況進行評估，發現健康促進工具的相對優勢（包括經濟效益、社會聲望、使用方便）和可觀察性（包括效果的可觀察性、證據的可獲得性）均會影響醫生對新工具的使用。另一方面，干預的實施特征如干預形式、頻率、強度和隨訪時間會影響干預效果，例如互動式課程的形式相比紙質材料能有效提高居民接受度[30-31]。我們將實施環境劃分為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內部環境包括組織結構、可用資源、組織文化等。為了解社區老年人健康促進項目實施的影響因素，Leong等[32]利用CFIR框架對社區組織領導進行訪談發現，組織規模、社會地位、人財物的客觀規模、其他潛在競爭項目、組織對老齡化的價值觀都對項目實施情況有重要影響。外部環境則包括社會文化、外部政策、與其他地區或部門的關系等。Hultstrand等[33]將i-PARIHS框架應用于一項非洲生殖健康促進項目中，發現女性生育權利缺乏、親密伴侶暴力行為盛行等外部環境因素均會阻礙項目實施。利益相關者包括研究人員、管理人員、決策者、知識使用者和知識受眾等。利益相關者的個人特征，例如知識使用者的素養和培訓情況、受眾的生活方式和主動性等，均會對健康促進的實施效果產生重要影響[27-28]。此外，當利益相關者作為群體形成環境的一部分時，各方關系質量不佳會阻礙知識轉化[34]。這便要求各方在開展健康促進項目的過程中建立良好互信的合作伙伴關系，及時協調利益沖突[35]。
3.3 知識轉化評估框架在健康促進中的應用
健康促進的持續優化需要有科學的效果評價，而知識轉化評估框架提供了較為明確的評估方向。知識轉化評估框架主要包括干預效果評價和執行情況評價兩方面。健康促進項目的干預效果評價主要針對健康促進手段對于改善目標人群的健康知識、信念、行為及提升健康水平所起到的效果；執行情況評價則主要衡量項目的可及性、保真度、項目成本和可持續性等內容。
在現有健康促進項目中，只有少部分項目嚴格遵循框架來評價干預效果。Ory等[36]開展的糖尿病健康教育項目應用RE-AIM框架對居民參與和留存情況、干預效果（糖化血紅蛋白控制情況）、項目采納情況、項目實施情況，以及個人和制度層面的長期影響進行了分析。另外，有研究通過綜合使用多種評估框架來提高評估內容的全面性。Aziz等[37]對RE-AIM和PIPE兩種框架進行整合，從健康促進項目的參與者、提供者和社區三個層面，通過滲透度、采納度、覆蓋面、參與度、社區活動和支持情況等指標對生活方式干預項目進行評價，以降低印度2型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發病風險。但研究者在使用多種框架時需要慎重，應闡明各框架的優勢和局限性，并說明綜合使用的合理性和具體方法[38]。還有一些研究僅選擇部分評價指標進行評價。例如，Sranacharoenpong等[30]為了解糖尿病預防教育項目的干預效果，對居民糖尿病和營養相關知識，以及體質量、體質指數、腰圍、血壓收縮壓等生理指標進行測量；Wang等[39]為研究學校HIV預防項目的實施情況，通過教師的課程完成度和舒適度、學生參與度等指標對課程保真度進行評估。總體上看，現有效果評價主要集中在效果、可及性和保真度等方面，而衛生經濟學方面的評價較少，這可能會阻礙優先事項的識別與干預，進而影響干預持續性和可推廣性的提高。
4 總結
總之，以EBP為基礎的知識轉化理論對健康促進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對知識轉化理論在健康促進中應用經驗的總結提煉，本文提出如下建議：首先，我國應基于知識轉化理論積極開展健康促進領域高證據等級的相關研究，以積累高質量的本土化EBP。其次，構建健康促進領域知識轉化的標準化路徑，制定各類健康促進實踐指南，著力打造EBP成果共享平臺，提高健康促進工作的管理效率。同時，在衛生行政部門及健康促進相關機構普及知識轉化理論內涵，主張以知識轉化理論為指導開展健康促進工作，將EBP嵌入當地衛生系統和社會環境，推動關鍵證據向宏觀政策的轉化。此外，可利用健康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持續監測EBP在真實世界中所帶來的實際影響，從而補充完善現有EBP，并不斷優化健康促進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