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變革對現有健康服務模式帶來巨大挑戰，新技術的發展推動著醫療服務體系和模式重構。本文以循證管理為思維指導，讓技術賦能，闡述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的新型健康管理、臨床醫學、慢性病管理和養老模式，旨在落實“健康中國”戰略，為全體人民提供所需要的、有質量的、可負擔的預防、治療、康復、健康促進等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務。
引用本文： 張偉. 構建全生命周期的新時代中國特色健康服務模式.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9, 19(12): 1379-1387. doi: 10.7507/1672-2531.201910047 復制
隨著世界人口的急速增長，慢病患者數逐漸增加，健康認識從“以治病為中心”向“以健康為中心”逐步轉變。隨著科技創新加速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現有健康服務模式和體系面臨更多新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正身處一個偉大的、充滿變革的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并寫入黨章，這既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飛躍，又堅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時代使命；既明確了旗幟，更預示了未來。
如何在這個偉大變革的新時代落實“健康中國”戰略規劃，構建與時俱進的中國特色健康服務模式，是值得醫療衛生行業全體人員思考的重大問題。《“健康中國 2030”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中“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兩個著力點”的重要論述指明了破解之道。《綱要》提出覆蓋“從胎兒到生命的終點”的全生命周期概念，覆蓋 WHO 提出的包括身體、精神和社會三方面完好的健康狀態[1]，針對生命不同階段的主要健康問題及主要影響因素，確定若干優先領域，強化干預，實現從胎兒到生命終點的全程健康服務和健康保障[2]。
本文從政治（political）、經濟（economic）、社會（social）和科技（technological）角度，即 PEST 分析法對覆蓋全生命周期的新時代中國特色健康服務模式的宏觀環境進行系統闡述，對涵蓋健康管理、臨床醫療、慢性病管理、康養與臨終關懷全生命周期四個階段的新時代中國特色健康服務模式予以闡述，以期提供人民所需的高質量、可負擔的預防、治療、康復、健康促進等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務。
1 新時代中國特色健康服務模式的宏觀環境
1.1 政治（P）
2016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中首次提出“加快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優化健康服務、完善健康保障、建設健康環境、發展健康產業，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體系”。十九大報告中把“為人民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提升到戰略高度[3]。《綱要》也強調“要實現從胎兒到生命終點的全程健康服務和健康保障，全面維護人民健康”[2]。世界衛生組織在《2019-2023 年第十三個工作總規劃》中提出要確定一套綜合性重點干預措施，在生命全程中提高人類潛能[4]。以上政策環境的利好，是構建覆蓋全生命周期的新型健康服務模式和體系的重要保障。
1.2 經濟（E）
我國政府堅持完善健康保障，增加對人民的健康投入，購買“有價值”的醫療衛生服務。價值是指在醫療衛生服務過程中投入的成本與獲得的健康結果的比值。以價值為基礎的衛生保健是通過全生命周期的保健來實現對患者的價值[5-7]。2018 年國家財政支出的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支出達 15 700 億元，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 7.1%[8]。隨著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升高和醫療保險制度的日趨完善，我國居民對醫療服務的消費能力和消費需求不斷提升，為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務模式的構建奠定了良好的經濟基礎。
1.3 社會（S）
在健康中國建設的過程中，促進健康將成為國家、社會、個人和家庭的共同責任與行動。目前中國面臨人口總量持續增長、“全面兩孩”政策效果繼續顯現、城鎮人口規模和城鎮化質量繼續提高、勞動年齡人口下降、老齡化程度加深[9]。同時，隨著全民健康意識不斷提升，健康鍛煉、醫養結合等健康需求不斷增加，但目前存在健康服務協調性低、資源整合度差、網絡及設備壁壘高、安全監管保護差等突出問題，亟待全方位、全周期的解決方案。
1.4 科技（T）
隨著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到來，科技創新的步伐急劇加速，與社會各個方面融合滲透更加深入，影響著世界格局的重塑及人類未來的方向。合成生物學的發展，使人類得以從宏觀的系統整體角度和微觀的量子層面認識生命活動的規律，成為探索生命起源、進化的新途徑[10-12]。腦科學研究不斷深入，人腦活動圖譜、工作機理和意識起源的謎團有望破解，不僅如此，隨著研究領域從理解大腦、保護大腦逐步向模擬大腦發展，有力的推動人工智能、復雜網絡理論與技術發展[13, 14]。隨著基因測序、干細胞與再生醫學、分子靶向與免疫治療、遠程醫療等高新技術的大規模應用，現代醫學模式將進入個性化精準診療的新階段[15-18]。同時，隨著信息科學和科技的發展，也在不斷加深和拓展人們認識世界的維度[19]。不同領域的交叉融合發展可望催生新的重大科學思想和科學理論。科技革命衍生的信息轉換器技術、人格信息包技術、仿生技術、創生技術和再生技術等，將推動全生命周期的新型健康發展模式的構建和升級。
2 全生命周期各階段的關注重點
基于對外部環境的綜合分析，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健康服務模式正處于前所未有的大好時機，全生命周期作為新型健康發展模式構建的關鍵切入點，可以從健康管理、臨床醫學、慢性病管理、康養與臨終關懷 4 個方面對健康全周期進行闡釋。
2.1 健康管理
2.1.1 重視“預測干預醫學”
有研究表明，生命早期甚至胎兒期的逆境和養育照護與整個生命過程的心理及生理健康有關[20-23]。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率先提出預測干預醫學：是指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如醫學大數據、多組學大數據、器官與系統醫學、系統生物學、微生物組學、環境科學、人類學和社會科學等，在對個體疾病發生發展進行精準預測的前提下，采取精準、可重復的積極干預方法，準確地延緩或制止疾病的新型醫學學科。其與預防醫學的區別在于對個體趨勢判斷或疾病的精準預測和準確干預，而非廣譜預防；個體評定從過去的抽樣統計轉換到對個體全生命周期的趨勢評定。
2.1.2 宏觀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其中，綠色發展注重的是解決人與自然的和諧問題，與中國古代哲學“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謀而合。個人健康相關暴露與環境、經濟、行為、生物和家庭緊密相連[24-26]。環境相關疾病將嚴重降低國人的預期壽命，并且嚴重影響國民的生活質量[27, 28]。健康地理學強調“治療景觀”對于健康的影響[29]，康養旅游依托優越的生態益養環境、將身體、心智和精神與自然和諧統一。通過收集環境健康大數據，客觀闡釋人類健康與環境的關系，能夠積極輔助環境相關決策，同時有效引導個體注重環境因素。
同時，應加強對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視。個體會依據生活環境采取一系列行為來維持健康，我們將這種行為的集合模式稱為健康生活方式[30]。健康飲食、運動、主動交通、教育等對個體身體及心理健康都具有重要意義[31-34]。健康的飲食方式倡導禁煙限酒，均衡飲食，多種食物合理搭配，少食多餐，減少含糖碳酸飲料及各種添加劑的飲品和食品等[35]。運動對于糖尿病、癌癥、心血管疾病、肥胖癥、抑郁、阿爾茲海默癥、關節炎等超過 40 種疾病狀態的預防治療效果等于或優于藥物[36, 37]。婚檢、孕前檢查對降低出生缺陷發生率有一定影響[38-40]，應在大數據、基因篩查等技術支持下，更有針對性、更高質、高效地開展婚檢、孕前檢查，把好生命健康第一關。目前，基于網絡及終端設備的干預對于抑郁的效果及衛生經濟學優勢已被證實[41-43]。未來有必要逐步開展社區食體醫康復結合的公共服務模式，加強居民健康體系宣傳教育、提高居民健康意識，提供居民體質監測服務，提供個性化運動處方，建立健康促進效果綜合評價體系。
2.1.3 微生態內觀自體平衡
微生物群落循環可當作土壤、動植物、人類和生態系統健康的鏈接[44, 45]。人體共生微生物構成了從嬰兒期開始的全生命周期人體微生態[46]。隨著科技發展，人體微生態與健康和疾病關系的認識水平呈指數增長[47]，微生物群落與腫瘤、消化道疾病、心血管疾病、代謝性疾病及精神和認知疾病的密切關系得以證實[48-51]，《科學》雜志甚至專刊系列報導了腸道微生物與腫瘤免疫治療的關系[52-54]。通過結合功能基因組學等多源數據現代研究方法，有望了解微生態如何維護和促進健康以及輔助疾病治療。
2.1.4 信息化時代的傳統免疫方法革新
免疫接種是減少疾病傳播和預防疾病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免疫信息系統是可信任的、基于人群、計算機化的數據庫，可以記錄所有不同地理政治區域處方者開具的疫苗劑量，有助于健康服務提供者有針對性地為人群選擇更合適的疫苗，并且提供免疫集合數據，用來監測疫苗覆蓋率、項目實施及公共健康行為指導[55]。疫苗的佐劑、傳輸系統、抗原結構等新技術方法的使用，能夠為人群提供更持久的免疫保護并減少疫苗副作用。在離體系統的輔助下，這些技術可以塑造并加速新疫苗的開發[56]。
2.2 臨床醫學
臨床醫學是“以治病為中心”的傳統健康認識的核心，也是以醫院為主體的醫療服務體系的主要工作內容。隨著大健康理念從“治療疾病驅動發展”轉換到“健康促進引領發展”，在重中之重的臨床醫學領域開展覆蓋全生命周期的醫療健康建設，進行醫教研管全方位的創新，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健康服務模式的必然選擇。
2.2.1 基于“互聯網+”的新型遠程在線醫療服務體系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的意見》精神，要構建覆蓋診前、診中、診后的線上線下一體化醫療服務模式，從而拓展醫療服務的空間和內容。新型醫療服務體系以醫生和患者為核心：對于醫療方，首先建立規范的認證和考核制度，允許醫生可以開網上處方，在電子處方生成后可以直接發送到患者就近的社區醫院或者藥房，同時患者智能手機終端也可以獲得電子處方及取藥信息；同時積極探索高年資、高學歷的護理人員承擔基于規劃的精準醫療（可承諾）和慢性病管理過程；對于患者方，將醫療服務的空間從醫院轉移到家庭，讓患者居家享受到可及、適宜的醫療服務，充分提高醫療服務的便捷性和患者的滿意度。
2.2.2 基于“新醫科”的新時代醫學教育體系
隨著科技進步、產業變革及中國高等教育的戰略改革，醫學人才培養目標、教學內容與方法隨之發生變革，以文理工學為基礎、生命科學為支撐、疾病防治的綜合能力培養為導向的全新醫學教育理念逐步確立。2018 年提出的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四新”建設[57]，將助推醫學從“生物醫學科學為主要支撐的醫學模式”向以“醫文、醫工、醫理、醫×交叉學科為支撐的醫學模式”的轉變[58]。為適應從治療為主到兼具預防治療、康養的健康全生命周期醫學新理念，目前醫科院校陸續開設了精準醫學、轉化醫學、智能醫學等新專業。建好新醫科，一是要踐行教育新理念，樹立大健康、大衛生理念，樹立精準醫學、轉化醫學理念，樹立以學生為中心、結果導向、持續改進的教育理念；二是推進專業改革，加強傳統醫科專業的內涵建設，發展更多適應未來醫學發展的新專業，尤其是推動跨學科專業的多維發展；三是鍛造一流課程，開展線上、線下、混合式、虛擬仿真、社會實踐五類醫學“金課”；四是基于“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教育平臺打造智慧課堂、智慧教室、智慧實驗室等；五是搭建醫學教育的新型平臺，創新醫學教育保障機制，培育適應未來醫學發展的人才[59, 60]。
2.2.3 基于大數據分析的多源多組學臨床研究與管理
多源多組學聯合分析技術是將分子生物學的各個組學數據和多源異構數據進行多維度整合和分析的技術，數據來源涵蓋了基因組學、轉錄組學、蛋白質組學、代謝組學、微生物組學以及表型組學等，其應用貫穿著整個生命周期的產、學、研過程[61-63]。健康大數據的應用將推動整個醫療行業從過去依賴經驗進行決策向利用數據進行“知證決策”轉變[61, 64]。未來應該對普通人群開展基于大數據的臨床研究，這樣的研究結果才能形成公共衛生時代的知識庫，并通過良性的成果轉化，構建適應人類生存的健康知識決策系統[65, 66]；同時，在此過程中也會產生完善的、基于人體全生命周期的研究和疾病預防治療的新技術，形成從臨床研究-基礎和交叉學科研究-臨床研究-成果轉化的轉化鏈條。通過分析多種組學數據和醫療大數據及環境相關數據，建立用于臨床輔助診療、疾病預測等的臨床診療決策支持系統，能夠為醫務工作者的臨床決策提供數據支持和解決方案，并推進個性化精準醫學和構建基于醫療數據的醫院管理新體系。
2.2.4 基于網絡和人工智能的新型醫院服務模式
當患者的疾病指標和診療數據都匯聚聯網后，醫療服務模式必隨之改變。醫院未來將不僅是一家獨立的機構，而是一個萬物互聯的網絡和平臺，將海量信息進行數據分析將對醫生診斷和治療決策提供科學有力的支撐，并進一步對醫院治理和管理模式變革帶來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這也將帶來醫院布局和功能的改變：一是醫院床位數量的變化，隨著健康管理的發展，生病概率將減少；隨著慢性病管理的發展，大量的常見疾病治療都將在社區醫院進行。大型醫院的床位需要進行優化調整，將更多的資源和關注焦點轉移到疑難危重疾病和需要手術、介入的患者身上。未來醫院在布局上，不再需要規模較大的集中管理，而應集約管理、分散執行，雖然根據人口聚集和區域發展情況醫院管理模式有所不同，但不會出現單一體的超大型醫院。二是醫院資源配置的改變，醫院應將特殊檢驗檢查、手術室等醫療資源進行合理配置，突破現有規則，將醫療服務模式由“患者等資源”轉變為“資源等患者”。三是醫院功能定位的改變，未來將實現常見疾病的常規檢驗、檢測都依靠可穿戴設備實時采集，重大疾病才需要到醫院去檢驗和檢測。借助人工智能數據平臺支撐醫生的治療和決策，借助遠程機器人執行手術。將專家的臨床研究知識轉化為普及性醫學常識，通過現代衛生健康服務新業態的知識傳播服務于基層和社會并反哺醫院，同時以更深入的臨床研究來促進醫院發展、醫學進步。
2.3 慢性病管理
2.3.1 慢性病健康管理的模式
由于慢性病進展緩慢，而且往往是“沉默的”發展，其醫療保健與治療必須從被動轉為主動[67]。大多數慢性病正是相關危險因素在生命過程中日積月累的結果[68]。WHO 提出三級預防理論，一級預防通過營造慢性病管理的宏觀和微觀條件，防治慢性病的發生；二級預防通過建立篩查、監測等制度體系，及時診斷和治療慢性病，穩定患者病情，防止或減緩疾病的發展；三級預防通過自我管理、轉診制度、康復引導、臨終關懷等方式，來控制慢性病病情、改善患者生活質量、防止傷殘、促進功能恢復。
利用現有的大數據、知識圖譜及各種臨床研究的資源，可建立新型的以疾病為中心，或者是以系統為中心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模式新業態[69]，對慢性病患者的綜合數據進行采集，根據個體變化趨勢進行健康管理。如通過佩戴無創可穿戴設備來關注患者心率、血壓、房顫、血糖、血氧飽和度、心輸出量、情緒、睡眠等指標的變化情況，當采集完成這些數據后，可以很好地支撐高血壓、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精神疾病等常見慢性病的日常健康管理。
2.3.2 慢性病管理的醫療服務體系
慢性病管理的重點應放在基層，而不是大醫院，因此需要建立一套適應慢性病管理的醫療決策輔助服務體系。一方面，要充分激發大醫院的高端醫生和專科醫生的參與熱情，積極發揮他們的專業技能，綜合運用前沿專業知識、臨床及基礎研究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手段和途徑，發現疾病的診療規律、編制診療指南、規范診療行為、培養基層人才，不斷提升基層醫療機構對慢性病治療和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通過網絡平臺的衛生健康服務新業態升級目前的醫療服務體系，同時賦能于基層醫生和家庭醫生。在整個慢性病管理過程中，人工智能和大數據都將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未來在這些知識的分享過程中，我們也可采用分布式存儲和計算技術來實現資源共享和利益分配；同時應積極探索和研究相關衛生政策和醫保支付政策。
2.4 康養與臨終關懷
2.4.1 基于“整體人”觀念的康養服務體系構建
首部《中國康養產業發展報告（2017）》藍皮書指出，康養產業是一個面向全民的產業，各個年齡層都存在不同程度、不同類型的康養需求，康養的范圍應覆蓋健康、亞健康、病患甚至臨終關懷的各種群體[70]。醫學康復是康復的首要內容和基礎，貫穿治療過程的始終，基于“康復前移、全程協同、康復與治療融合”，努力促進康復機構體系構建，以及康聯體、全程式康復服務等新型康復醫療服務模式創建[71-73]。WHO 強調從身體、心理、社會生活、職業、業余消遣、教育等多方面改善潛能，從而實現自立或回歸社會。提倡以社區康復為基礎、以預防做導向，實現綜合與個體化相結合，體現人格化、連續性照顧，開展中西醫結合和作業訓練等可及性服務[74]。除此以外，要將環境、生活方式、運動、飲食營養、健康教育、補充替代療法等覆蓋全生命周期的行為或療法與康養相整合，還可以借助包括針灸康復等傳統醫學的補充替代醫學手段來提高康養效果[75]。
2.4.2 機構-社區-居家相銜接的一體化老齡服務體系
2000 年，我國正式邁入老齡型社會；2018 年我國開始進入老齡化發展急速期，60 歲及以上人口為 2.49 億人，占人口總數的 17.9%，預計在 2053 年 60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規模將攀升至 4.82 億人。《關于推進養老服務發展的意見》提出“要持續完善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醫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建立健全高齡、失能老年人長期照護服務體系”。WHO 擬于 2020～2030 年實施“健康老齡化十年”，調整衛生系統以符合老年人需要，側重加強老年人身體功能和管理慢性病；改善獲得藥物的機會；發展包括社區服務在內的長期護理系統；促進姑息治療，創造適合老年人的環境；更好地衡量、監測和了解健康老齡化現象[4]。
居家養老與集中養老是常見的兩種養老方式。在居家養老領域，首先，應該了解老人們聚集在一起是由于觀念的改變，群居使他們的心理能夠很好地適應環境的改變。其次，對老年患者疾病的關注、可穿戴設備等技術的使用，將為老年人群健康和疾病管理帶來更多積極的影響。對于集中養老，則主要根據護理依賴程度高（如阿爾茲海默癥患者）、低（如高血壓、糖尿病、房顫等常見慢性病患者）分為兩類。國外醫養結合以整合照料模式為主，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國保健和社會照護服務”及“美國全方位老年照料項目”，其宗旨均是協調不同部門、組織，有機整合醫療、衛生、社會服務資源，為老年人提供可及性和連續性的醫養服務。而我國新提出的“機構-社區-居家”銜接的養老方式，是基于“大健康”理念的“全方位健康管理”模式，構建多層次需求的區域協同醫養結合信息平臺[76]。未來，將融合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可穿戴、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構建科技引領的新態勢；注重心理照護，為老年人提供具有文化敏感性和響應性的服務[77]；構建社區虛擬醫養結合智能服務平臺和健康與風險監測報警系統；建立科學合理的照護評估機制；制定慢性病老年人群的分類分級標準；重視志愿服務。通過這些舉措，構建養老、康復、護理、醫療一體化的老齡健康服務體系，實現疾病的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78-80]。
2.4.3 臨終關懷
全球每年需要接受臨終關懷者高達 2 000 萬，然而其中接受臨終關懷者僅占 14%。臨終關懷是在生命末期由衛生專業人員和志愿者提供的醫療、心理和精神支持等照顧，既使患者本人得到平和、安慰和尊嚴，又為患者家庭提供相關的支持服務[81, 82]。姑息療法又稱緩和醫療，是為無法治愈的患者及家屬提供早期診斷、全面評估及疼痛處理等身、心、社、靈的全方位照護，從而提高生活質量的方法，其原則從“不推遲死亡”和“不過度推遲死亡”轉變到“不加速死亡”[83-85]。新時代中國特色的臨終關懷服務應共享養老服務的機構-社區-居家體系，通過加強宣傳教育以提高公眾認知，將死亡教育從兒童抓起；建立從業人員的臨終關懷教育培訓體系，提升各個實施層面人員的理念、知識和技能；制定臨終關懷、姑息療法的準入及評價標準；同時還要促進醫患溝通，注重人文關懷。通過提高生命末期的生活質量，為全生命周期畫上圓滿的句號。
3 全生命周期新型健康產業的發展
《規劃綱要》強調建立起體系完整、結構優化的健康產業體系。《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建立覆蓋全生命周期、內涵豐富、結構合理的健康服務業體系，并預估行業總規模將達到 8 萬億元以上。全民健身計劃中提出到 2020 年，中國將有 7 億人每周鍛煉一次，體育健康產業總體市場規模將達到 1.5 萬億元人民幣。中國老年產業的規模到 2020 年和 2030 年將分別達到 8 萬億元和 22 萬億元，對 GDP 拉動分別達到 6% 和 8%。WHO 預測 2020 年全球健康產業總產值將達到 13.39 萬億美元。健康產業是國際公認的新興“朝陽產業”，成長性高、就業拉動作用大、創新能力強、關聯度高、資本需求大，既可以滿足人民多元化、多層次的健康需求，又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86-88]。
科技支撐推動產業供給[89]，加強上下游關聯產業的聯動，提供健康管理、商業健康保險、營養健康食品等整體化健康服務，也為特定人群提供高端醫療、健康養老等全方位的服務[90]。以大數據為支撐，建立健康產業核算制度，對產業進行完整的、連續的、系統的反映和監督。同時，提供詳細、準確的產業經濟信息，為健康產業宏觀管理、規劃和政策制定提供決策指導。
聚焦技術創新的新型領域。“互聯網+醫療”新模式通過應用云計算、大數據和移動終端等互聯網新技術，給健康產業的信息化、智能化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技術支撐。醫療人工智能應用領域的顛覆創新、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探索與實踐、信息化技術與分級診療相結合、慢性病管理的商業模式創新及信息化平臺構建以及康養產業上下游融合與發展是中國健康產業創新的熱點，也是新技術與健康產業融合的最適切入點[91-93]。
4 基于多元數據的人體健康再認識
從電子病歷、影像檢查、檢驗檢測、生物樣本庫、可穿戴設備等獲得醫學大數據、多組學大數據，對氣象、空氣、水體土壤及農作物等監測獲得環境健康大數據，再結合公共衛生數據、循證醫學數據、衛生行政和保險數據，搭建多元數據的整合平臺。將小樣本群體的有限研究，擴展到多元數據支持的全面研究。重新認識健康管理的意義，積極參與臨床狀態的識別、預警與干預，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個性化健康服務；通過疾病譜分析、衛生經濟學評價等方法，對衛生政策及資源分配提供高質量證據；有效開展醫保支付監管、醫療智能審核、院感預測與監控。探索和研究分區域、分人群的健康指標，逐步從抽樣統計正常范圍指標，向個體縱向指標趨勢變化判斷[94]。
5 體系構建需要特別注意的問題
5.1 加強各級制度保障，完善準入和評價體系
需要注意生物制品、人工智能器械審批、醫療集團準入審批等產業和新型服務業態，以及新型健康醫療體系構建涉及的相關制度：如“互聯網+醫療”準入審批及管理；規范化的認證平臺醫護技人員線上線下注冊與管理模式；政府的核算、定價體系；衛生健康及醫保支付調整與優化；第三方檢測機構的認證和引入，以標化和質控社區醫院檢驗檢測水平；營養師和食品的介入；運動的介入；中醫藥的引入；器械、檢驗檢測設備的生產、引進等。
5.2 加強科學技術支撐，強化基礎平臺建設
技術支撐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多組學研究平臺、超算平臺、5G 通訊體系等；科研支撐包括人群健康和疾病負擔研究、精準醫療、智能輔助診療、衛生經濟學評價、衛生政策研究等。未來應強化基礎平臺（如建立大數據分析平臺、超算中心、物聯網中心等）的建設。
5.3 密切關注倫理問題
WHO 必須繼續確保國際和國家層面的決策者和衛生工作實施者將倫理要求作為其決策的核心，強調平衡預防傷害和健康促進的道德義務與個人自主性的關系[4, 95]。我國有必要建立健全醫療倫理體系，涉及規章制度制訂到倫理咨詢服務開展各方面，在全方位全周期維護健康的同時，充分保護個體權益[96]。尤其在臨終關懷服務應用時，要警惕不道德的個體引起的倫理風險、家庭倫理弱化、社會倫理超載等[97, 98]。隨著人工智能在健康領域的應用范圍逐漸擴大，推動相關的倫理研究迫在眉睫。《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中提出在 2020 年初步建立部分領域人工智能倫理的規范，有必要將消極的倫理限制，向積極的倫理規制轉變，并且提供更積極的倫理支持。同時，還應提前布局，協調應對因人機融合進化而出現的新的倫理關系問題[99, 100]。
5.4 數據共享與安全
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大數據不僅來源于常規臨床醫療數據、健康公共數據，也涵蓋了生活方式、心理狀態、飲食體育、社會環境等健康相關因素數據，以及多源多組學數據。加強數據隱私保護，是保障其有效利用的重要前提，也是當前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66, 101]。隨著《國家健康醫療大數據標準、安全和服務管理辦法（試行）》等數據應用制度、標準及規范的出臺，為數據的共建共享、安全和認證營造了良好的環境。但對于各級各類政府部門、醫療機構、社會組織、企業及個人，如何確定數據使用范圍，理清“數據可用不可見”與數據匯聚的關系，仍是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隨著世界人口的急速增長，慢病患者數逐漸增加，健康認識從“以治病為中心”向“以健康為中心”逐步轉變。隨著科技創新加速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現有健康服務模式和體系面臨更多新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正身處一個偉大的、充滿變革的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并寫入黨章，這既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飛躍，又堅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時代使命；既明確了旗幟，更預示了未來。
如何在這個偉大變革的新時代落實“健康中國”戰略規劃，構建與時俱進的中國特色健康服務模式，是值得醫療衛生行業全體人員思考的重大問題。《“健康中國 2030”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中“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兩個著力點”的重要論述指明了破解之道。《綱要》提出覆蓋“從胎兒到生命的終點”的全生命周期概念，覆蓋 WHO 提出的包括身體、精神和社會三方面完好的健康狀態[1]，針對生命不同階段的主要健康問題及主要影響因素，確定若干優先領域，強化干預，實現從胎兒到生命終點的全程健康服務和健康保障[2]。
本文從政治（political）、經濟（economic）、社會（social）和科技（technological）角度，即 PEST 分析法對覆蓋全生命周期的新時代中國特色健康服務模式的宏觀環境進行系統闡述，對涵蓋健康管理、臨床醫療、慢性病管理、康養與臨終關懷全生命周期四個階段的新時代中國特色健康服務模式予以闡述，以期提供人民所需的高質量、可負擔的預防、治療、康復、健康促進等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務。
1 新時代中國特色健康服務模式的宏觀環境
1.1 政治（P）
2016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中首次提出“加快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優化健康服務、完善健康保障、建設健康環境、發展健康產業，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體系”。十九大報告中把“為人民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提升到戰略高度[3]。《綱要》也強調“要實現從胎兒到生命終點的全程健康服務和健康保障，全面維護人民健康”[2]。世界衛生組織在《2019-2023 年第十三個工作總規劃》中提出要確定一套綜合性重點干預措施，在生命全程中提高人類潛能[4]。以上政策環境的利好，是構建覆蓋全生命周期的新型健康服務模式和體系的重要保障。
1.2 經濟（E）
我國政府堅持完善健康保障，增加對人民的健康投入，購買“有價值”的醫療衛生服務。價值是指在醫療衛生服務過程中投入的成本與獲得的健康結果的比值。以價值為基礎的衛生保健是通過全生命周期的保健來實現對患者的價值[5-7]。2018 年國家財政支出的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支出達 15 700 億元，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 7.1%[8]。隨著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升高和醫療保險制度的日趨完善，我國居民對醫療服務的消費能力和消費需求不斷提升，為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務模式的構建奠定了良好的經濟基礎。
1.3 社會（S）
在健康中國建設的過程中，促進健康將成為國家、社會、個人和家庭的共同責任與行動。目前中國面臨人口總量持續增長、“全面兩孩”政策效果繼續顯現、城鎮人口規模和城鎮化質量繼續提高、勞動年齡人口下降、老齡化程度加深[9]。同時，隨著全民健康意識不斷提升，健康鍛煉、醫養結合等健康需求不斷增加，但目前存在健康服務協調性低、資源整合度差、網絡及設備壁壘高、安全監管保護差等突出問題，亟待全方位、全周期的解決方案。
1.4 科技（T）
隨著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到來，科技創新的步伐急劇加速，與社會各個方面融合滲透更加深入，影響著世界格局的重塑及人類未來的方向。合成生物學的發展，使人類得以從宏觀的系統整體角度和微觀的量子層面認識生命活動的規律，成為探索生命起源、進化的新途徑[10-12]。腦科學研究不斷深入，人腦活動圖譜、工作機理和意識起源的謎團有望破解，不僅如此，隨著研究領域從理解大腦、保護大腦逐步向模擬大腦發展，有力的推動人工智能、復雜網絡理論與技術發展[13, 14]。隨著基因測序、干細胞與再生醫學、分子靶向與免疫治療、遠程醫療等高新技術的大規模應用，現代醫學模式將進入個性化精準診療的新階段[15-18]。同時，隨著信息科學和科技的發展，也在不斷加深和拓展人們認識世界的維度[19]。不同領域的交叉融合發展可望催生新的重大科學思想和科學理論。科技革命衍生的信息轉換器技術、人格信息包技術、仿生技術、創生技術和再生技術等，將推動全生命周期的新型健康發展模式的構建和升級。
2 全生命周期各階段的關注重點
基于對外部環境的綜合分析，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健康服務模式正處于前所未有的大好時機，全生命周期作為新型健康發展模式構建的關鍵切入點，可以從健康管理、臨床醫學、慢性病管理、康養與臨終關懷 4 個方面對健康全周期進行闡釋。
2.1 健康管理
2.1.1 重視“預測干預醫學”
有研究表明，生命早期甚至胎兒期的逆境和養育照護與整個生命過程的心理及生理健康有關[20-23]。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率先提出預測干預醫學：是指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如醫學大數據、多組學大數據、器官與系統醫學、系統生物學、微生物組學、環境科學、人類學和社會科學等，在對個體疾病發生發展進行精準預測的前提下，采取精準、可重復的積極干預方法，準確地延緩或制止疾病的新型醫學學科。其與預防醫學的區別在于對個體趨勢判斷或疾病的精準預測和準確干預，而非廣譜預防；個體評定從過去的抽樣統計轉換到對個體全生命周期的趨勢評定。
2.1.2 宏觀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其中，綠色發展注重的是解決人與自然的和諧問題，與中國古代哲學“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謀而合。個人健康相關暴露與環境、經濟、行為、生物和家庭緊密相連[24-26]。環境相關疾病將嚴重降低國人的預期壽命，并且嚴重影響國民的生活質量[27, 28]。健康地理學強調“治療景觀”對于健康的影響[29]，康養旅游依托優越的生態益養環境、將身體、心智和精神與自然和諧統一。通過收集環境健康大數據，客觀闡釋人類健康與環境的關系，能夠積極輔助環境相關決策，同時有效引導個體注重環境因素。
同時，應加強對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視。個體會依據生活環境采取一系列行為來維持健康，我們將這種行為的集合模式稱為健康生活方式[30]。健康飲食、運動、主動交通、教育等對個體身體及心理健康都具有重要意義[31-34]。健康的飲食方式倡導禁煙限酒，均衡飲食，多種食物合理搭配，少食多餐，減少含糖碳酸飲料及各種添加劑的飲品和食品等[35]。運動對于糖尿病、癌癥、心血管疾病、肥胖癥、抑郁、阿爾茲海默癥、關節炎等超過 40 種疾病狀態的預防治療效果等于或優于藥物[36, 37]。婚檢、孕前檢查對降低出生缺陷發生率有一定影響[38-40]，應在大數據、基因篩查等技術支持下，更有針對性、更高質、高效地開展婚檢、孕前檢查，把好生命健康第一關。目前，基于網絡及終端設備的干預對于抑郁的效果及衛生經濟學優勢已被證實[41-43]。未來有必要逐步開展社區食體醫康復結合的公共服務模式，加強居民健康體系宣傳教育、提高居民健康意識，提供居民體質監測服務，提供個性化運動處方，建立健康促進效果綜合評價體系。
2.1.3 微生態內觀自體平衡
微生物群落循環可當作土壤、動植物、人類和生態系統健康的鏈接[44, 45]。人體共生微生物構成了從嬰兒期開始的全生命周期人體微生態[46]。隨著科技發展，人體微生態與健康和疾病關系的認識水平呈指數增長[47]，微生物群落與腫瘤、消化道疾病、心血管疾病、代謝性疾病及精神和認知疾病的密切關系得以證實[48-51]，《科學》雜志甚至專刊系列報導了腸道微生物與腫瘤免疫治療的關系[52-54]。通過結合功能基因組學等多源數據現代研究方法，有望了解微生態如何維護和促進健康以及輔助疾病治療。
2.1.4 信息化時代的傳統免疫方法革新
免疫接種是減少疾病傳播和預防疾病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免疫信息系統是可信任的、基于人群、計算機化的數據庫，可以記錄所有不同地理政治區域處方者開具的疫苗劑量，有助于健康服務提供者有針對性地為人群選擇更合適的疫苗，并且提供免疫集合數據，用來監測疫苗覆蓋率、項目實施及公共健康行為指導[55]。疫苗的佐劑、傳輸系統、抗原結構等新技術方法的使用，能夠為人群提供更持久的免疫保護并減少疫苗副作用。在離體系統的輔助下，這些技術可以塑造并加速新疫苗的開發[56]。
2.2 臨床醫學
臨床醫學是“以治病為中心”的傳統健康認識的核心，也是以醫院為主體的醫療服務體系的主要工作內容。隨著大健康理念從“治療疾病驅動發展”轉換到“健康促進引領發展”，在重中之重的臨床醫學領域開展覆蓋全生命周期的醫療健康建設，進行醫教研管全方位的創新，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健康服務模式的必然選擇。
2.2.1 基于“互聯網+”的新型遠程在線醫療服務體系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的意見》精神，要構建覆蓋診前、診中、診后的線上線下一體化醫療服務模式，從而拓展醫療服務的空間和內容。新型醫療服務體系以醫生和患者為核心：對于醫療方，首先建立規范的認證和考核制度，允許醫生可以開網上處方，在電子處方生成后可以直接發送到患者就近的社區醫院或者藥房，同時患者智能手機終端也可以獲得電子處方及取藥信息；同時積極探索高年資、高學歷的護理人員承擔基于規劃的精準醫療（可承諾）和慢性病管理過程；對于患者方，將醫療服務的空間從醫院轉移到家庭，讓患者居家享受到可及、適宜的醫療服務，充分提高醫療服務的便捷性和患者的滿意度。
2.2.2 基于“新醫科”的新時代醫學教育體系
隨著科技進步、產業變革及中國高等教育的戰略改革，醫學人才培養目標、教學內容與方法隨之發生變革，以文理工學為基礎、生命科學為支撐、疾病防治的綜合能力培養為導向的全新醫學教育理念逐步確立。2018 年提出的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四新”建設[57]，將助推醫學從“生物醫學科學為主要支撐的醫學模式”向以“醫文、醫工、醫理、醫×交叉學科為支撐的醫學模式”的轉變[58]。為適應從治療為主到兼具預防治療、康養的健康全生命周期醫學新理念，目前醫科院校陸續開設了精準醫學、轉化醫學、智能醫學等新專業。建好新醫科，一是要踐行教育新理念，樹立大健康、大衛生理念，樹立精準醫學、轉化醫學理念，樹立以學生為中心、結果導向、持續改進的教育理念；二是推進專業改革，加強傳統醫科專業的內涵建設，發展更多適應未來醫學發展的新專業，尤其是推動跨學科專業的多維發展；三是鍛造一流課程，開展線上、線下、混合式、虛擬仿真、社會實踐五類醫學“金課”；四是基于“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教育平臺打造智慧課堂、智慧教室、智慧實驗室等；五是搭建醫學教育的新型平臺，創新醫學教育保障機制，培育適應未來醫學發展的人才[59, 60]。
2.2.3 基于大數據分析的多源多組學臨床研究與管理
多源多組學聯合分析技術是將分子生物學的各個組學數據和多源異構數據進行多維度整合和分析的技術，數據來源涵蓋了基因組學、轉錄組學、蛋白質組學、代謝組學、微生物組學以及表型組學等，其應用貫穿著整個生命周期的產、學、研過程[61-63]。健康大數據的應用將推動整個醫療行業從過去依賴經驗進行決策向利用數據進行“知證決策”轉變[61, 64]。未來應該對普通人群開展基于大數據的臨床研究，這樣的研究結果才能形成公共衛生時代的知識庫，并通過良性的成果轉化，構建適應人類生存的健康知識決策系統[65, 66]；同時，在此過程中也會產生完善的、基于人體全生命周期的研究和疾病預防治療的新技術，形成從臨床研究-基礎和交叉學科研究-臨床研究-成果轉化的轉化鏈條。通過分析多種組學數據和醫療大數據及環境相關數據，建立用于臨床輔助診療、疾病預測等的臨床診療決策支持系統，能夠為醫務工作者的臨床決策提供數據支持和解決方案，并推進個性化精準醫學和構建基于醫療數據的醫院管理新體系。
2.2.4 基于網絡和人工智能的新型醫院服務模式
當患者的疾病指標和診療數據都匯聚聯網后，醫療服務模式必隨之改變。醫院未來將不僅是一家獨立的機構，而是一個萬物互聯的網絡和平臺，將海量信息進行數據分析將對醫生診斷和治療決策提供科學有力的支撐，并進一步對醫院治理和管理模式變革帶來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這也將帶來醫院布局和功能的改變：一是醫院床位數量的變化，隨著健康管理的發展，生病概率將減少；隨著慢性病管理的發展，大量的常見疾病治療都將在社區醫院進行。大型醫院的床位需要進行優化調整，將更多的資源和關注焦點轉移到疑難危重疾病和需要手術、介入的患者身上。未來醫院在布局上，不再需要規模較大的集中管理，而應集約管理、分散執行，雖然根據人口聚集和區域發展情況醫院管理模式有所不同，但不會出現單一體的超大型醫院。二是醫院資源配置的改變，醫院應將特殊檢驗檢查、手術室等醫療資源進行合理配置，突破現有規則，將醫療服務模式由“患者等資源”轉變為“資源等患者”。三是醫院功能定位的改變，未來將實現常見疾病的常規檢驗、檢測都依靠可穿戴設備實時采集，重大疾病才需要到醫院去檢驗和檢測。借助人工智能數據平臺支撐醫生的治療和決策，借助遠程機器人執行手術。將專家的臨床研究知識轉化為普及性醫學常識，通過現代衛生健康服務新業態的知識傳播服務于基層和社會并反哺醫院，同時以更深入的臨床研究來促進醫院發展、醫學進步。
2.3 慢性病管理
2.3.1 慢性病健康管理的模式
由于慢性病進展緩慢，而且往往是“沉默的”發展，其醫療保健與治療必須從被動轉為主動[67]。大多數慢性病正是相關危險因素在生命過程中日積月累的結果[68]。WHO 提出三級預防理論，一級預防通過營造慢性病管理的宏觀和微觀條件，防治慢性病的發生；二級預防通過建立篩查、監測等制度體系，及時診斷和治療慢性病，穩定患者病情，防止或減緩疾病的發展；三級預防通過自我管理、轉診制度、康復引導、臨終關懷等方式，來控制慢性病病情、改善患者生活質量、防止傷殘、促進功能恢復。
利用現有的大數據、知識圖譜及各種臨床研究的資源，可建立新型的以疾病為中心，或者是以系統為中心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模式新業態[69]，對慢性病患者的綜合數據進行采集，根據個體變化趨勢進行健康管理。如通過佩戴無創可穿戴設備來關注患者心率、血壓、房顫、血糖、血氧飽和度、心輸出量、情緒、睡眠等指標的變化情況，當采集完成這些數據后，可以很好地支撐高血壓、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精神疾病等常見慢性病的日常健康管理。
2.3.2 慢性病管理的醫療服務體系
慢性病管理的重點應放在基層，而不是大醫院，因此需要建立一套適應慢性病管理的醫療決策輔助服務體系。一方面，要充分激發大醫院的高端醫生和專科醫生的參與熱情，積極發揮他們的專業技能，綜合運用前沿專業知識、臨床及基礎研究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手段和途徑，發現疾病的診療規律、編制診療指南、規范診療行為、培養基層人才，不斷提升基層醫療機構對慢性病治療和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通過網絡平臺的衛生健康服務新業態升級目前的醫療服務體系，同時賦能于基層醫生和家庭醫生。在整個慢性病管理過程中，人工智能和大數據都將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未來在這些知識的分享過程中，我們也可采用分布式存儲和計算技術來實現資源共享和利益分配；同時應積極探索和研究相關衛生政策和醫保支付政策。
2.4 康養與臨終關懷
2.4.1 基于“整體人”觀念的康養服務體系構建
首部《中國康養產業發展報告（2017）》藍皮書指出，康養產業是一個面向全民的產業，各個年齡層都存在不同程度、不同類型的康養需求，康養的范圍應覆蓋健康、亞健康、病患甚至臨終關懷的各種群體[70]。醫學康復是康復的首要內容和基礎，貫穿治療過程的始終，基于“康復前移、全程協同、康復與治療融合”，努力促進康復機構體系構建，以及康聯體、全程式康復服務等新型康復醫療服務模式創建[71-73]。WHO 強調從身體、心理、社會生活、職業、業余消遣、教育等多方面改善潛能，從而實現自立或回歸社會。提倡以社區康復為基礎、以預防做導向，實現綜合與個體化相結合，體現人格化、連續性照顧，開展中西醫結合和作業訓練等可及性服務[74]。除此以外，要將環境、生活方式、運動、飲食營養、健康教育、補充替代療法等覆蓋全生命周期的行為或療法與康養相整合，還可以借助包括針灸康復等傳統醫學的補充替代醫學手段來提高康養效果[75]。
2.4.2 機構-社區-居家相銜接的一體化老齡服務體系
2000 年，我國正式邁入老齡型社會；2018 年我國開始進入老齡化發展急速期，60 歲及以上人口為 2.49 億人，占人口總數的 17.9%，預計在 2053 年 60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規模將攀升至 4.82 億人。《關于推進養老服務發展的意見》提出“要持續完善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補充、醫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建立健全高齡、失能老年人長期照護服務體系”。WHO 擬于 2020～2030 年實施“健康老齡化十年”，調整衛生系統以符合老年人需要，側重加強老年人身體功能和管理慢性病；改善獲得藥物的機會；發展包括社區服務在內的長期護理系統；促進姑息治療，創造適合老年人的環境；更好地衡量、監測和了解健康老齡化現象[4]。
居家養老與集中養老是常見的兩種養老方式。在居家養老領域，首先，應該了解老人們聚集在一起是由于觀念的改變，群居使他們的心理能夠很好地適應環境的改變。其次，對老年患者疾病的關注、可穿戴設備等技術的使用，將為老年人群健康和疾病管理帶來更多積極的影響。對于集中養老，則主要根據護理依賴程度高（如阿爾茲海默癥患者）、低（如高血壓、糖尿病、房顫等常見慢性病患者）分為兩類。國外醫養結合以整合照料模式為主，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國保健和社會照護服務”及“美國全方位老年照料項目”，其宗旨均是協調不同部門、組織，有機整合醫療、衛生、社會服務資源，為老年人提供可及性和連續性的醫養服務。而我國新提出的“機構-社區-居家”銜接的養老方式，是基于“大健康”理念的“全方位健康管理”模式，構建多層次需求的區域協同醫養結合信息平臺[76]。未來，將融合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可穿戴、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構建科技引領的新態勢；注重心理照護，為老年人提供具有文化敏感性和響應性的服務[77]；構建社區虛擬醫養結合智能服務平臺和健康與風險監測報警系統；建立科學合理的照護評估機制；制定慢性病老年人群的分類分級標準；重視志愿服務。通過這些舉措，構建養老、康復、護理、醫療一體化的老齡健康服務體系，實現疾病的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78-80]。
2.4.3 臨終關懷
全球每年需要接受臨終關懷者高達 2 000 萬，然而其中接受臨終關懷者僅占 14%。臨終關懷是在生命末期由衛生專業人員和志愿者提供的醫療、心理和精神支持等照顧，既使患者本人得到平和、安慰和尊嚴，又為患者家庭提供相關的支持服務[81, 82]。姑息療法又稱緩和醫療，是為無法治愈的患者及家屬提供早期診斷、全面評估及疼痛處理等身、心、社、靈的全方位照護，從而提高生活質量的方法，其原則從“不推遲死亡”和“不過度推遲死亡”轉變到“不加速死亡”[83-85]。新時代中國特色的臨終關懷服務應共享養老服務的機構-社區-居家體系，通過加強宣傳教育以提高公眾認知，將死亡教育從兒童抓起；建立從業人員的臨終關懷教育培訓體系，提升各個實施層面人員的理念、知識和技能；制定臨終關懷、姑息療法的準入及評價標準；同時還要促進醫患溝通，注重人文關懷。通過提高生命末期的生活質量，為全生命周期畫上圓滿的句號。
3 全生命周期新型健康產業的發展
《規劃綱要》強調建立起體系完整、結構優化的健康產業體系。《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建立覆蓋全生命周期、內涵豐富、結構合理的健康服務業體系，并預估行業總規模將達到 8 萬億元以上。全民健身計劃中提出到 2020 年，中國將有 7 億人每周鍛煉一次，體育健康產業總體市場規模將達到 1.5 萬億元人民幣。中國老年產業的規模到 2020 年和 2030 年將分別達到 8 萬億元和 22 萬億元，對 GDP 拉動分別達到 6% 和 8%。WHO 預測 2020 年全球健康產業總產值將達到 13.39 萬億美元。健康產業是國際公認的新興“朝陽產業”，成長性高、就業拉動作用大、創新能力強、關聯度高、資本需求大，既可以滿足人民多元化、多層次的健康需求，又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86-88]。
科技支撐推動產業供給[89]，加強上下游關聯產業的聯動，提供健康管理、商業健康保險、營養健康食品等整體化健康服務，也為特定人群提供高端醫療、健康養老等全方位的服務[90]。以大數據為支撐，建立健康產業核算制度，對產業進行完整的、連續的、系統的反映和監督。同時，提供詳細、準確的產業經濟信息，為健康產業宏觀管理、規劃和政策制定提供決策指導。
聚焦技術創新的新型領域。“互聯網+醫療”新模式通過應用云計算、大數據和移動終端等互聯網新技術，給健康產業的信息化、智能化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技術支撐。醫療人工智能應用領域的顛覆創新、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探索與實踐、信息化技術與分級診療相結合、慢性病管理的商業模式創新及信息化平臺構建以及康養產業上下游融合與發展是中國健康產業創新的熱點，也是新技術與健康產業融合的最適切入點[91-93]。
4 基于多元數據的人體健康再認識
從電子病歷、影像檢查、檢驗檢測、生物樣本庫、可穿戴設備等獲得醫學大數據、多組學大數據，對氣象、空氣、水體土壤及農作物等監測獲得環境健康大數據，再結合公共衛生數據、循證醫學數據、衛生行政和保險數據，搭建多元數據的整合平臺。將小樣本群體的有限研究，擴展到多元數據支持的全面研究。重新認識健康管理的意義，積極參與臨床狀態的識別、預警與干預，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個性化健康服務；通過疾病譜分析、衛生經濟學評價等方法，對衛生政策及資源分配提供高質量證據；有效開展醫保支付監管、醫療智能審核、院感預測與監控。探索和研究分區域、分人群的健康指標，逐步從抽樣統計正常范圍指標，向個體縱向指標趨勢變化判斷[94]。
5 體系構建需要特別注意的問題
5.1 加強各級制度保障，完善準入和評價體系
需要注意生物制品、人工智能器械審批、醫療集團準入審批等產業和新型服務業態，以及新型健康醫療體系構建涉及的相關制度：如“互聯網+醫療”準入審批及管理；規范化的認證平臺醫護技人員線上線下注冊與管理模式；政府的核算、定價體系；衛生健康及醫保支付調整與優化；第三方檢測機構的認證和引入，以標化和質控社區醫院檢驗檢測水平；營養師和食品的介入；運動的介入；中醫藥的引入；器械、檢驗檢測設備的生產、引進等。
5.2 加強科學技術支撐，強化基礎平臺建設
技術支撐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多組學研究平臺、超算平臺、5G 通訊體系等；科研支撐包括人群健康和疾病負擔研究、精準醫療、智能輔助診療、衛生經濟學評價、衛生政策研究等。未來應強化基礎平臺（如建立大數據分析平臺、超算中心、物聯網中心等）的建設。
5.3 密切關注倫理問題
WHO 必須繼續確保國際和國家層面的決策者和衛生工作實施者將倫理要求作為其決策的核心，強調平衡預防傷害和健康促進的道德義務與個人自主性的關系[4, 95]。我國有必要建立健全醫療倫理體系，涉及規章制度制訂到倫理咨詢服務開展各方面，在全方位全周期維護健康的同時，充分保護個體權益[96]。尤其在臨終關懷服務應用時，要警惕不道德的個體引起的倫理風險、家庭倫理弱化、社會倫理超載等[97, 98]。隨著人工智能在健康領域的應用范圍逐漸擴大，推動相關的倫理研究迫在眉睫。《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中提出在 2020 年初步建立部分領域人工智能倫理的規范，有必要將消極的倫理限制，向積極的倫理規制轉變，并且提供更積極的倫理支持。同時，還應提前布局，協調應對因人機融合進化而出現的新的倫理關系問題[99, 100]。
5.4 數據共享與安全
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大數據不僅來源于常規臨床醫療數據、健康公共數據，也涵蓋了生活方式、心理狀態、飲食體育、社會環境等健康相關因素數據，以及多源多組學數據。加強數據隱私保護，是保障其有效利用的重要前提，也是當前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66, 101]。隨著《國家健康醫療大數據標準、安全和服務管理辦法（試行）》等數據應用制度、標準及規范的出臺，為數據的共建共享、安全和認證營造了良好的環境。但對于各級各類政府部門、醫療機構、社會組織、企業及個人，如何確定數據使用范圍，理清“數據可用不可見”與數據匯聚的關系，仍是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