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過介紹衛生保健領域實踐指南的報告規范（RIGHT）的啟示，介紹我國臨床實踐指南的發展和變革，提出政策建議。
引用本文： 陳耀龍, 胡嘉元, 李承羽, 楊克虎, 李幼平, 卞兆祥, 吳泰相, 王燕平, 商洪才. 中國臨床實踐指南的發展與變革.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8, 18(8): 787-792. doi: 10.7507/1672-2531.201804062 復制
1 引言
《內科學年鑒》（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發表了衛生保健領域實踐指南的報告規范 RIGHT（reporting items for practice guidelines in health care）聲明[1]（清單見表 1）。同時，國際專門注冊和收錄報告規范的權威網站 EQUATOR（http://www.equator-network.org/）將 RIGHT 聲明列為全球 11 個核心研究報告規范之一，并將其置頂網站首頁[2]。
RIGHT 聲明是由中國學者陳耀龍、楊克虎、商洪才等于 2013 年發起，聯合來自中國、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等 11 個國家及世界衛生組織、EQUATOR（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transparency of health research）、GIN（the guidelines international network）、Cochrane、GRADE（the 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AGREE（the appraisal of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and evaluation）等 7 個國際組織的 20 余名專家，歷時 3 年共同完成。該報告清單包含 7 大領域，22 個條目，供衛生政策與體系、公共衛生和臨床醫學領域的實踐指南報告使用。RIGHT 工作組同時撰寫了包含實例的解釋性文件，可在內科學年鑒網站（www.annals.org）上獲取。
這是繼 2016 年 8 月，美國國立臨床實踐指南文庫（National Guideline Clearinghouse，NGC）首次收錄來自中國大陸的指南—《萬古霉素治療藥物監測指南》[3]后，中國指南領域再次走向國際化的標志性成果。這一方面體現了我國指南制訂者和方法學家在指南制訂和研究方面參與國際化競爭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預示著我國臨床實踐指南迎來新的起點與變革。本文將主要回顧中國臨床實踐指南的發展現狀，分析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并提出促進中國臨床實踐指南變革的策略與建議。
表1
RIGHT 清單[1]
2 國內外指南的發展與變革
2.1 指南定義的更新
1990 年，美國醫學科學院（institute of medicine，IOM）首次定義實踐指南（practice guidelines）為：系統制訂的針對特定臨床情況，幫助醫務人員和患者做出恰當處理的指導性建議（推薦意見）[4]。該定義很快被全世界廣為接受。1993 年實踐指南（以下簡稱“指南”）被 MEDLINE 數據庫收錄為主題詞，并于 2008 年得到更新[5]。2011 年，隨著循證醫學的發展及其對指南的影響，IOM 組織國際專家 20 年來首次更新了指南定義：指南是基于系統評價的證據和平衡了不同干預措施的利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能夠為患者提供最佳醫療服務的推薦意見[6]。這次指南定義變革充分反映了系統評價證據、利弊平衡及患者偏好和價值觀在指南中的地位和作用。但目前中國指南制訂者還較少采用系統評價證據去支持推薦意見。有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指南的平均參考文獻為 36 篇/部，而歐美指南平均近 400 篇/部[7]。一項研究對比了中國和英國的指南，發現 172 部中國指南一共引用了 71 篇 Cochrane 系統評價；而英國國家衛生與臨床優化研究所（NICE）制訂的 106 部指南共引用了 731 篇 Cochrane 系統評價[8]，說明中國指南對系統評價證據的重要性認識仍不夠。在患者偏好方面，國內已有部分指南在制訂過程中整合了患者偏好價值觀，并邀請患者代表參與到指南推薦意見形成過程中，這反映中國指南對患者價值觀的逐步認同[9]。
2.2 國際指南組織的發展
2002 年成立的國際指南協會（GIN）是目前全球唯一的臨床指南國際行業組織。截至 2017 年 10 月，它已遍布 48 個國家和地區，涉及 103 個機構會員和 132 名個人會員。GIN 的使命是引領、加強與支持指南制訂、改編與實施領域的合作。GIN 目前在全球設有 7 個分會，分別是 GIN Asia、GIN North America、GIN Africa、GIN Nordic、GIN Arab、GIN Iberoamerica 及 GIN Australia & New Zealand（ANZ）。GIN 同時設立了 13 個工作組，包括實施工作組、過度診斷工作組、更新工作組等。2016 年 4 月，由中國、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的學者聯合發起成立了 GIN Asia（亞洲指南協會），旨在促進亞洲國家指南制訂者和實施者之間的合作，提升亞洲指南的質量。GIN Asia 目前的 7 名執行委員會成員中國學者占 3 席，分別來自蘭州大學、廣東省中醫院和臺北醫學大學。
世界衛生組織（WHO）每年面向其 194 個成員國制訂和發布幾十部衛生政策、公共衛生和臨床實踐領域的指南。WHO 指南相比其他國際組織和國家指南，覆蓋面更廣，制訂和評審更嚴格，公益性更強。為促進 WHO 指南在其成員國當中的應用和轉化，2017 年 8 月，WHO 在我國蘭州大學成立了世界衛生組織指南實施和知識轉化合作中心（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guideline implementation and knowledge translation），旨在傳播和實施 WHO 及全球的高質量循證指南，促進醫學知識和研究證據的高效轉化[10]。
2.3 國內外指南文庫的建立
當前全球有 2 個具有影響力的指南數據庫。GIN 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國際指南數據庫（international guideline library），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已收錄了來自 89 個國家的 6 300 余部指南。美國國立指南文庫（National Guideline Clearinghouse，NGC）則專門收錄高質量的循證指南，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循證指南數量超過 1 700 部。NGC 的入選標準非常嚴格，評選標準見框 1[11]。
指南數據庫對指南集中管理、檢索和傳播可起到重要推動作用。2016 年成立的中國國家衛生計生委醫療管理服務指導中心，正在聯合中國的指南制訂者和方法學家，共同探索和研究建設中國國家指南數據庫的可行性。
2.4 指南方法學工作組
近 10 年間，國際上成立了若干指南方法學工作組，為全球指南的制訂、修訂和實施提供了重要支撐，其中較有影響力的工作組見表 2。
表2
國際代表性指南方法學工作組清單
3 中國臨床實踐指南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中國期刊近 20 年發表了超過 500 部指南（圖 1），涵蓋了臨床預防、診療和預后等各方面[12]。指南數量快速增長的同時，指南質量也在不斷提升。然而，中國指南制訂目前仍面臨以下重要挑戰：① 國家層面缺乏對指南制訂的指導、規范和評價，以及缺乏相關機制保障指南的傳播和實施；② 缺乏本土化的高質量原始研究證據，中文發表的系統評價質量良莠不齊；③ 缺乏專門的經費支持，大部分指南資金來源于制藥企業，缺乏對利益沖突的有效管理；④ 指南更新周期長，更新方法和步驟不清晰，部分指南自發表后從未更新過，而過時的推薦意見對臨床可能造成重要的誤導；⑤ 中醫藥領域指南的制訂在證據分級和形成推薦意見時，在如何處理經典古籍文獻和名老中醫專家意見方面存在獨特挑戰。
圖1
1995～2015 年中國期刊發表的指南數量
中國指南制訂也面臨以下重要機遇：① 近 10 年我國多個大學、醫院成立了循證醫學中心，國際 Cochrane 協作網和 GRADE 工作組分別成立了中國分中心，能夠為制訂指南生產符合國際標準的高質量循證醫學證據，并提供方法學支持；② 中華醫學會、中華中醫藥學會、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等學術組織正在起草或已完成了規范的指南制訂的相關文件與方案；我國從 2015 年至 2017 年連續出版了《循證臨床實踐指南的制定與實施》[13]、《中西醫結合診療指南制訂手冊》[14]及《GRADE 在系統評價和實踐指南中的應用》[15]等教材與專著，能夠為我國的指南制訂者提供重要參考；③ 一批嚴格按照國際標準制訂和發表的中國原創指南的出現，不僅為我國循證指南的制訂提供了范例，也預示著我國開始向國際輸出高質量的臨床指南；④ 32 個國家臨床醫學研究中心的成立，為生產、轉化、持續改進和不斷更新高質量本土臨床證據提供了可能。
制訂一部新指南，國際上的成本大概在 50～200 萬美元之間。中國指南制訂者可先充分檢索目前國際已有指南，特別是對于某些疾病，其治療方案相對成熟、不同區域和人種之間差異也比較小，可篩選出近期發表的高質量指南，通過借鑒或稍加改編可用于指導臨床。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積極制訂屬于中國人自己的指南，如以下幾個領域：① 中醫藥和中西醫結合領域，國際上極少在該領域制訂指南或給出可供參考的建議，但中醫藥在我國的診療實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如何按照國際指南方法學要求，制訂出循證的中醫藥推薦意見，需要中國學者進行探索；② 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如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ARS），如果等待國際的指南發布可能會延誤對疾病的防控，我們需要快速拿出應急版的指導意見；③ 與中國國情相關的指南，比如我國高齡產婦生育二孩的問題，國際上沒有可參照的標準，中華醫學會生殖醫學分會 2017 年制訂并即將發布的《中國高齡女性輔助生殖指南》則及時為醫生和患者提供了診療決策依據；④ 涉及到重大疾病負擔的指南，比如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惡性腫瘤等。不能因為國際上已有發表的指南就全盤吸收，失去在這些重要領域制訂指南的話語權，即使中國的當前研究證據質量并沒有國際上的高，也可制訂出好的指南來。因為就方法學而言，低質量證據不代表低質量指南。指南的質量主要體現在它制訂的科學性、規范性和透明性方面。此外低質量證據不等同于推薦意見等級為弱推薦，高質量證據也不等同于強推薦。
4 促進中國臨床實踐指南變革的策略與建議
4.1 在政府、協會/學會層面倡導和支持循證實踐指南的制訂與實施
政府主管部門不僅應該制定相關政策、提供專項基金支持循證指南的制訂與實施，還應該加大對臨床研究和系統評價的投入與支持，以便從制訂方法和證據來源兩個層面提高指南的質量。專業學會與協會是指南制訂最主要的發起者和實施者，應積極倡導循證實踐指南的理念，在其學術會議、繼續教育培訓項目中加入指南制訂方法學的相關內容，在學術期刊和專著中發表系列方法學論文，并在指南、官方聲明和共識文件中系統應用當前可得的最佳研究證據。
4.2 加強指南制/修訂的方法學研究與合作
目前，全球每年發表的實踐指南快速增長，1995～2015 年 MEDLINE 數據庫年均收錄指南的數量已翻倍（圖 2）。及時研究、評價和總結國內外發表的高質量指南，不僅有利于提升我國指南研究的實力，同時也為指南制訂提供了更全面系統的依據與指導。未來國內指南制訂者應加大與國外指南制訂者和指南研究組織的合作，深度研究指南制訂、評價、報告和更新的全過程。
圖2
1995～2015 年 MEDLINE 數據庫收錄指南的數量
4.3 注重指南的注冊與評審
2008 年，WHO 臨床試驗注冊平臺正式運行，成為臨床研究發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迄今已有超過 22 萬個臨床試驗通過這一平臺進行注冊。2011 年，英國 PROSPERO 項目啟動，標志著全球系統評價注冊拉開了序幕。短短 4 年多時間已有 8 000 多個系統評價在 PROSPERO 注冊。2014 年啟動的國際實踐指南注冊平臺，是繼臨床試驗、系統評價之后，專門針對指南的注冊機構，旨在促進指南制訂過程更加科學、透明；促進相關指南制訂組織通過該平臺加強彼此之間的合作，避免不同學科對相同疾病或相關疾病領域指南的重復制訂；促進不同指南制訂者之間共享信息與證據；促進指南的傳播與實施。目前在該平臺注冊的指南已經涵蓋了臨床醫學、公共衛生與衛生政策、中醫、中西醫結合等不同領域[16]。
同時，建議由國家衛健委委托專門機構對我國指南進行定期評審，成立類似于 WHO 指南評審委員會和日本醫療信息分布服務協作網（medical information network distribution service，MINDS）委員會[17]，加強對指南質量的控制，確保指南提供的推薦意見科學、可信并能及時更新。
指南能夠規范臨床診療行為，提高醫療保健質量，促進患者健康，但這一切是建立在指南的科學設計、嚴格制訂和規范報告的基礎上。雖然中國目前制訂的指南距離 IOM 提出的標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最近幾年在中國的衛生政策制定者、管理者、臨床醫務人員和循證醫學方法學家的共同努力下，已經向前邁出了堅實的步伐[18, 19]。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中國不僅能夠制訂出既符合國際標準、又能夠切實指導中國臨床實踐的高質量指南，也會在指南研究和方法學方面取得令人矚目的突破和成果。
1 引言
《內科學年鑒》（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發表了衛生保健領域實踐指南的報告規范 RIGHT（reporting items for practice guidelines in health care）聲明[1]（清單見表 1）。同時，國際專門注冊和收錄報告規范的權威網站 EQUATOR（http://www.equator-network.org/）將 RIGHT 聲明列為全球 11 個核心研究報告規范之一，并將其置頂網站首頁[2]。
RIGHT 聲明是由中國學者陳耀龍、楊克虎、商洪才等于 2013 年發起，聯合來自中國、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等 11 個國家及世界衛生組織、EQUATOR（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transparency of health research）、GIN（the guidelines international network）、Cochrane、GRADE（the 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AGREE（the appraisal of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and evaluation）等 7 個國際組織的 20 余名專家，歷時 3 年共同完成。該報告清單包含 7 大領域，22 個條目，供衛生政策與體系、公共衛生和臨床醫學領域的實踐指南報告使用。RIGHT 工作組同時撰寫了包含實例的解釋性文件，可在內科學年鑒網站（www.annals.org）上獲取。
這是繼 2016 年 8 月，美國國立臨床實踐指南文庫（National Guideline Clearinghouse，NGC）首次收錄來自中國大陸的指南—《萬古霉素治療藥物監測指南》[3]后，中國指南領域再次走向國際化的標志性成果。這一方面體現了我國指南制訂者和方法學家在指南制訂和研究方面參與國際化競爭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預示著我國臨床實踐指南迎來新的起點與變革。本文將主要回顧中國臨床實踐指南的發展現狀，分析面臨的挑戰和機遇，并提出促進中國臨床實踐指南變革的策略與建議。
表1
RIGHT 清單[1]
2 國內外指南的發展與變革
2.1 指南定義的更新
1990 年，美國醫學科學院（institute of medicine，IOM）首次定義實踐指南（practice guidelines）為：系統制訂的針對特定臨床情況，幫助醫務人員和患者做出恰當處理的指導性建議（推薦意見）[4]。該定義很快被全世界廣為接受。1993 年實踐指南（以下簡稱“指南”）被 MEDLINE 數據庫收錄為主題詞，并于 2008 年得到更新[5]。2011 年，隨著循證醫學的發展及其對指南的影響，IOM 組織國際專家 20 年來首次更新了指南定義：指南是基于系統評價的證據和平衡了不同干預措施的利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能夠為患者提供最佳醫療服務的推薦意見[6]。這次指南定義變革充分反映了系統評價證據、利弊平衡及患者偏好和價值觀在指南中的地位和作用。但目前中國指南制訂者還較少采用系統評價證據去支持推薦意見。有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指南的平均參考文獻為 36 篇/部，而歐美指南平均近 400 篇/部[7]。一項研究對比了中國和英國的指南，發現 172 部中國指南一共引用了 71 篇 Cochrane 系統評價；而英國國家衛生與臨床優化研究所（NICE）制訂的 106 部指南共引用了 731 篇 Cochrane 系統評價[8]，說明中國指南對系統評價證據的重要性認識仍不夠。在患者偏好方面，國內已有部分指南在制訂過程中整合了患者偏好價值觀，并邀請患者代表參與到指南推薦意見形成過程中，這反映中國指南對患者價值觀的逐步認同[9]。
2.2 國際指南組織的發展
2002 年成立的國際指南協會（GIN）是目前全球唯一的臨床指南國際行業組織。截至 2017 年 10 月，它已遍布 48 個國家和地區，涉及 103 個機構會員和 132 名個人會員。GIN 的使命是引領、加強與支持指南制訂、改編與實施領域的合作。GIN 目前在全球設有 7 個分會，分別是 GIN Asia、GIN North America、GIN Africa、GIN Nordic、GIN Arab、GIN Iberoamerica 及 GIN Australia & New Zealand（ANZ）。GIN 同時設立了 13 個工作組，包括實施工作組、過度診斷工作組、更新工作組等。2016 年 4 月，由中國、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的學者聯合發起成立了 GIN Asia（亞洲指南協會），旨在促進亞洲國家指南制訂者和實施者之間的合作，提升亞洲指南的質量。GIN Asia 目前的 7 名執行委員會成員中國學者占 3 席，分別來自蘭州大學、廣東省中醫院和臺北醫學大學。
世界衛生組織（WHO）每年面向其 194 個成員國制訂和發布幾十部衛生政策、公共衛生和臨床實踐領域的指南。WHO 指南相比其他國際組織和國家指南，覆蓋面更廣，制訂和評審更嚴格，公益性更強。為促進 WHO 指南在其成員國當中的應用和轉化，2017 年 8 月，WHO 在我國蘭州大學成立了世界衛生組織指南實施和知識轉化合作中心（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guideline implementation and knowledge translation），旨在傳播和實施 WHO 及全球的高質量循證指南，促進醫學知識和研究證據的高效轉化[10]。
2.3 國內外指南文庫的建立
當前全球有 2 個具有影響力的指南數據庫。GIN 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國際指南數據庫（international guideline library），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已收錄了來自 89 個國家的 6 300 余部指南。美國國立指南文庫（National Guideline Clearinghouse，NGC）則專門收錄高質量的循證指南，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循證指南數量超過 1 700 部。NGC 的入選標準非常嚴格，評選標準見框 1[11]。
指南數據庫對指南集中管理、檢索和傳播可起到重要推動作用。2016 年成立的中國國家衛生計生委醫療管理服務指導中心，正在聯合中國的指南制訂者和方法學家，共同探索和研究建設中國國家指南數據庫的可行性。
2.4 指南方法學工作組
近 10 年間，國際上成立了若干指南方法學工作組，為全球指南的制訂、修訂和實施提供了重要支撐，其中較有影響力的工作組見表 2。
表2
國際代表性指南方法學工作組清單
3 中國臨床實踐指南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中國期刊近 20 年發表了超過 500 部指南（圖 1），涵蓋了臨床預防、診療和預后等各方面[12]。指南數量快速增長的同時，指南質量也在不斷提升。然而，中國指南制訂目前仍面臨以下重要挑戰：① 國家層面缺乏對指南制訂的指導、規范和評價，以及缺乏相關機制保障指南的傳播和實施；② 缺乏本土化的高質量原始研究證據，中文發表的系統評價質量良莠不齊；③ 缺乏專門的經費支持，大部分指南資金來源于制藥企業，缺乏對利益沖突的有效管理；④ 指南更新周期長，更新方法和步驟不清晰，部分指南自發表后從未更新過，而過時的推薦意見對臨床可能造成重要的誤導；⑤ 中醫藥領域指南的制訂在證據分級和形成推薦意見時，在如何處理經典古籍文獻和名老中醫專家意見方面存在獨特挑戰。
圖1
1995～2015 年中國期刊發表的指南數量
中國指南制訂也面臨以下重要機遇：① 近 10 年我國多個大學、醫院成立了循證醫學中心，國際 Cochrane 協作網和 GRADE 工作組分別成立了中國分中心，能夠為制訂指南生產符合國際標準的高質量循證醫學證據，并提供方法學支持；② 中華醫學會、中華中醫藥學會、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等學術組織正在起草或已完成了規范的指南制訂的相關文件與方案；我國從 2015 年至 2017 年連續出版了《循證臨床實踐指南的制定與實施》[13]、《中西醫結合診療指南制訂手冊》[14]及《GRADE 在系統評價和實踐指南中的應用》[15]等教材與專著，能夠為我國的指南制訂者提供重要參考；③ 一批嚴格按照國際標準制訂和發表的中國原創指南的出現，不僅為我國循證指南的制訂提供了范例，也預示著我國開始向國際輸出高質量的臨床指南；④ 32 個國家臨床醫學研究中心的成立，為生產、轉化、持續改進和不斷更新高質量本土臨床證據提供了可能。
制訂一部新指南，國際上的成本大概在 50～200 萬美元之間。中國指南制訂者可先充分檢索目前國際已有指南，特別是對于某些疾病，其治療方案相對成熟、不同區域和人種之間差異也比較小，可篩選出近期發表的高質量指南，通過借鑒或稍加改編可用于指導臨床。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積極制訂屬于中國人自己的指南，如以下幾個領域：① 中醫藥和中西醫結合領域，國際上極少在該領域制訂指南或給出可供參考的建議，但中醫藥在我國的診療實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如何按照國際指南方法學要求，制訂出循證的中醫藥推薦意見，需要中國學者進行探索；② 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如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ARS），如果等待國際的指南發布可能會延誤對疾病的防控，我們需要快速拿出應急版的指導意見；③ 與中國國情相關的指南，比如我國高齡產婦生育二孩的問題，國際上沒有可參照的標準，中華醫學會生殖醫學分會 2017 年制訂并即將發布的《中國高齡女性輔助生殖指南》則及時為醫生和患者提供了診療決策依據；④ 涉及到重大疾病負擔的指南，比如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惡性腫瘤等。不能因為國際上已有發表的指南就全盤吸收，失去在這些重要領域制訂指南的話語權，即使中國的當前研究證據質量并沒有國際上的高，也可制訂出好的指南來。因為就方法學而言，低質量證據不代表低質量指南。指南的質量主要體現在它制訂的科學性、規范性和透明性方面。此外低質量證據不等同于推薦意見等級為弱推薦，高質量證據也不等同于強推薦。
4 促進中國臨床實踐指南變革的策略與建議
4.1 在政府、協會/學會層面倡導和支持循證實踐指南的制訂與實施
政府主管部門不僅應該制定相關政策、提供專項基金支持循證指南的制訂與實施，還應該加大對臨床研究和系統評價的投入與支持，以便從制訂方法和證據來源兩個層面提高指南的質量。專業學會與協會是指南制訂最主要的發起者和實施者，應積極倡導循證實踐指南的理念，在其學術會議、繼續教育培訓項目中加入指南制訂方法學的相關內容，在學術期刊和專著中發表系列方法學論文，并在指南、官方聲明和共識文件中系統應用當前可得的最佳研究證據。
4.2 加強指南制/修訂的方法學研究與合作
目前，全球每年發表的實踐指南快速增長，1995～2015 年 MEDLINE 數據庫年均收錄指南的數量已翻倍（圖 2）。及時研究、評價和總結國內外發表的高質量指南，不僅有利于提升我國指南研究的實力，同時也為指南制訂提供了更全面系統的依據與指導。未來國內指南制訂者應加大與國外指南制訂者和指南研究組織的合作，深度研究指南制訂、評價、報告和更新的全過程。
圖2
1995～2015 年 MEDLINE 數據庫收錄指南的數量
4.3 注重指南的注冊與評審
2008 年，WHO 臨床試驗注冊平臺正式運行，成為臨床研究發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迄今已有超過 22 萬個臨床試驗通過這一平臺進行注冊。2011 年，英國 PROSPERO 項目啟動，標志著全球系統評價注冊拉開了序幕。短短 4 年多時間已有 8 000 多個系統評價在 PROSPERO 注冊。2014 年啟動的國際實踐指南注冊平臺，是繼臨床試驗、系統評價之后，專門針對指南的注冊機構，旨在促進指南制訂過程更加科學、透明；促進相關指南制訂組織通過該平臺加強彼此之間的合作，避免不同學科對相同疾病或相關疾病領域指南的重復制訂；促進不同指南制訂者之間共享信息與證據；促進指南的傳播與實施。目前在該平臺注冊的指南已經涵蓋了臨床醫學、公共衛生與衛生政策、中醫、中西醫結合等不同領域[16]。
同時，建議由國家衛健委委托專門機構對我國指南進行定期評審，成立類似于 WHO 指南評審委員會和日本醫療信息分布服務協作網（medical information network distribution service，MINDS）委員會[17]，加強對指南質量的控制，確保指南提供的推薦意見科學、可信并能及時更新。
指南能夠規范臨床診療行為，提高醫療保健質量，促進患者健康，但這一切是建立在指南的科學設計、嚴格制訂和規范報告的基礎上。雖然中國目前制訂的指南距離 IOM 提出的標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最近幾年在中國的衛生政策制定者、管理者、臨床醫務人員和循證醫學方法學家的共同努力下，已經向前邁出了堅實的步伐[18, 19]。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中國不僅能夠制訂出既符合國際標準、又能夠切實指導中國臨床實踐的高質量指南，也會在指南研究和方法學方面取得令人矚目的突破和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