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付小銀, 曾曉麗, 包海榮, 劉曉菊.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不同超聲肺動脈收縮壓與高分辨率CT肺動脈寬度的相關性研究.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21, 20(11): 768-773. doi: 10.7507/1671-6205.202107017 復制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簡稱慢阻肺)是一種常見的慢性炎癥性疾病,長期的慢性炎癥導致小氣道重構、肺泡壁的破壞致彈性回縮力喪失、氣體陷閉等,致第1秒用力呼氣容積(FEV1)進行性下降,肺過度充氣,通氣功能受損后出現低氧血癥、高碳酸血癥,最終進展為肺動脈高壓(PH)[1-2]。PH是慢阻肺常見并發癥,與慢阻肺頻繁的急性加重以及生存率下降有關[3]。重度慢阻肺患者PH的發病率高達90%,是患者預后不良的因素之一[4]。PH診斷的金標準是右心導管檢測,因其有創性在臨床工作中使用受限。超聲心動圖目前仍然是評估PH首選的無創檢查[5]。有研究評估了CT肺動脈寬度(PAD)以及其與升主動脈寬度(AAD)的比值(PAD/AAD)的臨床價值,PAD、PAD/AAD能夠預測PH、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的風險以及病死率[6-9]。但不同程度肺動脈壓力升高與高分辨率CT(HRCT)PAD之間的關系,以及肺功能、低氧血癥、高碳酸血癥與PAD、PAD/AAD的相關性鮮見報道,本研究旨在探索慢阻肺患者不同超聲肺動脈收縮壓(PASP)、肺功能、血氣分析與PAD、PAD/AAD的相關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就診于蘭州大學第一醫院住院治療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473例。納入標準為符合2015年GOLD指南慢阻肺的診斷標準[10]的慢阻肺患者,患者的基礎治療無差別。排除標準:① 合并其他可引起肺動脈高壓的疾病;② 既往有胸部手術者、嚴重的胸廓畸形、主動脈夾層等;③ 排除慢阻肺合并肺部實質性病變如肺炎、肺癌、支氣管擴張、肺結核等病例。
1.2 方法
1.2.1 資料收集
收集患者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年齡、體重指數(BMI)、吸煙史、高血壓病史。肺功能參數包括FEV1、FEV1占預計值百分比(FEV1%pred)、用力肺活量占預計值百分比(FVC%pred),以及FEV1與用力肺活量(FVC)的比值(FEV1/FVC)等。住院期間完成胸部HRCT檢查的同時完善肺功能檢測。動脈血氣參數:pH值、動脈血氧分壓(PaO2)、動脈血二氧化碳分壓(PaCO2)、動脈血氧飽和度(SaO2),動脈血氣分析為入院第一次非吸氧狀態下采集動脈血分析所得。
1.2.2 分組
根據PASP升高的程度,按照超聲評估PH歐洲指南[11]和中國專家共識[12]將473例資料完整的慢阻肺患者分為四組:PASP正常組:PASP≤36 mm Hg(1 mm Hg=0.133 kPa);輕度升高組:PASP 37~50 mm Hg;中度升高組:PASP 51~70 mm Hg;重度升高組:PASP>70 mm Hg。
1.2.3 PASP的測定
利用心臟超聲檢查所測的三尖瓣反流速度估測PASP,即PASP=三尖瓣反流最大壓差(?P)+估測右心房壓力。利用簡易伯努利方程計算?P,?P=4×三尖瓣最大反流速度2。以下腔靜脈內徑及吸氣時塌陷程度衡量右心房壓力,右心房大小正常者加5 mm Hg,右心房輕度增大者加10 mm Hg,右心房明顯增大者加15 mm Hg,得到PASP[13]。
1.2.4 PAD、PAD/AAD的測量
利用醫生工作站影像閱片系統,在胸部CT平掃的縱隔窗,設置固定的窗寬(450 HU)、窗位(40 HU),參照既往使用較多的測量方法[9],在軸位圖像上,使用電子卡尺在主肺動脈分叉處,主肺動脈長軸垂直于鄰近升主動脈壁的最寬部分測量,為PAD;同時在同一層面測量AAD,由于升主動脈的形狀并不都是規則的,故測量過升主動脈中心相互垂直的兩條線的直徑,取二者的平均值為AAD,并計算PAD/AAD(圖1)。測量是在一位有經驗的影像科醫師的指導下,由一名呼吸科醫師和一名呼吸專業研究生獨立測量,并求平均值。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5.0統計軟件。計數資料以例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兩兩比較方差齊時采用LSD-t檢驗,方差不齊時采用Tamhane’s T2檢驗;非正態分布資料以中位數(四分位數)[M(Q1,Q3)]表示,多組間比較采用Kruskal-Wallis H檢驗,兩兩比較采用Bonferroni校正法。相關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關分析;對納入的危險因素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采用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評估PAD、PAD/AAD預測PASP≥37 mm Hg、≥51 mm Hg、≥71 mm Hg的敏感性和特異性。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納入473例慢阻肺患者,其中PASP正常組182例(38.5%),輕度升高組164例(34.7%),中度升高組89例(18.8%),重度升高組38例(8.0%)。慢阻肺不同PASP組間性別占比、年齡、BMI、吸煙占比、合并高血壓占比無顯著差異(表1)。

2.2 慢阻肺不同PASP組患者肺功能的比較
隨著FEV1%pred、FVC%pred、FEV1/FVC逐漸降低,慢阻肺患者PASP越高。FEV1%pred、FEV1/FVC在PASP正常組、輕度升高組兩組與中重度升高組兩組之間差異顯著,但PASP正常組與輕度升高組之間、中重度升高組之間無明顯差異。FVC%pred在PASP中重度升高組兩組與正常組之間差異顯著,但與輕度升高組無明顯差異(表2)。


2.3 慢阻肺不同PASP組患者血氣分析的比較
慢阻肺患者PaO2、SaO2越低、PaCO2越高,PASP越高。PASP正常組、輕度升高組兩組與中重度升高組兩組之間差異顯著,但PASP正常組與輕度升高組之間、中重度升高組之間無明顯差異;各組間pH值無明顯差異(表3)。


2.4 慢阻肺不同PASP組患者PAD、AAD、PAD/AAD比較
隨著肺動脈壓力的升高,慢阻肺患者PAD、PAD/AAD逐漸增大,PASP重度升高組與其他三組差異顯著,中度升高組與正常組、輕度升高組兩組之間差異顯著,但正常組與輕度升高組之間無明顯差異;中度升高組AAD顯著高于其他三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4)。


2.5 相關性分析
2.5.1 PASP、肺功能、血氣分析與PAD和PAD/AAD的相關性分析
PASP、PaCO2與PAD、PAD/AAD均呈正相關;FEV1%pred、FVC%pred、FEV1/FVC、PaO2、SaO2與PAD、PAD/AAD均呈負相關性(表5)。

2.5.2 肺功能與動脈血氣的相關性分析
FEV1%pred、FVC%pred、FEV1/FVC與PaO2、SaO2均呈正相關,與PaCO2均呈負相關(均P<0.05)(表6)。

2.6 慢阻肺患者PAD/AAD>1的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納入473例患者中PAD/AAD>1共有113例,占23.9%,調整混雜因素后,FEV1%pred降低是慢阻肺患者PAD/AAD>1的危險因素,OR(95%CI)為0.968(0.956~0.980)。
2.7 PAD、PAD/AAD對不同程度PASP升高預測價值的ROC曲線分析
預測PASP≥37 mm Hg,PAD=29.91 mm時,敏感性0.546,特異性0.736;PAD/AAD=0.86時,敏感性0.570,特異性0.637。預測PASP≥51 mm Hg,PAD=30.79 mm時,敏感性0.724,特異性0.743;PAD/AAD=0.88時,敏感性0.709,特異性0.653。預測PASP≥71 mm Hg,PAD=30.88 mm時,敏感性0.842,特異性0.662;PAD/AAD=0.90時,敏感性0.895,特異性0.625。PAD、PAD/AAD預測PH敏感性及特異性隨著PASP升高而增高。結果見圖2。

3 討論
慢阻肺患者因持續氣流受限,導致低氧血癥甚至慢性呼吸衰竭,低氧通過釋放細胞因子和介質誘導肺血管收縮,使肺動脈壓力增加;長期的缺氧和呼吸衰竭導致肺血管重構,血管內膜彈力纖維及膠原纖維的沉積,使肺血管阻力增加,最終發展為PH。Skj?rten等[14]的研究發現慢阻肺患者的PaO2是平均肺動脈壓力的顯著預測因子。存在PH的慢阻肺患者,預后更差[15]。
研究發現隨著慢阻肺GOLD分級的增加,FEV1%pred與PaO2呈正相關,與PaCO2呈負相關[16]。Saure等[17]通過對慢阻肺患者3年的隨訪,發現FEV1%pred是PaO2的顯著預測因子。本研究結果顯示FEV1%pred、FVC%pred、FEV1/FVC與PaO2、SaO2呈正相關,與PaCO2呈負相關,與上述結果一致,表明慢阻肺患者肺通氣功能越差,缺氧及二氧化碳潴留越重。研究還發現慢阻肺患者隨著肺功能下降PAD逐漸增寬,FEV1%pred與PAD呈負相關;FEV1%pred越低,PAD/AAD增大越明顯,輕中度慢阻肺患者PAD/AAD與FEV1%pred獨立相關[18-20]。本研究結果顯示FEV1%pred下降是慢阻肺患者PAD/AAD>1的獨立危險因素,與既往的研究結果一致,同時PaO2、SaO2與PAD、PAD/AAD呈負相關,PAD、PAD/AAD與PaCO2呈正相關,提示慢阻肺患者氣流受限導致的缺氧、二氧化碳潴留是PAD增寬的重要原因之一。
慢阻肺致PH是一個漸進性的過程,臨床癥狀如呼吸困難、乏力等很難與慢阻肺本身的臨床表現相鑒別,導致PH未能得到及時的診斷。右心導管診斷肺動脈高壓因其有創性受到限制,因此,應用非侵入性檢查盡早識別肺動脈高壓非常必要。多項研究結果表明從CT、心臟超聲及心臟核磁共振檢查獲得PAD、PAD/AAD與右心導管測得的平均的肺動脈壓存在顯著正相關[21-23]。既往Chen等[24]的研究以超聲測得的PASP>36 mm Hg為界值,將慢阻肺患者分為2組,結果發現PASP>36 mm Hg組的PAD、PAD/AAD明顯大于PASP<36 mm Hg組,兩組差異間顯著。本研究納入明確診斷的慢阻肺患者,參照超聲對PH評估的歐洲指南[11],結合中國肺動脈高壓的專家共識[12]標準,根據PASP的升高程度進行分組,結果發現慢阻肺患者PASP與PAD、PAD/AAD存在顯著正相關,且PAD、PAD/AAD在PASP輕、中、重度升高組之間差異顯著,表明PAD對PASP有一定提示作用。
有關PAD、PAD/AAD對慢阻肺致PH預測價值,不同研究報道的差異較大。原因可能與選擇的PASP的界值有關。Chen等[24]用超聲評估慢阻肺患者的PH,預測PASP>36 mm Hg,PAD最佳閾值為29.4 mm,此時敏感性為69%,特異性為71%;PAD/AAD最佳閾值為0.858,此時敏感性為58%,特異性為69%。另一項相似的關于慢阻肺的觀察性縱向研究表明,PAD/AAD預測PH的ROC曲線下面積為0.69,敏感性74%,特異性64%[25]。李愛莉等[26]的研究表明在超聲測得PASP診斷PH,PASP≥50 mm Hg的準確性更好。本研究結果表明,預測PASP≥37 mm Hg,PAD=29.91 mm時,敏感性55%,特異性74%;預測PASP≥51 mm Hg時,敏感性與特異性明顯提高,隨著肺動脈壓力增加,PAD、PAD/AAD在預測PH時的敏感性、特異性越好。
本研究的優勢在于將PASP進行四組分析。局限在于平掃CT測量PAD為血管外直徑,而不同的患者血管壁的厚度存在差異;其次,心臟超聲PASP是根據三尖瓣反流估測的,受主觀判斷的影響;第三,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CT平掃可能來源于不同的檢查設備,其CT層厚之間存在差異,也可能對結果產生影響。未來可能需要前瞻性研究深入探討。
綜上所述,慢阻肺患者不同程度超聲PASP與PAD、PAD/AAD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HRCT下的PAD對PASP有一定的提示作用。缺氧及二氧化碳潴留越重,肺通氣功能越差,肺動脈壓力越高,PAD、PAD/AAD可能越大。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簡稱慢阻肺)是一種常見的慢性炎癥性疾病,長期的慢性炎癥導致小氣道重構、肺泡壁的破壞致彈性回縮力喪失、氣體陷閉等,致第1秒用力呼氣容積(FEV1)進行性下降,肺過度充氣,通氣功能受損后出現低氧血癥、高碳酸血癥,最終進展為肺動脈高壓(PH)[1-2]。PH是慢阻肺常見并發癥,與慢阻肺頻繁的急性加重以及生存率下降有關[3]。重度慢阻肺患者PH的發病率高達90%,是患者預后不良的因素之一[4]。PH診斷的金標準是右心導管檢測,因其有創性在臨床工作中使用受限。超聲心動圖目前仍然是評估PH首選的無創檢查[5]。有研究評估了CT肺動脈寬度(PAD)以及其與升主動脈寬度(AAD)的比值(PAD/AAD)的臨床價值,PAD、PAD/AAD能夠預測PH、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的風險以及病死率[6-9]。但不同程度肺動脈壓力升高與高分辨率CT(HRCT)PAD之間的關系,以及肺功能、低氧血癥、高碳酸血癥與PAD、PAD/AAD的相關性鮮見報道,本研究旨在探索慢阻肺患者不同超聲肺動脈收縮壓(PASP)、肺功能、血氣分析與PAD、PAD/AAD的相關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就診于蘭州大學第一醫院住院治療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473例。納入標準為符合2015年GOLD指南慢阻肺的診斷標準[10]的慢阻肺患者,患者的基礎治療無差別。排除標準:① 合并其他可引起肺動脈高壓的疾病;② 既往有胸部手術者、嚴重的胸廓畸形、主動脈夾層等;③ 排除慢阻肺合并肺部實質性病變如肺炎、肺癌、支氣管擴張、肺結核等病例。
1.2 方法
1.2.1 資料收集
收集患者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年齡、體重指數(BMI)、吸煙史、高血壓病史。肺功能參數包括FEV1、FEV1占預計值百分比(FEV1%pred)、用力肺活量占預計值百分比(FVC%pred),以及FEV1與用力肺活量(FVC)的比值(FEV1/FVC)等。住院期間完成胸部HRCT檢查的同時完善肺功能檢測。動脈血氣參數:pH值、動脈血氧分壓(PaO2)、動脈血二氧化碳分壓(PaCO2)、動脈血氧飽和度(SaO2),動脈血氣分析為入院第一次非吸氧狀態下采集動脈血分析所得。
1.2.2 分組
根據PASP升高的程度,按照超聲評估PH歐洲指南[11]和中國專家共識[12]將473例資料完整的慢阻肺患者分為四組:PASP正常組:PASP≤36 mm Hg(1 mm Hg=0.133 kPa);輕度升高組:PASP 37~50 mm Hg;中度升高組:PASP 51~70 mm Hg;重度升高組:PASP>70 mm Hg。
1.2.3 PASP的測定
利用心臟超聲檢查所測的三尖瓣反流速度估測PASP,即PASP=三尖瓣反流最大壓差(?P)+估測右心房壓力。利用簡易伯努利方程計算?P,?P=4×三尖瓣最大反流速度2。以下腔靜脈內徑及吸氣時塌陷程度衡量右心房壓力,右心房大小正常者加5 mm Hg,右心房輕度增大者加10 mm Hg,右心房明顯增大者加15 mm Hg,得到PASP[13]。
1.2.4 PAD、PAD/AAD的測量
利用醫生工作站影像閱片系統,在胸部CT平掃的縱隔窗,設置固定的窗寬(450 HU)、窗位(40 HU),參照既往使用較多的測量方法[9],在軸位圖像上,使用電子卡尺在主肺動脈分叉處,主肺動脈長軸垂直于鄰近升主動脈壁的最寬部分測量,為PAD;同時在同一層面測量AAD,由于升主動脈的形狀并不都是規則的,故測量過升主動脈中心相互垂直的兩條線的直徑,取二者的平均值為AAD,并計算PAD/AAD(圖1)。測量是在一位有經驗的影像科醫師的指導下,由一名呼吸科醫師和一名呼吸專業研究生獨立測量,并求平均值。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5.0統計軟件。計數資料以例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兩兩比較方差齊時采用LSD-t檢驗,方差不齊時采用Tamhane’s T2檢驗;非正態分布資料以中位數(四分位數)[M(Q1,Q3)]表示,多組間比較采用Kruskal-Wallis H檢驗,兩兩比較采用Bonferroni校正法。相關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關分析;對納入的危險因素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采用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評估PAD、PAD/AAD預測PASP≥37 mm Hg、≥51 mm Hg、≥71 mm Hg的敏感性和特異性。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納入473例慢阻肺患者,其中PASP正常組182例(38.5%),輕度升高組164例(34.7%),中度升高組89例(18.8%),重度升高組38例(8.0%)。慢阻肺不同PASP組間性別占比、年齡、BMI、吸煙占比、合并高血壓占比無顯著差異(表1)。

2.2 慢阻肺不同PASP組患者肺功能的比較
隨著FEV1%pred、FVC%pred、FEV1/FVC逐漸降低,慢阻肺患者PASP越高。FEV1%pred、FEV1/FVC在PASP正常組、輕度升高組兩組與中重度升高組兩組之間差異顯著,但PASP正常組與輕度升高組之間、中重度升高組之間無明顯差異。FVC%pred在PASP中重度升高組兩組與正常組之間差異顯著,但與輕度升高組無明顯差異(表2)。


2.3 慢阻肺不同PASP組患者血氣分析的比較
慢阻肺患者PaO2、SaO2越低、PaCO2越高,PASP越高。PASP正常組、輕度升高組兩組與中重度升高組兩組之間差異顯著,但PASP正常組與輕度升高組之間、中重度升高組之間無明顯差異;各組間pH值無明顯差異(表3)。


2.4 慢阻肺不同PASP組患者PAD、AAD、PAD/AAD比較
隨著肺動脈壓力的升高,慢阻肺患者PAD、PAD/AAD逐漸增大,PASP重度升高組與其他三組差異顯著,中度升高組與正常組、輕度升高組兩組之間差異顯著,但正常組與輕度升高組之間無明顯差異;中度升高組AAD顯著高于其他三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4)。


2.5 相關性分析
2.5.1 PASP、肺功能、血氣分析與PAD和PAD/AAD的相關性分析
PASP、PaCO2與PAD、PAD/AAD均呈正相關;FEV1%pred、FVC%pred、FEV1/FVC、PaO2、SaO2與PAD、PAD/AAD均呈負相關性(表5)。

2.5.2 肺功能與動脈血氣的相關性分析
FEV1%pred、FVC%pred、FEV1/FVC與PaO2、SaO2均呈正相關,與PaCO2均呈負相關(均P<0.05)(表6)。

2.6 慢阻肺患者PAD/AAD>1的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納入473例患者中PAD/AAD>1共有113例,占23.9%,調整混雜因素后,FEV1%pred降低是慢阻肺患者PAD/AAD>1的危險因素,OR(95%CI)為0.968(0.956~0.980)。
2.7 PAD、PAD/AAD對不同程度PASP升高預測價值的ROC曲線分析
預測PASP≥37 mm Hg,PAD=29.91 mm時,敏感性0.546,特異性0.736;PAD/AAD=0.86時,敏感性0.570,特異性0.637。預測PASP≥51 mm Hg,PAD=30.79 mm時,敏感性0.724,特異性0.743;PAD/AAD=0.88時,敏感性0.709,特異性0.653。預測PASP≥71 mm Hg,PAD=30.88 mm時,敏感性0.842,特異性0.662;PAD/AAD=0.90時,敏感性0.895,特異性0.625。PAD、PAD/AAD預測PH敏感性及特異性隨著PASP升高而增高。結果見圖2。

3 討論
慢阻肺患者因持續氣流受限,導致低氧血癥甚至慢性呼吸衰竭,低氧通過釋放細胞因子和介質誘導肺血管收縮,使肺動脈壓力增加;長期的缺氧和呼吸衰竭導致肺血管重構,血管內膜彈力纖維及膠原纖維的沉積,使肺血管阻力增加,最終發展為PH。Skj?rten等[14]的研究發現慢阻肺患者的PaO2是平均肺動脈壓力的顯著預測因子。存在PH的慢阻肺患者,預后更差[15]。
研究發現隨著慢阻肺GOLD分級的增加,FEV1%pred與PaO2呈正相關,與PaCO2呈負相關[16]。Saure等[17]通過對慢阻肺患者3年的隨訪,發現FEV1%pred是PaO2的顯著預測因子。本研究結果顯示FEV1%pred、FVC%pred、FEV1/FVC與PaO2、SaO2呈正相關,與PaCO2呈負相關,與上述結果一致,表明慢阻肺患者肺通氣功能越差,缺氧及二氧化碳潴留越重。研究還發現慢阻肺患者隨著肺功能下降PAD逐漸增寬,FEV1%pred與PAD呈負相關;FEV1%pred越低,PAD/AAD增大越明顯,輕中度慢阻肺患者PAD/AAD與FEV1%pred獨立相關[18-20]。本研究結果顯示FEV1%pred下降是慢阻肺患者PAD/AAD>1的獨立危險因素,與既往的研究結果一致,同時PaO2、SaO2與PAD、PAD/AAD呈負相關,PAD、PAD/AAD與PaCO2呈正相關,提示慢阻肺患者氣流受限導致的缺氧、二氧化碳潴留是PAD增寬的重要原因之一。
慢阻肺致PH是一個漸進性的過程,臨床癥狀如呼吸困難、乏力等很難與慢阻肺本身的臨床表現相鑒別,導致PH未能得到及時的診斷。右心導管診斷肺動脈高壓因其有創性受到限制,因此,應用非侵入性檢查盡早識別肺動脈高壓非常必要。多項研究結果表明從CT、心臟超聲及心臟核磁共振檢查獲得PAD、PAD/AAD與右心導管測得的平均的肺動脈壓存在顯著正相關[21-23]。既往Chen等[24]的研究以超聲測得的PASP>36 mm Hg為界值,將慢阻肺患者分為2組,結果發現PASP>36 mm Hg組的PAD、PAD/AAD明顯大于PASP<36 mm Hg組,兩組差異間顯著。本研究納入明確診斷的慢阻肺患者,參照超聲對PH評估的歐洲指南[11],結合中國肺動脈高壓的專家共識[12]標準,根據PASP的升高程度進行分組,結果發現慢阻肺患者PASP與PAD、PAD/AAD存在顯著正相關,且PAD、PAD/AAD在PASP輕、中、重度升高組之間差異顯著,表明PAD對PASP有一定提示作用。
有關PAD、PAD/AAD對慢阻肺致PH預測價值,不同研究報道的差異較大。原因可能與選擇的PASP的界值有關。Chen等[24]用超聲評估慢阻肺患者的PH,預測PASP>36 mm Hg,PAD最佳閾值為29.4 mm,此時敏感性為69%,特異性為71%;PAD/AAD最佳閾值為0.858,此時敏感性為58%,特異性為69%。另一項相似的關于慢阻肺的觀察性縱向研究表明,PAD/AAD預測PH的ROC曲線下面積為0.69,敏感性74%,特異性64%[25]。李愛莉等[26]的研究表明在超聲測得PASP診斷PH,PASP≥50 mm Hg的準確性更好。本研究結果表明,預測PASP≥37 mm Hg,PAD=29.91 mm時,敏感性55%,特異性74%;預測PASP≥51 mm Hg時,敏感性與特異性明顯提高,隨著肺動脈壓力增加,PAD、PAD/AAD在預測PH時的敏感性、特異性越好。
本研究的優勢在于將PASP進行四組分析。局限在于平掃CT測量PAD為血管外直徑,而不同的患者血管壁的厚度存在差異;其次,心臟超聲PASP是根據三尖瓣反流估測的,受主觀判斷的影響;第三,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CT平掃可能來源于不同的檢查設備,其CT層厚之間存在差異,也可能對結果產生影響。未來可能需要前瞻性研究深入探討。
綜上所述,慢阻肺患者不同程度超聲PASP與PAD、PAD/AAD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HRCT下的PAD對PASP有一定的提示作用。缺氧及二氧化碳潴留越重,肺通氣功能越差,肺動脈壓力越高,PAD、PAD/AAD可能越大。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