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郭璐, 宮帥, 劉躍建, 王正陽, 解鄭良.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動脈粥樣硬化伴狹窄的高危因素分析.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16, 15(3): 236-240. doi: 10.7507/1671-6205.2016056 復制
慢性阻塞性肺病(簡稱慢阻肺)與心血管疾病在全球呈現出高發病率和高死亡率的趨勢。近年來的研究發現，慢阻肺增加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且與動脈粥樣硬化存在關聯[1-3]。慢阻肺患者死亡原因中非呼吸道因素明顯超過呼吸道因素，而其中大部分為心血管事件[4]。積極篩查并預防其并發癥的發生，早期控制心血管疾病危險因素，成為治療慢阻肺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降低慢阻肺患者致殘率和死亡率的關鍵。
頸動脈粥樣硬化是全身動脈硬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頸動脈內膜中層厚度(intima-media thickness，IMT)是出現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最重要的觀察指標[5]。頸動脈粥樣硬化伴狹窄是缺血性發作乃至心肌梗死等心血管急癥的高危因素，需要警惕、早期識別并干預[6]。國外研究與我們的前期研究均表明，年齡是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出現的最重要的危險因素，頸動脈IMT與年齡呈正相關[5, 7-8]。而在老年慢阻肺人群中，動脈粥樣硬化伴狹窄程度究竟如何，有哪些危險因素，仍需要進一步研究。基于此，本研究通過前瞻性設計，觀察老年慢阻肺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伴狹窄的的病變程度，同時評估可能會促進其病變的相關因素，探討發生動脈粥樣硬化伴狹窄的危險因素。
對象與方法
一 對象
采用前瞻性研究，選擇2012年8月至2015年8月四川省人民醫院呼吸門診隨訪的老年慢阻肺穩定期患者，且近3個月頸部血管超聲提示伴有頸動脈粥樣硬化者。入選標準：(1)年齡≥65歲；(2)慢阻肺入選標準：根據2011版GOLD指南[9]，患者符合吸入支氣管舒張劑后FEV1/FVC＜70％。排除標準：排除高血壓、糖尿病、高脂血癥、免疫系統性疾病、慢性肝腎功能不全、惡性腫瘤、血液系統疾病以及其他慢性肺部疾病。研究方案通過我院倫理委員會許可，入選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二 方法
1.一般檢查與血清學生化指標測定：采集入選者臨床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年齡、身高、體重等，計算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均于就診當日取空腹靜脈血，分別檢測血清高敏C反應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尿酸(uric acid，UA)、纖維蛋白原(plasma fibrinogen，FIB)、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甘油三酯(triglycerides，TG)、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腦鈉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檢測試劑由我院檢驗科提供，并由我院檢驗科工作人員負責檢測。
2.頸動脈超聲檢測方法：采用美國GE公司Vivid 7B彩色多普勒超聲血管探頭測量，診斷儀探頭中心頻率70 MHz，軸分辨率為0.1 mm。進行超聲檢測前囑患者安靜休息10 min，取平臥位。暴露頸部，依次檢查雙側頸總動脈球部近心端1 cm處，測量其IMT并觀察有無粥樣斑塊及管腔狹窄程度，單位以mm表示，均由富有經驗的心臟超聲醫師操作。
3.頸動脈粥樣硬化診斷標準：參照文獻[10-12]中頸動脈粥樣硬化的超聲分型方法，其中：Ⅰ型為血管內膜增厚，1.0 mm≤IMT≤1.2 mm；Ⅱ型為管腔內粥樣斑塊形成，可見局部隆起增厚，向管腔內突出，IMT＞1.2 mm，但未造成管腔狹窄；Ⅲ型為血管輕度狹窄，20%≤管腔狹窄程度＜50%，無明顯血流動力學改變；Ⅳ型為管腔明顯狹窄，50%≤管腔狹窄程度≤99%，有明顯血流動力學變化；Ⅴ型為血管完全閉塞，未見彩色血流通過。IMT≥1.0 mm和(或)頸動脈斑塊形成定義為頸動脈粥樣硬化。根據是否存在頸動脈管腔狹窄分為無狹窄組(Ⅰ、Ⅱ型)和狹窄組(Ⅲ、Ⅳ、Ⅴ型)。
4.肺功能測定：研究對象均行肺功能檢查。檢測儀器均為美國med graphics公司生產的ELITE.DX肺功能儀。肺功能操作由培訓后的呼吸技師完成，技術符合標準流程[13]。(1)吸入短效β2受體激動劑(沙丁胺醇)15 min后，重復測定第1秒用力呼氣容積(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2)呼氣容積/時間曲線平滑、規則。(3)從任意三條滿意的曲線中選擇最大的FEV1和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最高值，并且三條曲線中FEV1和FVC值變化不超過5%或100 mL。(4)從滿意的曲線中選擇最大的FEV1和FVC，計算FEV1和FVC比值(FEV1/FVC)。(5)使用支氣管舒張劑后FEV1/FVC＜70%，確定為存在氣流受限。
5.吸煙指數測定：當前正在吸煙或既往吸煙的患者均被視為吸煙者。根據其提供的信息，計算吸煙指數。吸煙指數為吸煙支數(每天)與吸煙的年數的乘積，即吸煙指數＝每天吸煙的支數×吸煙的年數。
三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0.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根據資料的分布類型和特點，計算相應的集中趨勢和離散程度，對符合單峰對稱分布的計量資料以x±s表示。正態分布且方差齊的數據資料用組間比較的t檢驗；率的比較用χ2檢驗；多因素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及Logistic回歸分析法。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果
一 人口學資料比較
2012年8月至2015年8月期間共納入380例慢阻肺患者，其中男237例，女143例，年齡65～95(75.1±10.8)歲，平均慢阻肺病程(20.9±13.0)年。多普勒超聲檢測到頸動脈狹窄者(Ⅲ型及以上)199例(男/女=104/95)，占總例數52.37%；無狹窄者(Ⅰ～Ⅱ型)181例(男/女=95/86)，占總例數47.63%。兩組的年齡、性別、慢阻肺病程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頸動脈狹窄組BMI水平低于無狹窄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果見表 1。
表1
慢阻肺患者頸動脈狹窄組與無狹窄組一般資料比較(x±s)
二 臨床資料比較
兩組的血清UA、FIB、LDL-C、HDL-C、TC、TG、HCY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hs-CRP、BNP、FEV1、吸煙指數等指標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果見表 2。
表2
慢阻肺患者頸動脈狹窄組與無狹窄組臨床資料比較(x±s)
三 頸動脈狹窄組IMT與年齡、FEV1、吸煙指數及生化指標的相關性分析
1.Pearson相關分析：頸動脈IMT最大值與吸煙指數、hs-CRP、UA、BNP呈顯著正相關(r分別為0.618、0.582、0.520、0.480、0.440，P均＜0.05)；而與FEV1、BMI呈顯著負相關關系(r＝-0.541、-0.577，P＜0.05)。結果見表 3。
表3
頸動脈IMT與年齡、吸煙指數、FEV1及生化指標的Pearson相關性分析
2.Logistic回歸分析：以慢阻肺患者頸動脈是否狹窄為因變量，年齡、吸煙指數、BMI、hs-CRP、UA、BNP、FEV1為自變量進行Logistic多元回歸分析逐步篩選，進入方程因素有hs-CRP(OR 1.040，95%CI 1.011~3.070)、UA(OR 1.003，95%CI 1.000~2.006)、FEV1(OR 0.899，95%CI 0.200~5.722)、吸煙指數(OR 1.002，95%CI 1.001~2.904)和BMI(OR 0.955，95%CI 0.312~4.866)。結果見表 4。
表4
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心血管疾病常常是慢阻肺，尤其是老年慢阻肺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1]。慢阻肺作為一個全身慢性炎癥性疾病，可能加速心血管病的發展。系統性炎癥和血管內皮功能障礙是動脈粥樣硬化的主要機制，存在的系統性炎癥可能會額外增加心血管疾病發病和死亡的風險，故系統性炎癥可能以某種方式參與了慢阻肺患者心血管疾病的發病機制[14]。本研究顯示，年齡≥65歲的慢阻肺患者中，頸動脈狹窄者占頸動脈粥樣硬化病變總人數的52.37%，提示嚴重動脈病變在老年慢阻肺患者中常見，值得關注。此外，研究結果還表明，對于老年慢阻肺人群，動脈病變嚴重程度與性別、慢阻肺病程、血脂水平并無相關性。
在我們的研究中，高hs-CRP水平與動脈粥樣硬化伴斑塊形成相關。hs-CRP作為急性期反應蛋白，可反映炎癥狀態和肺組織損傷的程度[15]。國外研究證實，hs-CRP水平升高與慢阻肺患者多發性動脈粥樣硬化及血流動力學異常相關，反映全身炎癥活躍[16]。我們前期的研究同樣發現，慢阻肺穩定期患者血中hs-CRP水平明顯高于健康對照組，說明hs-CRP作為炎性指標并非僅僅反映急性感染，在氣道慢性炎癥狀態下同樣有升高趨勢，是慢阻肺全身炎癥的表現[8]。作為判斷慢阻肺患者預后指標，長期高hs-CRP血癥可能促進動脈血管病變的發展，這一人群應作為心血管事件的高危群體加以關注。
UA是嘌呤核苷酸經黃嘌呤氧化酶作用后的黃嘌呤核苷酸[17]，其水平常常在呼吸道疾病患者中升高，尤其合并低氧和全身炎癥的患者[18-19]。近期研究表明，嚴重的氣流受限和頻繁的急性加重可導致UA水平升高，且與慢阻肺患者死亡率與急性加重相關[20]。慢阻肺患者中尿酸水平升高的機制可能有以下幾點[21-22]：(1)持續低氧造成肺動脈壓力增高，右心室后負荷增加，促進嘌呤降解；(2)合并心血管事件可能會使UA水平升高，而動脈粥樣硬化伴狹窄是缺血性心腦疾病的高危因素，這可能導致血清UA水平升高；(3)受損的肺功能減弱了攜氧能力，導致缺氧加重，肺和外周組織損傷，從而增加循環中UA水平。我們的研究證實，UA水平與動脈血管病變嚴重程度相關。盡管UA水平升高并不特異，但作為一種全身炎癥的生物標志物，慢阻肺患者中具有持續高UA水平的人群可能具有更差的預后。而這種價廉的生物標志物在確定慢阻肺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疾病監測和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
我們的研究表明吸煙指數升高和肺通氣功能(FEV1水平)下降均與動脈粥樣硬化伴狹窄相關，這與美國一項大型(5 201例)多中心(4個社區)老年人口觀察型橫斷面研究結論相符合。該研究表明，除外年齡因素(觀察對象均在65歲以上)，吸煙者(包括正在吸煙或既往吸煙者)肺功能FEV1較不吸煙者低20%，且頸動脈內膜壁更厚而狹窄的發生率更高[23]。近期在日本進行的大型(8 790例社區居民)隊列研究中發現，僅在吸煙人群中，氣流受限者具有更高的動脈硬度，從而提出吸煙可能同時與氣流受限和動脈硬化程度相關[24]。近期發表的另一項關于中國廣州老年人群(1 625例)的隊列研究中，獨立于吸煙狀態，肺功能下降程度與頸動脈粥樣硬化嚴重度相關[25]。而瑞典的一項在吸煙男性中隨訪68年的縱向橫斷面的研究顯示，在校正了吸煙、高血壓、糖尿病、飲酒等混雜因素后，動脈粥樣硬化進展程度與通氣功能相關，證實在吸煙者中肺功能下降是可能提示動脈粥樣硬化的標志物[26]。因此，高吸煙指數及低FEV1水平的慢阻肺老年患者可能是動脈粥樣硬化伴狹窄的高危人群，需早期干預，其發生機制仍需進一步研究證實。
我們發現低BMI的慢阻肺老年患者人群中血管疾病更為嚴重。既往的研究中曾提到在冠脈病變中，高BMI患者生存率高于正常BMI者[27]。而一項針對2 392例具有大血管病變需手術治療的慢阻肺患者的研究顯示，低BMI者具有高死亡率風險[28]。伴有血管嚴重病變的慢阻肺(往往為中～重度)多見于消瘦、無內臟性肥胖和肺部疾病惡化者[28]。關于這類人群體重、動脈粥樣硬化和生存率相關的機制尚未明確，需進一步研究。
綜上，我們的研究顯示高hs-CRP水平、高UA水平、高吸煙指數，低FEV1水平及低BMI可能是慢阻肺老年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伴狹窄的危險因素。早期關注這部分高危人群，尤其是無心血管疾病癥狀者，控制高危因素，是減緩該人群血管疾病發展、減少心血管意外、降低致殘率和死亡率的重要策略。但我們的研究為單中心研究，可能存在選擇性偏倚，且為橫斷面研究，缺乏生存率分析。期待今后多中心大樣本量及長期預后的相關研究。
慢性阻塞性肺病(簡稱慢阻肺)與心血管疾病在全球呈現出高發病率和高死亡率的趨勢。近年來的研究發現，慢阻肺增加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且與動脈粥樣硬化存在關聯[1-3]。慢阻肺患者死亡原因中非呼吸道因素明顯超過呼吸道因素，而其中大部分為心血管事件[4]。積極篩查并預防其并發癥的發生，早期控制心血管疾病危險因素，成為治療慢阻肺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降低慢阻肺患者致殘率和死亡率的關鍵。
頸動脈粥樣硬化是全身動脈硬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頸動脈內膜中層厚度(intima-media thickness，IMT)是出現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最重要的觀察指標[5]。頸動脈粥樣硬化伴狹窄是缺血性發作乃至心肌梗死等心血管急癥的高危因素，需要警惕、早期識別并干預[6]。國外研究與我們的前期研究均表明，年齡是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出現的最重要的危險因素，頸動脈IMT與年齡呈正相關[5, 7-8]。而在老年慢阻肺人群中，動脈粥樣硬化伴狹窄程度究竟如何，有哪些危險因素，仍需要進一步研究。基于此，本研究通過前瞻性設計，觀察老年慢阻肺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伴狹窄的的病變程度，同時評估可能會促進其病變的相關因素，探討發生動脈粥樣硬化伴狹窄的危險因素。
對象與方法
一 對象
采用前瞻性研究，選擇2012年8月至2015年8月四川省人民醫院呼吸門診隨訪的老年慢阻肺穩定期患者，且近3個月頸部血管超聲提示伴有頸動脈粥樣硬化者。入選標準：(1)年齡≥65歲；(2)慢阻肺入選標準：根據2011版GOLD指南[9]，患者符合吸入支氣管舒張劑后FEV1/FVC＜70％。排除標準：排除高血壓、糖尿病、高脂血癥、免疫系統性疾病、慢性肝腎功能不全、惡性腫瘤、血液系統疾病以及其他慢性肺部疾病。研究方案通過我院倫理委員會許可，入選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二 方法
1.一般檢查與血清學生化指標測定：采集入選者臨床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年齡、身高、體重等，計算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均于就診當日取空腹靜脈血，分別檢測血清高敏C反應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尿酸(uric acid，UA)、纖維蛋白原(plasma fibrinogen，FIB)、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甘油三酯(triglycerides，TG)、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腦鈉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檢測試劑由我院檢驗科提供，并由我院檢驗科工作人員負責檢測。
2.頸動脈超聲檢測方法：采用美國GE公司Vivid 7B彩色多普勒超聲血管探頭測量，診斷儀探頭中心頻率70 MHz，軸分辨率為0.1 mm。進行超聲檢測前囑患者安靜休息10 min，取平臥位。暴露頸部，依次檢查雙側頸總動脈球部近心端1 cm處，測量其IMT并觀察有無粥樣斑塊及管腔狹窄程度，單位以mm表示，均由富有經驗的心臟超聲醫師操作。
3.頸動脈粥樣硬化診斷標準：參照文獻[10-12]中頸動脈粥樣硬化的超聲分型方法，其中：Ⅰ型為血管內膜增厚，1.0 mm≤IMT≤1.2 mm；Ⅱ型為管腔內粥樣斑塊形成，可見局部隆起增厚，向管腔內突出，IMT＞1.2 mm，但未造成管腔狹窄；Ⅲ型為血管輕度狹窄，20%≤管腔狹窄程度＜50%，無明顯血流動力學改變；Ⅳ型為管腔明顯狹窄，50%≤管腔狹窄程度≤99%，有明顯血流動力學變化；Ⅴ型為血管完全閉塞，未見彩色血流通過。IMT≥1.0 mm和(或)頸動脈斑塊形成定義為頸動脈粥樣硬化。根據是否存在頸動脈管腔狹窄分為無狹窄組(Ⅰ、Ⅱ型)和狹窄組(Ⅲ、Ⅳ、Ⅴ型)。
4.肺功能測定：研究對象均行肺功能檢查。檢測儀器均為美國med graphics公司生產的ELITE.DX肺功能儀。肺功能操作由培訓后的呼吸技師完成，技術符合標準流程[13]。(1)吸入短效β2受體激動劑(沙丁胺醇)15 min后，重復測定第1秒用力呼氣容積(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2)呼氣容積/時間曲線平滑、規則。(3)從任意三條滿意的曲線中選擇最大的FEV1和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最高值，并且三條曲線中FEV1和FVC值變化不超過5%或100 mL。(4)從滿意的曲線中選擇最大的FEV1和FVC，計算FEV1和FVC比值(FEV1/FVC)。(5)使用支氣管舒張劑后FEV1/FVC＜70%，確定為存在氣流受限。
5.吸煙指數測定：當前正在吸煙或既往吸煙的患者均被視為吸煙者。根據其提供的信息，計算吸煙指數。吸煙指數為吸煙支數(每天)與吸煙的年數的乘積，即吸煙指數＝每天吸煙的支數×吸煙的年數。
三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0.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根據資料的分布類型和特點，計算相應的集中趨勢和離散程度，對符合單峰對稱分布的計量資料以x±s表示。正態分布且方差齊的數據資料用組間比較的t檢驗；率的比較用χ2檢驗；多因素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及Logistic回歸分析法。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果
一 人口學資料比較
2012年8月至2015年8月期間共納入380例慢阻肺患者，其中男237例，女143例，年齡65～95(75.1±10.8)歲，平均慢阻肺病程(20.9±13.0)年。多普勒超聲檢測到頸動脈狹窄者(Ⅲ型及以上)199例(男/女=104/95)，占總例數52.37%；無狹窄者(Ⅰ～Ⅱ型)181例(男/女=95/86)，占總例數47.63%。兩組的年齡、性別、慢阻肺病程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頸動脈狹窄組BMI水平低于無狹窄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果見表 1。
表1
慢阻肺患者頸動脈狹窄組與無狹窄組一般資料比較(x±s)
二 臨床資料比較
兩組的血清UA、FIB、LDL-C、HDL-C、TC、TG、HCY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hs-CRP、BNP、FEV1、吸煙指數等指標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果見表 2。
表2
慢阻肺患者頸動脈狹窄組與無狹窄組臨床資料比較(x±s)
三 頸動脈狹窄組IMT與年齡、FEV1、吸煙指數及生化指標的相關性分析
1.Pearson相關分析：頸動脈IMT最大值與吸煙指數、hs-CRP、UA、BNP呈顯著正相關(r分別為0.618、0.582、0.520、0.480、0.440，P均＜0.05)；而與FEV1、BMI呈顯著負相關關系(r＝-0.541、-0.577，P＜0.05)。結果見表 3。
表3
頸動脈IMT與年齡、吸煙指數、FEV1及生化指標的Pearson相關性分析
2.Logistic回歸分析：以慢阻肺患者頸動脈是否狹窄為因變量，年齡、吸煙指數、BMI、hs-CRP、UA、BNP、FEV1為自變量進行Logistic多元回歸分析逐步篩選，進入方程因素有hs-CRP(OR 1.040，95%CI 1.011~3.070)、UA(OR 1.003，95%CI 1.000~2.006)、FEV1(OR 0.899，95%CI 0.200~5.722)、吸煙指數(OR 1.002，95%CI 1.001~2.904)和BMI(OR 0.955，95%CI 0.312~4.866)。結果見表 4。
表4
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心血管疾病常常是慢阻肺，尤其是老年慢阻肺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1]。慢阻肺作為一個全身慢性炎癥性疾病，可能加速心血管病的發展。系統性炎癥和血管內皮功能障礙是動脈粥樣硬化的主要機制，存在的系統性炎癥可能會額外增加心血管疾病發病和死亡的風險，故系統性炎癥可能以某種方式參與了慢阻肺患者心血管疾病的發病機制[14]。本研究顯示，年齡≥65歲的慢阻肺患者中，頸動脈狹窄者占頸動脈粥樣硬化病變總人數的52.37%，提示嚴重動脈病變在老年慢阻肺患者中常見，值得關注。此外，研究結果還表明，對于老年慢阻肺人群，動脈病變嚴重程度與性別、慢阻肺病程、血脂水平并無相關性。
在我們的研究中，高hs-CRP水平與動脈粥樣硬化伴斑塊形成相關。hs-CRP作為急性期反應蛋白，可反映炎癥狀態和肺組織損傷的程度[15]。國外研究證實，hs-CRP水平升高與慢阻肺患者多發性動脈粥樣硬化及血流動力學異常相關，反映全身炎癥活躍[16]。我們前期的研究同樣發現，慢阻肺穩定期患者血中hs-CRP水平明顯高于健康對照組，說明hs-CRP作為炎性指標并非僅僅反映急性感染，在氣道慢性炎癥狀態下同樣有升高趨勢，是慢阻肺全身炎癥的表現[8]。作為判斷慢阻肺患者預后指標，長期高hs-CRP血癥可能促進動脈血管病變的發展，這一人群應作為心血管事件的高危群體加以關注。
UA是嘌呤核苷酸經黃嘌呤氧化酶作用后的黃嘌呤核苷酸[17]，其水平常常在呼吸道疾病患者中升高，尤其合并低氧和全身炎癥的患者[18-19]。近期研究表明，嚴重的氣流受限和頻繁的急性加重可導致UA水平升高，且與慢阻肺患者死亡率與急性加重相關[20]。慢阻肺患者中尿酸水平升高的機制可能有以下幾點[21-22]：(1)持續低氧造成肺動脈壓力增高，右心室后負荷增加，促進嘌呤降解；(2)合并心血管事件可能會使UA水平升高，而動脈粥樣硬化伴狹窄是缺血性心腦疾病的高危因素，這可能導致血清UA水平升高；(3)受損的肺功能減弱了攜氧能力，導致缺氧加重，肺和外周組織損傷，從而增加循環中UA水平。我們的研究證實，UA水平與動脈血管病變嚴重程度相關。盡管UA水平升高并不特異，但作為一種全身炎癥的生物標志物，慢阻肺患者中具有持續高UA水平的人群可能具有更差的預后。而這種價廉的生物標志物在確定慢阻肺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疾病監測和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
我們的研究表明吸煙指數升高和肺通氣功能(FEV1水平)下降均與動脈粥樣硬化伴狹窄相關，這與美國一項大型(5 201例)多中心(4個社區)老年人口觀察型橫斷面研究結論相符合。該研究表明，除外年齡因素(觀察對象均在65歲以上)，吸煙者(包括正在吸煙或既往吸煙者)肺功能FEV1較不吸煙者低20%，且頸動脈內膜壁更厚而狹窄的發生率更高[23]。近期在日本進行的大型(8 790例社區居民)隊列研究中發現，僅在吸煙人群中，氣流受限者具有更高的動脈硬度，從而提出吸煙可能同時與氣流受限和動脈硬化程度相關[24]。近期發表的另一項關于中國廣州老年人群(1 625例)的隊列研究中，獨立于吸煙狀態，肺功能下降程度與頸動脈粥樣硬化嚴重度相關[25]。而瑞典的一項在吸煙男性中隨訪68年的縱向橫斷面的研究顯示，在校正了吸煙、高血壓、糖尿病、飲酒等混雜因素后，動脈粥樣硬化進展程度與通氣功能相關，證實在吸煙者中肺功能下降是可能提示動脈粥樣硬化的標志物[26]。因此，高吸煙指數及低FEV1水平的慢阻肺老年患者可能是動脈粥樣硬化伴狹窄的高危人群，需早期干預，其發生機制仍需進一步研究證實。
我們發現低BMI的慢阻肺老年患者人群中血管疾病更為嚴重。既往的研究中曾提到在冠脈病變中，高BMI患者生存率高于正常BMI者[27]。而一項針對2 392例具有大血管病變需手術治療的慢阻肺患者的研究顯示，低BMI者具有高死亡率風險[28]。伴有血管嚴重病變的慢阻肺(往往為中～重度)多見于消瘦、無內臟性肥胖和肺部疾病惡化者[28]。關于這類人群體重、動脈粥樣硬化和生存率相關的機制尚未明確，需進一步研究。
綜上，我們的研究顯示高hs-CRP水平、高UA水平、高吸煙指數，低FEV1水平及低BMI可能是慢阻肺老年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伴狹窄的危險因素。早期關注這部分高危人群，尤其是無心血管疾病癥狀者，控制高危因素，是減緩該人群血管疾病發展、減少心血管意外、降低致殘率和死亡率的重要策略。但我們的研究為單中心研究，可能存在選擇性偏倚，且為橫斷面研究，缺乏生存率分析。期待今后多中心大樣本量及長期預后的相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