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體器官移植（autologous organ transplantation，AOT）技術是指難以或無法在體內安全進行手術，需要將相應器官連同器官內病變整體移至體外，在器官保存液灌注和冷保存的條件下切除病變、修復脈管結構，再植入體內的治療技術。原發或繼發病變累及單個或者多個臟器重要脈管結構時，在體切除將面臨無法控制的出血、脈管重建困難、病灶無法根治性切除等問題。AOT技術的出現打破了病灶無法在體切除這一無計可施的局面。筆者將重點從自體肝移植、自體腎移植（kidney autotransplantation，KAT）、自體小腸移植的應用與相關進展進行闡述。此外，臨床上還有部分非嚴格定義的AOT，例如自體脾臟、卵巢移植等，其臨床應用范圍及價值有限，不在本綜述范疇。
1 自體肝移植
1.1 自體肝移植術的發展歷程及改良
1988年德國的Pichlmayr團隊采用離體肝切除聯合自體肝移植術（ex-vivo liver resection and autotransplantation，ERAT）為1例胃平滑肌肉瘤肝轉移的患者進行了世界上首例體外肝切除手術[1]。1996年，董家鴻團隊通過建立家豬模型，率先使用全肝血液轉流及冷灌注下進行體外肝臟切除手術，并將該技術應用于1例肝后下腔靜脈（retrohepatic vena cava，RHVC）及第二肝門受侵的巨大肝癌患者，成功實施了我國第1例體外靜脈轉流和肝臟低溫灌注下的半離體肝切除和自體肝移植[2]。隨后，溫浩團隊于2006年成功實施我國首例ERAT治療肝內膽管癌，并于2010年采用自體肝移植技術治療終末期肝包蟲病[3-4]。
ERAT根據術中肝臟解剖結構的連續性分為全離體肝切除聯合自體肝移植和半離體肝切除聯合自體肝移植[5]。半離體肝切除聯合自體肝移植相對ERAT不存在無肝期，不涉及復雜的體外脈管切除重建，相較而言其對于術中血流動力學穩定性的影響較小，相對于ERAT難度降低。筆者重點闡述ERAT。全離體肝切除聯合肝移植是指肝臟離開原有解剖部位。經典的ERAT主要由以下步驟組成：首先，將病肝整體游離切除移至體外，隨即分為兩個獨立的手術組，一組繼續在手術臺上建立臨時下腔靜脈和門腔分流術以維持血流動力學穩定，并對肝臟毗鄰受侵結構進行切除、修補及整形，為順利進行自體肝臟移植做好充分的準備。其次，另外一組由經驗豐富的肝臟外科醫生組成，主要負責完成體外亞低溫環境中UW液灌注、病灶切除及脈管修復，此過程是整個ERAT中最具難度及挑戰的步驟。最后，進行自體肝臟移植和脈管重建，將修補、整形完成的待移植的自體肝臟按照門靜脈、肝動脈、膽管的順序進行重建，目前常用的自體移植模式為背駝式自體肝臟移植[6-7]。
繼Pichlmayr應用ERAT后，Hannoun等[8]、Sauvanet等[9]對其進行了優化，逐步衍生出了“在體非原位”肝切除術，即半離體肝切除術。半離體肝切除是指術中肝臟尚未完全離開體內正常的解剖位置，僅以部分結構（如血管、膽道）與人體相連，該技術被稱為“在體非原位”肝切除術或半離體肝切除術[5]。張宇團隊基于成熟的同種異體肝移植術和復雜肝切除經驗，結合ERAT及半離體肝切除技術提出了“在體優先”的離體肝切除聯合自體肝移植術，對ERAT術式進行了進一步改良和簡化[10-11]。
1.2 ERAT的適應證
對于ERAT的適應證，迄今為止尚無統一的共識和標準。目前ERAT在肝臟良性疾病中較為認可的適應證為[6-7, 12-14]：① 病灶同時侵犯2個及以上肝門重要結構；② 病灶侵犯下腔靜脈長徑>3.0 cm，周徑>180°；③ RHVC侵犯長度<3.0 cm，但上界侵及心包水平；④ 第一肝門嚴重受侵，或合并梗阻性黃疸者；⑤ 預計移植肝重量與受體體質量比>0.75%或剩余功能性肝體積（remnant liver volume，RLV）與標準肝體積的比值>40%。目前ERAT的相關報道主要集中于肝臟泡型包蟲疾病相關治療領域[4, 6-7, 15]，對于在肝臟惡性腫瘤中的應用暫無單中心大規模的臨床病例報道研究，主要以個案報道為主[3, 16]。相較肝臟良性疾病，肝臟惡性腫瘤行ERAT的適應證應更加嚴苛。當前各種肝臟惡性腫瘤診療規范或指南中均未制定ERAT的適應證，在滿足肝臟良性疾病ERAT適應證的基礎上，筆者所在中心（四川省人民醫院肝膽外科）根據基礎理論和臨床實踐總結其適用范圍如下：① 各種原發肝臟的惡性腫瘤；② 肝臟毗鄰組織或器官癌變發生浸潤、轉移致轉移性肝癌（影像學檢查提示寡轉移）；③ 部分遠處器官癌變的肝轉移（循證醫學證據支持行R0切除為患者帶來臨床獲益，可改善患者遠期生存時間，如結直腸癌肝轉移）。但具體細則及療效仍待探究。
1.3 ERAT的技術難點及常見術后并發癥
縝密的術前規劃是成功施行ERAT的有力保障，其手術方案主要取決于病變與毗鄰臟器的解剖關系、殘余肝臟功能及所在中心的ERAT經驗。術前對ERAT進行推演有助于應對術中可能出現的變故，使得既定手術方案得以成功實施。術中嫻熟、精巧的脈管重建技術及術后肝功能衰竭（posthepatectomy liver failure，PHLF）及相關并發癥的管理也是保證ERAT取得成功的重要環節。
目前術前三維可視化技術的進步，打破了既往平面成像的特點，現已廣泛用于ERAT術前評估，不僅可以用于評估RLV，還可以用于提高空間分辨率以進一步明確病灶累及的鄰近結構，對肝臟外科醫生制定手術方案具有重要指導意義[17-18]，經驗豐富的肝臟外科醫師甚至可以通過該技術進行術前“預切除”進一步完善相關術前準備。此外，術前肝臟的“質”和“量”評估對于預防PHLF至關重要，術前可通過經皮肝穿膽道引流術或者肝靜脈支架植入改善肝臟的“質”和“量”[19]。得益于介入或者穿刺引流等技術作為橋接方式，使部分難以耐受手術患者得以行ERAT。此外，術前吲哚菁綠15 min滯留率（indocyanine green retention rate of 15 minutes，ICG-R15）的測定，對肝臟的功能評估至關重要，其在預測PHLF方面具有重要意義[20]。術前三維可視化技術、RLV測定及ICG-R15測定，為成功施行ERAT提供了可靠的參考，大大提高了手術安全性。
ERAT的另外一個難點在于恢復脈管的連續性及通暢性，主要在于能否通過自體或異體材料恢復切除后重建脈管的連續性，特別是肝臟流出道的重建。隨著ERAT技術在國內多中心的開展，通過國內多個中心的努力，在ERAT技術材料選擇領域做出了許多開創性的嘗試，為重建脈管系統材料選擇奠定扎實的臨床基礎。材料主要囊括自體材料、同種異體材料和人工材料，國內有使用自體血管、肝圓韌帶、同種異體血管、人工血管等材料用于同一ERAT患者的病例報道[21]。
術后對ERAT并發癥的防治是決定患者存活及預后的關鍵性因素，其術后并發癥主要包括PHLF、術后出血、門靜脈狹窄及血栓形成、流出道梗阻、膽漏等。其中主要以膽漏最為常見，發生率約為16%，術后出血發生率約為11.3%[22-23]。幾乎所有的ERAT患者都將使用人工血管材料，受到材料特性影響，術后部分患者發生人工血管扭曲致RHVC或肝靜脈扭曲，從而導致繼發的布加綜合征，可通過介入下支架置入等解決。
ERAT技術的復雜性被肝臟外科同仁認為是“肝臟外科寶塔尖上的明珠”，推動了整個肝移植領域的發展。ERAT賦予肝臟外科新指征和前景，打破了我國供肝緊缺的局面，從某種程度來說增加了潛在供肝的數量。相比同種異體肝移植而言，ERAT避免了免疫排斥、緊缺的肝源供應及后期所需的高昂的免疫抑制藥物費用，有良好的衛生經濟學和社會效益[13, 24-26]。然而，ERAT在肝臟惡性腫瘤中的長期腫瘤學療效仍須進一步研究。
2 KAT
2.1 KAT的發展歷程及術式
1963年Hardy[27]首次將KAT用于1例高位輸尿管損傷的患者。隨后，KAT迅速在腎動脈病變、輸尿管病變及其毗鄰惡性腫瘤中實施。經典的KAT術式包括原位KAT和異位KAT，其中以自體異位腎移植多見。其主要流程為整體切除患腎離體置于工作臺，一組繼續留在手術臺進行病灶切除和脈管整形，另外一組手術人員于亞低溫環境中使用UW液對腎動脈進行插管灌注。最后將修復、整形結束的腎臟置于同側髂窩，完成腎動靜脈、輸尿管吻合并固定[27-30]。相較于原位KAT而言，異位KAT的本質是相同的，只是回植解剖部位不同而已。
2.2 KAT的適應證
腎臟鄰近解剖結構不如肝臟復雜，單側腎臟切除對血流動力學的影響較小，且健側腎臟具有強大的代償功能。目前認為KAT的適應證為[29, 31]：遠端腎動脈長段狹窄病變，腎內、外復雜性動脈瘤及腎動、靜脈畸形等。
2.3 KAT的技術難點及常見并發癥
KAT術前應對分腎功能進行詳細評估，目前常用腎臟單光子發射計算機斷層（single photon emissioncomputed tomography，SPECT）技術對分腎功能進行評估，這對避免術后發生急性腎功能衰竭具有重要意義[32]。KAT主要涉及腎動靜脈、輸尿管重建，一般說來使用自體材料，例如大隱靜脈等即可滿足血管重建需求[30]。輸尿管的重建可根據術中病變類型決定，若術中因整形切除的輸尿管長度不夠或者吻合口張力過高，可考慮采用異位KAT。輸尿管重建困難時，可考慮使用人工輸尿管材料。KAT的術后常見并發癥有吻合口狹窄、血栓形成、輸尿管漏等。
同種異體腎臟移植是目前最為成功的器官移植手術之一，但目前仍面臨供體不足、術后免疫抑制劑費用昂貴等困境[33]。KAT為腎癌、輸尿管腫瘤、腹主動脈瘤、腎動脈瘤、腎動脈支架植入術后狹窄復發等疾病的治療開辟了新的路徑，解決了部分潛在的腎源供給[34]。KAT在腎臟脈管系統受侵犯的復雜疾病中的應用，盡可能保存了殘余腎單位，是預防術后慢性腎臟疾病發生的重要舉措。
KAT技術的優勢同其他AOT，避免了腎源等待期疾病進展導致的死亡，同時避免了免疫抑制劑的長期使用，減輕患者的經濟負擔。KAT技術在復雜性泌尿系脈管相關疾病中已廣泛應用，是一項成功的AOT技術。
3 自體小腸移植
3.1 自體小腸移植的發展歷程及適應證
Lai等[35]于1996年首次提出腸道自體移植（intestinal autotransplantation，IATx）治療胰腺癌，隨后Tzakis等[36]于2000年首次報道了IATx在腸系膜纖維瘤病中的應用。應用IATx的根本目的在于切除受侵腸系膜上動脈（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SMA）根部腫瘤，實現病灶R0切除。并盡可能保留正常的小腸組織，以避免切除過多小腸導致短腸綜合征（short bowel syndrome，SBS）。目前認為IATx的手術適應證主要為：包繞>180° 的良惡性腫瘤，影像學檢查評估無遠處轉移的局部病變，多學科會診（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MDT）討論后認為根治性切除是唯一可能治愈的手段[37-39]。
3.2 IATx的技術難點及常見并發癥
IATx術后常見死亡原因包括SBS和術后腫瘤遠處轉移，SBS是其最常見的并發癥。術前充分評估、術中在R0切除的前提下盡可能保留正常小腸對于避免SBS的發生尤為重要。Wu等[40]的研究表明，IATx至少需要200 cm長度才能滿足自主營養需求。因此，術前在通過倫理審核后，完善基因配型等術前檢查以備親體小腸移植，是避免手術切除過多腸管導致SBS的有力保障[41-42]。
IATx涉及復雜的血管、消化道切除與重建，門靜脈吻合口血栓、小腸缺血壞死是IATx的早期且嚴重的并發癥[43-44]。吲哚菁綠熒光融合影像（fusion indocyanine green fluorescence imagine，FIGFI）相比CT在早期診斷急性腸系膜缺血方面具有較高的特異性與時效性，在結直腸外科中可通過吲哚菁綠（indocyanine green，ICG）顯示血液流動情況，早期發現血液灌注不足的腸管，做到早期切除，降低吻合口漏的發生率[45-46]。FIGFI是評估復雜消化道切除與重建早期腸缺血壞死的有效嘗試。
術前應充分進行影像學評估可切除性，若MDT認為手術是唯一有效治療方式時可嘗試使用IATx。IATx是一種技術難度高、并發癥復雜且危險的手術，建議由具有豐富器官移植經驗的中心進行。術前備同種異體小腸移植（親體小腸移植），術中盡可能保留更多的腸管，對于避免術后SBS的發生尤為重要。聯合FIGFI可早期發現缺血腸管，避免術后出現廣泛性小腸壞死，是評估復雜消化道切除與重建早期腸缺血壞死的有效嘗試。IATx擴大了腹部疾病的外科治療的適應證，有效避免SBS，為患者后續營養供應提供了保障。
4 小結
AOT的核心思想是在保存殘余器官功能的同時，盡可能做到病灶的R0切除。AOT技術在良性疾病中的應用療效確切，有效避免術后免疫抑制劑的使用，也避免因等待同種異體器官移植所致的疾病進展，但在惡性腫瘤相關疾病中的應用仍面臨復發、轉移等難題。AOT技術對于我國供體緊缺的局面有一定的改善作用，提供了更多潛在的供體。從衛生經濟學角度，減輕了患者器官移植的費用及術后免疫抑制劑的使用。但目前仍面臨術中重建失敗從而導致手術無法順利進行，或AOT后相應的器官功能衰竭。需特別指出，AOT的風險巨大，在沒有相應的同種異體器官儲備情況下，手術失敗對于患者而言是災難性的。同時，重建脈管系統材料的選擇及相應并發癥處置，仍是現在所面臨的難題。AOT作為一項限制性臨床技術，涉及復雜的脈管重建技術及人體組織結構學，應在經驗豐富的器官移植中心開展。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龐北川和廖玉波負責文獻總結、起草并撰寫文章；黃良負責文獻查詢與整理；張宇修訂論文格式、文章結構及文章重要論點，給予指導性意見并對最終文稿內容進行審閱。
自體器官移植（autologous organ transplantation，AOT）技術是指難以或無法在體內安全進行手術，需要將相應器官連同器官內病變整體移至體外，在器官保存液灌注和冷保存的條件下切除病變、修復脈管結構，再植入體內的治療技術。原發或繼發病變累及單個或者多個臟器重要脈管結構時，在體切除將面臨無法控制的出血、脈管重建困難、病灶無法根治性切除等問題。AOT技術的出現打破了病灶無法在體切除這一無計可施的局面。筆者將重點從自體肝移植、自體腎移植（kidney autotransplantation，KAT）、自體小腸移植的應用與相關進展進行闡述。此外，臨床上還有部分非嚴格定義的AOT，例如自體脾臟、卵巢移植等，其臨床應用范圍及價值有限，不在本綜述范疇。
1 自體肝移植
1.1 自體肝移植術的發展歷程及改良
1988年德國的Pichlmayr團隊采用離體肝切除聯合自體肝移植術（ex-vivo liver resection and autotransplantation，ERAT）為1例胃平滑肌肉瘤肝轉移的患者進行了世界上首例體外肝切除手術[1]。1996年，董家鴻團隊通過建立家豬模型，率先使用全肝血液轉流及冷灌注下進行體外肝臟切除手術，并將該技術應用于1例肝后下腔靜脈（retrohepatic vena cava，RHVC）及第二肝門受侵的巨大肝癌患者，成功實施了我國第1例體外靜脈轉流和肝臟低溫灌注下的半離體肝切除和自體肝移植[2]。隨后，溫浩團隊于2006年成功實施我國首例ERAT治療肝內膽管癌，并于2010年采用自體肝移植技術治療終末期肝包蟲病[3-4]。
ERAT根據術中肝臟解剖結構的連續性分為全離體肝切除聯合自體肝移植和半離體肝切除聯合自體肝移植[5]。半離體肝切除聯合自體肝移植相對ERAT不存在無肝期，不涉及復雜的體外脈管切除重建，相較而言其對于術中血流動力學穩定性的影響較小，相對于ERAT難度降低。筆者重點闡述ERAT。全離體肝切除聯合肝移植是指肝臟離開原有解剖部位。經典的ERAT主要由以下步驟組成：首先，將病肝整體游離切除移至體外，隨即分為兩個獨立的手術組，一組繼續在手術臺上建立臨時下腔靜脈和門腔分流術以維持血流動力學穩定，并對肝臟毗鄰受侵結構進行切除、修補及整形，為順利進行自體肝臟移植做好充分的準備。其次，另外一組由經驗豐富的肝臟外科醫生組成，主要負責完成體外亞低溫環境中UW液灌注、病灶切除及脈管修復，此過程是整個ERAT中最具難度及挑戰的步驟。最后，進行自體肝臟移植和脈管重建，將修補、整形完成的待移植的自體肝臟按照門靜脈、肝動脈、膽管的順序進行重建，目前常用的自體移植模式為背駝式自體肝臟移植[6-7]。
繼Pichlmayr應用ERAT后，Hannoun等[8]、Sauvanet等[9]對其進行了優化，逐步衍生出了“在體非原位”肝切除術，即半離體肝切除術。半離體肝切除是指術中肝臟尚未完全離開體內正常的解剖位置，僅以部分結構（如血管、膽道）與人體相連，該技術被稱為“在體非原位”肝切除術或半離體肝切除術[5]。張宇團隊基于成熟的同種異體肝移植術和復雜肝切除經驗，結合ERAT及半離體肝切除技術提出了“在體優先”的離體肝切除聯合自體肝移植術，對ERAT術式進行了進一步改良和簡化[10-11]。
1.2 ERAT的適應證
對于ERAT的適應證，迄今為止尚無統一的共識和標準。目前ERAT在肝臟良性疾病中較為認可的適應證為[6-7, 12-14]：① 病灶同時侵犯2個及以上肝門重要結構；② 病灶侵犯下腔靜脈長徑>3.0 cm，周徑>180°；③ RHVC侵犯長度<3.0 cm，但上界侵及心包水平；④ 第一肝門嚴重受侵，或合并梗阻性黃疸者；⑤ 預計移植肝重量與受體體質量比>0.75%或剩余功能性肝體積（remnant liver volume，RLV）與標準肝體積的比值>40%。目前ERAT的相關報道主要集中于肝臟泡型包蟲疾病相關治療領域[4, 6-7, 15]，對于在肝臟惡性腫瘤中的應用暫無單中心大規模的臨床病例報道研究，主要以個案報道為主[3, 16]。相較肝臟良性疾病，肝臟惡性腫瘤行ERAT的適應證應更加嚴苛。當前各種肝臟惡性腫瘤診療規范或指南中均未制定ERAT的適應證，在滿足肝臟良性疾病ERAT適應證的基礎上，筆者所在中心（四川省人民醫院肝膽外科）根據基礎理論和臨床實踐總結其適用范圍如下：① 各種原發肝臟的惡性腫瘤；② 肝臟毗鄰組織或器官癌變發生浸潤、轉移致轉移性肝癌（影像學檢查提示寡轉移）；③ 部分遠處器官癌變的肝轉移（循證醫學證據支持行R0切除為患者帶來臨床獲益，可改善患者遠期生存時間，如結直腸癌肝轉移）。但具體細則及療效仍待探究。
1.3 ERAT的技術難點及常見術后并發癥
縝密的術前規劃是成功施行ERAT的有力保障，其手術方案主要取決于病變與毗鄰臟器的解剖關系、殘余肝臟功能及所在中心的ERAT經驗。術前對ERAT進行推演有助于應對術中可能出現的變故，使得既定手術方案得以成功實施。術中嫻熟、精巧的脈管重建技術及術后肝功能衰竭（posthepatectomy liver failure，PHLF）及相關并發癥的管理也是保證ERAT取得成功的重要環節。
目前術前三維可視化技術的進步，打破了既往平面成像的特點，現已廣泛用于ERAT術前評估，不僅可以用于評估RLV，還可以用于提高空間分辨率以進一步明確病灶累及的鄰近結構，對肝臟外科醫生制定手術方案具有重要指導意義[17-18]，經驗豐富的肝臟外科醫師甚至可以通過該技術進行術前“預切除”進一步完善相關術前準備。此外，術前肝臟的“質”和“量”評估對于預防PHLF至關重要，術前可通過經皮肝穿膽道引流術或者肝靜脈支架植入改善肝臟的“質”和“量”[19]。得益于介入或者穿刺引流等技術作為橋接方式，使部分難以耐受手術患者得以行ERAT。此外，術前吲哚菁綠15 min滯留率（indocyanine green retention rate of 15 minutes，ICG-R15）的測定，對肝臟的功能評估至關重要，其在預測PHLF方面具有重要意義[20]。術前三維可視化技術、RLV測定及ICG-R15測定，為成功施行ERAT提供了可靠的參考，大大提高了手術安全性。
ERAT的另外一個難點在于恢復脈管的連續性及通暢性，主要在于能否通過自體或異體材料恢復切除后重建脈管的連續性，特別是肝臟流出道的重建。隨著ERAT技術在國內多中心的開展，通過國內多個中心的努力，在ERAT技術材料選擇領域做出了許多開創性的嘗試，為重建脈管系統材料選擇奠定扎實的臨床基礎。材料主要囊括自體材料、同種異體材料和人工材料，國內有使用自體血管、肝圓韌帶、同種異體血管、人工血管等材料用于同一ERAT患者的病例報道[21]。
術后對ERAT并發癥的防治是決定患者存活及預后的關鍵性因素，其術后并發癥主要包括PHLF、術后出血、門靜脈狹窄及血栓形成、流出道梗阻、膽漏等。其中主要以膽漏最為常見，發生率約為16%，術后出血發生率約為11.3%[22-23]。幾乎所有的ERAT患者都將使用人工血管材料，受到材料特性影響，術后部分患者發生人工血管扭曲致RHVC或肝靜脈扭曲，從而導致繼發的布加綜合征，可通過介入下支架置入等解決。
ERAT技術的復雜性被肝臟外科同仁認為是“肝臟外科寶塔尖上的明珠”，推動了整個肝移植領域的發展。ERAT賦予肝臟外科新指征和前景，打破了我國供肝緊缺的局面，從某種程度來說增加了潛在供肝的數量。相比同種異體肝移植而言，ERAT避免了免疫排斥、緊缺的肝源供應及后期所需的高昂的免疫抑制藥物費用，有良好的衛生經濟學和社會效益[13, 24-26]。然而，ERAT在肝臟惡性腫瘤中的長期腫瘤學療效仍須進一步研究。
2 KAT
2.1 KAT的發展歷程及術式
1963年Hardy[27]首次將KAT用于1例高位輸尿管損傷的患者。隨后，KAT迅速在腎動脈病變、輸尿管病變及其毗鄰惡性腫瘤中實施。經典的KAT術式包括原位KAT和異位KAT，其中以自體異位腎移植多見。其主要流程為整體切除患腎離體置于工作臺，一組繼續留在手術臺進行病灶切除和脈管整形，另外一組手術人員于亞低溫環境中使用UW液對腎動脈進行插管灌注。最后將修復、整形結束的腎臟置于同側髂窩，完成腎動靜脈、輸尿管吻合并固定[27-30]。相較于原位KAT而言，異位KAT的本質是相同的，只是回植解剖部位不同而已。
2.2 KAT的適應證
腎臟鄰近解剖結構不如肝臟復雜，單側腎臟切除對血流動力學的影響較小，且健側腎臟具有強大的代償功能。目前認為KAT的適應證為[29, 31]：遠端腎動脈長段狹窄病變，腎內、外復雜性動脈瘤及腎動、靜脈畸形等。
2.3 KAT的技術難點及常見并發癥
KAT術前應對分腎功能進行詳細評估，目前常用腎臟單光子發射計算機斷層（single photon emissioncomputed tomography，SPECT）技術對分腎功能進行評估，這對避免術后發生急性腎功能衰竭具有重要意義[32]。KAT主要涉及腎動靜脈、輸尿管重建，一般說來使用自體材料，例如大隱靜脈等即可滿足血管重建需求[30]。輸尿管的重建可根據術中病變類型決定，若術中因整形切除的輸尿管長度不夠或者吻合口張力過高，可考慮采用異位KAT。輸尿管重建困難時，可考慮使用人工輸尿管材料。KAT的術后常見并發癥有吻合口狹窄、血栓形成、輸尿管漏等。
同種異體腎臟移植是目前最為成功的器官移植手術之一，但目前仍面臨供體不足、術后免疫抑制劑費用昂貴等困境[33]。KAT為腎癌、輸尿管腫瘤、腹主動脈瘤、腎動脈瘤、腎動脈支架植入術后狹窄復發等疾病的治療開辟了新的路徑，解決了部分潛在的腎源供給[34]。KAT在腎臟脈管系統受侵犯的復雜疾病中的應用，盡可能保存了殘余腎單位，是預防術后慢性腎臟疾病發生的重要舉措。
KAT技術的優勢同其他AOT，避免了腎源等待期疾病進展導致的死亡，同時避免了免疫抑制劑的長期使用，減輕患者的經濟負擔。KAT技術在復雜性泌尿系脈管相關疾病中已廣泛應用，是一項成功的AOT技術。
3 自體小腸移植
3.1 自體小腸移植的發展歷程及適應證
Lai等[35]于1996年首次提出腸道自體移植（intestinal autotransplantation，IATx）治療胰腺癌，隨后Tzakis等[36]于2000年首次報道了IATx在腸系膜纖維瘤病中的應用。應用IATx的根本目的在于切除受侵腸系膜上動脈（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SMA）根部腫瘤，實現病灶R0切除。并盡可能保留正常的小腸組織，以避免切除過多小腸導致短腸綜合征（short bowel syndrome，SBS）。目前認為IATx的手術適應證主要為：包繞>180° 的良惡性腫瘤，影像學檢查評估無遠處轉移的局部病變，多學科會診（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MDT）討論后認為根治性切除是唯一可能治愈的手段[37-39]。
3.2 IATx的技術難點及常見并發癥
IATx術后常見死亡原因包括SBS和術后腫瘤遠處轉移，SBS是其最常見的并發癥。術前充分評估、術中在R0切除的前提下盡可能保留正常小腸對于避免SBS的發生尤為重要。Wu等[40]的研究表明，IATx至少需要200 cm長度才能滿足自主營養需求。因此，術前在通過倫理審核后，完善基因配型等術前檢查以備親體小腸移植，是避免手術切除過多腸管導致SBS的有力保障[41-42]。
IATx涉及復雜的血管、消化道切除與重建，門靜脈吻合口血栓、小腸缺血壞死是IATx的早期且嚴重的并發癥[43-44]。吲哚菁綠熒光融合影像（fusion indocyanine green fluorescence imagine，FIGFI）相比CT在早期診斷急性腸系膜缺血方面具有較高的特異性與時效性，在結直腸外科中可通過吲哚菁綠（indocyanine green，ICG）顯示血液流動情況，早期發現血液灌注不足的腸管，做到早期切除，降低吻合口漏的發生率[45-46]。FIGFI是評估復雜消化道切除與重建早期腸缺血壞死的有效嘗試。
術前應充分進行影像學評估可切除性，若MDT認為手術是唯一有效治療方式時可嘗試使用IATx。IATx是一種技術難度高、并發癥復雜且危險的手術，建議由具有豐富器官移植經驗的中心進行。術前備同種異體小腸移植（親體小腸移植），術中盡可能保留更多的腸管，對于避免術后SBS的發生尤為重要。聯合FIGFI可早期發現缺血腸管，避免術后出現廣泛性小腸壞死，是評估復雜消化道切除與重建早期腸缺血壞死的有效嘗試。IATx擴大了腹部疾病的外科治療的適應證，有效避免SBS，為患者后續營養供應提供了保障。
4 小結
AOT的核心思想是在保存殘余器官功能的同時，盡可能做到病灶的R0切除。AOT技術在良性疾病中的應用療效確切，有效避免術后免疫抑制劑的使用，也避免因等待同種異體器官移植所致的疾病進展，但在惡性腫瘤相關疾病中的應用仍面臨復發、轉移等難題。AOT技術對于我國供體緊缺的局面有一定的改善作用，提供了更多潛在的供體。從衛生經濟學角度，減輕了患者器官移植的費用及術后免疫抑制劑的使用。但目前仍面臨術中重建失敗從而導致手術無法順利進行，或AOT后相應的器官功能衰竭。需特別指出，AOT的風險巨大，在沒有相應的同種異體器官儲備情況下，手術失敗對于患者而言是災難性的。同時，重建脈管系統材料的選擇及相應并發癥處置，仍是現在所面臨的難題。AOT作為一項限制性臨床技術，涉及復雜的脈管重建技術及人體組織結構學，應在經驗豐富的器官移植中心開展。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龐北川和廖玉波負責文獻總結、起草并撰寫文章；黃良負責文獻查詢與整理；張宇修訂論文格式、文章結構及文章重要論點，給予指導性意見并對最終文稿內容進行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