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東東, 魏豐賢, 張宇浩, 張浩東, 徐小東. 血常規相關指標對急性胰腺炎病情嚴重程度預測價值的研究現狀.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2, 29(2): 264-269. doi: 10.7507/1007-9424.202104090 復制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是常見急腹癥之一，近年來其發病率呈上升趨勢，目前約為 34/10 萬，而其病死率有下降趨勢，現約為 0.8%[1-2]。根據 2012 年修訂后的亞特蘭大分類標準可將AP分為輕癥AP（mild AP，MAP）、中度重癥AP（moderately severe AP，MSAP）、重癥AP（severe AP，SAP）[3]。AP 患者多為輕癥且呈自限性，通常 1 周內即可恢復，然而仍有約 20% 的患者將發展為 MSAP 和 SAP，其中 SAP 患者的病死率可高達 20%～40%[4]。因此，早期識別AP患者的病情嚴重程度并給予個體化治療對改善其預后且從整體上降低AP患者病死率非常重要。臨床上有多種評分系統用來評價 AP 的嚴重程度，如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評估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APACHEⅡ）評分、Ranson 評分、CT 嚴重程度指數（CT severity index，CTSI）評分、急性胰腺炎床旁指數（bedside index for severity in acute pancreatitis，BISAP）等，然而上述評分系統在臨床應用中大多程序復雜且費用昂貴，并且相關指標的變化多遲滯于病情變化本身，其預測價值有限。因此，臨床中亟需一項或幾項便捷且準確的實驗室指標用于預測 AP 的嚴重程度。血常規作為入院常規檢查項目，可及時獲得結果且費用低廉，探究其對 AP 嚴重程度的預測價值對 AP 的臨床診療有重要實踐意義。基于此，筆者對血常規相關指標預測 AP 嚴重程度的國內外研究現狀作一綜述。
1 獨立血常規指標對 AP 嚴重程度預測價值的研究
在臨床實踐中，血常規結果常常是醫務工作者獲得的第一手客觀指標，其獲取快捷方便、價格低廉，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患者的病情嚴重程度。目前臨床上已有較常用的部分血常規指標如紅細胞分布寬度（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RDW）、平均血小板體積（mean platelet volume，MPV）、血細胞比容（hematocrit，HCT）、血小板分布寬度（platelet distribution width，PDW）、血小板（platelet，PLT）計數、未成熟粒細胞百分比（immature granulocyte percentage，IG%）等被用來預測 AP 患者病情嚴重程度，其具體的預測價值仍在進行臨床試驗研究。
1.1 RDW
RDW 是反映紅細胞體積大小異質性的血清學指標，臨床上主要用于貧血的鑒別診斷。年齡、黑色種族、體育鍛煉及妊娠狀態是引起 RDW 升高的主要生理因素[5]。近年來大量研究[6-10]指出，RDW 可用于預測心腦血管疾病、消化道腫瘤、糖尿病、腎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等的嚴重程度或預后。
AP 作為一種炎癥反應性疾病，通過改變紅細胞半衰期、影響紅細胞生成、增加溶血等方式增加紅細胞體積的異質性，可引起 RDW 升高。因此，RDW 可能是 AP 嚴重程度的一項潛在預測指標。Gravito-Soares 等[11]進行的一項回顧性研究表明，RDW 在 SAP 組中高于 MAP 組 ［（14.6±1.3）%比（12.7±0.5）%，P<0.001］，受試者操作特征（ROC）曲線分析顯示 RDW 對 SAP 有較高的預測價值，其 ROC 曲線下面積（AUC）為 0.960、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92.7% 和 84.3%；該研究還指出，RDW 對 AP 患者病死率也有一定的預測價值，其AUC為 0.842，且指出 RDW 對 SAP 發生和病死率的預測價值均優于 Ranson 評分和 BISAP 評分系統。薛建波等[12]對 336 例 AP 患者進行的回顧性研究顯示，RDW是 SAP 的獨立危險因素，RDW 預測 SAP 的AUC為 0.805。Ganji 等[13]納入了 4 項研究共 487 例患者的 meta 分析結果顯示，RDW 預測 AP 患者病死率的AUC為 0.757、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67%和90%。
可見，國內外大多研究均提示，升高的 RDW 對于 SAP 及 AP 的不良預后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然而不同研究的預測準確性尚有一定差異，因此，還需多中心、大樣本的研究來進一步證實并通過約登指數確定 RDW 的最佳截斷值。
1.2 MPV
MPV 是反映血小板功能和活性的一項血清學指標[14]。有研究[15]表明，MPV 升高與心肌梗塞、腦卒中等疾病患者的血栓形成具有相關性，而 MPV 降低多與嚴重的炎癥性疾病相關且隨著炎癥的緩解 MPV 也呈逆轉趨勢。
Zeng 等[16]的一項研究表明，妊娠期高脂血癥性 AP 患者的 MPV 水平高于單純的妊娠期高脂血癥患者 ［（11.29±1.47）fL 比（10.01±1.54）fL，P<0.001］，且起病時期的水平高于緩解期 ［（11.29±1.47）fL 比（10.10±2.03）fL，P=0.002］；對 AP 患者進行亞組分析顯示 MPV 水平在不同嚴重程度的 AP 患者中具有差異，但該研究并未探究 MPV 對于 SAP 的預測價值。Lei 等[15]的研究則顯示，AP 組的 MPV 低于非 AP 組 ［（8.72±2.37）fL 比（10.98±1.40）fL，P<0.001）］，且入院后第 1 天時 SAP 組的 MPV 水平低于非 SAP 組 ［（7.19±2.34）fL 比（9.02±2.27）fL，P=0.002）］，ROC 曲線分析顯示 MPV 預測 SAP 的AUC為 0.716、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91.8% 和 47.4%。最近報道的一項納入了 10 項研究共 1 019 例 AP 患者和 363 例對照病例的 meta 分析[14]結果顯示，AP 發病時期的 MPV 水平低于緩解期且與 AP 的嚴重程度具有相關性，此與Zeng 等[16]的研究結果相反。但也有研究[17]發現，AP 發病時期及緩解期的 MPV 水平與健康受試者比較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
可見，MPV 水平與 AP 及其嚴重程度的關系目前尚無定論，國內外關于 MPV 與 AP 及其嚴重程度關系的相關研究結果差異較大。筆者分析，不同研究中對照組病情的不同可能是引起 AP 和對照組之間 MPV 水平差異情況不同的重要原因；此外，由于 MPV 檢測結果受血樣標本采集到檢測時間間隔長短的影響，因此在不同研究中這一時間間隔的差異也可能帶來相應誤差，從而引起試驗結果的不同。
1.3 HCT
AP 在發病過程中，由于炎性反應和消化系統癥狀如嘔吐、腸麻痹等會導致機體大量水分流失，患者血容量損失可高達 1/3，造成機體血液濃縮，常常出現 HCT 升高[18]。
Deng 等[19]的一項前瞻性研究指出，隨著AP病情加重，中位HCT 值升高（MAP 比 SAP為43.5%比46.5%，P=0.024；MSAP 比 SAP為44.0%比46.5%，P=0.013），且 HCT 預測 SAP 的AUC為 0.682、陽性預測值和陰性預測值分別為 60% 和 76.7%。持續性器官功能衰竭是 SAP 的重要特征，Koutroumpakis 等[20]對納入 3 項共 1 612 例 AP 患者的前瞻性研究結果顯示，入院時 HCT>44% 對持續性器官功能衰竭具有一定預測價值，AUC為 0.67、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59.16% 和 74.24%，其預測價值優于 APACHEⅡ評分系統。
可見，當前的研究多表明升高的 HCT 對 SAP 具有預測價值，這一觀點臨床上幾乎已經達成共識。
1.4 PLT計數
PLT是人體凝血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普遍認為PLT在炎癥反應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有文獻[21-22]報道，PLT可能通過調節中性粒細胞胞外誘捕網等途徑參與 AP 的發病和進展。有文獻[17, 23]報道，AP 患者早期 PLT計數呈下降趨勢，然而也有部分研究[24]發現了相反的結果。?erani? 等[25]的一項研究顯示，升高的PLT計數預測 SAP 的AUC為 0.76、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75.0% 和 70.0%。劉召[26]的研究則稱 SAP 患者的PLT計數低于 MAP 組 ［（113.43±50.526）×109/L 比（200.44±72.695）×109/L，P<0.001］，同時稱PLT計數預測 SAP 的AUC為 0.843，未提及敏感度、特異度等指標。
目前國內外關于 PLT 計數對 AP 嚴重程度預測價值的相關研究仍有較大爭議，甚至部分學者持完全相反的觀點，因此，其能否應用于 AP 的臨床診療中還需大量臨床研究來證實。
1.5 PDW
PDW 是反映PLT體積變異程度的一項指標[27]。研究[28-29]發現，在嚴重膿毒癥和感染性休克患者中高PDW提示預后不佳。在AP患者中，膿毒血癥和感染性休克的出現則多提示病情嚴重及不良預后，因此PDW可能對AP的嚴重程度具有一定預測價值。Wang 等[30]的研究指出，PDW值在持續性器官功能衰竭組中高于非持續性器官功能衰竭組 ［（17.60±1.96）% 比（14.88±2.24）%，P<0.001］，ROC 曲線分析顯示 PDW 預測 AP 患者發生持續性器官功能衰竭的AUC為 0.870、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86.7% 和 77.1%。周仁偉等[31]的研究結果顯示，SAP 組的 PDW 高于 MAP 組 ［（15.62±2.3）% 比（14.20±2.71）%，P=0.003］，PDW 預測 SAP 的AUC為 0.877、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87.81% 和 73.27%。這些現有的研究證實了 PDW 對 SAP 有較好的預測價值且結果一致，進一步的研究可能對該結論應用于臨床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1.6 IG%
IG% 是一種新的炎性指標，外周血中未成熟粒細胞是一種反映骨髓增生和嚴重感染的指標[32]。研究[33]表明，在預測感染嚴重程度方面，IG% 比傳統指標如白細胞計數、C-反應蛋白和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NLR）更有效。許多研究指出 IG% 對 SAP 具有良好的預測價值。Lipiński 等[34]的一項研究稱 IG% 預測 SAP 的AUC高達 0.989、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100% 和 96.9%。持續性炎癥反應綜合征是 AP 患者病情嚴重的標志之一，譚超超等[35]回顧性研究了 1 973 例 AP 患者的病歷資料，發現 IG% 對 AP 患者發生持續性炎癥反應綜合征具有較好的預測價值，其AUC為 0.806、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84.0% 和 66.3%。與間質水腫性胰腺炎相比，壞死性胰腺炎多提示 AP 病情嚴重，尤其是感染性胰腺壞死更是 AP 患者病情嚴重及預后不良的重要標志。ünal 等[36]研究發現，IG% 對急性壞死性胰腺炎具有良好的預測價值，AUC為 0.982、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100% 和 95%。對 AP 患者嚴重程度分級、炎癥反應及不良病理類型各個方面的研究均表明 IG% 對重癥 AP 具有良好的預測價值，且該指標獲取簡便，費用低廉，將其應用于 SAP 的早期識別有巨大前景。
2 血常規計算指標對 AP 嚴重程度預測價值的研究
近年來，血常規計算指標在疾病診斷、病情評估以及預后預測方面的價值受到越來越多研究者的關注，均進行了多種血常規計算指標如 NLR、PLT與淋巴細胞比值（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PLR）、RDW與PLT比值（RDW to platelet ratio，RPR）、中性粒細胞單核細胞乘積（neutrophil-monocyte product，NMP）等對AP患者病情嚴重程度預測價值的研究，部分指標如NLR等對SAP的預測價值得到了廣泛的認可，然而另一些指標的臨床應用尚有較大爭議。
2.1 NLR
NLR 反映了炎癥激活因子和炎癥調節因子之間的平衡，NLR 值越高，炎癥反應越嚴重。NLR目前已經在炎癥、腫瘤、心血管疾病等多種疾病的病情評估方面有了廣泛應用[37]。關于 NLR 對 SAP 預測價值的相關研究也有大量報道，如 Zhou 等[38]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升高的 NLR 對 SAP 具有預測價值，ROC 曲線分析顯示其AUC為 0.722、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64.3% 和 77.1%；該研究同時指出，NLR 升高對 AP 患者 28 d 病死率也有預測價值，AUC可達 0.851。一項納入了 10 項研究包含 394 例 SAP 患者和 1 319 例非 SAP 患者的 meta 分析[39]顯示 NLR 預測 SAP 的AUC為 0.82、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79% 和 71%。升高的 NLR 對 AP 嚴重程度的預測價值在國內外幾乎已經達成共識，該指標整合了炎癥反應及免疫調節兩個方面的因素，對機體炎癥狀態有較好的反映價值，聯合其他檢測指標對 SAP 患者可以實現早期識別，有較大的臨床價值。
2.2 PLR
PLR 在炎癥反應、心血管疾病、腫瘤及化學治療反應相關預測方面已有大量研究[40-43]。近年來，有學者將PLR應用于 AP 及其嚴重程度以及預后的預測中，然而其預測價值仍存一定爭議。Zhou 等[38]報道稱 AP 患者中 PLR 預測 SAP 的AUC 為 0.621、敏感度及特異度分別為 64.3% 和 67.1%，同時該報道指出 PLR 預測 28 d 病死率的AUC為 0.693。Cho 等[44]的一項關于不同病因 AP 患者中 PLR 對 SAP 預測價值的研究指出，在膽源性胰腺炎中 SAP 組 PLR 的水平高于非 SAP 組（641±498.6 比 330.2±263.7，P=0.008），且 PLR 水平預測 SAP 的AUC為 0.638、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70.4% 和 52.3%；然而在酒精性胰腺炎中 SAP 組和非 SAP 組患者的 PLR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139.1±145.4 比 186±150.5，P=0.218）。陳雪等[45]回顧性研究了 63 例高脂血癥性 AP 患者，發現入院時 PLR 水平在 MAP、MSAP、SAP 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120.40 比 120.41 比 148.96，P=0.341），而入院 48 h時PLR 水平隨著疾病嚴重程度的上升而升高（132.03 比 148.91比 247.45，P=0.008）。目前關于 PLR 對 AP 嚴重程度預測的研究仍較少，已有的研究表明，PLR 對 SAP 的預測價值也較為有限，且在不同病因的 AP 中差異較大。因此仍需要多中心大樣本的系統性研究來進一步對其進行研究，以期達到臨床共識。
2.3 RPR
近年來，部分學者提出 RPR 對 AP 嚴重程度也有一定的預測價值。鄧興鋒等[46]研究發現，RPR 水平隨著疾病嚴重程度（MAP、MSAP、SAP）的上升而升高（0.059±0.016 比 0.072±0.028 比 0.109±0.046，P<0.05），ROC 曲線分析顯示，RPR 預測 SAP 的AUC為 0.809、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74.2% 和 80.7%。Cetinkaya 等[47]對 AP 預后的研究指出，RPR 升高對 AP 病死率也具有預測價值，其AUC為 0.783，最佳截斷值為 0.000 067、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80.00% 和 70.08%。?lhan 等[48]報道妊娠合并 AP 組和健康妊娠狀態組的 RPR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其對 SAP 是否具有預測價值則未進行深入研究。目前國內外將 RPR 應用于 AP 嚴重程度和預后預測的研究較少，現有的研究結論也有一定的差異，再加上其最佳截斷值太小，在臨床應用中尚有不便，對該指標進行一定的改良或更利于臨床實際應用。
2.4 NMP
中性粒細胞不僅本身參與了機體的炎癥反應，同時也是一種非特異性的炎癥指標。單核細胞作為另一重要的炎細胞，以巨噬細胞的形式在組織中發揮作用，其介導產生及釋放的多種細胞因子與 AP 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49]。劉江等[49]將 NMP 作為預測AP嚴重程度的指標，發現SAP患者的NMP高于非SAP組（15.93比5.70，P=0.012），且NMP聯合血肌酐水平對SAP具有預測價值，其AUC為 0.884、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75% 和 100%。然而遺憾的是，該研究并未將NMP作為獨立指標對其預測價值進行研究。筆者暫未發現國內外其他關于NMP與各種疾病的相關研究。
3 血常規聯合指標對 AP 嚴重程度預測價值的研究
獨立血常規指標或血常規計算指標對SAP均有一定的預測價值，然而這些指標主要反映的是AP發病及發展過程中的炎癥反應情況，對于胰腺局部損傷及疾病發展所致的器官功能衰竭缺乏直接反映效力。因此，在血常規相關指標的基礎上聯合其他血清學以及影像學檢查結果能夠有效地增強其對 SAP 的總體預測價值。
3.1 血常規指標聯合其他血清學指標
AP 是一種發生于胰腺的炎癥反應性疾病，可引起機體多種炎癥因子、凝血指標、生化指標等的改變。目前的大多研究將多種血清學指標分別應用到 AP 嚴重程度的預測中，也有部分研究將幾種血清學指標聯合起來對 AP 嚴重程度進行更加全面地預測，以期增強相關研究的可靠性。常見的聯合檢測主要包括多種血常規相關指標互相聯合[50]，血常規指標與降鈣素原、C-反應蛋白、IL-6 等其余炎癥指標聯合[51-52]，與 D-二聚體等凝血指標聯合以及與鈣離子、血肌酐、白蛋白等指標聯合[53-54]。國內外關于血常規相關指標聯合其他血清學指標預測 AP 嚴重程度的研究中，大多結果表明聯合指標的預測價值優于獨立指標。然而部分聯合預測指標入院時難以及時獲得，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相應聯合預測模型的臨床實用性。總之，血清學指標的聯合預測模型仍然需要大量研究來確定和優化，對其準確性、簡便性和實用性進行更好地平衡。
3.2 血常規指標聯合評分系統
臨床上有多種預測 AP 嚴重程度的評價系統，如 APACHEⅡ評分、Ranson評分、CTSI 評分等，但其臨床應用程序復雜，病變早期相關指標難以獲取且費用昂貴，臨床使用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他評價系統如BISAP、SOFA評分等雖臨床應用比較簡便，但是側重點較片面，對預測的有效性則有一定限制。也有相關研究[38]表明，血常規相關指標聯合簡單評分系統的預測模型不僅可以增強相關預測模型的準確性，同時具有指標獲取便捷且費用低廉的特點，對 AP 的診療可發揮重要作用。
4 小結與展望
近些年，國內外學者對血常規指標預測 AP 嚴重程度的相關研究越來越多，從獨立指標到部分計算指標，再到與其他血清學指標甚至評分系統聯合預測的研究大量被報道。從相關研究結果來看，PDW、RDW、IG%、NLR、RPR 等單純血常規指標對 AP 病情嚴重程度即有較好的預測價值；此外，也不斷地有學者提出新興預測指標，然而相關研究的質量參差不齊，一些新指標對 SAP 的預測價值尚有較大爭議。血常規相關指標聯合其他血清學指標甚至評分系統對 AP 嚴重程度的預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強其預測價值，但是由于后者獲取不便、費用昂貴等諸多限制，可能會使其臨床實用性和預測的及時性受到一定影響。因此，如何平衡 AP 嚴重程度預測模型的準確性、及時性及經濟性，仍是相關專業醫師在未來應當深入探究的難題。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王東東檢索文獻及文稿撰寫；張宇浩和張浩東查閱文獻；魏豐賢和徐小東修改文稿。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是常見急腹癥之一，近年來其發病率呈上升趨勢，目前約為 34/10 萬，而其病死率有下降趨勢，現約為 0.8%[1-2]。根據 2012 年修訂后的亞特蘭大分類標準可將AP分為輕癥AP（mild AP，MAP）、中度重癥AP（moderately severe AP，MSAP）、重癥AP（severe AP，SAP）[3]。AP 患者多為輕癥且呈自限性，通常 1 周內即可恢復，然而仍有約 20% 的患者將發展為 MSAP 和 SAP，其中 SAP 患者的病死率可高達 20%～40%[4]。因此，早期識別AP患者的病情嚴重程度并給予個體化治療對改善其預后且從整體上降低AP患者病死率非常重要。臨床上有多種評分系統用來評價 AP 的嚴重程度，如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評估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APACHEⅡ）評分、Ranson 評分、CT 嚴重程度指數（CT severity index，CTSI）評分、急性胰腺炎床旁指數（bedside index for severity in acute pancreatitis，BISAP）等，然而上述評分系統在臨床應用中大多程序復雜且費用昂貴，并且相關指標的變化多遲滯于病情變化本身，其預測價值有限。因此，臨床中亟需一項或幾項便捷且準確的實驗室指標用于預測 AP 的嚴重程度。血常規作為入院常規檢查項目，可及時獲得結果且費用低廉，探究其對 AP 嚴重程度的預測價值對 AP 的臨床診療有重要實踐意義。基于此，筆者對血常規相關指標預測 AP 嚴重程度的國內外研究現狀作一綜述。
1 獨立血常規指標對 AP 嚴重程度預測價值的研究
在臨床實踐中，血常規結果常常是醫務工作者獲得的第一手客觀指標，其獲取快捷方便、價格低廉，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患者的病情嚴重程度。目前臨床上已有較常用的部分血常規指標如紅細胞分布寬度（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RDW）、平均血小板體積（mean platelet volume，MPV）、血細胞比容（hematocrit，HCT）、血小板分布寬度（platelet distribution width，PDW）、血小板（platelet，PLT）計數、未成熟粒細胞百分比（immature granulocyte percentage，IG%）等被用來預測 AP 患者病情嚴重程度，其具體的預測價值仍在進行臨床試驗研究。
1.1 RDW
RDW 是反映紅細胞體積大小異質性的血清學指標，臨床上主要用于貧血的鑒別診斷。年齡、黑色種族、體育鍛煉及妊娠狀態是引起 RDW 升高的主要生理因素[5]。近年來大量研究[6-10]指出，RDW 可用于預測心腦血管疾病、消化道腫瘤、糖尿病、腎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等的嚴重程度或預后。
AP 作為一種炎癥反應性疾病，通過改變紅細胞半衰期、影響紅細胞生成、增加溶血等方式增加紅細胞體積的異質性，可引起 RDW 升高。因此，RDW 可能是 AP 嚴重程度的一項潛在預測指標。Gravito-Soares 等[11]進行的一項回顧性研究表明，RDW 在 SAP 組中高于 MAP 組 ［（14.6±1.3）%比（12.7±0.5）%，P<0.001］，受試者操作特征（ROC）曲線分析顯示 RDW 對 SAP 有較高的預測價值，其 ROC 曲線下面積（AUC）為 0.960、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92.7% 和 84.3%；該研究還指出，RDW 對 AP 患者病死率也有一定的預測價值，其AUC為 0.842，且指出 RDW 對 SAP 發生和病死率的預測價值均優于 Ranson 評分和 BISAP 評分系統。薛建波等[12]對 336 例 AP 患者進行的回顧性研究顯示，RDW是 SAP 的獨立危險因素，RDW 預測 SAP 的AUC為 0.805。Ganji 等[13]納入了 4 項研究共 487 例患者的 meta 分析結果顯示，RDW 預測 AP 患者病死率的AUC為 0.757、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67%和90%。
可見，國內外大多研究均提示，升高的 RDW 對于 SAP 及 AP 的不良預后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然而不同研究的預測準確性尚有一定差異，因此，還需多中心、大樣本的研究來進一步證實并通過約登指數確定 RDW 的最佳截斷值。
1.2 MPV
MPV 是反映血小板功能和活性的一項血清學指標[14]。有研究[15]表明，MPV 升高與心肌梗塞、腦卒中等疾病患者的血栓形成具有相關性，而 MPV 降低多與嚴重的炎癥性疾病相關且隨著炎癥的緩解 MPV 也呈逆轉趨勢。
Zeng 等[16]的一項研究表明，妊娠期高脂血癥性 AP 患者的 MPV 水平高于單純的妊娠期高脂血癥患者 ［（11.29±1.47）fL 比（10.01±1.54）fL，P<0.001］，且起病時期的水平高于緩解期 ［（11.29±1.47）fL 比（10.10±2.03）fL，P=0.002］；對 AP 患者進行亞組分析顯示 MPV 水平在不同嚴重程度的 AP 患者中具有差異，但該研究并未探究 MPV 對于 SAP 的預測價值。Lei 等[15]的研究則顯示，AP 組的 MPV 低于非 AP 組 ［（8.72±2.37）fL 比（10.98±1.40）fL，P<0.001）］，且入院后第 1 天時 SAP 組的 MPV 水平低于非 SAP 組 ［（7.19±2.34）fL 比（9.02±2.27）fL，P=0.002）］，ROC 曲線分析顯示 MPV 預測 SAP 的AUC為 0.716、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91.8% 和 47.4%。最近報道的一項納入了 10 項研究共 1 019 例 AP 患者和 363 例對照病例的 meta 分析[14]結果顯示，AP 發病時期的 MPV 水平低于緩解期且與 AP 的嚴重程度具有相關性，此與Zeng 等[16]的研究結果相反。但也有研究[17]發現，AP 發病時期及緩解期的 MPV 水平與健康受試者比較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
可見，MPV 水平與 AP 及其嚴重程度的關系目前尚無定論，國內外關于 MPV 與 AP 及其嚴重程度關系的相關研究結果差異較大。筆者分析，不同研究中對照組病情的不同可能是引起 AP 和對照組之間 MPV 水平差異情況不同的重要原因；此外，由于 MPV 檢測結果受血樣標本采集到檢測時間間隔長短的影響，因此在不同研究中這一時間間隔的差異也可能帶來相應誤差，從而引起試驗結果的不同。
1.3 HCT
AP 在發病過程中，由于炎性反應和消化系統癥狀如嘔吐、腸麻痹等會導致機體大量水分流失，患者血容量損失可高達 1/3，造成機體血液濃縮，常常出現 HCT 升高[18]。
Deng 等[19]的一項前瞻性研究指出，隨著AP病情加重，中位HCT 值升高（MAP 比 SAP為43.5%比46.5%，P=0.024；MSAP 比 SAP為44.0%比46.5%，P=0.013），且 HCT 預測 SAP 的AUC為 0.682、陽性預測值和陰性預測值分別為 60% 和 76.7%。持續性器官功能衰竭是 SAP 的重要特征，Koutroumpakis 等[20]對納入 3 項共 1 612 例 AP 患者的前瞻性研究結果顯示，入院時 HCT>44% 對持續性器官功能衰竭具有一定預測價值，AUC為 0.67、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59.16% 和 74.24%，其預測價值優于 APACHEⅡ評分系統。
可見，當前的研究多表明升高的 HCT 對 SAP 具有預測價值，這一觀點臨床上幾乎已經達成共識。
1.4 PLT計數
PLT是人體凝血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普遍認為PLT在炎癥反應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有文獻[21-22]報道，PLT可能通過調節中性粒細胞胞外誘捕網等途徑參與 AP 的發病和進展。有文獻[17, 23]報道，AP 患者早期 PLT計數呈下降趨勢，然而也有部分研究[24]發現了相反的結果。?erani? 等[25]的一項研究顯示，升高的PLT計數預測 SAP 的AUC為 0.76、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75.0% 和 70.0%。劉召[26]的研究則稱 SAP 患者的PLT計數低于 MAP 組 ［（113.43±50.526）×109/L 比（200.44±72.695）×109/L，P<0.001］，同時稱PLT計數預測 SAP 的AUC為 0.843，未提及敏感度、特異度等指標。
目前國內外關于 PLT 計數對 AP 嚴重程度預測價值的相關研究仍有較大爭議，甚至部分學者持完全相反的觀點，因此，其能否應用于 AP 的臨床診療中還需大量臨床研究來證實。
1.5 PDW
PDW 是反映PLT體積變異程度的一項指標[27]。研究[28-29]發現，在嚴重膿毒癥和感染性休克患者中高PDW提示預后不佳。在AP患者中，膿毒血癥和感染性休克的出現則多提示病情嚴重及不良預后，因此PDW可能對AP的嚴重程度具有一定預測價值。Wang 等[30]的研究指出，PDW值在持續性器官功能衰竭組中高于非持續性器官功能衰竭組 ［（17.60±1.96）% 比（14.88±2.24）%，P<0.001］，ROC 曲線分析顯示 PDW 預測 AP 患者發生持續性器官功能衰竭的AUC為 0.870、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86.7% 和 77.1%。周仁偉等[31]的研究結果顯示，SAP 組的 PDW 高于 MAP 組 ［（15.62±2.3）% 比（14.20±2.71）%，P=0.003］，PDW 預測 SAP 的AUC為 0.877、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87.81% 和 73.27%。這些現有的研究證實了 PDW 對 SAP 有較好的預測價值且結果一致，進一步的研究可能對該結論應用于臨床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1.6 IG%
IG% 是一種新的炎性指標，外周血中未成熟粒細胞是一種反映骨髓增生和嚴重感染的指標[32]。研究[33]表明，在預測感染嚴重程度方面，IG% 比傳統指標如白細胞計數、C-反應蛋白和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NLR）更有效。許多研究指出 IG% 對 SAP 具有良好的預測價值。Lipiński 等[34]的一項研究稱 IG% 預測 SAP 的AUC高達 0.989、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100% 和 96.9%。持續性炎癥反應綜合征是 AP 患者病情嚴重的標志之一，譚超超等[35]回顧性研究了 1 973 例 AP 患者的病歷資料，發現 IG% 對 AP 患者發生持續性炎癥反應綜合征具有較好的預測價值，其AUC為 0.806、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84.0% 和 66.3%。與間質水腫性胰腺炎相比，壞死性胰腺炎多提示 AP 病情嚴重，尤其是感染性胰腺壞死更是 AP 患者病情嚴重及預后不良的重要標志。ünal 等[36]研究發現，IG% 對急性壞死性胰腺炎具有良好的預測價值，AUC為 0.982、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100% 和 95%。對 AP 患者嚴重程度分級、炎癥反應及不良病理類型各個方面的研究均表明 IG% 對重癥 AP 具有良好的預測價值，且該指標獲取簡便，費用低廉，將其應用于 SAP 的早期識別有巨大前景。
2 血常規計算指標對 AP 嚴重程度預測價值的研究
近年來，血常規計算指標在疾病診斷、病情評估以及預后預測方面的價值受到越來越多研究者的關注，均進行了多種血常規計算指標如 NLR、PLT與淋巴細胞比值（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PLR）、RDW與PLT比值（RDW to platelet ratio，RPR）、中性粒細胞單核細胞乘積（neutrophil-monocyte product，NMP）等對AP患者病情嚴重程度預測價值的研究，部分指標如NLR等對SAP的預測價值得到了廣泛的認可，然而另一些指標的臨床應用尚有較大爭議。
2.1 NLR
NLR 反映了炎癥激活因子和炎癥調節因子之間的平衡，NLR 值越高，炎癥反應越嚴重。NLR目前已經在炎癥、腫瘤、心血管疾病等多種疾病的病情評估方面有了廣泛應用[37]。關于 NLR 對 SAP 預測價值的相關研究也有大量報道，如 Zhou 等[38]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升高的 NLR 對 SAP 具有預測價值，ROC 曲線分析顯示其AUC為 0.722、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64.3% 和 77.1%；該研究同時指出，NLR 升高對 AP 患者 28 d 病死率也有預測價值，AUC可達 0.851。一項納入了 10 項研究包含 394 例 SAP 患者和 1 319 例非 SAP 患者的 meta 分析[39]顯示 NLR 預測 SAP 的AUC為 0.82、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79% 和 71%。升高的 NLR 對 AP 嚴重程度的預測價值在國內外幾乎已經達成共識，該指標整合了炎癥反應及免疫調節兩個方面的因素，對機體炎癥狀態有較好的反映價值，聯合其他檢測指標對 SAP 患者可以實現早期識別，有較大的臨床價值。
2.2 PLR
PLR 在炎癥反應、心血管疾病、腫瘤及化學治療反應相關預測方面已有大量研究[40-43]。近年來，有學者將PLR應用于 AP 及其嚴重程度以及預后的預測中，然而其預測價值仍存一定爭議。Zhou 等[38]報道稱 AP 患者中 PLR 預測 SAP 的AUC 為 0.621、敏感度及特異度分別為 64.3% 和 67.1%，同時該報道指出 PLR 預測 28 d 病死率的AUC為 0.693。Cho 等[44]的一項關于不同病因 AP 患者中 PLR 對 SAP 預測價值的研究指出，在膽源性胰腺炎中 SAP 組 PLR 的水平高于非 SAP 組（641±498.6 比 330.2±263.7，P=0.008），且 PLR 水平預測 SAP 的AUC為 0.638、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70.4% 和 52.3%；然而在酒精性胰腺炎中 SAP 組和非 SAP 組患者的 PLR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139.1±145.4 比 186±150.5，P=0.218）。陳雪等[45]回顧性研究了 63 例高脂血癥性 AP 患者，發現入院時 PLR 水平在 MAP、MSAP、SAP 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120.40 比 120.41 比 148.96，P=0.341），而入院 48 h時PLR 水平隨著疾病嚴重程度的上升而升高（132.03 比 148.91比 247.45，P=0.008）。目前關于 PLR 對 AP 嚴重程度預測的研究仍較少，已有的研究表明，PLR 對 SAP 的預測價值也較為有限，且在不同病因的 AP 中差異較大。因此仍需要多中心大樣本的系統性研究來進一步對其進行研究，以期達到臨床共識。
2.3 RPR
近年來，部分學者提出 RPR 對 AP 嚴重程度也有一定的預測價值。鄧興鋒等[46]研究發現，RPR 水平隨著疾病嚴重程度（MAP、MSAP、SAP）的上升而升高（0.059±0.016 比 0.072±0.028 比 0.109±0.046，P<0.05），ROC 曲線分析顯示，RPR 預測 SAP 的AUC為 0.809、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74.2% 和 80.7%。Cetinkaya 等[47]對 AP 預后的研究指出，RPR 升高對 AP 病死率也具有預測價值，其AUC為 0.783，最佳截斷值為 0.000 067、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80.00% 和 70.08%。?lhan 等[48]報道妊娠合并 AP 組和健康妊娠狀態組的 RPR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其對 SAP 是否具有預測價值則未進行深入研究。目前國內外將 RPR 應用于 AP 嚴重程度和預后預測的研究較少，現有的研究結論也有一定的差異，再加上其最佳截斷值太小，在臨床應用中尚有不便，對該指標進行一定的改良或更利于臨床實際應用。
2.4 NMP
中性粒細胞不僅本身參與了機體的炎癥反應，同時也是一種非特異性的炎癥指標。單核細胞作為另一重要的炎細胞，以巨噬細胞的形式在組織中發揮作用，其介導產生及釋放的多種細胞因子與 AP 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49]。劉江等[49]將 NMP 作為預測AP嚴重程度的指標，發現SAP患者的NMP高于非SAP組（15.93比5.70，P=0.012），且NMP聯合血肌酐水平對SAP具有預測價值，其AUC為 0.884、敏感度和特異度分別為 75% 和 100%。然而遺憾的是，該研究并未將NMP作為獨立指標對其預測價值進行研究。筆者暫未發現國內外其他關于NMP與各種疾病的相關研究。
3 血常規聯合指標對 AP 嚴重程度預測價值的研究
獨立血常規指標或血常規計算指標對SAP均有一定的預測價值，然而這些指標主要反映的是AP發病及發展過程中的炎癥反應情況，對于胰腺局部損傷及疾病發展所致的器官功能衰竭缺乏直接反映效力。因此，在血常規相關指標的基礎上聯合其他血清學以及影像學檢查結果能夠有效地增強其對 SAP 的總體預測價值。
3.1 血常規指標聯合其他血清學指標
AP 是一種發生于胰腺的炎癥反應性疾病，可引起機體多種炎癥因子、凝血指標、生化指標等的改變。目前的大多研究將多種血清學指標分別應用到 AP 嚴重程度的預測中，也有部分研究將幾種血清學指標聯合起來對 AP 嚴重程度進行更加全面地預測，以期增強相關研究的可靠性。常見的聯合檢測主要包括多種血常規相關指標互相聯合[50]，血常規指標與降鈣素原、C-反應蛋白、IL-6 等其余炎癥指標聯合[51-52]，與 D-二聚體等凝血指標聯合以及與鈣離子、血肌酐、白蛋白等指標聯合[53-54]。國內外關于血常規相關指標聯合其他血清學指標預測 AP 嚴重程度的研究中，大多結果表明聯合指標的預測價值優于獨立指標。然而部分聯合預測指標入院時難以及時獲得，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相應聯合預測模型的臨床實用性。總之，血清學指標的聯合預測模型仍然需要大量研究來確定和優化，對其準確性、簡便性和實用性進行更好地平衡。
3.2 血常規指標聯合評分系統
臨床上有多種預測 AP 嚴重程度的評價系統，如 APACHEⅡ評分、Ranson評分、CTSI 評分等，但其臨床應用程序復雜，病變早期相關指標難以獲取且費用昂貴，臨床使用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他評價系統如BISAP、SOFA評分等雖臨床應用比較簡便，但是側重點較片面，對預測的有效性則有一定限制。也有相關研究[38]表明，血常規相關指標聯合簡單評分系統的預測模型不僅可以增強相關預測模型的準確性，同時具有指標獲取便捷且費用低廉的特點，對 AP 的診療可發揮重要作用。
4 小結與展望
近些年，國內外學者對血常規指標預測 AP 嚴重程度的相關研究越來越多，從獨立指標到部分計算指標，再到與其他血清學指標甚至評分系統聯合預測的研究大量被報道。從相關研究結果來看，PDW、RDW、IG%、NLR、RPR 等單純血常規指標對 AP 病情嚴重程度即有較好的預測價值；此外，也不斷地有學者提出新興預測指標，然而相關研究的質量參差不齊，一些新指標對 SAP 的預測價值尚有較大爭議。血常規相關指標聯合其他血清學指標甚至評分系統對 AP 嚴重程度的預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強其預測價值，但是由于后者獲取不便、費用昂貴等諸多限制，可能會使其臨床實用性和預測的及時性受到一定影響。因此，如何平衡 AP 嚴重程度預測模型的準確性、及時性及經濟性，仍是相關專業醫師在未來應當深入探究的難題。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王東東檢索文獻及文稿撰寫；張宇浩和張浩東查閱文獻；魏豐賢和徐小東修改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