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唐劍偉, 徐明清, 張鳴. miR-200a 與肝細胞癌增殖轉移及預后關系的研究進展.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8, 25(9): 1130-1134. doi: 10.7507/1007-9424.201802035 復制
肝細胞癌（HCC）是世界上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在全球腫瘤致死率中位居第 5 位[1]。因其早期癥狀不明顯且缺乏有效的檢測方法，因此早期診斷率較低，大約有 30% 的 HCC 患者在診斷時已為晚期[2]，失去有效的治療機會。同時，由于非早期 HCC 治療后轉移及復發率高，早期診斷治療具有更突出的重要價值。微小 RNA（miRNA，miR）是一種廣泛參與機體多種生物學功能的非編碼 RNA，它主要與靶 RNA 的 3′ 端非翻譯區（untranslated region，UTR）結合，導致靶 RNA 的降解或翻譯終止，從而參與調控細胞發育、增殖、分化、凋亡等多種生物學過程。而 miRNA 異常表達與多種疾病，以及腫瘤的發生、發展、侵襲、轉移等密切相關[3-4]。一些 miRNA 已確定在腫瘤中發揮癌基因或抑癌基因的作用，并影響腫瘤的生物學行為[5-7]。其中，miR-200 家族與腫瘤的關系是近年來的研究熱點，并取得了一定進展[8]，其家族成員之一—miR-200a 與 HCC 的發生、侵襲、轉移、預后等諸多方面有密切關系。筆者現就 miR-200a 在 HCC 中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1 miR-200a 在 HCC 中的表達情況
miR-200 家族由 miR-200a、miR-200b、miR-200c、miR-141 及 miR-429 組成。根據不同的染色體定位，分為 2 個亞組：miR-200a、miR-200b 及 miR-429 定位于染色體 1p36.33，miR-200c 和 miR-141 定位于染色體 12p13.31。根據功能差異可分為 2 個子家族[9-10]：具有相同核心序列“AAUACU”的 miR-200b、miR-200c 及 miR-429 為 1 個子家族，具有共同核心序列“AACACU”的 miR-200a 與 miR-141 為另 1 個子家族。
miR-200a 與大多數 miR 一樣，具有基因簇集現象、時序性、組織特異性、高度保守等生物學特性，在不同腫瘤細胞系及組織中，miR-200a 的表達并不完全相同。Murakami 等[11]通過微陣列方法對 24 例 HCC 組織和 22 例 HCC 癌旁組織進行研究后發現，miR-200a 在 HCC 組織中呈低表達。Feng 等[12]應用定量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qRT-PCR）和原位雜交分析方法對 115 例 HCC 組織及其癌旁組織中 miR-200a 的表達進行檢測后發現，它在癌組織中的表達水平明顯降低，癌旁組織的表達水平是 HCC 組織的 2.36 倍，且 miR-200a 在不同的 HCC 細胞株（HepG2、SMMC7721、BEL7402、Huh7、HCCLM3、MHCC97L 和 PLC）中的表達水平也明顯低于正常肝細胞株 LO2。Wang 等[13]發現，miR-200a 在 HCC 干細胞中的表達水平低于正常肝臟干細胞。Dhayat 等[14]通過 qRT-PCR 法對 22 例 HCC 術前患者、22 例肝硬變患者及 15 例健康志愿者的血清 miR-200a 的表達水平進行檢測后發現，miR-200a 在 HCC 患者血清中的表達水平顯著低于肝硬變患者與健康人。
2 miR-200a 抑制 HCC 細胞增殖
近年來研究[15]表明，miR-200a 在 HCC 組織及細胞中的表達下調，正常表達或者高表達的 miR-200a 可通過影響細胞的增殖周期或信號傳導通路來抑制 HCC 細胞的增殖，促進腫瘤細胞凋亡，從而發揮抑癌作用。Xiao 等[16]通過細胞增殖實驗及平板克隆實驗發現，轉染 miR-200a 后的 HCC 細胞株（SK-HEP-1 和 Huh7）的細胞增殖速度明顯低于對照組；進一步研究發現，miR-200a 通過作用于 CDK6 的 3′UTR 端，調控其介導的 Rb-E2F 傳導通路，誘導腫瘤細胞停滯于 G1 期，從而發揮抑制腫瘤細胞增殖的作用。
有多位研究者研究了 miR-200a 抑制 HCC 細胞增殖的機制。Feng 等[12]首先證實了 miR-200a 對肝癌細胞的增殖具有抑制作用，通過 TargetScan 預測，結腸癌轉移相關基因 1（metastasis-associated in colon cancer-1，MACC1）可能是 miR-200a 的作用靶點，然后運用 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檢測發現，高表達的 miR-200a 抑制 MACC1 mRNA 及其轉錄蛋白的表達，初步證明二者之間存在作用關聯。該學者進一步進行了機制研究，熒光素酶活性實驗顯示：高表達的 miR-200a 作用于 MACC1 野生型 3′UTR 端，通過調控 MACC1 分子的表達而抑制細胞的增殖[12]。Chen 等[17]則從另一角度進行了研究，該研究團隊使用慢病毒轉染構建高表達 miR-200a 的 HCC 細胞株，通過細胞增殖實驗發現，高表達組的細胞增殖率明顯低于對照組（P<0.01）；進一步研究發現，miR-200a 可作用于叉頭框轉錄因子 a2（Foxa2）的 3′UTR，miR-200a 表達的上調能抑制 Foxa2 基因 mRNA 及其轉錄蛋白的表達，從而抑制 HCC 細胞的增殖。
3 miR-200a 抑制 HCC 的侵襲轉移
腫瘤細胞的侵襲轉移是異常復雜的過程，研究[18]證實，miR-200a 能抑制 HCC 細胞的侵襲轉移，其作用機制主要是通過抑制或逆轉上皮間質轉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過程來實現的。EMT 是肝細胞癌侵襲轉移的關鍵過程之一，它的發生伴隨著間質表型標志物的表達上調和上皮細胞標志物的表達下調，其中上皮細胞標志物 E-鈣黏蛋白是 EMT 過程中最重要的標志物，其表達與 EMT 的發生及腫瘤侵襲轉移能力呈負相關[19-21]。研究[22-23]表明，miR-200a 通過作用于鋅指 E-盒結合同源異形盒（zinc finger E-boxbinding homeobox，ZEB）等靶基因 mRNA 的 3′UTR，下調其相應蛋白的表達，進而提高 E-鈣黏蛋白的表達水平，抑制或逆轉 EMT 過程，從而降低腫瘤細胞的侵襲和轉移能力。
Hung 等[24]通過 Transwell 遷徙實驗發現，高表達 miR-200a 對 HCC 細胞遷徙具有抑制作用。在 HCC 細胞株 Hep J5 與 skHep-1 中，上調 miR-200a 的表達可導致 EMT 標志蛋白——E-鈣黏蛋白的表達上調，而使用 shRNA 沉默 miR-200a 基因后，E-鈣黏蛋白的表達下調，提示 miR-200a 具有抑制 EMT 過程的作用。Dhayat 等[25]通過 qRT-PCR 分析發現，miR-200a 在 HCC 組織中的表達明顯下調，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miR-200a 的表達水平與間充質標志物波形蛋白和 ZEB-1 蛋白的表達水平呈負相關，與 E-鈣黏蛋白的表達水平呈正相關。Zhong等[18]將 HCC 細胞株分為 miR-200a 低表達組與正常對照組，應用 qRT-PCR 和蛋白質印跡法分析對比了 2 組細胞株中 EMT 相關 mRNA 及蛋白的表達情況，結果顯示，低表達組 E-鈣黏蛋白 mRNA 的表達水平顯著降低，相反波形蛋白及 Ki-67 蛋白的表達水平均明顯升高。近年來，隨著腫瘤干細胞研究的進展，也有研究[26]發現，miR-200a 可能也參與了肝癌干細胞 EMT 過程的調控。有研究[13]發現，通過轉染上調肝癌干細胞中 miR-200a 的表達后，E-鈣黏蛋白的表達水平顯著升高，而間充質標志物 ZEB-2、N-鈣黏蛋白及波形蛋白的表達水平明顯降低，體外實驗也證實轉染后的肝癌干細胞的轉移侵襲能力降低。
上述研究從不同方面證實了 miR-200a 主要通過抑制 EMT 介導的途徑發揮作用，但同時還通過其他通路調控 HCC 細胞的侵襲轉移。如前所述，Chen 等[17]應用 TargetScan 研究顯示，Foxa2 是 miR-200a 的作用靶點，而 Foxa2 參與多種腫瘤的發生和發展[27]，miR-200a 通過作用于 Foxa2 的 3′UTR，下調其 mRNA 及蛋白的表達，使用慢病毒轉染構建 miR-200a 高表達的肝細細胞株 Huh7 后，細胞遷移侵襲實驗顯示，高表達組的細胞侵襲能力低于對照組。另有研究者[28]運用質粒轉染方法上調 miR-200a 在肝癌細胞株 MHCC97-H 和 SMMC-7721 中的表達后，細胞遷移實驗結果提示，高表達的 miR-200a 對肝癌細胞的侵襲轉移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隨后進行體內實驗，將 miR-200a 高表達的肝癌細胞株 SMMC-7721 注射在裸鼠皮下，發現高表達組裸鼠的肺轉移率與轉移結節數量均明顯低于對照組（P<0.05）；再進一步運用生物信息學工具方法檢測，發現接頭蛋白 GAB1 可能為 miR-200a 的靶點；當使用 siRNA 敲低 GAB1 基因的內源性表達后，HCC 細胞的侵襲轉移水平顯著降低；熒光素酶活性實驗也證實，miR-200a 正是作用于 GAB1 的 3′UTR，抑制了 GAB1 mRNA 及其蛋白的表達。該研究[28]表明，miR-200a 通過沉默 GAB1 的表達從而抑制 HCC 的侵襲轉移，這是其另一條作用途徑。
4 miR-200a 在 HCC 預后評估中的作用
miR-200a 在 HCC 細胞增殖和侵襲轉移中具有重要作用，其表達情況是否可預測患者的預后呢？Xiao 等[16]通過對比了 56 例 miR-200a 高表達 HCC 患者與 65 例 miR-200a 低表達 HCC 患者術后的總體生存期發現，患者總體生存時間與 miR-200a 的表達水平、血清甲胎蛋白（AFP）水平、分化程度、TNM 分期及是否存在門靜脈癌栓密切相關。亞組分析結果顯示，miR-200a 低表達組的總體生存期較高表達組更短（P<0.01），說明低表達 miR-200a 對 HCC 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16]。Liu 等[29]檢測了 136 例行肝動脈化療栓塞 HCC 患者術前血清中的 11 種 miRNA，發現 miR-200a、miR-21、miR-122 和 miR-224-5p 與患者術后的總體生存時間有關；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高 AFP 水平、多衛星結節及 miR-200a 低表達是影響 HCC 介入術后患者總體生存時間的獨立危險因素，且 miR-200a 表達水平對患者預后預測的準確性高于 AFP。龔哲等[30]分析了 95 例 HCC 患者血清及癌組織中 miR-200a 的表達情況，結果顯示，肝癌組織中 miR-200a 的表達水平最低，癌旁組織次之，正常肝組織最高，且癌組織中 miR-200a 的表達水平與分化程度和遠處轉移相關；血清中 miR-200a 的表達水平與 AFP 水平、腫瘤分化程度、是否遠處轉移及 TNM 分期相關；高表達組和低表達組術后的 5 年累積生存率分別為 63.7% 和 41.9%，提示高表達組患者的術后生存明顯好于低表達組。
在 HCC 行肝移植術的研究中，Feng 等[12]發現，miR-200a 的表達水平與預后密切相關，其中低表達組的 1、3 及 5 年復發率及存活率明顯低于高表達組（總復發率：P<0.001；總生存率：P=0.037）；多因素分析發現，miR-200a 低表達是 HCC 肝移植術后患者復發的危險因素之一。
5 miR-200a 作為 HCC 血清學腫瘤標志物的潛在價值
AFP 聯合影像學檢查是目前應用得最廣泛的 HCC 診斷方法[31]，但其存在一定的假陽性率，敏感性也有待于進一步提高[32]，探尋新的具有更好的診斷準確性及敏感性的 HCC 標志物，對提高 HCC 診斷的準確性，尤其是早期小肝癌的價值不言而喻。研究發現，某些 miRNAs 能在人類血清中穩定存在[33]，且這些 miRNAs 與腫瘤的發生發展、組織分型及分化程度密切相關，具有組織特異性，提示它們可作為診斷腫瘤的新的標志物[34-35]。
Wang 等[36]對 HCC 患者及健康志愿者血清中的 84 種 miRNA 進行檢測后發現，有 18 種 miRNA 在 HCC 患者的血清中具有差異性表達，其中 miR-200a 在 HCC 患者血清中的表達降低。Dhayat 等[14]應用 qRT-PCR 法測定了 miR-200 成員在 HCC、肝硬變及健康志愿者血清中的表達，結果顯示，HCC 患者血清中 miR-200a 和 miR-141 的表達水平明顯低于健康對照組（P<0.007，P<0.002）；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提示血清中 miR-200a 和 miR-141 的差異性表達對肝癌、肝硬變患者和健康志愿者的鑒別有一定價值。汪建林等[37]通過檢測 36 例 HCC 患者及 21 例健康人的血清中 miR-200a 的相對表達水平，并結合臨床資料提出：miR-200a 的表達水平與患者年齡、性別、吸煙、飲酒、HBV 感染及肝硬變均無關，而與 AFP 水平、腫瘤分期及腫瘤病理分級均相關。其他學者[17]的研究也證實這一結論，并同時指出，HCC 患者血清中 miR-200a 的表達水平與腫瘤直徑、TNM 分期、是否轉移和復發均呈負相關，與分化程度呈正相關。通過對比 HCC 患者手術前后血清中 miR-200a 的表達水平發現，術后患者血清中 miR-200a 的表達水平較術前有明顯升高[17]。以上研究結果為 miR-200a 用于 HCC 的術前診斷、術后隨訪、監測等提供了新的證據，但診斷可靠性仍需要更大樣本量的研究進一步證實。
6 小結
miR-200 家族在腫瘤發生發展中的研究仍是目前研究領域的熱點，研究[38-39]發現，miR-200a 與多種肝臟疾病的發生發展有著緊密的聯系，如參與肝纖維化、肝損傷、HCC 等病理進程。它能明顯抑制 HCC 細胞的增殖、侵襲和轉移，發揮抑癌基因的作用。又因其在 HCC 組織、細胞及患者血清中的表達具有顯著差異性，因此其可作為 HCC 診斷和預后的潛在標志物。由于 HCC 的發生和發展是多因素、多基因及多階段的異常復雜的過程，miR-200a 僅僅是眾多復雜因素之一，它與其他發生因素之間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尚不清楚，仍然面臨諸多疑問。相信隨著 miR-200a 及其下游靶點研究的深入，miR-200a 對 HCC 發生、發展、侵襲和轉移的調控機制將得到進一步闡明，可能為 HCC 診斷和靶向干預治療提供新的途徑。
肝細胞癌（HCC）是世界上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在全球腫瘤致死率中位居第 5 位[1]。因其早期癥狀不明顯且缺乏有效的檢測方法，因此早期診斷率較低，大約有 30% 的 HCC 患者在診斷時已為晚期[2]，失去有效的治療機會。同時，由于非早期 HCC 治療后轉移及復發率高，早期診斷治療具有更突出的重要價值。微小 RNA（miRNA，miR）是一種廣泛參與機體多種生物學功能的非編碼 RNA，它主要與靶 RNA 的 3′ 端非翻譯區（untranslated region，UTR）結合，導致靶 RNA 的降解或翻譯終止，從而參與調控細胞發育、增殖、分化、凋亡等多種生物學過程。而 miRNA 異常表達與多種疾病，以及腫瘤的發生、發展、侵襲、轉移等密切相關[3-4]。一些 miRNA 已確定在腫瘤中發揮癌基因或抑癌基因的作用，并影響腫瘤的生物學行為[5-7]。其中，miR-200 家族與腫瘤的關系是近年來的研究熱點，并取得了一定進展[8]，其家族成員之一—miR-200a 與 HCC 的發生、侵襲、轉移、預后等諸多方面有密切關系。筆者現就 miR-200a 在 HCC 中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1 miR-200a 在 HCC 中的表達情況
miR-200 家族由 miR-200a、miR-200b、miR-200c、miR-141 及 miR-429 組成。根據不同的染色體定位，分為 2 個亞組：miR-200a、miR-200b 及 miR-429 定位于染色體 1p36.33，miR-200c 和 miR-141 定位于染色體 12p13.31。根據功能差異可分為 2 個子家族[9-10]：具有相同核心序列“AAUACU”的 miR-200b、miR-200c 及 miR-429 為 1 個子家族，具有共同核心序列“AACACU”的 miR-200a 與 miR-141 為另 1 個子家族。
miR-200a 與大多數 miR 一樣，具有基因簇集現象、時序性、組織特異性、高度保守等生物學特性，在不同腫瘤細胞系及組織中，miR-200a 的表達并不完全相同。Murakami 等[11]通過微陣列方法對 24 例 HCC 組織和 22 例 HCC 癌旁組織進行研究后發現，miR-200a 在 HCC 組織中呈低表達。Feng 等[12]應用定量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qRT-PCR）和原位雜交分析方法對 115 例 HCC 組織及其癌旁組織中 miR-200a 的表達進行檢測后發現，它在癌組織中的表達水平明顯降低，癌旁組織的表達水平是 HCC 組織的 2.36 倍，且 miR-200a 在不同的 HCC 細胞株（HepG2、SMMC7721、BEL7402、Huh7、HCCLM3、MHCC97L 和 PLC）中的表達水平也明顯低于正常肝細胞株 LO2。Wang 等[13]發現，miR-200a 在 HCC 干細胞中的表達水平低于正常肝臟干細胞。Dhayat 等[14]通過 qRT-PCR 法對 22 例 HCC 術前患者、22 例肝硬變患者及 15 例健康志愿者的血清 miR-200a 的表達水平進行檢測后發現，miR-200a 在 HCC 患者血清中的表達水平顯著低于肝硬變患者與健康人。
2 miR-200a 抑制 HCC 細胞增殖
近年來研究[15]表明，miR-200a 在 HCC 組織及細胞中的表達下調，正常表達或者高表達的 miR-200a 可通過影響細胞的增殖周期或信號傳導通路來抑制 HCC 細胞的增殖，促進腫瘤細胞凋亡，從而發揮抑癌作用。Xiao 等[16]通過細胞增殖實驗及平板克隆實驗發現，轉染 miR-200a 后的 HCC 細胞株（SK-HEP-1 和 Huh7）的細胞增殖速度明顯低于對照組；進一步研究發現，miR-200a 通過作用于 CDK6 的 3′UTR 端，調控其介導的 Rb-E2F 傳導通路，誘導腫瘤細胞停滯于 G1 期，從而發揮抑制腫瘤細胞增殖的作用。
有多位研究者研究了 miR-200a 抑制 HCC 細胞增殖的機制。Feng 等[12]首先證實了 miR-200a 對肝癌細胞的增殖具有抑制作用，通過 TargetScan 預測，結腸癌轉移相關基因 1（metastasis-associated in colon cancer-1，MACC1）可能是 miR-200a 的作用靶點，然后運用 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檢測發現，高表達的 miR-200a 抑制 MACC1 mRNA 及其轉錄蛋白的表達，初步證明二者之間存在作用關聯。該學者進一步進行了機制研究，熒光素酶活性實驗顯示：高表達的 miR-200a 作用于 MACC1 野生型 3′UTR 端，通過調控 MACC1 分子的表達而抑制細胞的增殖[12]。Chen 等[17]則從另一角度進行了研究，該研究團隊使用慢病毒轉染構建高表達 miR-200a 的 HCC 細胞株，通過細胞增殖實驗發現，高表達組的細胞增殖率明顯低于對照組（P<0.01）；進一步研究發現，miR-200a 可作用于叉頭框轉錄因子 a2（Foxa2）的 3′UTR，miR-200a 表達的上調能抑制 Foxa2 基因 mRNA 及其轉錄蛋白的表達，從而抑制 HCC 細胞的增殖。
3 miR-200a 抑制 HCC 的侵襲轉移
腫瘤細胞的侵襲轉移是異常復雜的過程，研究[18]證實，miR-200a 能抑制 HCC 細胞的侵襲轉移，其作用機制主要是通過抑制或逆轉上皮間質轉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過程來實現的。EMT 是肝細胞癌侵襲轉移的關鍵過程之一，它的發生伴隨著間質表型標志物的表達上調和上皮細胞標志物的表達下調，其中上皮細胞標志物 E-鈣黏蛋白是 EMT 過程中最重要的標志物，其表達與 EMT 的發生及腫瘤侵襲轉移能力呈負相關[19-21]。研究[22-23]表明，miR-200a 通過作用于鋅指 E-盒結合同源異形盒（zinc finger E-boxbinding homeobox，ZEB）等靶基因 mRNA 的 3′UTR，下調其相應蛋白的表達，進而提高 E-鈣黏蛋白的表達水平，抑制或逆轉 EMT 過程，從而降低腫瘤細胞的侵襲和轉移能力。
Hung 等[24]通過 Transwell 遷徙實驗發現，高表達 miR-200a 對 HCC 細胞遷徙具有抑制作用。在 HCC 細胞株 Hep J5 與 skHep-1 中，上調 miR-200a 的表達可導致 EMT 標志蛋白——E-鈣黏蛋白的表達上調，而使用 shRNA 沉默 miR-200a 基因后，E-鈣黏蛋白的表達下調，提示 miR-200a 具有抑制 EMT 過程的作用。Dhayat 等[25]通過 qRT-PCR 分析發現，miR-200a 在 HCC 組織中的表達明顯下調，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miR-200a 的表達水平與間充質標志物波形蛋白和 ZEB-1 蛋白的表達水平呈負相關，與 E-鈣黏蛋白的表達水平呈正相關。Zhong等[18]將 HCC 細胞株分為 miR-200a 低表達組與正常對照組，應用 qRT-PCR 和蛋白質印跡法分析對比了 2 組細胞株中 EMT 相關 mRNA 及蛋白的表達情況，結果顯示，低表達組 E-鈣黏蛋白 mRNA 的表達水平顯著降低，相反波形蛋白及 Ki-67 蛋白的表達水平均明顯升高。近年來，隨著腫瘤干細胞研究的進展，也有研究[26]發現，miR-200a 可能也參與了肝癌干細胞 EMT 過程的調控。有研究[13]發現，通過轉染上調肝癌干細胞中 miR-200a 的表達后，E-鈣黏蛋白的表達水平顯著升高，而間充質標志物 ZEB-2、N-鈣黏蛋白及波形蛋白的表達水平明顯降低，體外實驗也證實轉染后的肝癌干細胞的轉移侵襲能力降低。
上述研究從不同方面證實了 miR-200a 主要通過抑制 EMT 介導的途徑發揮作用，但同時還通過其他通路調控 HCC 細胞的侵襲轉移。如前所述，Chen 等[17]應用 TargetScan 研究顯示，Foxa2 是 miR-200a 的作用靶點，而 Foxa2 參與多種腫瘤的發生和發展[27]，miR-200a 通過作用于 Foxa2 的 3′UTR，下調其 mRNA 及蛋白的表達，使用慢病毒轉染構建 miR-200a 高表達的肝細細胞株 Huh7 后，細胞遷移侵襲實驗顯示，高表達組的細胞侵襲能力低于對照組。另有研究者[28]運用質粒轉染方法上調 miR-200a 在肝癌細胞株 MHCC97-H 和 SMMC-7721 中的表達后，細胞遷移實驗結果提示，高表達的 miR-200a 對肝癌細胞的侵襲轉移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隨后進行體內實驗，將 miR-200a 高表達的肝癌細胞株 SMMC-7721 注射在裸鼠皮下，發現高表達組裸鼠的肺轉移率與轉移結節數量均明顯低于對照組（P<0.05）；再進一步運用生物信息學工具方法檢測，發現接頭蛋白 GAB1 可能為 miR-200a 的靶點；當使用 siRNA 敲低 GAB1 基因的內源性表達后，HCC 細胞的侵襲轉移水平顯著降低；熒光素酶活性實驗也證實，miR-200a 正是作用于 GAB1 的 3′UTR，抑制了 GAB1 mRNA 及其蛋白的表達。該研究[28]表明，miR-200a 通過沉默 GAB1 的表達從而抑制 HCC 的侵襲轉移，這是其另一條作用途徑。
4 miR-200a 在 HCC 預后評估中的作用
miR-200a 在 HCC 細胞增殖和侵襲轉移中具有重要作用，其表達情況是否可預測患者的預后呢？Xiao 等[16]通過對比了 56 例 miR-200a 高表達 HCC 患者與 65 例 miR-200a 低表達 HCC 患者術后的總體生存期發現，患者總體生存時間與 miR-200a 的表達水平、血清甲胎蛋白（AFP）水平、分化程度、TNM 分期及是否存在門靜脈癌栓密切相關。亞組分析結果顯示，miR-200a 低表達組的總體生存期較高表達組更短（P<0.01），說明低表達 miR-200a 對 HCC 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16]。Liu 等[29]檢測了 136 例行肝動脈化療栓塞 HCC 患者術前血清中的 11 種 miRNA，發現 miR-200a、miR-21、miR-122 和 miR-224-5p 與患者術后的總體生存時間有關；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高 AFP 水平、多衛星結節及 miR-200a 低表達是影響 HCC 介入術后患者總體生存時間的獨立危險因素，且 miR-200a 表達水平對患者預后預測的準確性高于 AFP。龔哲等[30]分析了 95 例 HCC 患者血清及癌組織中 miR-200a 的表達情況，結果顯示，肝癌組織中 miR-200a 的表達水平最低，癌旁組織次之，正常肝組織最高，且癌組織中 miR-200a 的表達水平與分化程度和遠處轉移相關；血清中 miR-200a 的表達水平與 AFP 水平、腫瘤分化程度、是否遠處轉移及 TNM 分期相關；高表達組和低表達組術后的 5 年累積生存率分別為 63.7% 和 41.9%，提示高表達組患者的術后生存明顯好于低表達組。
在 HCC 行肝移植術的研究中，Feng 等[12]發現，miR-200a 的表達水平與預后密切相關，其中低表達組的 1、3 及 5 年復發率及存活率明顯低于高表達組（總復發率：P<0.001；總生存率：P=0.037）；多因素分析發現，miR-200a 低表達是 HCC 肝移植術后患者復發的危險因素之一。
5 miR-200a 作為 HCC 血清學腫瘤標志物的潛在價值
AFP 聯合影像學檢查是目前應用得最廣泛的 HCC 診斷方法[31]，但其存在一定的假陽性率，敏感性也有待于進一步提高[32]，探尋新的具有更好的診斷準確性及敏感性的 HCC 標志物，對提高 HCC 診斷的準確性，尤其是早期小肝癌的價值不言而喻。研究發現，某些 miRNAs 能在人類血清中穩定存在[33]，且這些 miRNAs 與腫瘤的發生發展、組織分型及分化程度密切相關，具有組織特異性，提示它們可作為診斷腫瘤的新的標志物[34-35]。
Wang 等[36]對 HCC 患者及健康志愿者血清中的 84 種 miRNA 進行檢測后發現，有 18 種 miRNA 在 HCC 患者的血清中具有差異性表達，其中 miR-200a 在 HCC 患者血清中的表達降低。Dhayat 等[14]應用 qRT-PCR 法測定了 miR-200 成員在 HCC、肝硬變及健康志愿者血清中的表達，結果顯示，HCC 患者血清中 miR-200a 和 miR-141 的表達水平明顯低于健康對照組（P<0.007，P<0.002）；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提示血清中 miR-200a 和 miR-141 的差異性表達對肝癌、肝硬變患者和健康志愿者的鑒別有一定價值。汪建林等[37]通過檢測 36 例 HCC 患者及 21 例健康人的血清中 miR-200a 的相對表達水平，并結合臨床資料提出：miR-200a 的表達水平與患者年齡、性別、吸煙、飲酒、HBV 感染及肝硬變均無關，而與 AFP 水平、腫瘤分期及腫瘤病理分級均相關。其他學者[17]的研究也證實這一結論，并同時指出，HCC 患者血清中 miR-200a 的表達水平與腫瘤直徑、TNM 分期、是否轉移和復發均呈負相關，與分化程度呈正相關。通過對比 HCC 患者手術前后血清中 miR-200a 的表達水平發現，術后患者血清中 miR-200a 的表達水平較術前有明顯升高[17]。以上研究結果為 miR-200a 用于 HCC 的術前診斷、術后隨訪、監測等提供了新的證據，但診斷可靠性仍需要更大樣本量的研究進一步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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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200 家族在腫瘤發生發展中的研究仍是目前研究領域的熱點，研究[38-39]發現，miR-200a 與多種肝臟疾病的發生發展有著緊密的聯系，如參與肝纖維化、肝損傷、HCC 等病理進程。它能明顯抑制 HCC 細胞的增殖、侵襲和轉移，發揮抑癌基因的作用。又因其在 HCC 組織、細胞及患者血清中的表達具有顯著差異性，因此其可作為 HCC 診斷和預后的潛在標志物。由于 HCC 的發生和發展是多因素、多基因及多階段的異常復雜的過程，miR-200a 僅僅是眾多復雜因素之一，它與其他發生因素之間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尚不清楚，仍然面臨諸多疑問。相信隨著 miR-200a 及其下游靶點研究的深入，miR-200a 對 HCC 發生、發展、侵襲和轉移的調控機制將得到進一步闡明，可能為 HCC 診斷和靶向干預治療提供新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