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嚴晶, 肖克敏, 方濤, 鄒治義, 吳建清. 影響高齡患者腹腔鏡手術后繼發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因素分析.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6, 23(8): 972-977. doi: 10.7507/1007-9424.20160254 復制
隨著腔鏡技術的進步及患者手術年齡的放寬，近年來腹腔鏡在各個年齡段的患者中均得到廣泛開展，其對術后認知功能的影響也逐漸得到重視[1-2]。有許多研究[3-5]圍繞腹腔鏡圍手術期的各個環節提出了一些對術后認識功能障礙有影響的潛在因素。尤其對于高齡手術患者，往往合并較多基礎疾病，臟器功能逐漸衰退，對手術的耐受力和對麻醉的承受力減退，因而對于潛在影響認知功能的因素更為敏感[6]。有鑒于此，本研究擬開展多中心研究，并設定較長的研究周期，盡可能納入腹腔鏡手術中對術后認知功能障礙有潛在影響的因素，旨在分析高齡腹腔鏡手術患者繼發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原因，以便及早發現高風險患者，并予以及時干預治療。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納入大冶市人民醫院和陽新縣人民醫院于2014年9月14日至2016年1月1日期間以及大冶市中醫院2014年6月19日至2016年1月1日期間收治的腹腔鏡手術患者為研究對象。
1.1.1 納入標準
①指征明確的擇期手術；②年齡≥55歲的高齡患者；③患者術前均經由簡易精神狀態檢查（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量表評判，確認術前認知功能正常。
1.1.2 排除標準
為避免混入易混因素，排除以下患者：①長期服用影響精神狀態藥物；②合并精神、心理疾患導致認知功能受損；③既往顱腦外傷病史；④文化程度過低，不具備基本認知能力（文盲）；⑤伴隨語言、視覺障礙以至于無法正常交流，不能配合檢查；⑥無法使用普通話進行流暢交流，易于造成溝通誤差；⑦對圍手術期所使用的麻醉藥物及其相關成分過敏；⑧入院后因診療流程及存在糾紛或提前出院。
1.2 診斷標準
遵從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癡呆與認知障礙學組于2010年制定的《中國癡呆與認知障礙診治指南》[7]，本研究從中選取MMSE量表以完成患者認知功能的評定及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診斷。由具有相關經驗且經過嚴格培訓的臨床醫師負責評定，且評定人員相對固定，不隨意更換[8-9]。分別于術前2 d及術后3 d各評定MMSE量表 1次，若術后評分較術前評分下降≥2分則被視為術后認知功能下降。MMSE量表包括19項，分為記憶力、定向力、注意力、計算力及語言能力5個部分，回答正確記1分，回答錯誤或不知道記為0分，總分為0到30分，得分越高則表明患者的認知能力越好。由于MMSE量表評分需根據受試者文化程度不同進行具體調整，通常依據學歷進行認知功能劃分。為簡化工作量并盡可能排除易混因素，本研究已事先將文盲受試者排除。
表1
發生認知功能障礙與未發生認知功能障礙患者的基線資料比較
此外，本研究所錄入既往病史的診斷依據如下：①糖尿病的診斷標準依照美國糖尿病協會（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ADA）于2014年發布的糖尿病診療指南[10]；②腦梗塞的診斷標準依據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腦血管病學組于2010年發布的《中國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診治指南》[11]；③高血壓的診斷標準依照中華醫學會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修訂委員會于2010年發布的《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12]；④高脂血癥的診斷標準依照中國成人血脂異常防治指南制訂聯合委員會于2007年發布的《中國成人血脂異常防治指南》[13]。
1.3 研究方法
登記所納入患者的一般情況，如性別、年齡、學歷、民族、體重指數、是否初次接受手術等基線資料并進行比較。記錄來自不同醫院所納入患者的既往合并情況、手術分級、術前是否恐懼、是否超前鎮痛、術前是否使用右美托咪啶、麻醉方式、手術時間、麻醉誘導中血氧飽和度（SpO2）、麻醉維持用藥、術中是否低血壓、術中出血量、氣腹后二氧化碳分壓（PaCO2）、蘇醒期是否延長、蘇醒期躁動、術后患者經靜脈自控鎮痛（patient controlled intravenous analgesia，PCIA）和患者硬膜外自控鎮痛（patient controlled epidural analgesia，PCEA），并使用視覺模擬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評分法評價患者術后1 d及術后3 d的疼痛程度。將上述指標作為高齡患者腹腔鏡手術期間繼發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潛在影響因素，并以患者是否繼發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為因變量，上述潛在影響因素為自變量，通過組間比較及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研究繼發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獨立影響因素。
1.4 倫理學審批
本隊列研究符合《赫爾辛基宣言》及中國臨床試驗研究的相關法規，并獲得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納入的腹腔鏡手術患者均由患者本人或授權家屬簽署知情同意書，獲取知情同意書的過程均符合臨床試驗研究的質量管理規范要求。
1.5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 19.0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本研究的計數資料以率及構成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根據納入和排除標準，最終于三家醫院共納入378例接受腹腔鏡手術的高齡患者，其中43例患者于術后3 d內發生認知功能障礙，335例患者于術后3 d內未發生認知功能障礙，2組患者的性別、年齡、體重指數、民族、手術史、學歷情況及疾病構成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可以進行下階段臨床研究，見表 1。
2.2 發生認知功能障礙與未發生認知功能障礙患者的臨床資料比較
合并腦梗塞、術前恐懼、超前鎮痛、術前使用右美托咪啶、全身麻醉聯合連續硬膜外阻滯麻醉、手術時間、麻醉誘導中低SpO2、氣腹后PaCO2、術后PCEA、術后3 d VAS評分與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有關（P < 0.05），其他因素與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無關（P > 0.05）。見表 2。
表2
發生認知功能障礙與未發生認知功能障礙患者的臨床資料比較〔例（%）〕
2.3 影響腹腔鏡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發生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將表 2中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因素作為自變量，代入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以條件法基于條件參數似然比的結果，逐步剔除變量建立回歸模型。結果顯示，超前鎮痛（X8）、術前使用右美托咪啶（X9）、全身麻醉聯合連續硬膜外阻滯麻醉（X10）、手術時間（X11）、氣腹后PaCO2（X16）及術后PCEA（X19）進入回歸模型（P < 0.05），最佳模型公式為=1.597-0.428X8-0.615X9-0.841X10 +0.762X11 +0.445X16-0.843X19，其中超前鎮痛、術前使用右美托咪啶、全身麻醉聯合連續硬膜外阻滯麻醉及術后PCEA為獨立保護因素，手術時間和氣腹后PaCO2為獨立危險因素，見表 3。
表3
腹腔鏡手術繼發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3 討論
術后認知功能障礙是指術前無精神障礙的患者，因圍手術期各種因素的影響，于手術后數天內表現出記憶力、注意力及社會適應能力的下降，其概念涵蓋人格、社交、認知、多項生活能力等方面的退化，典型臨床表現為焦慮、人格改變、記憶受損、定向及感知障礙[14-15]。術后認知功能障礙可增加患者手術后并發癥發生、延遲康復、增加醫療資源消耗，并影響患者遠期生活質量。該病若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干預措施，極易進展為阿爾茨海默病或血管性癡呆[7-8, 16]。
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病機制可涉及中樞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和免疫系統，尚未完全明確。目前對本病發病機制的研究主要圍繞中樞神經系統的功能退化展開。現已探明，中樞膽堿能系統、神經遞質、應激、炎性介質、基因等因素改變，均能造成中樞神經遞質紊亂[16-17]。其中，手術刺激、創傷打擊、麻醉誘發等多種因素聯合作用下，可導致神經功能減退，能誘發術后認知功能障礙[18]。尤以老年患者為甚，老年患者的組織器官功能逐漸衰退，對手術的耐受力和麻醉的承受力減退，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發病率不斷上升。有研究[19]統計顯示，老年患者接受全身麻醉后的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率可高達20%。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腔鏡技術的進步，人民群眾對手術后身心恢復的關注度逐漸增強。但由于當前對于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治療方法沒有實質性進展，相應療效欠佳。因此，對于存在繼發術后認知功能障礙高危風險的腹腔鏡手術高齡患者進行早期臨床干預，已然成為預防和延緩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病理生理病程最有效、也是最為經濟的治療策略，這正是本研究的意義所在。
當前對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診斷已形成了較為統一的標準，并通過具體量化指標提升其可操作性，如韋氏智力量表（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WAILS）、韋氏記憶量表（Wechsler Memory Scale，WMS）、明尼蘇達多項人格調查表（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MMSE紛紛在臨床工作中得到普及應用，但對于患者，尤其是高齡腹腔鏡手術患者繼發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具體影響因素則不得而知。
本研究選擇目前常用的篩查認知功能障礙的MMSE量表篩選因變量，從而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本研究結果發現，超前鎮痛、術前使用右美托咪啶、全身麻醉聯合連續硬膜外阻滯麻醉、手術時間、氣腹后PaCO2及術后PCEA是高齡腹腔鏡患者術后發生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獨立影響因素，其中超前鎮痛、術前使用右美托咪啶、全身麻醉聯合連續硬膜外阻滯麻醉及術后PCEA為獨立保護因素；手術時間及氣腹后PaCO2為獨立危險因素。就其結果進一步分析原因：①右美托咪啶能夠有效降低圍手術期的應激反應及炎性刺激，減少鎮痛藥物的劑量，并且對中樞膽堿能系統的干擾較小，有助于患者術后認知功能的恢復；具有劑量依賴性鎮靜、催眠、鎮痛、抑制交感神經活性等作用[20]；對循環功能影響小，無呼吸抑制作用。另有研究[21]表明，采用右美托咪啶鎮靜可明顯降低外科手術后譫妄的發生率。②術后PCEA可有效減緩交感神經低級中樞的傳導，并阻斷傷害性刺激向中樞神經系統傳導，顯著減低炎癥因子的釋放[22]，減少炎癥因子對中樞神經的損傷，從而降低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率。③嚴重的術后疼痛影響患者的生理功能恢復，有效的術后鎮痛可明顯減少并發癥的發生[23]。而術前超前鎮痛用于抑制外周神經及中樞神經敏化，維持麻醉恢復期的平穩過渡。④使用全身麻醉聯合硬膜外阻滯麻醉方案，通過硬膜外阻滯脊神經根，能良好地控制刺激信號傳導至中樞神經系統，這亦是越來越多腹腔鏡手術采用全身麻醉聯合硬膜外阻滯麻醉的麻醉方式之一[24]。⑤盡可能縮短手術時間對于降低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率具有重要意義，縮短手術時間不僅可降低創傷打擊，避免炎性介質大量釋放，亦可有效減少鎮靜、鎮痛藥物的攝入，降低各類麻醉藥物誘發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風險。⑥腹腔鏡手術的CO2氣腹、頭低腳高使肺容量減少等因素均使患者血液的PaCO2升高[25]。嚴重酸中毒可影響突觸神經功能，并舒張腦血管、增高顱內壓，促進血管因子釋放而致動-靜脈短路開放[26]，最終引起認知功能障礙。如通過合理調節呼吸參數，平衡肺內分流及通氣血流比例，促進CO2排出，可有效改善術后認知功能。
綜上所述，對于具備本研究中分析的影響因素的患者，臨床醫生應予以充分警惕，及時進行相關量表篩查，從而做到盡早發現、盡早干預，有效延緩該患者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病情進展，從而提高高齡患者腹腔鏡術后的生活質量。但由于本研究屬于橫斷面研究，因此可能與既往研究存在一定的分歧；此外，選擇不同的術后認知功能障礙診斷量表對研究結果也可能產生偏倚；再者，限于醫療保險政策，當前與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相關的血清學指標，如血清S-100β蛋白等指標非普外科醫保核銷范圍內的實驗室檢查項目，無法在本研究內的群體中實施，因而本研究缺乏客觀依據，勢必對結果產生一定影響[27]。有鑒于上述不足之處，今后將對相關研究因素的分析還應該進一步深入，使結果更加具有推廣性。
隨著腔鏡技術的進步及患者手術年齡的放寬，近年來腹腔鏡在各個年齡段的患者中均得到廣泛開展，其對術后認知功能的影響也逐漸得到重視[1-2]。有許多研究[3-5]圍繞腹腔鏡圍手術期的各個環節提出了一些對術后認識功能障礙有影響的潛在因素。尤其對于高齡手術患者，往往合并較多基礎疾病，臟器功能逐漸衰退，對手術的耐受力和對麻醉的承受力減退，因而對于潛在影響認知功能的因素更為敏感[6]。有鑒于此，本研究擬開展多中心研究，并設定較長的研究周期，盡可能納入腹腔鏡手術中對術后認知功能障礙有潛在影響的因素，旨在分析高齡腹腔鏡手術患者繼發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原因，以便及早發現高風險患者，并予以及時干預治療。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納入大冶市人民醫院和陽新縣人民醫院于2014年9月14日至2016年1月1日期間以及大冶市中醫院2014年6月19日至2016年1月1日期間收治的腹腔鏡手術患者為研究對象。
1.1.1 納入標準
①指征明確的擇期手術；②年齡≥55歲的高齡患者；③患者術前均經由簡易精神狀態檢查（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量表評判，確認術前認知功能正常。
1.1.2 排除標準
為避免混入易混因素，排除以下患者：①長期服用影響精神狀態藥物；②合并精神、心理疾患導致認知功能受損；③既往顱腦外傷病史；④文化程度過低，不具備基本認知能力（文盲）；⑤伴隨語言、視覺障礙以至于無法正常交流，不能配合檢查；⑥無法使用普通話進行流暢交流，易于造成溝通誤差；⑦對圍手術期所使用的麻醉藥物及其相關成分過敏；⑧入院后因診療流程及存在糾紛或提前出院。
1.2 診斷標準
遵從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癡呆與認知障礙學組于2010年制定的《中國癡呆與認知障礙診治指南》[7]，本研究從中選取MMSE量表以完成患者認知功能的評定及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診斷。由具有相關經驗且經過嚴格培訓的臨床醫師負責評定，且評定人員相對固定，不隨意更換[8-9]。分別于術前2 d及術后3 d各評定MMSE量表 1次，若術后評分較術前評分下降≥2分則被視為術后認知功能下降。MMSE量表包括19項，分為記憶力、定向力、注意力、計算力及語言能力5個部分，回答正確記1分，回答錯誤或不知道記為0分，總分為0到30分，得分越高則表明患者的認知能力越好。由于MMSE量表評分需根據受試者文化程度不同進行具體調整，通常依據學歷進行認知功能劃分。為簡化工作量并盡可能排除易混因素，本研究已事先將文盲受試者排除。
表1
發生認知功能障礙與未發生認知功能障礙患者的基線資料比較
此外，本研究所錄入既往病史的診斷依據如下：①糖尿病的診斷標準依照美國糖尿病協會（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ADA）于2014年發布的糖尿病診療指南[10]；②腦梗塞的診斷標準依據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腦血管病學組于2010年發布的《中國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診治指南》[11]；③高血壓的診斷標準依照中華醫學會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修訂委員會于2010年發布的《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12]；④高脂血癥的診斷標準依照中國成人血脂異常防治指南制訂聯合委員會于2007年發布的《中國成人血脂異常防治指南》[13]。
1.3 研究方法
登記所納入患者的一般情況，如性別、年齡、學歷、民族、體重指數、是否初次接受手術等基線資料并進行比較。記錄來自不同醫院所納入患者的既往合并情況、手術分級、術前是否恐懼、是否超前鎮痛、術前是否使用右美托咪啶、麻醉方式、手術時間、麻醉誘導中血氧飽和度（SpO2）、麻醉維持用藥、術中是否低血壓、術中出血量、氣腹后二氧化碳分壓（PaCO2）、蘇醒期是否延長、蘇醒期躁動、術后患者經靜脈自控鎮痛（patient controlled intravenous analgesia，PCIA）和患者硬膜外自控鎮痛（patient controlled epidural analgesia，PCEA），并使用視覺模擬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評分法評價患者術后1 d及術后3 d的疼痛程度。將上述指標作為高齡患者腹腔鏡手術期間繼發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潛在影響因素，并以患者是否繼發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為因變量，上述潛在影響因素為自變量，通過組間比較及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研究繼發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獨立影響因素。
1.4 倫理學審批
本隊列研究符合《赫爾辛基宣言》及中國臨床試驗研究的相關法規，并獲得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納入的腹腔鏡手術患者均由患者本人或授權家屬簽署知情同意書，獲取知情同意書的過程均符合臨床試驗研究的質量管理規范要求。
1.5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 19.0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本研究的計數資料以率及構成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根據納入和排除標準，最終于三家醫院共納入378例接受腹腔鏡手術的高齡患者，其中43例患者于術后3 d內發生認知功能障礙，335例患者于術后3 d內未發生認知功能障礙，2組患者的性別、年齡、體重指數、民族、手術史、學歷情況及疾病構成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可以進行下階段臨床研究，見表 1。
2.2 發生認知功能障礙與未發生認知功能障礙患者的臨床資料比較
合并腦梗塞、術前恐懼、超前鎮痛、術前使用右美托咪啶、全身麻醉聯合連續硬膜外阻滯麻醉、手術時間、麻醉誘導中低SpO2、氣腹后PaCO2、術后PCEA、術后3 d VAS評分與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有關（P < 0.05），其他因素與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無關（P > 0.05）。見表 2。
表2
發生認知功能障礙與未發生認知功能障礙患者的臨床資料比較〔例（%）〕
2.3 影響腹腔鏡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發生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將表 2中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因素作為自變量，代入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以條件法基于條件參數似然比的結果，逐步剔除變量建立回歸模型。結果顯示，超前鎮痛（X8）、術前使用右美托咪啶（X9）、全身麻醉聯合連續硬膜外阻滯麻醉（X10）、手術時間（X11）、氣腹后PaCO2（X16）及術后PCEA（X19）進入回歸模型（P < 0.05），最佳模型公式為=1.597-0.428X8-0.615X9-0.841X10 +0.762X11 +0.445X16-0.843X19，其中超前鎮痛、術前使用右美托咪啶、全身麻醉聯合連續硬膜外阻滯麻醉及術后PCEA為獨立保護因素，手術時間和氣腹后PaCO2為獨立危險因素，見表 3。
表3
腹腔鏡手術繼發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3 討論
術后認知功能障礙是指術前無精神障礙的患者，因圍手術期各種因素的影響，于手術后數天內表現出記憶力、注意力及社會適應能力的下降，其概念涵蓋人格、社交、認知、多項生活能力等方面的退化，典型臨床表現為焦慮、人格改變、記憶受損、定向及感知障礙[14-15]。術后認知功能障礙可增加患者手術后并發癥發生、延遲康復、增加醫療資源消耗，并影響患者遠期生活質量。該病若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干預措施，極易進展為阿爾茨海默病或血管性癡呆[7-8, 16]。
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病機制可涉及中樞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和免疫系統，尚未完全明確。目前對本病發病機制的研究主要圍繞中樞神經系統的功能退化展開。現已探明，中樞膽堿能系統、神經遞質、應激、炎性介質、基因等因素改變，均能造成中樞神經遞質紊亂[16-17]。其中，手術刺激、創傷打擊、麻醉誘發等多種因素聯合作用下，可導致神經功能減退，能誘發術后認知功能障礙[18]。尤以老年患者為甚，老年患者的組織器官功能逐漸衰退，對手術的耐受力和麻醉的承受力減退，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發病率不斷上升。有研究[19]統計顯示，老年患者接受全身麻醉后的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率可高達20%。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腔鏡技術的進步，人民群眾對手術后身心恢復的關注度逐漸增強。但由于當前對于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治療方法沒有實質性進展，相應療效欠佳。因此，對于存在繼發術后認知功能障礙高危風險的腹腔鏡手術高齡患者進行早期臨床干預，已然成為預防和延緩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病理生理病程最有效、也是最為經濟的治療策略，這正是本研究的意義所在。
當前對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診斷已形成了較為統一的標準，并通過具體量化指標提升其可操作性，如韋氏智力量表（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WAILS）、韋氏記憶量表（Wechsler Memory Scale，WMS）、明尼蘇達多項人格調查表（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MMSE紛紛在臨床工作中得到普及應用，但對于患者，尤其是高齡腹腔鏡手術患者繼發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具體影響因素則不得而知。
本研究選擇目前常用的篩查認知功能障礙的MMSE量表篩選因變量，從而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本研究結果發現，超前鎮痛、術前使用右美托咪啶、全身麻醉聯合連續硬膜外阻滯麻醉、手術時間、氣腹后PaCO2及術后PCEA是高齡腹腔鏡患者術后發生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獨立影響因素，其中超前鎮痛、術前使用右美托咪啶、全身麻醉聯合連續硬膜外阻滯麻醉及術后PCEA為獨立保護因素；手術時間及氣腹后PaCO2為獨立危險因素。就其結果進一步分析原因：①右美托咪啶能夠有效降低圍手術期的應激反應及炎性刺激，減少鎮痛藥物的劑量，并且對中樞膽堿能系統的干擾較小，有助于患者術后認知功能的恢復；具有劑量依賴性鎮靜、催眠、鎮痛、抑制交感神經活性等作用[20]；對循環功能影響小，無呼吸抑制作用。另有研究[21]表明，采用右美托咪啶鎮靜可明顯降低外科手術后譫妄的發生率。②術后PCEA可有效減緩交感神經低級中樞的傳導，并阻斷傷害性刺激向中樞神經系統傳導，顯著減低炎癥因子的釋放[22]，減少炎癥因子對中樞神經的損傷，從而降低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率。③嚴重的術后疼痛影響患者的生理功能恢復，有效的術后鎮痛可明顯減少并發癥的發生[23]。而術前超前鎮痛用于抑制外周神經及中樞神經敏化，維持麻醉恢復期的平穩過渡。④使用全身麻醉聯合硬膜外阻滯麻醉方案，通過硬膜外阻滯脊神經根，能良好地控制刺激信號傳導至中樞神經系統，這亦是越來越多腹腔鏡手術采用全身麻醉聯合硬膜外阻滯麻醉的麻醉方式之一[24]。⑤盡可能縮短手術時間對于降低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發生率具有重要意義，縮短手術時間不僅可降低創傷打擊，避免炎性介質大量釋放，亦可有效減少鎮靜、鎮痛藥物的攝入，降低各類麻醉藥物誘發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風險。⑥腹腔鏡手術的CO2氣腹、頭低腳高使肺容量減少等因素均使患者血液的PaCO2升高[25]。嚴重酸中毒可影響突觸神經功能，并舒張腦血管、增高顱內壓，促進血管因子釋放而致動-靜脈短路開放[26]，最終引起認知功能障礙。如通過合理調節呼吸參數，平衡肺內分流及通氣血流比例，促進CO2排出，可有效改善術后認知功能。
綜上所述，對于具備本研究中分析的影響因素的患者，臨床醫生應予以充分警惕，及時進行相關量表篩查，從而做到盡早發現、盡早干預，有效延緩該患者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的病情進展，從而提高高齡患者腹腔鏡術后的生活質量。但由于本研究屬于橫斷面研究，因此可能與既往研究存在一定的分歧；此外，選擇不同的術后認知功能障礙診斷量表對研究結果也可能產生偏倚；再者，限于醫療保險政策，當前與術后認知功能障礙相關的血清學指標，如血清S-100β蛋白等指標非普外科醫保核銷范圍內的實驗室檢查項目，無法在本研究內的群體中實施，因而本研究缺乏客觀依據，勢必對結果產生一定影響[27]。有鑒于上述不足之處，今后將對相關研究因素的分析還應該進一步深入，使結果更加具有推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