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熊日暉, 蔡秋程, 丁晨, 李嵩, 潘凡, 張坤, 張小進, 江藝. 肝移植術后肝膿腫的診治體會（附8例報道）.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4, 21(12): 1531-1536. doi: 10.7507/1007-9424.20140361 復制
隨著肝移植外科技術的日趨成熟及新型免疫抑制劑的應用，肝移植已成為終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治療手段。肝膿腫是少見的肝移植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為1.00%～2.92%；肝移植術后肝膿腫的病因復雜，病情兇險，預后差，病死率達0～66.6%[1-3]。筆者回顧性分析了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收治的8例肝移植術后肝膿腫患者的臨床資料，總結其臨床特點、誘發因素、診斷、治療方法及預后轉歸，現報道如下。
1 資料和方法
1.1 一般資料
1999年4月至2013年9月期間筆者所在醫院科室共施行原位肝移植術387例，其中術后發生肝膿腫8例，發生率為2.07%。男6例，女2例；年齡23～65歲、（46.3±5.6）歲；除1例行背駝式原位肝移植＋膽總管空腸吻合術外，其余7例均行經典原位肝移植術并放置T管；熱缺血時間2～6 min、（3.5±1.5）min，冷缺血時間6～12 h、（8.9±1.8）h，手術時間6～11 h、（8.2±2.1）h，手術過程均順利。術后免疫抑制方案采用他克莫司＋嗎替麥考酚酯＋甲潑尼龍，3個月后停用嗎替麥考酚酯，6個月后停用甲潑尼龍。術后常規采用拉米夫定或恩替卡韋預防乙肝病毒感染。術后采用小劑量肝素抗凝治療2周后，改用阿司匹林腸溶片連服3個月。術中、術后1周內每天行彩超檢查觀察移植肝的血流情況。
1.2 肝膿腫的診斷及療效判斷標準
肝膿腫的確診依據臨床表現（如右上腹疼痛、發熱、寒戰及黃疸）、血液檢測結果〔白細胞（WBC）計數升高、白蛋白（ALB）水平降低及肝功能指標提示肝功能損害〕、影像學檢查結果（超聲、CT及MRI檢查）及穿刺液培養結果綜合判定。療效判斷標準：治愈，上述癥狀消失，膿腫完全吸收；好轉，癥狀和體征均好轉，影像學檢查提示膿腫縮小，但病情偶有反復；無效，癥狀無緩解或惡化。
2 結果
2.1 臨床表現
本組8例肝膿腫患者均有寒戰和高熱，體溫最高達40.5℃，其中5例同時有右上腹痛癥狀（表 1）。所有患者均有右上腹壓痛和肝區叩擊痛，并有不同程度的皮膚黃染。
表1
8例肝膿腫患者的一般資料
Table1.
The clinical data of 8 patients with liver abscess
2.2 實驗室檢查
所有患者肝膿腫診斷成立時的ALB水平均低于正常水平，總膽紅素（TBIL）、直接膽紅素（DBIL）、堿性磷酸酶（ALP）及谷氨酰轉肽酶（γ-GT）水平均高于正常水平；7例WBC計數升高，5例谷草轉氨酶（AST）和丙氨酸轉氨酶（ALT）水平均升高（表 2）。
表2
8例肝膿腫患者診斷成立時的首次實驗室檢查結果
Table2.
Laboratory results of 8 patients with liver absces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when diagnosis established
2.3 微生物培養及藥敏結果
2.3.1 微生物培養結果
本組患者共行28次膿液培養，其中陽性24次（陽性率為85.7%）。分離出致病菌26株，其中G-細菌17株（65.4%），G＋細菌8株（30.8%），真菌1株（3.8%）；陰溝腸桿菌6株（23.1%），屎腸球菌5株（19.3%），大腸埃希菌4株（15.5%），肺炎克雷伯桿菌2株（7.7%），銅綠假單胞菌2株（7.7%），溶血葡萄球菌2株（7.7%），鮑曼不動桿菌、堅韌腸球菌、費勞地枸櫞酸桿菌、阿斯布腸桿菌及白色念珠菌各1株（各占3.8%）。5例患者的膿腫與膽道形成內瘺，共行膽汁培養15次，其中陽性9次（陽性率為60.0%），分離出致病菌9株，包括陰溝腸桿菌3株，屎腸球菌2株，銅綠假單胞菌、堅韌腸球菌、大腸埃希菌及溶血葡萄球菌各1株（表 1）。
2.3.2 藥敏試驗結果
本研究將中度敏感及敏感抗生素作為相對敏感抗生素[4]。藥敏試驗發現，分離的17株G-細菌的主要相對敏感抗生素（敏感率大于50%）分別為亞胺培南（76.5%）、美羅培南（64.7%）及哌拉西林（52.9%）；G ＋細菌的相對敏感抗生素分別為達托霉素（7/8）、替考拉寧（7/8）、利奈唑胺（7/8）、萬古霉素（6/8）、四環素（6/8）及利福平（5/8），見表 3。3次奎奴普汀-達福普汀藥敏試驗均提示敏感（屎腸球菌2次，溶血性葡萄球菌1次）。
表3
G+和G-菌的常用抗生素敏感情況
Table3.
Results of antibiotic sensitivity test for G+ and G- strains
2.4 影像學檢查結果
本組8例患者均經腹部彩超＋CT和（或）MRI檢查診斷，其中5例為多發膿腫，3例為單發膿腫；2例因彩超檢查提示肝動脈阻力增大，進一步行CT血管成像（CT angiography，CTA）檢查診斷為HAT 1例，肝動脈狹窄1例。肝膿腫的發生時間為術后2～17個月，中位數3.5個月（表 1），確診后每周行肝臟彩超檢查監測膿腫的變化情況。
2.5 主要誘因
本組所有患者均合并膽道并發癥，其中膽管狹窄6例（3例為膽總管吻合口狹窄），膽汁漏1例，肝動脈狹窄1例，HAT 1例，誤斷變異肝左動脈1例，合并糖尿病1例（表 1）。
2.6 治療及預后
8例患者均給予廣譜抗生素聯合治療。穿刺抽出的膿液先行涂片檢查，再根據涂片結果經驗性選用敏感抗生素，G-細菌選用亞胺培南及美羅培南，G+細菌選用達托霉素、替考拉寧及萬古霉素，待細菌培養結果報告后再選擇相應敏感抗生素。若使用廣譜抗生素的時間大于5 d，則加用抗真菌藥以預防真菌二重感染；肝膿腫診斷成立后停用嗎替麥考酚酯＋甲潑尼龍，WBC計數大于17.0×109/L時停用他克莫司；積極糾正患者的低ALB血癥、貧血、水電解質和酸堿平衡紊亂，有腸內營養管者給予腸內營養混懸液（SP）行腸內營養。有7例行超聲引導下的膿腔穿刺置管引流；3例因膽總管吻合口狹窄而行球囊擴張成形術，3例行PTCD，2例行ERBD，1例行ENBD，1例行肝左外葉切除（表 1），治療過程中無并發癥發生。
8例患者均獲訪，隨訪時間為3～59個月（隨訪截止時間為2014年2月1日），中位數為23個月。本組8例患者中有4例治愈，其中2例至隨訪截止時仍存活，且生存質量良好；1例（編號為5）癥狀好轉，但膿腔持續存在，多次行膿腫穿刺引流；3例因不可控制的膽管感染和肝功能衰竭而死亡（表 1）。4例治愈患者膿腫消失后1個月上述肝功能指標及血常規指標基本正常，例5因慢性排斥導致膽管彌漫性狹窄，肝功能進行性惡化，待二次肝移植。
3 討論
有前瞻性研究[5]發現，肝移植為肝膿腫最強的危險因素。肝移植術后肝膿腫是少見的肝移植術后并發癥，其發生原因復雜，國內外學者[2, 6-7]多認為其與HAT、肝動脈狹窄、膽道并發癥及膽腸吻合密切相關，其他可能的原因有變異肝動脈分支損傷、供肝切取過程中局部灌注不良及受污染、供肝冷缺血和（或）熱缺血時間過長、使用免疫抑制劑、膽道侵入性操作、留置T管及膽管支架、膽道沖洗、術前有菌血癥、術后有腹腔膿腫、合并糖尿病等。肝移植術后HAT的發生率約為2.6%～7.1% [2, 8-12]，由于肝移植術后早期肝實質尤其是膽道系統主要依賴于肝動脈供血，且移植肝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肝動脈側支循環，所以HAT、肝動脈狹窄及變異動脈誤斷可導致膽道壞死和肝實質缺血[13-14]，并發生肝膿腫。Tachopoulou等[2]報道的14例肝移植術后肝膿腫中，有9例合并HAT。本組有1例于術后2個月行CTA檢查診斷為HAT，1例于術后13個月行CTA發現肝動脈右支狹窄合并膽總管下段及部分肝內膽管狹窄。Yu等[15]曾報道了1例因結扎直徑為1 mm的變異副肝右動脈致肝移植術后肝膿腫的病例。本組有1例因術后出現左肝管局限性擴張合并肝膿腫，考慮系變異肝左動脈被誤斷引起。因此，在供肝切取和修整過程中應特別注意對變異肝迷走動脈及副動脈的保護，防止誤傷，1 mm以上的動脈應盡可能重建[15]。膽道并發癥是影響移植肝功能及受者遠期生存率的重要因素，發生率可達7%～34% [16]。本組8例均合并膽道并發癥，且DBIL、TBIL、ALP和γ-GT水平均升高，均提示梗阻性黃疸；5例引流出的膿液中有膽汁，同時膿液培養結果與膽汁培養結果也較為一致，表明膽道因素為肝移植術后肝膿腫的重要致病因素。
肝移植術后肝膿腫的診斷并不困難，主要臨床表現為右上腹疼痛、發熱及寒戰，伴不同程度的黃疸、WBC計數升高及ALB水平降低。結合上述癥狀、實驗室檢查結果和影像學檢查結果（超聲、CT、MRI檢查等）基本可明確診斷，如穿刺抽出膿液則可明確診斷，同時應行膿液涂片和培養。肝移植術后肝膿腫的致病菌種類繁多，可為細菌、真菌，甚至病毒，且常為廣泛耐藥的機會致病菌[17]。通過藥敏試驗筆者發現，利奈唑胺、達托霉素等作為抗G+菌的新型抗生素，在其他抗生素治療無效的情況下可使用。肝移植術后肝膿腫的治療十分棘手，即使使用敏感抗生素也不一定能控制感染，治療的關鍵在于積極引流和消除誘發因素。主要的治療手段包括：①穿刺引流和抗生素治療：對肝膿腫患者行超聲引導下的膿腫穿刺引流，并行膿液涂片檢查，根據涂片革蘭染色結果經驗性選用可能敏感抗生素，待藥敏結果報告后再調整抗生素治療方案；如引流不暢、膿腫難以愈合，可行切開引流，徹底清除壞死組織，并放置引流管。②針對HAT和肝動脈狹窄的治療：對于早期HAT（術后30 d以內）行床旁彩超檢查，因床邊彩超檢查及超聲造影對HAT的早期診斷具有重要意義[18]；對于血栓形成短于24 h者，首選選擇性肝動脈置管持續小劑量溶栓治療[19-20]，而急診肝動脈取栓或肝動脈重建因手術風險大和并發癥多而作為次選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早期HAT常合并肝動脈吻合口狹窄[21]，必要時可行肝動脈支架置入術。高壓氧治療也可以顯著改善移植物的功能和降低再移植率[22-23]。對于晚期HAT（術后30 d以后）和肝動脈狹窄者，如側支循環豐富、未引起肝功能異常和膽道并發癥，可不予治療；若已造成肝實質和膽道缺血，因這種改變常不可逆，此時行肝動脈重建并不能改善預后。③膽道并發癥的治療[24-27]：處理膽道并發癥是膽道因素引起的肝移植術后肝膿腫治療的關鍵，應視情況采取相應治療。如需膽道引流則行PTCD或ENBD；對膽管狹窄者行膽管支架置入術＋PTCD＋球囊擴張成形術或內鏡下膽道清理術；對病變局限于某一肝葉或肝段者，可行肝部分切除；對單純肝外膽管狹窄且多次行膽管支架置入術或球囊擴張成形術無效者行膽腸吻合術。本組有3例因膽總管吻合口狹窄而行PTCD＋球囊擴張成形術，術后療效滿意。④免疫抑制方案調整：筆者的經驗是，對有感染跡象者停用嗎替麥考酚酯＋甲潑尼龍，對WBC計數大于17.0×109 / L者停用他克莫司。此外，筆者同時還發現，在嚴重感染、自身免疫功能低下時，出現排斥反應的可能性并不大。⑤以上治療無效時行再次肝移植是唯一的補救手段。
總之，肝移植術后肝膿腫的發生率低，主要誘因為膽道和肝動脈并發癥，其預后差，治療困難。本組8例患者中僅4例治愈。肝移植是系統工程，從供肝切取到移植術后管理，中間的每個環節都至關重要，積極預防及治療膽道和肝動脈并發癥是減少肝移植術后肝膿腫發生和改善其預后的關鍵。
隨著肝移植外科技術的日趨成熟及新型免疫抑制劑的應用，肝移植已成為終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治療手段。肝膿腫是少見的肝移植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為1.00%～2.92%；肝移植術后肝膿腫的病因復雜，病情兇險，預后差，病死率達0～66.6%[1-3]。筆者回顧性分析了南京軍區福州總醫院收治的8例肝移植術后肝膿腫患者的臨床資料，總結其臨床特點、誘發因素、診斷、治療方法及預后轉歸，現報道如下。
1 資料和方法
1.1 一般資料
1999年4月至2013年9月期間筆者所在醫院科室共施行原位肝移植術387例，其中術后發生肝膿腫8例，發生率為2.07%。男6例，女2例；年齡23～65歲、（46.3±5.6）歲；除1例行背駝式原位肝移植＋膽總管空腸吻合術外，其余7例均行經典原位肝移植術并放置T管；熱缺血時間2～6 min、（3.5±1.5）min，冷缺血時間6～12 h、（8.9±1.8）h，手術時間6～11 h、（8.2±2.1）h，手術過程均順利。術后免疫抑制方案采用他克莫司＋嗎替麥考酚酯＋甲潑尼龍，3個月后停用嗎替麥考酚酯，6個月后停用甲潑尼龍。術后常規采用拉米夫定或恩替卡韋預防乙肝病毒感染。術后采用小劑量肝素抗凝治療2周后，改用阿司匹林腸溶片連服3個月。術中、術后1周內每天行彩超檢查觀察移植肝的血流情況。
1.2 肝膿腫的診斷及療效判斷標準
肝膿腫的確診依據臨床表現（如右上腹疼痛、發熱、寒戰及黃疸）、血液檢測結果〔白細胞（WBC）計數升高、白蛋白（ALB）水平降低及肝功能指標提示肝功能損害〕、影像學檢查結果（超聲、CT及MRI檢查）及穿刺液培養結果綜合判定。療效判斷標準：治愈，上述癥狀消失，膿腫完全吸收；好轉，癥狀和體征均好轉，影像學檢查提示膿腫縮小，但病情偶有反復；無效，癥狀無緩解或惡化。
2 結果
2.1 臨床表現
本組8例肝膿腫患者均有寒戰和高熱，體溫最高達40.5℃，其中5例同時有右上腹痛癥狀（表 1）。所有患者均有右上腹壓痛和肝區叩擊痛，并有不同程度的皮膚黃染。
表1
8例肝膿腫患者的一般資料
Table1.
The clinical data of 8 patients with liver abscess
2.2 實驗室檢查
所有患者肝膿腫診斷成立時的ALB水平均低于正常水平，總膽紅素（TBIL）、直接膽紅素（DBIL）、堿性磷酸酶（ALP）及谷氨酰轉肽酶（γ-GT）水平均高于正常水平；7例WBC計數升高，5例谷草轉氨酶（AST）和丙氨酸轉氨酶（ALT）水平均升高（表 2）。
表2
8例肝膿腫患者診斷成立時的首次實驗室檢查結果
Table2.
Laboratory results of 8 patients with liver abscess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when diagnosis established
2.3 微生物培養及藥敏結果
2.3.1 微生物培養結果
本組患者共行28次膿液培養，其中陽性24次（陽性率為85.7%）。分離出致病菌26株，其中G-細菌17株（65.4%），G＋細菌8株（30.8%），真菌1株（3.8%）；陰溝腸桿菌6株（23.1%），屎腸球菌5株（19.3%），大腸埃希菌4株（15.5%），肺炎克雷伯桿菌2株（7.7%），銅綠假單胞菌2株（7.7%），溶血葡萄球菌2株（7.7%），鮑曼不動桿菌、堅韌腸球菌、費勞地枸櫞酸桿菌、阿斯布腸桿菌及白色念珠菌各1株（各占3.8%）。5例患者的膿腫與膽道形成內瘺，共行膽汁培養15次，其中陽性9次（陽性率為60.0%），分離出致病菌9株，包括陰溝腸桿菌3株，屎腸球菌2株，銅綠假單胞菌、堅韌腸球菌、大腸埃希菌及溶血葡萄球菌各1株（表 1）。
2.3.2 藥敏試驗結果
本研究將中度敏感及敏感抗生素作為相對敏感抗生素[4]。藥敏試驗發現，分離的17株G-細菌的主要相對敏感抗生素（敏感率大于50%）分別為亞胺培南（76.5%）、美羅培南（64.7%）及哌拉西林（52.9%）；G ＋細菌的相對敏感抗生素分別為達托霉素（7/8）、替考拉寧（7/8）、利奈唑胺（7/8）、萬古霉素（6/8）、四環素（6/8）及利福平（5/8），見表 3。3次奎奴普汀-達福普汀藥敏試驗均提示敏感（屎腸球菌2次，溶血性葡萄球菌1次）。
表3
G+和G-菌的常用抗生素敏感情況
Table3.
Results of antibiotic sensitivity test for G+ and G- strains
2.4 影像學檢查結果
本組8例患者均經腹部彩超＋CT和（或）MRI檢查診斷，其中5例為多發膿腫，3例為單發膿腫；2例因彩超檢查提示肝動脈阻力增大，進一步行CT血管成像（CT angiography，CTA）檢查診斷為HAT 1例，肝動脈狹窄1例。肝膿腫的發生時間為術后2～17個月，中位數3.5個月（表 1），確診后每周行肝臟彩超檢查監測膿腫的變化情況。
2.5 主要誘因
本組所有患者均合并膽道并發癥，其中膽管狹窄6例（3例為膽總管吻合口狹窄），膽汁漏1例，肝動脈狹窄1例，HAT 1例，誤斷變異肝左動脈1例，合并糖尿病1例（表 1）。
2.6 治療及預后
8例患者均給予廣譜抗生素聯合治療。穿刺抽出的膿液先行涂片檢查，再根據涂片結果經驗性選用敏感抗生素，G-細菌選用亞胺培南及美羅培南，G+細菌選用達托霉素、替考拉寧及萬古霉素，待細菌培養結果報告后再選擇相應敏感抗生素。若使用廣譜抗生素的時間大于5 d，則加用抗真菌藥以預防真菌二重感染；肝膿腫診斷成立后停用嗎替麥考酚酯＋甲潑尼龍，WBC計數大于17.0×109/L時停用他克莫司；積極糾正患者的低ALB血癥、貧血、水電解質和酸堿平衡紊亂，有腸內營養管者給予腸內營養混懸液（SP）行腸內營養。有7例行超聲引導下的膿腔穿刺置管引流；3例因膽總管吻合口狹窄而行球囊擴張成形術，3例行PTCD，2例行ERBD，1例行ENBD，1例行肝左外葉切除（表 1），治療過程中無并發癥發生。
8例患者均獲訪，隨訪時間為3～59個月（隨訪截止時間為2014年2月1日），中位數為23個月。本組8例患者中有4例治愈，其中2例至隨訪截止時仍存活，且生存質量良好；1例（編號為5）癥狀好轉，但膿腔持續存在，多次行膿腫穿刺引流；3例因不可控制的膽管感染和肝功能衰竭而死亡（表 1）。4例治愈患者膿腫消失后1個月上述肝功能指標及血常規指標基本正常，例5因慢性排斥導致膽管彌漫性狹窄，肝功能進行性惡化，待二次肝移植。
3 討論
有前瞻性研究[5]發現，肝移植為肝膿腫最強的危險因素。肝移植術后肝膿腫是少見的肝移植術后并發癥，其發生原因復雜，國內外學者[2, 6-7]多認為其與HAT、肝動脈狹窄、膽道并發癥及膽腸吻合密切相關，其他可能的原因有變異肝動脈分支損傷、供肝切取過程中局部灌注不良及受污染、供肝冷缺血和（或）熱缺血時間過長、使用免疫抑制劑、膽道侵入性操作、留置T管及膽管支架、膽道沖洗、術前有菌血癥、術后有腹腔膿腫、合并糖尿病等。肝移植術后HAT的發生率約為2.6%～7.1% [2, 8-12]，由于肝移植術后早期肝實質尤其是膽道系統主要依賴于肝動脈供血，且移植肝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肝動脈側支循環，所以HAT、肝動脈狹窄及變異動脈誤斷可導致膽道壞死和肝實質缺血[13-14]，并發生肝膿腫。Tachopoulou等[2]報道的14例肝移植術后肝膿腫中，有9例合并HAT。本組有1例于術后2個月行CTA檢查診斷為HAT，1例于術后13個月行CTA發現肝動脈右支狹窄合并膽總管下段及部分肝內膽管狹窄。Yu等[15]曾報道了1例因結扎直徑為1 mm的變異副肝右動脈致肝移植術后肝膿腫的病例。本組有1例因術后出現左肝管局限性擴張合并肝膿腫，考慮系變異肝左動脈被誤斷引起。因此，在供肝切取和修整過程中應特別注意對變異肝迷走動脈及副動脈的保護，防止誤傷，1 mm以上的動脈應盡可能重建[15]。膽道并發癥是影響移植肝功能及受者遠期生存率的重要因素，發生率可達7%～34% [16]。本組8例均合并膽道并發癥，且DBIL、TBIL、ALP和γ-GT水平均升高，均提示梗阻性黃疸；5例引流出的膿液中有膽汁，同時膿液培養結果與膽汁培養結果也較為一致，表明膽道因素為肝移植術后肝膿腫的重要致病因素。
肝移植術后肝膿腫的診斷并不困難，主要臨床表現為右上腹疼痛、發熱及寒戰，伴不同程度的黃疸、WBC計數升高及ALB水平降低。結合上述癥狀、實驗室檢查結果和影像學檢查結果（超聲、CT、MRI檢查等）基本可明確診斷，如穿刺抽出膿液則可明確診斷，同時應行膿液涂片和培養。肝移植術后肝膿腫的致病菌種類繁多，可為細菌、真菌，甚至病毒，且常為廣泛耐藥的機會致病菌[17]。通過藥敏試驗筆者發現，利奈唑胺、達托霉素等作為抗G+菌的新型抗生素，在其他抗生素治療無效的情況下可使用。肝移植術后肝膿腫的治療十分棘手，即使使用敏感抗生素也不一定能控制感染，治療的關鍵在于積極引流和消除誘發因素。主要的治療手段包括：①穿刺引流和抗生素治療：對肝膿腫患者行超聲引導下的膿腫穿刺引流，并行膿液涂片檢查，根據涂片革蘭染色結果經驗性選用可能敏感抗生素，待藥敏結果報告后再調整抗生素治療方案；如引流不暢、膿腫難以愈合，可行切開引流，徹底清除壞死組織，并放置引流管。②針對HAT和肝動脈狹窄的治療：對于早期HAT（術后30 d以內）行床旁彩超檢查，因床邊彩超檢查及超聲造影對HAT的早期診斷具有重要意義[18]；對于血栓形成短于24 h者，首選選擇性肝動脈置管持續小劑量溶栓治療[19-20]，而急診肝動脈取栓或肝動脈重建因手術風險大和并發癥多而作為次選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早期HAT常合并肝動脈吻合口狹窄[21]，必要時可行肝動脈支架置入術。高壓氧治療也可以顯著改善移植物的功能和降低再移植率[22-23]。對于晚期HAT（術后30 d以后）和肝動脈狹窄者，如側支循環豐富、未引起肝功能異常和膽道并發癥，可不予治療；若已造成肝實質和膽道缺血，因這種改變常不可逆，此時行肝動脈重建并不能改善預后。③膽道并發癥的治療[24-27]：處理膽道并發癥是膽道因素引起的肝移植術后肝膿腫治療的關鍵，應視情況采取相應治療。如需膽道引流則行PTCD或ENBD；對膽管狹窄者行膽管支架置入術＋PTCD＋球囊擴張成形術或內鏡下膽道清理術；對病變局限于某一肝葉或肝段者，可行肝部分切除；對單純肝外膽管狹窄且多次行膽管支架置入術或球囊擴張成形術無效者行膽腸吻合術。本組有3例因膽總管吻合口狹窄而行PTCD＋球囊擴張成形術，術后療效滿意。④免疫抑制方案調整：筆者的經驗是，對有感染跡象者停用嗎替麥考酚酯＋甲潑尼龍，對WBC計數大于17.0×109 / L者停用他克莫司。此外，筆者同時還發現，在嚴重感染、自身免疫功能低下時，出現排斥反應的可能性并不大。⑤以上治療無效時行再次肝移植是唯一的補救手段。
總之，肝移植術后肝膿腫的發生率低，主要誘因為膽道和肝動脈并發癥，其預后差，治療困難。本組8例患者中僅4例治愈。肝移植是系統工程，從供肝切取到移植術后管理，中間的每個環節都至關重要，積極預防及治療膽道和肝動脈并發癥是減少肝移植術后肝膿腫發生和改善其預后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