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左靜, 劉喻萍, 金奇彥, 方清, 靖國慶, 楊丞, 李心怡, 張宗澤, 王焱林, 宋學敏. 2型糖尿病患者術前血糖水平與肺切除術后肺部并發癥之間的關系.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3, 30(5): 683-689. doi: 10.7507/1007-4848.202110051 復制
肺切除術患者術后肺部并發癥(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PPCs)是導致圍手術期死亡率、術后住院時間和總住院護理費用增高或延長的主要原因[1]。雖然采用圍手術期肺保護通氣策略及胸腔鏡微創技術,但PPCs發生率仍在12%~50%[2]。糖尿病是一種糖代謝失調的內分泌疾病,已被證明是術后出現并發癥和死亡的危險因素[3]。有研究報道糖尿病史是行肺部切除術后低生存率[4]以及胸腔引流時間延長的獨立影響因素[5]。事實上,相較于糖尿病本身,應更加強調血糖控制的重要性。目前對于行肺切除術且合并2型糖尿病的患者術前清晨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控制水平與PPCs的關系仍有待確定。由于術前FPG水平可以調控,因此了解術前血糖水平與PPCs有無關聯具有重要價值。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我院胸外科首次擇期行胸腔鏡肺切除術且術前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臨床資料,研究術前1 d FPG水平對PPCs的影響,試圖找到可降低PPCs的術前FPG控制水平,為行肺切除術且術前合并2型糖尿病的患者術前血糖控制提供證據支持。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排除標準和分組
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研究,回顧性分析我院胸外科2017年1月—2021年3月首次擇期行胸腔鏡下肺切除術且術前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臨床資料。納入標準:(1)首次擇期行全身麻醉下胸腔鏡肺切除術且術前明確診斷為2型糖尿病。滿足以下任意1項可診斷為糖尿病:① 具有典型糖尿病癥狀(煩渴多飲、多尿、多食、不明原因的體重下降)且隨機靜脈血漿葡萄糖≥11.1 mmol/L;② 空腹靜脈血漿葡萄糖≥7.0 mmol/L;③ 口服葡萄糖耐量試驗中葡萄糖負荷后2 h血漿葡萄糖≥11.1 mmol/L,具體分型診斷參見《中國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7年版)》[6]。(2)性別不限,年齡≥18歲。(3)術前檢查未見明顯手術禁忌證。排除標準:(1)既往行胸科手術或術中轉開放手術。(2)術前1個月出現過糖尿病急性并發癥(包括糖尿病酮癥酸中毒、高滲性非酮癥糖尿病昏迷、乳酸性酸中毒和低血糖昏迷等)。(3)術前存在肺部感染(有咳嗽、咳痰等癥狀,肺部有濕啰音,血常規升高,影像學有肺實質浸潤改變等)。(4)肝腎功能不全患者(谷丙轉氨酶或谷草轉氨酶增高超過正常值上限2倍以上,血清肌酐水平>2 000 mg/L或腎小球濾過率<30 mL/min)。(5)圍手術期病例資料不完善者。根據患者術前1 d FPG水平[7-8],將納入患者分為3組:低血糖水平組,術前血糖水平<6.1 mmol/L;中血糖水平組,術前血糖水平≥6.1 mmol/L且<8.0 mmol/L;高血糖水平組,術前血糖水平≥8.0 mmol/L。根據是否發生PPCs,將患者分為PPCs組和non-PPCs組。
1.2 方法
1.2.1 數據收集
通過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手術麻醉系統與醫院信息系統(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s,HIS)收集數據,包括性別、年齡、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病史、吸煙情況、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級、切除部位、心血管疾病史、手術方式、麻醉時間、病理類型、醫生分組、術前1 d清晨FPG水平、PPCs發生情況、術后住院時間等。
1.2.2 術前血糖控制
所有術前合并有2型糖尿病史的患者入院后常規檢測七段血糖,圍手術期用胰島素或者降糖藥物控制血糖。所有患者術前1 d晨起取血檢測FPG作為參考值[7]。
1.2.3 PPCs的定義
術后肺部感染診斷需滿足以下任意2個要求:(1)術后胸部X線片出現新發滲出,可見雙肺廣泛點片狀陰影。(2)至少符合以下1項,如發熱(體溫>38℃)且無其他明確原因,白細胞計數>12×109/L或<4×109/L,年齡>70歲的老年患者沒有其他明確原因而出現神志改變。(3)新出現的膿痰或痰的性狀發生變化,或呼吸道分泌物增多,或咳嗽、呼吸困難或呼吸頻率加快,出現肺部啰音或支氣管呼吸音[9-10]。胸腔積液:影像學報告胸腔積液;或患者有自覺癥狀,需要反復多次行胸腔穿刺或再次胸腔閉式引流。氣胸:胸腔積氣>30%。肺不張:影像學顯示肺葉或全肺不張,部分患者需行支氣管鏡檢查或治療后確診。急性呼吸衰竭:術后通氣支持>24 h,或血氣分析顯示動脈血氧分壓持續<60 mm Hg(1 mm Hg=0.133 kPa),或動脈血二氧化碳分壓持續>50 mm Hg,必須再次行氣管內插管機械通氣。持續性漏氣:定義為>5 d的肺漏氣[11-13]。
1.3 統計學分析
數據采用IBM SPSS 21.0統計學軟件進行處理。計量資料采用Kolmogorov-Smirnov進行正態性檢驗,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s)描述,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描述,組間比較采用Mann-Whitney U檢驗或Kruskal-Wallis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及百分比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危險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繪制術前1 d FPG水平預測PPCs的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確定最佳臨界值,計算敏感度和特異度。根據ROC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與Hosmer-Lemeshow擬合優度檢驗來明確預測區分度與準確度,Hosmer-Lemeshow擬合優度檢驗的P>0.05則表明預測較準確。統計檢驗均采用雙側檢驗,檢驗水準α=0.05。
1.4 倫理審查
此研究已獲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且同意豁免患者知情同意,審批號:臨研倫[2021056K]。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資料
本研究共納入患者130例,其中男75例(57.7%)、女55例(42.3%),平均年齡(63.5±9.0)歲。低血糖水平組患者37例,中血糖水平組45例,高血糖水平組48例。在病理學類型上,腺癌較多(n=64,49.2%),而手術方式以胸腔鏡下肺葉切除術最為常見(n=85,65.4%);見表1。PPCs組患者64例,non-PPCs組66例。與non-PPCs組相比,PPCs組患者的手術時間顯著延長[3.3(2.5,4.1)h vs. 2.7(1.8,3.4)h,P=0.004],吸煙史比例顯著增高(53.1% vs. 34.5%,P=0.036),且患者術前FPG水平更多為中、高水平(81.3% vs. 62.1%,P=0.023)。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BMI、COPD、ASA評分、右肺手術、高血壓、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冠心病)、病理類型、手術方式、主刀醫生分組等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2 術前1 d FPG水平對PPCs的影響
低、中和高水平血糖組患者的總PPCs發生率分別為32.4%、48.9%和62.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3);見表3。

2.3 PPCs 的危險因素分析
將單因素分析中P<0.1的變量納入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手術時間延長[OR=1.382,95%CI(1.004,1.903),P=0.047]和術前1 d 高FPG水平(高血糖水平組vs. 低血糖水平組)[OR=2.983,95%CI(1.140,7.804),P=0.026]是PPCs的獨立危險因素;見表4。

2.4 術前1 d FPG預測PPCs的ROC曲線分析
ROC曲線分析結果顯示,術前1 d FPG預測PPCs的臨界值為6.79 mmol/L,敏感度76.6%,特異度51.1%,AUC為0.653[95%CI(0.559,0.747),P=0.003],顯示術前1 d FPG水平對PPCs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見圖1。擬合優度檢驗P=0.838,提示預測結果可靠。

FPG:空腹血糖;PPCs:術后肺部并發癥;ROC:受試者工作特征
以術前1 d FPG 6.79 mmol/L為臨界值,FPG值≤6.79 mmol/L的患者49例(37.7%),>6.79 mmol/L組81例(62.3%)。與FPG值≤6.79 mmol/L組相比,FPG>6.79 mmol/L組的PPCs發生率顯著增高(30.6% vs. 60.5%,P=0.001),且術后住院時間顯著延長[7.0(5.0,8.0)d vs. 8.5(6.0,11.5)d,P=0.004];見表5。


3 討論
胸腔鏡下解剖型肺切除術是治療肺部腫瘤等疾病的常見術式,具有微創、術后恢復快、患者接受程度高等優點。隨著手術技術的成熟,該類手術數量也逐年增加,隨之而來的PPCs也得到廣泛重視。有研究[14-17]表明肺部并發癥與許多術前因素相關,如BMI、高齡、解剖型肺切除術類型、吸煙、男性、COPD和一氧化碳擴散能力等。有文獻[18]報道在非心臟手術合并糖尿病的患者中,術前血糖水平≥180 mg/dL(≥10 mmol/L)與術后并發癥和再手術風險獨立相關。此外,既往也有研究[19]報道糖尿病的存在和對血糖的控制水平是肺癌術后并發癥以及總體生存率的獨立預測因素。在曹欽光[20]進行的一項臨床研究中,術前將肺癌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在4.4~6.1 mmol/L之間,其手術后并發癥發生率明顯低于對照組,整體生活質量評分高于對照組。目前尚缺乏有關術前血糖控制水平對預測PPCs臨床價值的研究。
本研究結果表明,術前1 d FPG水平與PPCs具有一定的相關性,術前高血糖水平組患者PPCs發生率明顯高于低、中血糖水平組患者。Logistic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2型糖尿病患者術前1 d FPG水平是術后發生PPCs的獨立危險因素。ROC曲線分析表明術前FPG=6.79 mmol/L是預測PPCs的最佳臨界值,FPG>6.79 mmol/L組PPCs發生率顯著增加,術后住院時間顯著延長。術前FPG水平高更易發生肺部感染、胸腔積液等PPCs的可能原因主要為以下幾個方面:(1)2型糖尿病患者可能出現肺部微血管病變,導致血氧彌散障礙,引起肺組織缺氧,打破肺膠原分解與合成間的平衡,從而降低患者組織器官功能及機體免疫功能[21]。(2)血糖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患者除了存在機體系統免疫功能降低,還存在氣道內免疫清除功能受損,且氣道分泌物中的葡萄糖水平也會升高,導致患者更易發生各類呼吸道感染[22]。(3)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良可影響毛細血管及漿膜的通透性,從而更易合并低蛋白血癥,導致胸腔積液發生率增加[23]。
本研究還發現,手術時間延長是術后PPCs的獨立危險因素,一方面手術時間延長的患者病情多較為復雜,術中器械對肺組織牽拉、壓迫等操作更多,切除范圍也更大;另一方面手術時間延長導致單肺通氣時間更長,麻醉藥物在體內作用時間更長,影響呼吸和循環等功能。
作為回顧性分析研究,本研究存在病歷資料記錄失真和回憶偏倚。其次,作為單中心的回顧性分析,其結果的普遍性和推廣性難免受到限制。雖然本研究明確了術前FPG控制水平對PPCs有影響,但仍需進一步的前瞻性、大樣本、多中心研究加以論證。此外,隨著胸腔鏡手術的不斷發展、手術質量的提高以及血糖測量方法或機器的變更,這些因素均可能會影響本次研究的質量。
總之,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術前1 d高FPG和手術時間延長是PPCs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建議強化術前血糖控制以及加強體重管理,將術前1 d FPG控制在6.79 mmol/L以下,以及在不影響手術質量的前提下,盡可能縮短手術時間,從而降低PPCs發生率。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左靜、劉喻萍、金奇彥負責課題設計與數據收集;左靜、方清、靖國慶、楊丞負責數據分析與論文撰寫;李心怡、張宗澤、王焱林、宋學敏負責論文總體設計、審校及修改。
肺切除術患者術后肺部并發癥(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PPCs)是導致圍手術期死亡率、術后住院時間和總住院護理費用增高或延長的主要原因[1]。雖然采用圍手術期肺保護通氣策略及胸腔鏡微創技術,但PPCs發生率仍在12%~50%[2]。糖尿病是一種糖代謝失調的內分泌疾病,已被證明是術后出現并發癥和死亡的危險因素[3]。有研究報道糖尿病史是行肺部切除術后低生存率[4]以及胸腔引流時間延長的獨立影響因素[5]。事實上,相較于糖尿病本身,應更加強調血糖控制的重要性。目前對于行肺切除術且合并2型糖尿病的患者術前清晨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控制水平與PPCs的關系仍有待確定。由于術前FPG水平可以調控,因此了解術前血糖水平與PPCs有無關聯具有重要價值。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我院胸外科首次擇期行胸腔鏡肺切除術且術前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臨床資料,研究術前1 d FPG水平對PPCs的影響,試圖找到可降低PPCs的術前FPG控制水平,為行肺切除術且術前合并2型糖尿病的患者術前血糖控制提供證據支持。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排除標準和分組
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研究,回顧性分析我院胸外科2017年1月—2021年3月首次擇期行胸腔鏡下肺切除術且術前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臨床資料。納入標準:(1)首次擇期行全身麻醉下胸腔鏡肺切除術且術前明確診斷為2型糖尿病。滿足以下任意1項可診斷為糖尿病:① 具有典型糖尿病癥狀(煩渴多飲、多尿、多食、不明原因的體重下降)且隨機靜脈血漿葡萄糖≥11.1 mmol/L;② 空腹靜脈血漿葡萄糖≥7.0 mmol/L;③ 口服葡萄糖耐量試驗中葡萄糖負荷后2 h血漿葡萄糖≥11.1 mmol/L,具體分型診斷參見《中國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7年版)》[6]。(2)性別不限,年齡≥18歲。(3)術前檢查未見明顯手術禁忌證。排除標準:(1)既往行胸科手術或術中轉開放手術。(2)術前1個月出現過糖尿病急性并發癥(包括糖尿病酮癥酸中毒、高滲性非酮癥糖尿病昏迷、乳酸性酸中毒和低血糖昏迷等)。(3)術前存在肺部感染(有咳嗽、咳痰等癥狀,肺部有濕啰音,血常規升高,影像學有肺實質浸潤改變等)。(4)肝腎功能不全患者(谷丙轉氨酶或谷草轉氨酶增高超過正常值上限2倍以上,血清肌酐水平>2 000 mg/L或腎小球濾過率<30 mL/min)。(5)圍手術期病例資料不完善者。根據患者術前1 d FPG水平[7-8],將納入患者分為3組:低血糖水平組,術前血糖水平<6.1 mmol/L;中血糖水平組,術前血糖水平≥6.1 mmol/L且<8.0 mmol/L;高血糖水平組,術前血糖水平≥8.0 mmol/L。根據是否發生PPCs,將患者分為PPCs組和non-PPCs組。
1.2 方法
1.2.1 數據收集
通過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手術麻醉系統與醫院信息系統(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s,HIS)收集數據,包括性別、年齡、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病史、吸煙情況、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級、切除部位、心血管疾病史、手術方式、麻醉時間、病理類型、醫生分組、術前1 d清晨FPG水平、PPCs發生情況、術后住院時間等。
1.2.2 術前血糖控制
所有術前合并有2型糖尿病史的患者入院后常規檢測七段血糖,圍手術期用胰島素或者降糖藥物控制血糖。所有患者術前1 d晨起取血檢測FPG作為參考值[7]。
1.2.3 PPCs的定義
術后肺部感染診斷需滿足以下任意2個要求:(1)術后胸部X線片出現新發滲出,可見雙肺廣泛點片狀陰影。(2)至少符合以下1項,如發熱(體溫>38℃)且無其他明確原因,白細胞計數>12×109/L或<4×109/L,年齡>70歲的老年患者沒有其他明確原因而出現神志改變。(3)新出現的膿痰或痰的性狀發生變化,或呼吸道分泌物增多,或咳嗽、呼吸困難或呼吸頻率加快,出現肺部啰音或支氣管呼吸音[9-10]。胸腔積液:影像學報告胸腔積液;或患者有自覺癥狀,需要反復多次行胸腔穿刺或再次胸腔閉式引流。氣胸:胸腔積氣>30%。肺不張:影像學顯示肺葉或全肺不張,部分患者需行支氣管鏡檢查或治療后確診。急性呼吸衰竭:術后通氣支持>24 h,或血氣分析顯示動脈血氧分壓持續<60 mm Hg(1 mm Hg=0.133 kPa),或動脈血二氧化碳分壓持續>50 mm Hg,必須再次行氣管內插管機械通氣。持續性漏氣:定義為>5 d的肺漏氣[11-13]。
1.3 統計學分析
數據采用IBM SPSS 21.0統計學軟件進行處理。計量資料采用Kolmogorov-Smirnov進行正態性檢驗,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s)描述,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描述,組間比較采用Mann-Whitney U檢驗或Kruskal-Wallis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及百分比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危險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繪制術前1 d FPG水平預測PPCs的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確定最佳臨界值,計算敏感度和特異度。根據ROC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與Hosmer-Lemeshow擬合優度檢驗來明確預測區分度與準確度,Hosmer-Lemeshow擬合優度檢驗的P>0.05則表明預測較準確。統計檢驗均采用雙側檢驗,檢驗水準α=0.05。
1.4 倫理審查
此研究已獲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且同意豁免患者知情同意,審批號:臨研倫[2021056K]。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資料
本研究共納入患者130例,其中男75例(57.7%)、女55例(42.3%),平均年齡(63.5±9.0)歲。低血糖水平組患者37例,中血糖水平組45例,高血糖水平組48例。在病理學類型上,腺癌較多(n=64,49.2%),而手術方式以胸腔鏡下肺葉切除術最為常見(n=85,65.4%);見表1。PPCs組患者64例,non-PPCs組66例。與non-PPCs組相比,PPCs組患者的手術時間顯著延長[3.3(2.5,4.1)h vs. 2.7(1.8,3.4)h,P=0.004],吸煙史比例顯著增高(53.1% vs. 34.5%,P=0.036),且患者術前FPG水平更多為中、高水平(81.3% vs. 62.1%,P=0.023)。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BMI、COPD、ASA評分、右肺手術、高血壓、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冠心病)、病理類型、手術方式、主刀醫生分組等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2 術前1 d FPG水平對PPCs的影響
低、中和高水平血糖組患者的總PPCs發生率分別為32.4%、48.9%和62.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3);見表3。

2.3 PPCs 的危險因素分析
將單因素分析中P<0.1的變量納入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手術時間延長[OR=1.382,95%CI(1.004,1.903),P=0.047]和術前1 d 高FPG水平(高血糖水平組vs. 低血糖水平組)[OR=2.983,95%CI(1.140,7.804),P=0.026]是PPCs的獨立危險因素;見表4。

2.4 術前1 d FPG預測PPCs的ROC曲線分析
ROC曲線分析結果顯示,術前1 d FPG預測PPCs的臨界值為6.79 mmol/L,敏感度76.6%,特異度51.1%,AUC為0.653[95%CI(0.559,0.747),P=0.003],顯示術前1 d FPG水平對PPCs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見圖1。擬合優度檢驗P=0.838,提示預測結果可靠。

FPG:空腹血糖;PPCs:術后肺部并發癥;ROC:受試者工作特征
以術前1 d FPG 6.79 mmol/L為臨界值,FPG值≤6.79 mmol/L的患者49例(37.7%),>6.79 mmol/L組81例(62.3%)。與FPG值≤6.79 mmol/L組相比,FPG>6.79 mmol/L組的PPCs發生率顯著增高(30.6% vs. 60.5%,P=0.001),且術后住院時間顯著延長[7.0(5.0,8.0)d vs. 8.5(6.0,11.5)d,P=0.004];見表5。


3 討論
胸腔鏡下解剖型肺切除術是治療肺部腫瘤等疾病的常見術式,具有微創、術后恢復快、患者接受程度高等優點。隨著手術技術的成熟,該類手術數量也逐年增加,隨之而來的PPCs也得到廣泛重視。有研究[14-17]表明肺部并發癥與許多術前因素相關,如BMI、高齡、解剖型肺切除術類型、吸煙、男性、COPD和一氧化碳擴散能力等。有文獻[18]報道在非心臟手術合并糖尿病的患者中,術前血糖水平≥180 mg/dL(≥10 mmol/L)與術后并發癥和再手術風險獨立相關。此外,既往也有研究[19]報道糖尿病的存在和對血糖的控制水平是肺癌術后并發癥以及總體生存率的獨立預測因素。在曹欽光[20]進行的一項臨床研究中,術前將肺癌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在4.4~6.1 mmol/L之間,其手術后并發癥發生率明顯低于對照組,整體生活質量評分高于對照組。目前尚缺乏有關術前血糖控制水平對預測PPCs臨床價值的研究。
本研究結果表明,術前1 d FPG水平與PPCs具有一定的相關性,術前高血糖水平組患者PPCs發生率明顯高于低、中血糖水平組患者。Logistic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2型糖尿病患者術前1 d FPG水平是術后發生PPCs的獨立危險因素。ROC曲線分析表明術前FPG=6.79 mmol/L是預測PPCs的最佳臨界值,FPG>6.79 mmol/L組PPCs發生率顯著增加,術后住院時間顯著延長。術前FPG水平高更易發生肺部感染、胸腔積液等PPCs的可能原因主要為以下幾個方面:(1)2型糖尿病患者可能出現肺部微血管病變,導致血氧彌散障礙,引起肺組織缺氧,打破肺膠原分解與合成間的平衡,從而降低患者組織器官功能及機體免疫功能[21]。(2)血糖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患者除了存在機體系統免疫功能降低,還存在氣道內免疫清除功能受損,且氣道分泌物中的葡萄糖水平也會升高,導致患者更易發生各類呼吸道感染[22]。(3)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良可影響毛細血管及漿膜的通透性,從而更易合并低蛋白血癥,導致胸腔積液發生率增加[23]。
本研究還發現,手術時間延長是術后PPCs的獨立危險因素,一方面手術時間延長的患者病情多較為復雜,術中器械對肺組織牽拉、壓迫等操作更多,切除范圍也更大;另一方面手術時間延長導致單肺通氣時間更長,麻醉藥物在體內作用時間更長,影響呼吸和循環等功能。
作為回顧性分析研究,本研究存在病歷資料記錄失真和回憶偏倚。其次,作為單中心的回顧性分析,其結果的普遍性和推廣性難免受到限制。雖然本研究明確了術前FPG控制水平對PPCs有影響,但仍需進一步的前瞻性、大樣本、多中心研究加以論證。此外,隨著胸腔鏡手術的不斷發展、手術質量的提高以及血糖測量方法或機器的變更,這些因素均可能會影響本次研究的質量。
總之,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術前1 d高FPG和手術時間延長是PPCs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建議強化術前血糖控制以及加強體重管理,將術前1 d FPG控制在6.79 mmol/L以下,以及在不影響手術質量的前提下,盡可能縮短手術時間,從而降低PPCs發生率。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左靜、劉喻萍、金奇彥負責課題設計與數據收集;左靜、方清、靖國慶、楊丞負責數據分析與論文撰寫;李心怡、張宗澤、王焱林、宋學敏負責論文總體設計、審校及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