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性心臟病（先心病）是我國最常見的出生缺陷，發病率約占活產嬰兒的 8.94‰，其中危重先心病（critical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CHD）約占活產嬰兒的 2.91‰，需要新生兒期及時外科干預[1-2]。然而新生兒器官功能未發育健全，對體外循環耐受能力差，早期死亡率偏高，2004～2008 年阜外醫院新生兒院內死亡率高達 16.4%，隨著外科診療團隊水平不斷提高，10 年后院內死亡率下降至 5%[3]。目前國內產前診斷技術快速發展，大部分心臟出生缺陷可在胎兒期確診，復雜畸形篩查靈敏度可達 96%[4]，推動了多學科聯合救治 CCHD 的“產前產后一體化診療模式”，并制定了相應的圍產期診斷和臨床評估處置專家共識[5]。然而國內不同地區產前診斷水平和新生兒篩查水平差異較大，出生后住院期間 CCHD 漏診率高達 52.51%[6]，此類患兒救治成功的關鍵在于早期診斷、及時和規范化的治療，因此 2019 年我院開通“危重新生兒先心病救治綠色通道”并不斷完善和優化相關流程。本研究回顧性分析小兒心臟外科中心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期間通過“產前產后一體化診療模式”和“危重新生兒先心病救治綠色通道”收治的 CCHD 新生兒病例資料，總結兩種新生兒救治方式的患兒特點及外科治療結果。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阜外醫院小兒外科中心收入新生兒（≤28 d）共 108 例，其中 6 例患兒因預后或經濟等原因，家屬強烈要求放棄治療，5 例患兒經過內科治療后病情穩定，擇期外科治療，共 97 例患兒在新生兒期完成外科手術。根據是否產前明確診斷，分為產前產后一體化治療組（一體化治療組，n=41）和產后診斷并綠色通道治療組（產后診斷組，n=56）。
1.2 治療方法
一體化治療組產前均在我院或高水平三甲醫院完成胎兒超聲心動圖診斷，經我院外科門診或網絡咨詢后，根據病情需要和家屬意愿，安排合理的一體化診療方案，如病情相對安全，如完全型大動脈轉位合并較大室間隔缺損、Taussing-Bing 畸形等，可于當地醫院婦產科分娩（n=22）；如病情危重，如室間隔完整的完全型大動脈轉位、室間隔完整的肺動脈閉鎖等，幫助孕婦在北京三甲醫院婦產科分娩（n=19），出生后及時轉診。
產后診斷 CCHD，經我院門診或網絡咨詢后，如診斷明確，將通過綠色通道快速安排住院，住院后及時完善檢查并治療，降低患兒院外死亡風險。如外地患兒狀態差，已經氣管插管，經外科團隊會診后，可協助轉診（n=3）。
住院資料從本院電子病歷系統收集，通過門診、電話或微信等方式完成出院后隨訪。
1.3 統計學分析
SPSS 25.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和處理。分類變量用頻數或百分比表示。服從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用均數±標準差（
）表示，不服從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用中位數和上下四分位數（P25，P75）表示。連續變量的比較，采用 t 檢驗或非參數 Mann Whitney U 檢驗。分類變量的比較，使用卡方檢驗或者 Fisher 確切概率法。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通過中國醫學科院阜外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批準號為 2017-977。
2 結果
一體化治療組比產后診斷組入院年齡較小［3.0（0，13.5）d vs. 11.0（7.0，19.0）d，P<0.001］、體重較輕［（3.3±0.4）kg vs.（3.6±0.6）kg，P=0.006］、手術年齡較小［13.0（6.0，19.0）d vs. 17.5（11.0，23.0）d，P=0.004］；見表1。
表1
患兒基線資料及病種分布［M（P25，P75）/例（%）/
］
一體化診療組中最常見的病種依次為完全型大動脈轉位（46.3%），其它常見病種依次為主動脈縮窄（14.6%）、完全性肺靜脈異位引流（9.8%）、室間隔完整型肺動脈閉鎖（9.8%）、室間隔完整的嚴重肺動脈瓣狹窄（7.3%）、主動脈弓中斷（7.3%）。室間隔完整型肺動脈閉鎖和室間隔完整嚴重肺動脈瓣閉鎖的治療，在非體外循環下行經胸肺動脈瓣球囊擴張成形術，根據心室發育和術中血氧飽和度的改變，選擇是否加做改良 BT 分流術。6 例患兒行姑息手術，兩組姑息手術比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4% vs. 8.9%，P=0.396）。姑息手術患兒的術前診斷及處理見表2。其余 72 例患兒均在體外循環下完成一期根治手術，包括一體化治療組 33 例和產后診斷治療組 39 例。
表2
姑息手術患兒診斷及手術選擇
和產后診斷組相比，一體化治療組術后呼吸機輔助時間長［153.0（64.0，311.0）h vs. 65.0（27.5，184.3）h，P=0.020］，ICU 恢復時間長［13.0（7.0，21.5）d vs. 9.0（4.0，15.8）d，P=0.022］。患兒術中及術后恢復情況見表3。兩組院內死亡率（0.0% vs. 7.1%，P=0.135）、隨訪時間［11.0（3.0，13.0）個月 vs. 12（8.0，14.0）個月，P=1.000］、院外死亡率（2.4% vs. 1.8%，P=1.000）、總死亡率（2.4% vs. 8.9%，P=0.396）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表3
術中及術后恢復情況［M（P25，P75）/例（%）/
］
3 討論
CCHD 新生兒的救治是心外科領域的挑戰，國內早期開展的新生兒先心病矯治死亡率達 40%～57.9%[7]。隨著醫療設備的更新和外科團隊水平的提高，近 20 年來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多家中心報道新生兒外科矯治結果，治療成功率有了明顯的提高，院內病死率為 7.8%～17.3%[3, 8-10]。隨著產前篩查技術的提高，大部分 CCHD 在胎兒期即可確診，為有效救治此類患兒，阜外醫院在前期先心病救治網絡的基礎上[11]，開展胎兒先心病會診、產前咨詢及出生后一體化治療等工作，并不斷優化出生后診斷的 CCHD 新生兒轉診及住院流程，極大地避免了院外死亡風險。該研究總結本院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 97 例 CCHD 新生兒的救治經驗，希望對國內開展新生兒救治提供幫助。
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對于降低 CCHD 新生兒死亡率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胎兒期診斷的 CCHD，產前產后一體化治療是最佳選擇，減少出生后新生兒診斷及住院間隔時間，充足時間調整術前狀態，降低急診手術率[12-13]。美國 STS 數據庫回顧性研究發現產前診斷可明顯降低術前危險因素發生率[14]。阜外醫院在國內較早開展產前產后一體化治療，新生兒手術的產前比例逐年升高，院內整體死亡率逐漸降低，2004～2008 年僅占比 3.0%，整體死亡率 16.4%；2009～2013 年占比 6.3%，整體死亡率 7.2%；2014～2018 年占比 21.8%，整體死亡率 5.0%[3]；2019 年 01 月至 2020 年 08 月占比 42.3%，整體死亡率僅為 4.1%，且一體化治療組院內零死亡。一體化診療組中最常見的病種為完全型大動脈轉位（46.3%），明顯高于產后診斷組（23.2%），可能與目前動脈調轉技術的成熟和較好的預后相關，產前預后咨詢后家屬更愿意保留及出生后積極治療。產后診斷的患兒家屬往往焦慮，對救治信心不足，6 例患兒因預后或經濟等原因，術前放棄治療。
整體上國內新生兒救治率仍然偏低，阜外醫院新生兒手術僅占 2019 年先心病外科治療的 1.66%（74/4 468），可能與過度引產或出生后漏診有關，文獻[5]報道國內胎兒復雜先心病引產率達 47.1%～97%，隨著產前技術的進步，產后診斷組的比例可能會進一步降低。針對宮內和圍產期胎兒心臟出生缺陷進行科學、細化、規范的診斷及臨床評估，對于減少過度引產，科學救治出生后危重新生兒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國新生兒先心病漏診率相對較高，本隊列中 57.8% 的患兒出生后才明確診斷，因此在國內積極開展新生兒先心病篩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經皮血氧飽和度的檢測結合臨床評估（先心病家族史、特殊面容、心臟雜音、其它先天畸形）的方法可幫助篩查出 93%的先心病患兒，操作簡便，適用于基層單位對新生兒先心病的篩查[18]。對于已經篩查出的先心病新生兒，要及時完成診斷和評估，明確患兒狀態和嚴重程度，如有必要，及時轉診至具備治療 CCHD 經驗的先心病治療中心[19]。“綠色通道”的開通，使得可能需要急診手術的完全型大動脈轉位，合并梗阻的完全型肺靜脈引流或室間隔完整的肺動脈閉鎖等危重新生兒能夠及時住院，快速完善檢查，及時調整術前狀態，可提高此類患兒的手術成功率和降低病死率。
美國 STS 數據庫總結 2010～2011 年 92 個中心 4 784 例新生兒，院內死亡率 9.9%[20]。歐洲心胸外科協會（EACTS）數據庫總結 1999～2018 年 14 843 例新生兒，整體院內死亡率 10.7%，其中包含左心發育不良綜合征 1 216 例，死亡率達 36.2%[21]。國內左心發育不良開展較少，僅見少數病例報道，盡管多個中心開展產前產后一體化診療，新生兒手術死亡率仍然處于較高的水平。廣東省人民醫院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共 22 例一體化治療新生兒，院內死亡率 13.6%[12]。上海兒童醫學中心總結 2017～2018 年共 207 例新生兒治療結果，其中 30 例為一體化治療，院內死亡率 16%，177 例常規門診或者轉診入院治療，院內死亡率為 14%[13]。對于技術成熟的心臟中心，我們認為術前狀態可能是影響新生兒常規手術死亡率的最主要危險因素，產后診斷組中 3 例患兒就診偏晚，術前狀態差，氣管插管并急診手術后發生早期死亡。相對于國外較低的手術死亡率，國內仍需加強新生兒外科團隊的建設，加強新生兒先心病的救治能力。
研究[22]發現對于單心室和大動脈轉位，產前診斷比產后診斷的新生兒術前腦損傷更少，腦顯微結構發育更佳，可能與較早應用前列腺素，血流動力學穩定有關。長時間的缺氧和肺血量偏多可能對腦質量和隨后的神經發育產生不利影響[23]。因此對于室間隔完整型大動脈轉位，目前阜外醫院傾向于早期干預的策略，無論狀態是否穩定，1 周左右完成手術，及時恢復正常循環狀態，減少前列腺素相關并發癥和缺氧性腦損傷[23]。然而較早的干預，術后恢復可能延遲，本隊列中一體化治療組術后呼吸機輔助時間和 ICU 時間較久，可能與手術年齡和體重偏小，器官發育相對不成熟有關。此外，術前狀態、病種差異、術式選擇、體外循環時間、延遲關胸及術后并發癥等因素也是影響延遲恢復的重要因素。孕周也是影響預后及術后恢復的重要因素，參考國外的回顧性研究，目前阜外醫院產前咨詢建議盡可能選擇孕 39～40 周分娩[20, 24]，盡可能減少影響患兒預后的危險因素。然而目前國內多學科救治體系仍不完善，產前產后銜接不通暢，優化醫療服務流程，打造產前產后一體化診治平臺，提升不同區域診療服務“同質化”水平是進一步提升未來我國先心病救治能力的重點任務。
總之，盡管 CCHD 病種多樣，絕大多數患兒可在新生兒期完成一期矯治，并取得良好的外科治療結果。不斷優化多學科合作救治 CCHD 的流程，積極推動新生兒先心病篩查并及時轉診，可明顯降低產前診斷和產后診斷的患兒死亡風險。此外，加強外科團隊治療水平，開展新生兒術后快速恢復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價值。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王官璽實施研究論文撰寫；李守軍、逄坤靜、王官璽實施一體化診療實施與設計，并提供超聲心動圖數據；馬凱、芮璐實施產后診斷及綠色通道流程完善，數據整理與分析；王旭、閆軍、花中東、王強、晏馥霞、劉晉萍、張惠麗、林野、張本青、孟紅、楊菊花為危重新生兒救治主要成員，負責手術操作及圍手術期管理、數據整理與分析；李守軍負責論文設計、審閱。
先天性心臟病（先心病）是我國最常見的出生缺陷，發病率約占活產嬰兒的 8.94‰，其中危重先心病（critical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CHD）約占活產嬰兒的 2.91‰，需要新生兒期及時外科干預[1-2]。然而新生兒器官功能未發育健全，對體外循環耐受能力差，早期死亡率偏高，2004～2008 年阜外醫院新生兒院內死亡率高達 16.4%，隨著外科診療團隊水平不斷提高，10 年后院內死亡率下降至 5%[3]。目前國內產前診斷技術快速發展，大部分心臟出生缺陷可在胎兒期確診，復雜畸形篩查靈敏度可達 96%[4]，推動了多學科聯合救治 CCHD 的“產前產后一體化診療模式”，并制定了相應的圍產期診斷和臨床評估處置專家共識[5]。然而國內不同地區產前診斷水平和新生兒篩查水平差異較大，出生后住院期間 CCHD 漏診率高達 52.51%[6]，此類患兒救治成功的關鍵在于早期診斷、及時和規范化的治療，因此 2019 年我院開通“危重新生兒先心病救治綠色通道”并不斷完善和優化相關流程。本研究回顧性分析小兒心臟外科中心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期間通過“產前產后一體化診療模式”和“危重新生兒先心病救治綠色通道”收治的 CCHD 新生兒病例資料，總結兩種新生兒救治方式的患兒特點及外科治療結果。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阜外醫院小兒外科中心收入新生兒（≤28 d）共 108 例，其中 6 例患兒因預后或經濟等原因，家屬強烈要求放棄治療，5 例患兒經過內科治療后病情穩定，擇期外科治療，共 97 例患兒在新生兒期完成外科手術。根據是否產前明確診斷，分為產前產后一體化治療組（一體化治療組，n=41）和產后診斷并綠色通道治療組（產后診斷組，n=56）。
1.2 治療方法
一體化治療組產前均在我院或高水平三甲醫院完成胎兒超聲心動圖診斷，經我院外科門診或網絡咨詢后，根據病情需要和家屬意愿，安排合理的一體化診療方案，如病情相對安全，如完全型大動脈轉位合并較大室間隔缺損、Taussing-Bing 畸形等，可于當地醫院婦產科分娩（n=22）；如病情危重，如室間隔完整的完全型大動脈轉位、室間隔完整的肺動脈閉鎖等，幫助孕婦在北京三甲醫院婦產科分娩（n=19），出生后及時轉診。
產后診斷 CCHD，經我院門診或網絡咨詢后，如診斷明確，將通過綠色通道快速安排住院，住院后及時完善檢查并治療，降低患兒院外死亡風險。如外地患兒狀態差，已經氣管插管，經外科團隊會診后，可協助轉診（n=3）。
住院資料從本院電子病歷系統收集，通過門診、電話或微信等方式完成出院后隨訪。
1.3 統計學分析
SPSS 25.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和處理。分類變量用頻數或百分比表示。服從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用均數±標準差（）表示，不服從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用中位數和上下四分位數（P25，P75）表示。連續變量的比較，采用 t 檢驗或非參數 Mann Whitney U 檢驗。分類變量的比較，使用卡方檢驗或者 Fisher 確切概率法。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通過中國醫學科院阜外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批準號為 2017-977。
2 結果
一體化治療組比產后診斷組入院年齡較小［3.0（0，13.5）d vs. 11.0（7.0，19.0）d，P<0.001］、體重較輕［（3.3±0.4）kg vs.（3.6±0.6）kg，P=0.006］、手術年齡較小［13.0（6.0，19.0）d vs. 17.5（11.0，23.0）d，P=0.004］；見表1。
表1
患兒基線資料及病種分布［M（P25，P75）/例（%）/］
一體化診療組中最常見的病種依次為完全型大動脈轉位（46.3%），其它常見病種依次為主動脈縮窄（14.6%）、完全性肺靜脈異位引流（9.8%）、室間隔完整型肺動脈閉鎖（9.8%）、室間隔完整的嚴重肺動脈瓣狹窄（7.3%）、主動脈弓中斷（7.3%）。室間隔完整型肺動脈閉鎖和室間隔完整嚴重肺動脈瓣閉鎖的治療，在非體外循環下行經胸肺動脈瓣球囊擴張成形術，根據心室發育和術中血氧飽和度的改變，選擇是否加做改良 BT 分流術。6 例患兒行姑息手術，兩組姑息手術比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4% vs. 8.9%，P=0.396）。姑息手術患兒的術前診斷及處理見表2。其余 72 例患兒均在體外循環下完成一期根治手術，包括一體化治療組 33 例和產后診斷治療組 39 例。
表2
姑息手術患兒診斷及手術選擇
和產后診斷組相比，一體化治療組術后呼吸機輔助時間長［153.0（64.0，311.0）h vs. 65.0（27.5，184.3）h，P=0.020］，ICU 恢復時間長［13.0（7.0，21.5）d vs. 9.0（4.0，15.8）d，P=0.022］。患兒術中及術后恢復情況見表3。兩組院內死亡率（0.0% vs. 7.1%，P=0.135）、隨訪時間［11.0（3.0，13.0）個月 vs. 12（8.0，14.0）個月，P=1.000］、院外死亡率（2.4% vs. 1.8%，P=1.000）、總死亡率（2.4% vs. 8.9%，P=0.396）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表3
術中及術后恢復情況［M（P25，P75）/例（%）/］
3 討論
CCHD 新生兒的救治是心外科領域的挑戰，國內早期開展的新生兒先心病矯治死亡率達 40%～57.9%[7]。隨著醫療設備的更新和外科團隊水平的提高，近 20 年來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多家中心報道新生兒外科矯治結果，治療成功率有了明顯的提高，院內病死率為 7.8%～17.3%[3, 8-10]。隨著產前篩查技術的提高，大部分 CCHD 在胎兒期即可確診，為有效救治此類患兒，阜外醫院在前期先心病救治網絡的基礎上[11]，開展胎兒先心病會診、產前咨詢及出生后一體化治療等工作，并不斷優化出生后診斷的 CCHD 新生兒轉診及住院流程，極大地避免了院外死亡風險。該研究總結本院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 97 例 CCHD 新生兒的救治經驗，希望對國內開展新生兒救治提供幫助。
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對于降低 CCHD 新生兒死亡率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胎兒期診斷的 CCHD，產前產后一體化治療是最佳選擇，減少出生后新生兒診斷及住院間隔時間，充足時間調整術前狀態，降低急診手術率[12-13]。美國 STS 數據庫回顧性研究發現產前診斷可明顯降低術前危險因素發生率[14]。阜外醫院在國內較早開展產前產后一體化治療，新生兒手術的產前比例逐年升高，院內整體死亡率逐漸降低，2004～2008 年僅占比 3.0%，整體死亡率 16.4%；2009～2013 年占比 6.3%，整體死亡率 7.2%；2014～2018 年占比 21.8%，整體死亡率 5.0%[3]；2019 年 01 月至 2020 年 08 月占比 42.3%，整體死亡率僅為 4.1%，且一體化治療組院內零死亡。一體化診療組中最常見的病種為完全型大動脈轉位（46.3%），明顯高于產后診斷組（23.2%），可能與目前動脈調轉技術的成熟和較好的預后相關，產前預后咨詢后家屬更愿意保留及出生后積極治療。產后診斷的患兒家屬往往焦慮，對救治信心不足，6 例患兒因預后或經濟等原因，術前放棄治療。
整體上國內新生兒救治率仍然偏低，阜外醫院新生兒手術僅占 2019 年先心病外科治療的 1.66%（74/4 468），可能與過度引產或出生后漏診有關，文獻[5]報道國內胎兒復雜先心病引產率達 47.1%～97%，隨著產前技術的進步，產后診斷組的比例可能會進一步降低。針對宮內和圍產期胎兒心臟出生缺陷進行科學、細化、規范的診斷及臨床評估，對于減少過度引產，科學救治出生后危重新生兒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國新生兒先心病漏診率相對較高，本隊列中 57.8% 的患兒出生后才明確診斷，因此在國內積極開展新生兒先心病篩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經皮血氧飽和度的檢測結合臨床評估（先心病家族史、特殊面容、心臟雜音、其它先天畸形）的方法可幫助篩查出 93%的先心病患兒，操作簡便，適用于基層單位對新生兒先心病的篩查[18]。對于已經篩查出的先心病新生兒，要及時完成診斷和評估，明確患兒狀態和嚴重程度，如有必要，及時轉診至具備治療 CCHD 經驗的先心病治療中心[19]。“綠色通道”的開通，使得可能需要急診手術的完全型大動脈轉位，合并梗阻的完全型肺靜脈引流或室間隔完整的肺動脈閉鎖等危重新生兒能夠及時住院，快速完善檢查，及時調整術前狀態，可提高此類患兒的手術成功率和降低病死率。
美國 STS 數據庫總結 2010～2011 年 92 個中心 4 784 例新生兒，院內死亡率 9.9%[20]。歐洲心胸外科協會（EACTS）數據庫總結 1999～2018 年 14 843 例新生兒，整體院內死亡率 10.7%，其中包含左心發育不良綜合征 1 216 例，死亡率達 36.2%[21]。國內左心發育不良開展較少，僅見少數病例報道，盡管多個中心開展產前產后一體化診療，新生兒手術死亡率仍然處于較高的水平。廣東省人民醫院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共 22 例一體化治療新生兒，院內死亡率 13.6%[12]。上海兒童醫學中心總結 2017～2018 年共 207 例新生兒治療結果，其中 30 例為一體化治療，院內死亡率 16%，177 例常規門診或者轉診入院治療，院內死亡率為 14%[13]。對于技術成熟的心臟中心，我們認為術前狀態可能是影響新生兒常規手術死亡率的最主要危險因素，產后診斷組中 3 例患兒就診偏晚，術前狀態差，氣管插管并急診手術后發生早期死亡。相對于國外較低的手術死亡率，國內仍需加強新生兒外科團隊的建設，加強新生兒先心病的救治能力。
研究[22]發現對于單心室和大動脈轉位，產前診斷比產后診斷的新生兒術前腦損傷更少，腦顯微結構發育更佳，可能與較早應用前列腺素，血流動力學穩定有關。長時間的缺氧和肺血量偏多可能對腦質量和隨后的神經發育產生不利影響[23]。因此對于室間隔完整型大動脈轉位，目前阜外醫院傾向于早期干預的策略，無論狀態是否穩定，1 周左右完成手術，及時恢復正常循環狀態，減少前列腺素相關并發癥和缺氧性腦損傷[23]。然而較早的干預，術后恢復可能延遲，本隊列中一體化治療組術后呼吸機輔助時間和 ICU 時間較久，可能與手術年齡和體重偏小，器官發育相對不成熟有關。此外，術前狀態、病種差異、術式選擇、體外循環時間、延遲關胸及術后并發癥等因素也是影響延遲恢復的重要因素。孕周也是影響預后及術后恢復的重要因素，參考國外的回顧性研究，目前阜外醫院產前咨詢建議盡可能選擇孕 39～40 周分娩[20, 24]，盡可能減少影響患兒預后的危險因素。然而目前國內多學科救治體系仍不完善，產前產后銜接不通暢，優化醫療服務流程，打造產前產后一體化診治平臺，提升不同區域診療服務“同質化”水平是進一步提升未來我國先心病救治能力的重點任務。
總之，盡管 CCHD 病種多樣，絕大多數患兒可在新生兒期完成一期矯治，并取得良好的外科治療結果。不斷優化多學科合作救治 CCHD 的流程，積極推動新生兒先心病篩查并及時轉診，可明顯降低產前診斷和產后診斷的患兒死亡風險。此外，加強外科團隊治療水平，開展新生兒術后快速恢復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價值。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王官璽實施研究論文撰寫；李守軍、逄坤靜、王官璽實施一體化診療實施與設計，并提供超聲心動圖數據；馬凱、芮璐實施產后診斷及綠色通道流程完善，數據整理與分析；王旭、閆軍、花中東、王強、晏馥霞、劉晉萍、張惠麗、林野、張本青、孟紅、楊菊花為危重新生兒救治主要成員，負責手術操作及圍手術期管理、數據整理與分析；李守軍負責論文設計、審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