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張子龍, 井齊明, 喬瑞, 楊佳瑞, 陳豪杰, 錢立雄, 章雪芳, 楊俊松, 郝定均. 骨質疏松性椎體壓縮骨折經皮椎體成形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的危險因素分析. 中國修復重建外科雜志, 2021, 35(1): 20-25. doi: 10.7507/1002-1892.202008044 復制
據統計，我國老年人群骨質疏松癥發病率逐年增高[1]，此類人群易發生骨質疏松性椎體壓縮骨折（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OVCF）。經皮椎體成形術（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PVP）可有效恢復椎體高度，迅速緩解疼痛，且創傷小，目前已成為 OVCF 的主要治療方法[2]。PVP 術后常見遠期并發癥之一為鄰近椎體新發骨折，文獻報道 80 歲以下患者發生率約 9%，80 歲以上患者達 33% 以上[3]。多項臨床研究證實，患者性別、年齡、術前骨密度以及骨水泥滲漏等均為 PVP 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的影響因素[4-6]。本研究采用多因素分析，進一步探討 OVCF 患者 PVP 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的危險因素。報告如下。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納入標準：① 確診為 OVCF，MRI 壓脂像可見骨折椎體明顯高信號；② 采用 PVP 治療；③ 骨密度 T 值≤?2.5；④ 隨訪時間>1 年；⑤ 臨床及影像學資料完整。排除標準：① 其他原因引起的癥狀性腰腿痛疾病（椎間盤突出、椎體滑脫等）；② 術后椎體感染；③ 合并脊柱惡性腫瘤。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 月因癥狀性 OVCF 于我院行 PVP 治療且符合選擇標準的患者共 2 216 例。男 557 例，女 1 659 例；年齡 52～81 歲，平均 66.2 歲。患者一般資料詳見表 1。
表1
PVP 術后鄰近節段新發骨折的單因素分析
Table1.
Univariate analysis of adjacent fractures after PVP
1.2 研究方法
患者于術后 1、6、12 個月定期隨訪，常規行胸腰椎 X 線片檢查。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評價標準：PVP 術后患者再次出現腰背部疼痛，相應節段出現叩擊痛；MRI 的 T2 像及壓脂像出現手術節段上、下位椎體高信號，伴或不伴有椎體壓縮骨折[7]。
記錄患者人口統計學資料（性別、年齡、身高、體質量）、吸煙史、飲酒史，是否合并高血壓、糖尿病、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COPD）等慢性疾病，術前骨密度（T 值）、骨折椎體數量，術中單個椎體骨水泥注入量、有無骨水泥滲漏，以及術后是否規律鍛煉、規律抗骨質疏松治療。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23.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計數資料采用 χ2 檢驗。首先對觀測指標進行單因素分析，初步篩選 PVP 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的影響因素；再對存在統計學意義的相關指標進行 logistic 回歸分析，篩選危險因素。檢驗水準取雙側 α=0.05。
2 結果
術后 2 216 例獲隨訪 12～24 個月，平均 15.8 個月。其中 227 例發生鄰近椎體新發骨折，占全部患者的 10.24%。按照是否發生鄰近椎體新發骨折，將患者分為骨折組（227 例）以及未骨折組（1 989 例）。
單因素分析顯示，兩組在身高、體質量及合并高血壓、糖尿病、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骨水泥滲漏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在年齡、性別、術前骨密度及合并吸煙史、飲酒史、COPD、骨折椎體數量、單個椎體骨水泥注入量，以及術后規律鍛煉、術后規律抗骨質疏松治療方面，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多因素分析顯示，高齡、女性、合并吸煙史、術前骨密度低、骨折椎體數量多、單個椎體骨水泥注入量不足、術后未規律鍛煉、術后未規律抗骨質疏松治療是 OVCF 患者 PVP 術后鄰近節段新發骨折的危險因素（P<0.05），見表 2。
表2
PVP 術后鄰近節段新發骨折的 logistic 回歸分析
Table2.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djacent fractures after PVP
3 討論
3.1 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的危險因素篩選
PVP 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發生原因有很多，與性別、年齡、藥物使用史、骨折椎體數量、骨水泥彌散情況等因素有關[3-6]。從疾病發展角度來講，骨質疏松癥是一種慢性疾病，在沒有外在干預情況下，難以依靠機體自身恢復，會隨著時間延長逐步加重[6]。同時，OVCF 患者多為老年人，部分患者存在長期吸煙史、飲酒史或者直接或間接接觸二手煙，且常合并多種基礎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COPD 等，需要長期服用藥物維持治療。最終我們將患者人口統計學資料、吸煙史、飲酒史、慢性疾病史、椎體骨折數量、術中骨水泥注入量，以及術后有無規律鍛煉、有無抗骨質疏松治療納入單因素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年齡、性別、吸煙史、飲酒史、COPD、術后規律鍛煉、術后規律抗骨質疏松治療、術前骨密度、骨折椎體數量及單個椎體骨水泥注入量方面，骨折組及未骨折組存在顯著差異。
3.2 年齡及性別的影響
隨著年齡的增長，骨量流失會呈指數增加，骨量流失到一定程度會形成骨質疏松癥。Warden 等[6]認為老年人骨量流失的主要原因是隨著年齡增長，攝入的鈣逐漸減少，但排出的鈣卻日益增加，使得血鈣降低，缺鈣引起繼發性甲狀旁腺激素上升，最終導致鈣離子在骨骼中沉積減少。本研究結果顯示，年齡是 PVP 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的危險因素，患者年齡越大，再次骨折風險也越大。同時，性別也是 PVP 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的獨立危險因素，女性患者術后再次骨折風險較大。這與女性生理特征有關，絕經后雌激素大量喪失，使得骨質疏松進一步加劇，較同年齡段男性骨質疏松更為嚴重，也更容易骨折。有研究顯示 70 歲以上女性患骨質疏松癥可能性較 70 歲以下增加 1.6～3.6 倍[5-6]。所以對于高齡女性患者，應告知其術后再骨折風險高，并縮短復查間期、延長復查時間，如再次出現腰背部疼痛，應及時就醫。
3.3 合并吸煙、飲酒史及 COPD 的影響
吸煙不僅會對肺部造成損害，也會對心、腦、骨骼等器官造成一定危害[8-9]。Kim 等[10]調查研究顯示，即使不吸煙的婦女，長期接觸二手煙也會增加骨質疏松癥發生率。本研究結果顯示吸煙史是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的獨立危險因素。因此，術后應鼓勵患者戒煙或勸誡其家屬戒煙，以降低鄰近椎體再次骨折的風險。
本研究單因素分析顯示，骨折組與未骨折組合并 COPD 患者比例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但 logistic 回歸分析顯示無統計學意義。分析原因可能是 COPD 需要使用藥物長期維持治療，而治療 COPD 的藥物中包含了類固醇藥物，使用類固醇藥物會增加骨質疏松風險[11-13]。但根據疾病嚴重程度，不是所有 COPD 患者都使用此類藥物，而且不同患者使用藥物劑量也不同，從而導致結果存在偏倚。
本研究中，骨折組有飲酒史患者比例明顯大于未骨折組。既往研究顯示乙醇會影響骨骼重塑過程，是骨質疏松癥的危險因素[14-15]。但本研究中 logistic 回歸分析顯示無統計學意義，可能是因為乙醇在影響骨骼重塑過程中具有劑量依賴性，不同個體對于乙醇耐受程度不同，而本研究未對飲酒量進行界定。
3.4 術后規律鍛煉及規律抗骨質疏松治療的影響
老年人發生骨質疏松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運動量減少，長期制動及久坐不動導致骨量丟失增加[16]。Katzman 等[17]發現有規律的運動、加強背部肌肉鍛煉可以顯著提高患者術后骨密度，因此術后規律鍛煉至關重要。但部分患者依從性差，PVP 雖能迅速緩解疼痛，但術后早期仍會殘留不同程度疼痛，出于對骨折、手術以及再跌倒的恐懼，老年患者常不能嚴格執行術后鍛煉計劃[18-19]。本研究分析顯示術后規律鍛煉是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的保護因素。Deng 等[20]對脊柱骨折患者的前瞻性研究也顯示，增強背部肌肉力量的術后運動可以改善身體功能、緩解疼痛，保持脊椎高度和骨密度，大大降低了再次骨折風險。該方法安全有效，可提高椎體骨折患者的生活質量。
骨質疏松是一種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加重的過程[6]，僅依靠身體自身調節機制無法停止或逆轉疾病進程，因此需要進行抗骨質疏松治療。而骨質疏松嚴重程度與鄰近節段新發骨折的發生存在必然聯系，OVCF 患者術后堅持規律抗骨質疏松治療，可以有效減少鄰近節段骨折的發生[21-22]。所以術后應鼓勵 OVCF 患者積極鍛煉，同時規律抗骨質疏松治療。
3.5 骨密度及骨折椎體數量的影響
患者骨密度越低，內部骨組織結構越差，可以承擔的應力也越小，輕微外力即可發生塌陷。多項研究均證實骨質疏松是 PVP 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的危險因素[23-24]。鄰近節段新發骨折可能與病椎塌陷嚴重程度和使用骨水泥導致椎體應力負荷傳遞機制改變有關[25]。骨密度越低的患者，椎體塌陷可能越嚴重，骨水泥在注入時難以實現有效彌散。而骨水泥注入到椎體內固化后，強度較椎體原有骨組織大，活動時身體承受的應力在椎體內無法有效分散，導致鄰近節段應力發生改變，致使手術椎體再次塌陷或者鄰近節段新發骨折。
在骨密度較低情況下，可能同時出現多個椎體骨折。多椎體骨折 PVP 術后脊柱整體的應力變化更顯著。Han 等[26]對多節段骨折患者進行分析，指出當正常椎體上、下位鄰近椎體發生骨折后，中間椎體會承受雙重載荷，術后更易發生骨折。所以，術前低骨密度和多節段骨折會增加鄰近新發骨折的風險。因此，對重度骨質疏松或多個椎體骨折患者，必須提前告知術后再骨折風險高，督促患者術后定期復查。
3.6 單個椎體骨水泥注入量及骨水泥滲漏的影響
PVP 術中使用骨水泥的主要原理是利用骨水泥液體形態在傷椎骨折間隙里充分彌散，固化后在骨小梁之間產生牢固的“黏性作用”，固定碎裂的骨小梁，避免骨小梁微動引發的椎體疼痛[27]。因此，應盡可能地使骨水泥在椎體內充分彌散，使椎體更加穩固。楊俊松等[28]通過對 OVCF 患者的分析，認為只有當骨水泥彌散至對側椎弓根時，才能更有效填充骨折裂隙，骨水泥在正位 X 線片上應達上、下終板，側位 X 線片上應達椎體的前 3/4。本研究多因素分析也顯示骨水泥注入越多，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發生率越低。
但骨水泥注入越多，骨水泥滲漏風險也越大，因為骨水泥在骨折椎體中彌散主要沿骨折縫隙進入，椎體內的細微骨折線在 X 線片及 CT 上難以觀察到，只能依靠術中醫師根據透視情況判斷。而且由于椎體壓縮骨折后，內部骨小梁被壓縮，結構較原來致密，同時會在骨折線附近形成血腫[29]，骨水泥注入時需要更大推注壓力，更容易發生滲漏[30]。但在本研究中骨水泥滲漏與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無明顯相關性，可能是因為骨水泥滲漏量均較少，對脊柱的影響有限。K?nig 等[31]通過對 PVP 術后椎間盤滲漏患者的一項長期隨訪研究顯示，骨水泥椎間盤滲漏并未對椎間盤退化產生明顯影響，但具體影響機制尚未清楚。
3.7 本研究不足
本研究僅納入了 PVP 患者，并未對經皮椎體后凸成形術患者進行分析，而后者術中球囊的使用會對椎體高度恢復及骨水泥滲漏產生影響。此外，未考慮麻醉因素，麻醉方式主要是麻醉醫師根據患者情況選擇，是否會對術后再骨折產生影響尚不清楚。同時，術后抗骨質疏松治療僅納入了本院采用的依降鈣素與特立帕肽，未納入其他抗骨質疏松藥物，其他抗骨質疏松治療方式的影響仍然需進一步研究。
綜上述，高齡、女性、合并吸煙史、術前骨密度低、骨折椎體數量多、單個椎體骨水泥注入量不足的 OVCF 患者， PVP 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風險高。術中應注入足量骨水泥，使骨水泥盡可能彌散在椎體內，有效填充骨折裂縫，平衡椎體應力。術后囑患者戒煙戒酒，堅持規律鍛煉以及規律抗骨質疏松治療，保持良好生活習慣，預防術后鄰近節段再次發生骨折。
作者貢獻：張子龍負責實驗設計及實施、數據收集整理及統計學分析、文章撰寫；楊俊松、錢立雄參與實驗設計及實施；喬瑞、楊佳瑞、陳豪杰協助數據收集；井齊明、章雪芳協助數據整理；郝定均指導實驗設計、實施及文章撰寫，對文章的知識性內容作批評性審閱。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在課題研究和文章撰寫過程中不存在利益沖突。基金經費支持沒有影響文章觀點和對研究數據客觀結果的統計分析及其報道。
機構倫理問題：研究方案經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紅會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201802002）。
據統計，我國老年人群骨質疏松癥發病率逐年增高[1]，此類人群易發生骨質疏松性椎體壓縮骨折（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OVCF）。經皮椎體成形術（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PVP）可有效恢復椎體高度，迅速緩解疼痛，且創傷小，目前已成為 OVCF 的主要治療方法[2]。PVP 術后常見遠期并發癥之一為鄰近椎體新發骨折，文獻報道 80 歲以下患者發生率約 9%，80 歲以上患者達 33% 以上[3]。多項臨床研究證實，患者性別、年齡、術前骨密度以及骨水泥滲漏等均為 PVP 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的影響因素[4-6]。本研究采用多因素分析，進一步探討 OVCF 患者 PVP 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的危險因素。報告如下。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納入標準：① 確診為 OVCF，MRI 壓脂像可見骨折椎體明顯高信號；② 采用 PVP 治療；③ 骨密度 T 值≤?2.5；④ 隨訪時間>1 年；⑤ 臨床及影像學資料完整。排除標準：① 其他原因引起的癥狀性腰腿痛疾病（椎間盤突出、椎體滑脫等）；② 術后椎體感染；③ 合并脊柱惡性腫瘤。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 月因癥狀性 OVCF 于我院行 PVP 治療且符合選擇標準的患者共 2 216 例。男 557 例，女 1 659 例；年齡 52～81 歲，平均 66.2 歲。患者一般資料詳見表 1。
表1
PVP 術后鄰近節段新發骨折的單因素分析
Table1.
Univariate analysis of adjacent fractures after PVP
1.2 研究方法
患者于術后 1、6、12 個月定期隨訪，常規行胸腰椎 X 線片檢查。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評價標準：PVP 術后患者再次出現腰背部疼痛，相應節段出現叩擊痛；MRI 的 T2 像及壓脂像出現手術節段上、下位椎體高信號，伴或不伴有椎體壓縮骨折[7]。
記錄患者人口統計學資料（性別、年齡、身高、體質量）、吸煙史、飲酒史，是否合并高血壓、糖尿病、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COPD）等慢性疾病，術前骨密度（T 值）、骨折椎體數量，術中單個椎體骨水泥注入量、有無骨水泥滲漏，以及術后是否規律鍛煉、規律抗骨質疏松治療。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23.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計數資料采用 χ2 檢驗。首先對觀測指標進行單因素分析，初步篩選 PVP 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的影響因素；再對存在統計學意義的相關指標進行 logistic 回歸分析，篩選危險因素。檢驗水準取雙側 α=0.05。
2 結果
術后 2 216 例獲隨訪 12～24 個月，平均 15.8 個月。其中 227 例發生鄰近椎體新發骨折，占全部患者的 10.24%。按照是否發生鄰近椎體新發骨折，將患者分為骨折組（227 例）以及未骨折組（1 989 例）。
單因素分析顯示，兩組在身高、體質量及合并高血壓、糖尿病、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骨水泥滲漏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在年齡、性別、術前骨密度及合并吸煙史、飲酒史、COPD、骨折椎體數量、單個椎體骨水泥注入量，以及術后規律鍛煉、術后規律抗骨質疏松治療方面，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多因素分析顯示，高齡、女性、合并吸煙史、術前骨密度低、骨折椎體數量多、單個椎體骨水泥注入量不足、術后未規律鍛煉、術后未規律抗骨質疏松治療是 OVCF 患者 PVP 術后鄰近節段新發骨折的危險因素（P<0.05），見表 2。
表2
PVP 術后鄰近節段新發骨折的 logistic 回歸分析
Table2.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djacent fractures after PVP
3 討論
3.1 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的危險因素篩選
PVP 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發生原因有很多，與性別、年齡、藥物使用史、骨折椎體數量、骨水泥彌散情況等因素有關[3-6]。從疾病發展角度來講，骨質疏松癥是一種慢性疾病，在沒有外在干預情況下，難以依靠機體自身恢復，會隨著時間延長逐步加重[6]。同時，OVCF 患者多為老年人，部分患者存在長期吸煙史、飲酒史或者直接或間接接觸二手煙，且常合并多種基礎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COPD 等，需要長期服用藥物維持治療。最終我們將患者人口統計學資料、吸煙史、飲酒史、慢性疾病史、椎體骨折數量、術中骨水泥注入量，以及術后有無規律鍛煉、有無抗骨質疏松治療納入單因素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年齡、性別、吸煙史、飲酒史、COPD、術后規律鍛煉、術后規律抗骨質疏松治療、術前骨密度、骨折椎體數量及單個椎體骨水泥注入量方面，骨折組及未骨折組存在顯著差異。
3.2 年齡及性別的影響
隨著年齡的增長，骨量流失會呈指數增加，骨量流失到一定程度會形成骨質疏松癥。Warden 等[6]認為老年人骨量流失的主要原因是隨著年齡增長，攝入的鈣逐漸減少，但排出的鈣卻日益增加，使得血鈣降低，缺鈣引起繼發性甲狀旁腺激素上升，最終導致鈣離子在骨骼中沉積減少。本研究結果顯示，年齡是 PVP 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的危險因素，患者年齡越大，再次骨折風險也越大。同時，性別也是 PVP 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的獨立危險因素，女性患者術后再次骨折風險較大。這與女性生理特征有關，絕經后雌激素大量喪失，使得骨質疏松進一步加劇，較同年齡段男性骨質疏松更為嚴重，也更容易骨折。有研究顯示 70 歲以上女性患骨質疏松癥可能性較 70 歲以下增加 1.6～3.6 倍[5-6]。所以對于高齡女性患者，應告知其術后再骨折風險高，并縮短復查間期、延長復查時間，如再次出現腰背部疼痛，應及時就醫。
3.3 合并吸煙、飲酒史及 COPD 的影響
吸煙不僅會對肺部造成損害，也會對心、腦、骨骼等器官造成一定危害[8-9]。Kim 等[10]調查研究顯示，即使不吸煙的婦女，長期接觸二手煙也會增加骨質疏松癥發生率。本研究結果顯示吸煙史是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的獨立危險因素。因此，術后應鼓勵患者戒煙或勸誡其家屬戒煙，以降低鄰近椎體再次骨折的風險。
本研究單因素分析顯示，骨折組與未骨折組合并 COPD 患者比例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但 logistic 回歸分析顯示無統計學意義。分析原因可能是 COPD 需要使用藥物長期維持治療，而治療 COPD 的藥物中包含了類固醇藥物，使用類固醇藥物會增加骨質疏松風險[11-13]。但根據疾病嚴重程度，不是所有 COPD 患者都使用此類藥物，而且不同患者使用藥物劑量也不同，從而導致結果存在偏倚。
本研究中，骨折組有飲酒史患者比例明顯大于未骨折組。既往研究顯示乙醇會影響骨骼重塑過程，是骨質疏松癥的危險因素[14-15]。但本研究中 logistic 回歸分析顯示無統計學意義，可能是因為乙醇在影響骨骼重塑過程中具有劑量依賴性，不同個體對于乙醇耐受程度不同，而本研究未對飲酒量進行界定。
3.4 術后規律鍛煉及規律抗骨質疏松治療的影響
老年人發生骨質疏松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運動量減少，長期制動及久坐不動導致骨量丟失增加[16]。Katzman 等[17]發現有規律的運動、加強背部肌肉鍛煉可以顯著提高患者術后骨密度，因此術后規律鍛煉至關重要。但部分患者依從性差，PVP 雖能迅速緩解疼痛，但術后早期仍會殘留不同程度疼痛，出于對骨折、手術以及再跌倒的恐懼，老年患者常不能嚴格執行術后鍛煉計劃[18-19]。本研究分析顯示術后規律鍛煉是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的保護因素。Deng 等[20]對脊柱骨折患者的前瞻性研究也顯示，增強背部肌肉力量的術后運動可以改善身體功能、緩解疼痛，保持脊椎高度和骨密度，大大降低了再次骨折風險。該方法安全有效，可提高椎體骨折患者的生活質量。
骨質疏松是一種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加重的過程[6]，僅依靠身體自身調節機制無法停止或逆轉疾病進程，因此需要進行抗骨質疏松治療。而骨質疏松嚴重程度與鄰近節段新發骨折的發生存在必然聯系，OVCF 患者術后堅持規律抗骨質疏松治療，可以有效減少鄰近節段骨折的發生[21-22]。所以術后應鼓勵 OVCF 患者積極鍛煉，同時規律抗骨質疏松治療。
3.5 骨密度及骨折椎體數量的影響
患者骨密度越低，內部骨組織結構越差，可以承擔的應力也越小，輕微外力即可發生塌陷。多項研究均證實骨質疏松是 PVP 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的危險因素[23-24]。鄰近節段新發骨折可能與病椎塌陷嚴重程度和使用骨水泥導致椎體應力負荷傳遞機制改變有關[25]。骨密度越低的患者，椎體塌陷可能越嚴重，骨水泥在注入時難以實現有效彌散。而骨水泥注入到椎體內固化后，強度較椎體原有骨組織大，活動時身體承受的應力在椎體內無法有效分散，導致鄰近節段應力發生改變，致使手術椎體再次塌陷或者鄰近節段新發骨折。
在骨密度較低情況下，可能同時出現多個椎體骨折。多椎體骨折 PVP 術后脊柱整體的應力變化更顯著。Han 等[26]對多節段骨折患者進行分析，指出當正常椎體上、下位鄰近椎體發生骨折后，中間椎體會承受雙重載荷，術后更易發生骨折。所以，術前低骨密度和多節段骨折會增加鄰近新發骨折的風險。因此，對重度骨質疏松或多個椎體骨折患者，必須提前告知術后再骨折風險高，督促患者術后定期復查。
3.6 單個椎體骨水泥注入量及骨水泥滲漏的影響
PVP 術中使用骨水泥的主要原理是利用骨水泥液體形態在傷椎骨折間隙里充分彌散，固化后在骨小梁之間產生牢固的“黏性作用”，固定碎裂的骨小梁，避免骨小梁微動引發的椎體疼痛[27]。因此，應盡可能地使骨水泥在椎體內充分彌散，使椎體更加穩固。楊俊松等[28]通過對 OVCF 患者的分析，認為只有當骨水泥彌散至對側椎弓根時，才能更有效填充骨折裂隙，骨水泥在正位 X 線片上應達上、下終板，側位 X 線片上應達椎體的前 3/4。本研究多因素分析也顯示骨水泥注入越多，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發生率越低。
但骨水泥注入越多，骨水泥滲漏風險也越大，因為骨水泥在骨折椎體中彌散主要沿骨折縫隙進入，椎體內的細微骨折線在 X 線片及 CT 上難以觀察到，只能依靠術中醫師根據透視情況判斷。而且由于椎體壓縮骨折后，內部骨小梁被壓縮，結構較原來致密，同時會在骨折線附近形成血腫[29]，骨水泥注入時需要更大推注壓力，更容易發生滲漏[30]。但在本研究中骨水泥滲漏與鄰近椎體新發骨折無明顯相關性，可能是因為骨水泥滲漏量均較少，對脊柱的影響有限。K?nig 等[31]通過對 PVP 術后椎間盤滲漏患者的一項長期隨訪研究顯示，骨水泥椎間盤滲漏并未對椎間盤退化產生明顯影響，但具體影響機制尚未清楚。
3.7 本研究不足
本研究僅納入了 PVP 患者，并未對經皮椎體后凸成形術患者進行分析，而后者術中球囊的使用會對椎體高度恢復及骨水泥滲漏產生影響。此外，未考慮麻醉因素，麻醉方式主要是麻醉醫師根據患者情況選擇，是否會對術后再骨折產生影響尚不清楚。同時，術后抗骨質疏松治療僅納入了本院采用的依降鈣素與特立帕肽，未納入其他抗骨質疏松藥物，其他抗骨質疏松治療方式的影響仍然需進一步研究。
綜上述，高齡、女性、合并吸煙史、術前骨密度低、骨折椎體數量多、單個椎體骨水泥注入量不足的 OVCF 患者， PVP 術后鄰近椎體新發骨折風險高。術中應注入足量骨水泥，使骨水泥盡可能彌散在椎體內，有效填充骨折裂縫，平衡椎體應力。術后囑患者戒煙戒酒，堅持規律鍛煉以及規律抗骨質疏松治療，保持良好生活習慣，預防術后鄰近節段再次發生骨折。
作者貢獻：張子龍負責實驗設計及實施、數據收集整理及統計學分析、文章撰寫；楊俊松、錢立雄參與實驗設計及實施；喬瑞、楊佳瑞、陳豪杰協助數據收集；井齊明、章雪芳協助數據整理；郝定均指導實驗設計、實施及文章撰寫，對文章的知識性內容作批評性審閱。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在課題研究和文章撰寫過程中不存在利益沖突。基金經費支持沒有影響文章觀點和對研究數據客觀結果的統計分析及其報道。
機構倫理問題：研究方案經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紅會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20180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