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喬燕莎, 黃乃思, 武亞瓊, 陳悅寒, 王璐. 非生物補片在乳房重建中的應用進展. 中國修復重建外科雜志, 2017, 31(9): 1141-1145. doi: 10.7507/1002-1892.201702073 復制
乳腺癌是威脅女性健康與影響生活質量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2012 年全球新確診乳腺癌 167 萬例，死亡 52 萬例[1]；我國每年確診乳腺癌病例約占世界總患者數的 12.2%，死亡人數占 9.6%，且最新數據表明中國乳腺癌發病增長速度超全球 2 倍，成為女性人群中發病率最高的惡性腫瘤[2]。目前，約有 80% 罹患早期乳腺癌的中國女性患者接受改良全乳切除術[3]。改良全乳切除術后的乳房重建可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減少乳房缺失帶來的體型影響和心理痛苦。乳房重建的方式主要分為假體重建及自體組織重建。其中，假體重建由于手術時間短、術后恢復快、無供區損傷、安全可靠等優勢成為最常用的乳房重建方式。
目前假體乳房重建一般采用胸大肌后假體植入式，即游離胸大肌后，在胸大肌和胸骨之間創造一個容納假體的空間。為“延長”胸大肌，減少張力，臨床常選擇“雙平面法”，術中采用生物補片脫細胞真皮基質（acellular dermal matrices，ADM）包覆固定假體。ADM 具有優良的生物相容性和三維網絡結構，可為細胞黏附、生長和增殖提供支持，但也伴隨一些并發癥，如感染、血清腫、血腫、包膜攣縮、皮瓣壞死以及假體取出等，同時價格較高，也影響了其廣泛應用。基于此，各種非生物補片逐漸應用到乳房重建臨床研究中。現對應用于乳房重建的各種非生物補片的材料、參數及性能以及其臨床研究進展進行總結，分析非生物補片對重建術后并發癥的影響，以期為乳房重建術和相配套補片的研究發展方向提供參考。
1 非生物補片類型
1.1 可降解補片
1.1.1 短期降解補片 目前，臨床乳房重建術中使用的短期降解補片主要是美國強生愛惜康公司的 Vicryl 補片，于 2004 年首次應用于乳房重建術，同時也是最早用于乳房重建的非生物補片。Vicryl 補片原料成分為可降解共聚物 polyglactin 910，其中乙交酯和丙交酯比例為 9∶1。根據織造工藝不同，Vicryl 補片分為針織（經編）及機織兩類[4-5]，其中主要用于乳房重建術的是經編補片[6-8]。補片單絲直徑為 12 μm，平均厚度為 0.22 mm，孔面積為 0.064 mm2，體積密度為 0.253 g/cm3；補片平均頂破強力為 282 N，植入體內 14 d 后頂破強力仍保持 80%。拉伸斷裂強度為 35.89 MPa，撕裂強力為 109.35 N，手術線固位強力為 12.90 N[9]。鼠皮下植入測試表明，植入前 6 周補片降解緩慢，之后降解加快，完全降解需 60～90 d。
德國 Serag Wiessner 公司的 Seragyn BR 也是一種短期降解補片，于 2011 年開始用于乳房重建術，其材料為 PGACL（乙醇酸和己內酯共聚物）及聚丙烯的“海島型”雙組分復合纖維。可降解材料 PGACL 作為纖維基質（即“海”組分），占纖維主體大部分，在植入體內 90～120 d 后即完全降解，只留下作為“島”組分的少量聚丙烯纖維于體內，降低了異體長期存留體內可能出現的風險。Seragyn BR 降解前，面密度為 85 g/m2，斷裂強度為 67 N/cm，16 N/cm 強度作用下伸長率為 14%（縱向）、50%（橫向）；降解后，面密度為 28 g/m2，斷裂強度為 41 N/cm，16 N/cm 強度作用下伸長率為 25%（縱向）、69%（橫向）[10]。
1.1.2 長期降解補片 目前，乳房重建術中采用的長期降解補片主要是瑞士 Novus 科技公司的 TIGR 補片，于 2010 年首先在美國臨床使用，2011 年進入歐洲和亞洲部分國家。它是由兩種降解速率不同的合成纖維通過復雜經編結構成型制得。降解較慢的纖維成分是丙交酯和三甲基碳酸酯共聚物，所占質量分數為 60%；降解較快的纖維成分是乙交酯、丙交酯和三甲基碳酸酯共聚物，所占質量分數為 40%；降解較慢的纖維作為經編結構主干，主要在切口愈合初期提供力學支持；降解較快的纖維作為增強體，隨著其快速降解，經編結構松解，補片逐漸軟化、孔徑擴大，以利于組織再生。構成 TIGR 補片的兩種纖維在體內降解均是水解。補片植入羊腹壁的初期孔徑為 1 mm，2 周后快降解纖維因降解失去力學性能，4 個月后完全降解，孔徑變大，約為 1 mm×2 mm；慢降解纖維于 6 個月后失去力學性能，3 年后完全降解。TIGR 補片厚度為 0.51 mm，斷裂強度為 86.6 N/cm，在 16 N/cm 強度作用下彈性為 7%。
美國 Allergan Inc 公司的 Seri Surgical Scaffold 于 2010 年首先用于美國臨床乳房重建術，它是由經過特殊工藝加工的非水溶性蠶絲蛋白制成的可降解補片，這種蠶絲蛋白具有良好的可加工性和生物力學性能。補片降解周期為 24 個月，斷裂強度為 99.7 N/cm[10]。
美國 Bard Davol 公司的 Phasix 于 2010 年開始在美國進行臨床試驗，探討其用于乳房重建術的可行性。該補片是一種可降解的單絲經編補片，其原材料聚-4-羥基丁酸最大特點是植入體內 12 周內仍可保持理想的力學性能，12～26 周強度雖下降但仍高于豬腹壁，12～18 個月后完全降解[10]。
1.2 不可降解補片
德國 pfm medical 公司的 TiLOOP 補片于 2008 年批準用于臨床，是目前德國臨床乳房重建術中使用最廣泛的一種不可降解補片。TiLOOP 又名 TCPM（Titanium-Coated Polypropylene Mesh），是一種共價接枝納米 TiO2（層厚為 30～50 nm）的聚丙烯單絲經編結構補片。TiLOOP 的聚丙烯單絲直徑有兩種，分別為 0.065 mm（極輕質）和 0.09 mm（輕質）。根據單絲直徑不同，面密度分別為 16 g/m2和 35 g/m2，孔徑均>1 mm；其斷裂強度分別為 37 N/cm 和 61 N/cm，在 16 N/cm 強度作用下彈性分別為 23% 和 20%。補片尺寸有 3 種規格，小尺寸 19.5 cm×9.5 cm×12.0 cm、中尺寸 21.5 cm×11.5 cm×14.0 cm、大尺寸 23.5 cm×13.5 cm×16.0 cm。TiLOOP 柔軟輕薄，力學性能優良，可有效支撐假體和組織連接；合適的孔徑和生物相容性又促進組織生長和降低炎性反應率[11]；同時，納米 TiO2 的接枝又可降低包膜攣縮率[12]，故 TiLOOP 在目前臨床乳房重建術研究中受到廣泛重視。
2 非生物補片臨床應用
2.1 胸大肌后假體植入
目前，胸大肌后植入假體是乳房假體重建主要方法。術中首先切斷胸大肌下緣，游離胸大肌，創造可容納假體的空間；放入假體后，胸大肌只能覆蓋假體的上方與內側，需用補片連接胸大肌下緣，覆蓋于假體的下方與外側，再將補片縫合至乳房下皺襞的胸壁，相當于胸大肌的“延長”，從而構建閉合的袋狀空間，進一步包裹、固定假體[6-8, 13-14]。這種使用補片的“雙平面”假體重建法無需前鋸肌協助包裹假體，并使胸肌處于放松無張力狀態，無壓迫、無扁平變形的假體獲得自然輕微下垂的美感，同時袋狀的封閉底部避免了后期可能出現的假體滑移。另外，從組織解剖結構分析，包裹著補片的假體避免了與組織的直接接觸，免疫反應和組織纖維化降低，與不利用補片的手術相比，可降低包膜攣縮的發生[15]，從而保證了再造乳房后期的美觀，減少了因包膜攣縮引發的肌肉運動障礙和神經卡壓帶來的疼痛等問題；且假體有胸肌包覆，會減少假體輪廓[16-17]。
2.2 胸大肌前（乳房皮瓣下）假體植入
作為目前乳房假體重建主要方法，胸大肌后假體植入也存在胸大肌部分運動功能和組織受損、胸肌收縮帶動的假體變形[18-19]等問題。針對以上問題，近年逐漸發展了胸大肌前（乳房皮瓣下）假體植入方法。這種方法是將補片包裹并貼合假體（不留褶皺）后置于乳房皮瓣下，即胸大肌前原乳腺面位置，再用縫合線將補片外沿縫合在頂部、中部和側部的胸肌筋膜上[16, 20-25]。目前該手術方法仍采用胸大肌后假體植入法常用補片，通過裁剪[25]、折疊[19, 23]（ADM 裁剪，合成補片折疊以避免形成鋒利邊緣）并縫合形成口袋，裝載假體后縫合于體內。如果是二期乳房重建，則可先用補片包裹擴張器后再植入，但補片尺寸的選擇應考慮最終擴張器體積，也可用充氣式體積測量器測量胸肌與皮瓣之間空間大小，由此選擇合適尺寸的補片，再將其沿胸肌前上、內、外緣筋膜縫合固定，下緣縫合在與乳房下皺襞相同高度的肋骨骨膜上，最后再將假體植入補片空腔內。
3 非生物補片臨床研究
3.1 并發癥
乳房重建術后并發癥包括感染、血清腫、血腫、包膜攣縮、皮瓣壞死以及假體取出等。除了與患者自身狀況、手術方法和術后護理等[26]因素有關外，還與補片使用和補片類型有關。
感染是假體植入術后常見并發癥之一。感染不僅影響組織再生，嚴重時還會導致皮瓣壞死和假體外露。文獻報道，使用非生物補片的乳房重建術后感染率為 1.3%～10.8%，而使用 ADM 為 0.2%～35.8%[26]；非生物補片重建術后感染發生的影響因素主要是其補片材料類型及結構，表面積更大的紗線和織物結構會使感染率增高，大孔徑輕質量補片有利于降低感染風險[27]。
血清腫和血腫也是常見術后并發癥之一，不僅影響組織修復和乳房外觀，還會增加感染和組織壞死風險。血腫一般發生在術后前 3 d，主要是由凝血功能紊亂、止血不徹底等引起，而遲發性血腫主要由于炎癥感染和毛細血管通透性提高造成[28]。非生物補片重建術后血清腫發生率為 0～9.5%[26]，而生物補片 ADM 重建術為 1.5%～24.3%[26]。
隨著假體植入體內時間的延長，會逐步產生包膜攣縮現象[29]，引發包膜攣縮和惡化的因素可能有血腫、感染和慢性炎癥等。包膜攣縮會導致假體移位、重建效果下降及患者疼痛，甚至導致再次手術。假體與組織直接接觸引起的包膜攣縮發生率為 16%～18%[30]，甚至高達 30%[31]。使用補片包裹假體的乳房重建術后，包膜攣縮率有一定程度降低。非生物補片乳房重建術后包膜攣縮率為 1.3%～10.7%，生物補片 ADM 重建術為 0.4%～8.1%[26]。ADM 能降低包膜攣縮率的原因可能是其低免疫源性，使排斥異物的免疫反應降低和阻止假性上皮的增生[32]；非生物補片降低包膜攣縮率的組織學原理尚不明確。
皮瓣壞死和多種因素有關，例如患者病史、乳腺切除后皮瓣過薄、過度擴張（血清腫和血腫引起）造成的皮瓣供血不足和感染等。Becker 等[33]回顧總結了 TIGR 在乳房重建術中的應用，顯示術后皮瓣壞死率為 1.8%；Dieterich 等[14, 34]的兩項 TiLOOP 相關研究報道，乳房重建術后皮瓣壞死率分別為 2.4% 和 3.9%。
各類型補片并發癥發生率詳見表 1。如上述并發癥嚴重，則需要取出假體。生物補片 ADM 乳房重建術后假體取出率為 0～33.3%[26]，非生物補片乳房重建術后假體取出率為 1.3%～8.7%[8, 14]。
表1
應用不同類型補片的乳房重建術相關并發癥發生率
Table1.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cid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meshes
3.2 臨床療效
2009 年以前針對乳房整形效果缺乏完善的評價制度，臨床主要從乳房外觀（對稱性和變形度）進行評價。Chen 等[5]和 Rodriguez-Unda 等[37]均認為使用 Vicryl 補片的乳房重建術效果良好，Kim 等[38]也報道術后 3、6 個月乳房外形良好率均高達 82.6%。采用可降解補片 TIGR 的乳房重建術后也能獲得良好效果[33]。Rietjens 等[39]對使用非降解補片 Mersilence 進行乳房重建術的患者隨訪 28 個月，乳房對稱性、患者滿意度和醫生評價分別為 7.56、7.75、7.60 分（10 分制）。
2009 年后，臨床開始用乳房質量量表（BREAST-Q）[40]進行療效評價，由患者對美容效果（乳房外觀滿意度、整體效果滿意度和手術護理滿意度）和生活質量（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性健康）進行自我評價。Dieterich 等[36]研究顯示，使用 TiLOOP 進行乳房重建術后患者在整體效果、心理健康和性健康的評價結果與不使用補片進行乳房重建術的患者無顯著差異，但在生理健康（胸廓）和乳頭滿意度方面優于不使用補片進行乳房重建術的患者。
4 展望
非生物補片臨床用于乳房重建術時間較短，醫師手術操作熟練程度與采用生物補片 ADM 手術有一定差距，但其價格和生產存在明顯優勢，且臨床應用研究顯示近期療效較好。因此，如進一步延長隨訪時間明確遠期療效，并提高其相關性能，非生物補片有望精準地確定最獲益應用人群，擴大臨床使用范圍。因乳房重建補片主要起包裹和固定假體作用，故輕質量的高柔順性和高面內剛度補片是臨床主要需求；同時，補片引發的并發癥常常由炎癥所致，故制備高孔隙率、大孔徑以及具有一定抗菌性的補片可提高乳房重建成功率。另外，非可降解補片長時間存留于體內可能會因包膜增厚而逐漸僵硬，故研發降解速率可控，且在組織愈合前仍能保持一定力學性能的全吸收補片，可為獲得滿意遠期療效奠定基礎。
乳腺癌是威脅女性健康與影響生活質量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2012 年全球新確診乳腺癌 167 萬例，死亡 52 萬例[1]；我國每年確診乳腺癌病例約占世界總患者數的 12.2%，死亡人數占 9.6%，且最新數據表明中國乳腺癌發病增長速度超全球 2 倍，成為女性人群中發病率最高的惡性腫瘤[2]。目前，約有 80% 罹患早期乳腺癌的中國女性患者接受改良全乳切除術[3]。改良全乳切除術后的乳房重建可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減少乳房缺失帶來的體型影響和心理痛苦。乳房重建的方式主要分為假體重建及自體組織重建。其中，假體重建由于手術時間短、術后恢復快、無供區損傷、安全可靠等優勢成為最常用的乳房重建方式。
目前假體乳房重建一般采用胸大肌后假體植入式，即游離胸大肌后，在胸大肌和胸骨之間創造一個容納假體的空間。為“延長”胸大肌，減少張力，臨床常選擇“雙平面法”，術中采用生物補片脫細胞真皮基質（acellular dermal matrices，ADM）包覆固定假體。ADM 具有優良的生物相容性和三維網絡結構，可為細胞黏附、生長和增殖提供支持，但也伴隨一些并發癥，如感染、血清腫、血腫、包膜攣縮、皮瓣壞死以及假體取出等，同時價格較高，也影響了其廣泛應用。基于此，各種非生物補片逐漸應用到乳房重建臨床研究中。現對應用于乳房重建的各種非生物補片的材料、參數及性能以及其臨床研究進展進行總結，分析非生物補片對重建術后并發癥的影響，以期為乳房重建術和相配套補片的研究發展方向提供參考。
1 非生物補片類型
1.1 可降解補片
1.1.1 短期降解補片 目前，臨床乳房重建術中使用的短期降解補片主要是美國強生愛惜康公司的 Vicryl 補片，于 2004 年首次應用于乳房重建術，同時也是最早用于乳房重建的非生物補片。Vicryl 補片原料成分為可降解共聚物 polyglactin 910，其中乙交酯和丙交酯比例為 9∶1。根據織造工藝不同，Vicryl 補片分為針織（經編）及機織兩類[4-5]，其中主要用于乳房重建術的是經編補片[6-8]。補片單絲直徑為 12 μm，平均厚度為 0.22 mm，孔面積為 0.064 mm2，體積密度為 0.253 g/cm3；補片平均頂破強力為 282 N，植入體內 14 d 后頂破強力仍保持 80%。拉伸斷裂強度為 35.89 MPa，撕裂強力為 109.35 N，手術線固位強力為 12.90 N[9]。鼠皮下植入測試表明，植入前 6 周補片降解緩慢，之后降解加快，完全降解需 60～90 d。
德國 Serag Wiessner 公司的 Seragyn BR 也是一種短期降解補片，于 2011 年開始用于乳房重建術，其材料為 PGACL（乙醇酸和己內酯共聚物）及聚丙烯的“海島型”雙組分復合纖維。可降解材料 PGACL 作為纖維基質（即“海”組分），占纖維主體大部分，在植入體內 90～120 d 后即完全降解，只留下作為“島”組分的少量聚丙烯纖維于體內，降低了異體長期存留體內可能出現的風險。Seragyn BR 降解前，面密度為 85 g/m2，斷裂強度為 67 N/cm，16 N/cm 強度作用下伸長率為 14%（縱向）、50%（橫向）；降解后，面密度為 28 g/m2，斷裂強度為 41 N/cm，16 N/cm 強度作用下伸長率為 25%（縱向）、69%（橫向）[10]。
1.1.2 長期降解補片 目前，乳房重建術中采用的長期降解補片主要是瑞士 Novus 科技公司的 TIGR 補片，于 2010 年首先在美國臨床使用，2011 年進入歐洲和亞洲部分國家。它是由兩種降解速率不同的合成纖維通過復雜經編結構成型制得。降解較慢的纖維成分是丙交酯和三甲基碳酸酯共聚物，所占質量分數為 60%；降解較快的纖維成分是乙交酯、丙交酯和三甲基碳酸酯共聚物，所占質量分數為 40%；降解較慢的纖維作為經編結構主干，主要在切口愈合初期提供力學支持；降解較快的纖維作為增強體，隨著其快速降解，經編結構松解，補片逐漸軟化、孔徑擴大，以利于組織再生。構成 TIGR 補片的兩種纖維在體內降解均是水解。補片植入羊腹壁的初期孔徑為 1 mm，2 周后快降解纖維因降解失去力學性能，4 個月后完全降解，孔徑變大，約為 1 mm×2 mm；慢降解纖維于 6 個月后失去力學性能，3 年后完全降解。TIGR 補片厚度為 0.51 mm，斷裂強度為 86.6 N/cm，在 16 N/cm 強度作用下彈性為 7%。
美國 Allergan Inc 公司的 Seri Surgical Scaffold 于 2010 年首先用于美國臨床乳房重建術，它是由經過特殊工藝加工的非水溶性蠶絲蛋白制成的可降解補片，這種蠶絲蛋白具有良好的可加工性和生物力學性能。補片降解周期為 24 個月，斷裂強度為 99.7 N/cm[10]。
美國 Bard Davol 公司的 Phasix 于 2010 年開始在美國進行臨床試驗，探討其用于乳房重建術的可行性。該補片是一種可降解的單絲經編補片，其原材料聚-4-羥基丁酸最大特點是植入體內 12 周內仍可保持理想的力學性能，12～26 周強度雖下降但仍高于豬腹壁，12～18 個月后完全降解[10]。
1.2 不可降解補片
德國 pfm medical 公司的 TiLOOP 補片于 2008 年批準用于臨床，是目前德國臨床乳房重建術中使用最廣泛的一種不可降解補片。TiLOOP 又名 TCPM（Titanium-Coated Polypropylene Mesh），是一種共價接枝納米 TiO2（層厚為 30～50 nm）的聚丙烯單絲經編結構補片。TiLOOP 的聚丙烯單絲直徑有兩種，分別為 0.065 mm（極輕質）和 0.09 mm（輕質）。根據單絲直徑不同，面密度分別為 16 g/m2和 35 g/m2，孔徑均>1 mm；其斷裂強度分別為 37 N/cm 和 61 N/cm，在 16 N/cm 強度作用下彈性分別為 23% 和 20%。補片尺寸有 3 種規格，小尺寸 19.5 cm×9.5 cm×12.0 cm、中尺寸 21.5 cm×11.5 cm×14.0 cm、大尺寸 23.5 cm×13.5 cm×16.0 cm。TiLOOP 柔軟輕薄，力學性能優良，可有效支撐假體和組織連接；合適的孔徑和生物相容性又促進組織生長和降低炎性反應率[11]；同時，納米 TiO2 的接枝又可降低包膜攣縮率[12]，故 TiLOOP 在目前臨床乳房重建術研究中受到廣泛重視。
2 非生物補片臨床應用
2.1 胸大肌后假體植入
目前，胸大肌后植入假體是乳房假體重建主要方法。術中首先切斷胸大肌下緣，游離胸大肌，創造可容納假體的空間；放入假體后，胸大肌只能覆蓋假體的上方與內側，需用補片連接胸大肌下緣，覆蓋于假體的下方與外側，再將補片縫合至乳房下皺襞的胸壁，相當于胸大肌的“延長”，從而構建閉合的袋狀空間，進一步包裹、固定假體[6-8, 13-14]。這種使用補片的“雙平面”假體重建法無需前鋸肌協助包裹假體，并使胸肌處于放松無張力狀態，無壓迫、無扁平變形的假體獲得自然輕微下垂的美感，同時袋狀的封閉底部避免了后期可能出現的假體滑移。另外，從組織解剖結構分析，包裹著補片的假體避免了與組織的直接接觸，免疫反應和組織纖維化降低，與不利用補片的手術相比，可降低包膜攣縮的發生[15]，從而保證了再造乳房后期的美觀，減少了因包膜攣縮引發的肌肉運動障礙和神經卡壓帶來的疼痛等問題；且假體有胸肌包覆，會減少假體輪廓[16-17]。
2.2 胸大肌前（乳房皮瓣下）假體植入
作為目前乳房假體重建主要方法，胸大肌后假體植入也存在胸大肌部分運動功能和組織受損、胸肌收縮帶動的假體變形[18-19]等問題。針對以上問題，近年逐漸發展了胸大肌前（乳房皮瓣下）假體植入方法。這種方法是將補片包裹并貼合假體（不留褶皺）后置于乳房皮瓣下，即胸大肌前原乳腺面位置，再用縫合線將補片外沿縫合在頂部、中部和側部的胸肌筋膜上[16, 20-25]。目前該手術方法仍采用胸大肌后假體植入法常用補片，通過裁剪[25]、折疊[19, 23]（ADM 裁剪，合成補片折疊以避免形成鋒利邊緣）并縫合形成口袋，裝載假體后縫合于體內。如果是二期乳房重建，則可先用補片包裹擴張器后再植入，但補片尺寸的選擇應考慮最終擴張器體積，也可用充氣式體積測量器測量胸肌與皮瓣之間空間大小，由此選擇合適尺寸的補片，再將其沿胸肌前上、內、外緣筋膜縫合固定，下緣縫合在與乳房下皺襞相同高度的肋骨骨膜上，最后再將假體植入補片空腔內。
3 非生物補片臨床研究
3.1 并發癥
乳房重建術后并發癥包括感染、血清腫、血腫、包膜攣縮、皮瓣壞死以及假體取出等。除了與患者自身狀況、手術方法和術后護理等[26]因素有關外，還與補片使用和補片類型有關。
感染是假體植入術后常見并發癥之一。感染不僅影響組織再生，嚴重時還會導致皮瓣壞死和假體外露。文獻報道，使用非生物補片的乳房重建術后感染率為 1.3%～10.8%，而使用 ADM 為 0.2%～35.8%[26]；非生物補片重建術后感染發生的影響因素主要是其補片材料類型及結構，表面積更大的紗線和織物結構會使感染率增高，大孔徑輕質量補片有利于降低感染風險[27]。
血清腫和血腫也是常見術后并發癥之一，不僅影響組織修復和乳房外觀，還會增加感染和組織壞死風險。血腫一般發生在術后前 3 d，主要是由凝血功能紊亂、止血不徹底等引起，而遲發性血腫主要由于炎癥感染和毛細血管通透性提高造成[28]。非生物補片重建術后血清腫發生率為 0～9.5%[26]，而生物補片 ADM 重建術為 1.5%～24.3%[26]。
隨著假體植入體內時間的延長，會逐步產生包膜攣縮現象[29]，引發包膜攣縮和惡化的因素可能有血腫、感染和慢性炎癥等。包膜攣縮會導致假體移位、重建效果下降及患者疼痛，甚至導致再次手術。假體與組織直接接觸引起的包膜攣縮發生率為 16%～18%[30]，甚至高達 30%[31]。使用補片包裹假體的乳房重建術后，包膜攣縮率有一定程度降低。非生物補片乳房重建術后包膜攣縮率為 1.3%～10.7%，生物補片 ADM 重建術為 0.4%～8.1%[26]。ADM 能降低包膜攣縮率的原因可能是其低免疫源性，使排斥異物的免疫反應降低和阻止假性上皮的增生[32]；非生物補片降低包膜攣縮率的組織學原理尚不明確。
皮瓣壞死和多種因素有關，例如患者病史、乳腺切除后皮瓣過薄、過度擴張（血清腫和血腫引起）造成的皮瓣供血不足和感染等。Becker 等[33]回顧總結了 TIGR 在乳房重建術中的應用，顯示術后皮瓣壞死率為 1.8%；Dieterich 等[14, 34]的兩項 TiLOOP 相關研究報道，乳房重建術后皮瓣壞死率分別為 2.4% 和 3.9%。
各類型補片并發癥發生率詳見表 1。如上述并發癥嚴重，則需要取出假體。生物補片 ADM 乳房重建術后假體取出率為 0～33.3%[26]，非生物補片乳房重建術后假體取出率為 1.3%～8.7%[8, 14]。
表1
應用不同類型補片的乳房重建術相關并發癥發生率
Table1.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cid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meshes
3.2 臨床療效
2009 年以前針對乳房整形效果缺乏完善的評價制度，臨床主要從乳房外觀（對稱性和變形度）進行評價。Chen 等[5]和 Rodriguez-Unda 等[37]均認為使用 Vicryl 補片的乳房重建術效果良好，Kim 等[38]也報道術后 3、6 個月乳房外形良好率均高達 82.6%。采用可降解補片 TIGR 的乳房重建術后也能獲得良好效果[33]。Rietjens 等[39]對使用非降解補片 Mersilence 進行乳房重建術的患者隨訪 28 個月，乳房對稱性、患者滿意度和醫生評價分別為 7.56、7.75、7.60 分（10 分制）。
2009 年后，臨床開始用乳房質量量表（BREAST-Q）[40]進行療效評價，由患者對美容效果（乳房外觀滿意度、整體效果滿意度和手術護理滿意度）和生活質量（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性健康）進行自我評價。Dieterich 等[36]研究顯示，使用 TiLOOP 進行乳房重建術后患者在整體效果、心理健康和性健康的評價結果與不使用補片進行乳房重建術的患者無顯著差異，但在生理健康（胸廓）和乳頭滿意度方面優于不使用補片進行乳房重建術的患者。
4 展望
非生物補片臨床用于乳房重建術時間較短，醫師手術操作熟練程度與采用生物補片 ADM 手術有一定差距，但其價格和生產存在明顯優勢，且臨床應用研究顯示近期療效較好。因此，如進一步延長隨訪時間明確遠期療效，并提高其相關性能，非生物補片有望精準地確定最獲益應用人群，擴大臨床使用范圍。因乳房重建補片主要起包裹和固定假體作用，故輕質量的高柔順性和高面內剛度補片是臨床主要需求；同時，補片引發的并發癥常常由炎癥所致，故制備高孔隙率、大孔徑以及具有一定抗菌性的補片可提高乳房重建成功率。另外，非可降解補片長時間存留于體內可能會因包膜增厚而逐漸僵硬，故研發降解速率可控，且在組織愈合前仍能保持一定力學性能的全吸收補片，可為獲得滿意遠期療效奠定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