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姜正明, 李光照, 胡彩娜, 周政, 張龍巖, 楊劍, 尚小珂, 李捷, 潘文志, 方臻飛, 李飛, 宋光遠, 吳永健, 陳魁. 急診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術治療重度主動脈瓣狹窄的早期臨床療效分析. 華西醫學, 2021, 36(11): 1522-1527. doi: 10.7507/1002-0179.202108251 復制
目前，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術（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TAVR）已經成為治療主動脈瓣狹窄（aortic valve stenosis，AS）的主要介入方法[1]，并且隨著 TAVR 適應證的不斷完善、技術設備的改進以及手術經驗的積累，TAVR 相關死亡率和并發癥的發生率也顯著降低，這使 TAVR 不僅適用于手術禁忌及高風險的患者，而且也逐漸擴展到中低風險甚至無癥狀的人群[2-4]。研究顯示，重度 AS 患者繼發急性心力衰竭時 5 年病死率可高達 61.8%，住院總死亡率達 52.3%[5]。重度 AS 繼發急性失代償性心力衰竭或心源性休克時，藥物治療往往難以維持至擇期手術，需及時干預治療，而接受外科主動脈瓣置換圍手術期風險極高，手術死亡率可高達 21%[5-6]。國外一項大型研究報告顯示，對于嚴重 AS 繼發急性失代償性心力衰竭或心源性休克的危急重癥患者，急診 TAVR 有良好的臨床療效[7]。目前關于急診 TAVR 的研究相對較少，本研究是一個多中心回顧性病例研究，分析嚴重 AS 繼發的急危重癥患者接受急診 TAVR 治療后的住院期間死亡及并發癥發生情況，為該類患者提供一個參照。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共納入 8 家心臟瓣膜中心（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武漢亞洲心臟病醫院、空軍軍醫大學西京醫院、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廣東省人民醫院、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2018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接受緊急 TAVR 治療的 44 例嚴重 AS 患者。本研究中急診 TAVR 定義為由于持續進行性、難治性心臟功能損傷，伴或不伴有血流動力學不穩定，對除心臟手術以外的任何形式的藥物治療沒有反應，需要立即行主動脈瓣介入治療。納入標準：① 重度 AS：主動脈瓣峰值流速（peak aortic valve velocity，Vmax）≥4 m/s，或主動脈平均跨瓣壓差（aortic mean transvalvular pressure，mPG）≥40 mm Hg（1 mm Hg=0.133 kPa），或主動脈瓣口面積（aortic valve area，AVA）<1.0 cm2，伴或不伴有主動脈瓣關閉不全。② 持續進行性難治性的心力衰竭，伴或不伴有血流動力學不穩定，除心臟手術外，對任何形式的藥物治療沒有反應；或機械循環支持的心源性休克、心電不穩定（如持續性室性心動過速）或因需要機械通氣的充血性心力衰竭引起的嚴重的難治性呼吸衰竭。其中心源性休克的診斷標準（滿足以下任意一條）：收縮壓小于 90 mm Hg，持續時間超過 30 min；或使用兒茶酚胺治療或機械循環支持維持至少 90 mm Hg 的收縮壓；肺充血的臨床征象，以及器官灌注損傷的跡象（如精神狀態改變、尿量減少、急性腎損傷和乳酸升高）。③ 信息資料完善。排除標準：① 既往行外科心臟瓣膜置換術或 TAVR；② 感染性心內膜炎、聯合瓣膜病。本研究已獲得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項目編號：2020-1290）。
1.2 觀察指標
① 患者的基線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吸煙飲酒史、合并癥、既往史及心功能（紐約心功能分級）；② 術前及術后心功能分級及心臟超聲指標變化（術后 3 d 內復查超聲）；③ TAVR 手術情況及手術前后循環支持情況，以及即刻手術成功率（定義為術中正確的瓣膜定位、預期的瓣膜功能，且無術中死亡）、住院期間死亡（包括患者術中及術后住院期間死亡）及并發癥發生情況。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2.0 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若符合正態分布，以均數±標準差表示，若呈偏態分布則以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手術前后超聲指標的比較采用配對樣本 t 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和/或百分比表示，手術前后的比較采用 McNemar 檢驗。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基線特征
患者年齡 53～87 歲，平均（72.0±7.9）歲；男性占 70.5%； 左心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30% 者占 56.8%；心功能Ⅲ/Ⅳ級者占 90.9%；患者住院時間為 11.5（6.4，16.6） d。其余資料詳見表1。
表1
急診 TAVR 患者的基線特征（n=44）
2.2 TAVR 手術前后超聲指標及心功能變化
患者術后 Vmax、AVA 及 mPG 均較術前明顯改善，LVEF 較術前增加，左心室舒張末內徑較術前降低，中重度主動脈瓣關閉不全例數明顯減少，心功能Ⅲ/Ⅳ級患者明顯減少，手術前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急診 TAVR 患者術前術后超聲指標及心功能比較（n=44）
2.3 TAVR 手術情況及手術前后循環支持情況
本組患者采用的機械循環支持（mechanical circulation support，MCS）主要包括主動脈內球囊反搏（intra-aortic balloon pump，IABP）、心室輔助裝置（Impella）和體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術前心肺復蘇（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1 例，術前 MCS 共 7 例，術中 CPR 7 例，術中及術后 MCS 4 例。所有患者均使用自膨脹式瓣膜，同期行經皮冠狀動脈介入術患者 11 例，術中 1 例患者發生瓣膜移位；術中 2 例患者后擴張后造影下仍有反流，再次行瓣膜植入。即刻手術成功率為 97.7%（43/44）。見表3。
表3
急診 TAVR 患者手術情況及手術前后呼吸循環支持情況（n=44）
2.4 住院期間死亡及并發癥情況
術后 3 例患者死于多器官衰竭、感染性休克，其中腸道感染 1 例，肺部感染 2 例（1 例為社區獲得性肺炎，1 例為院內感染）；1 例患者考慮嚴重出血死亡。術后 4 例患者出現三度房室傳導阻滯，3 例行永久性起搏器植入，1 例患者出現新發完全性左束支阻滯。見表4。
表4
急診 TAVR 患者術后住院期間死亡及并發癥發生情況（n=44）
3 討論
國外一項流行病學研究顯示主動脈瓣膜疾病是僅次于高血壓和冠心病的第三大心血管疾病，在 75 歲以上的人群中，AS 的患病率約為 12.4%，其中重度 AS 約為 3.4%[8]，并且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AS 的患病率也會逐漸升高。當 AS 患者出現急性心力衰竭時，預后極差[9]，嚴重的 AS 導致的急性失代償性心力衰竭或心源性休克預后極差，接受外科主動脈瓣置換時，圍手術期風險也極高，手術死亡率高達 21%[5-6]。近 10 多年來，TAVR 技術已經逐漸成熟，TAVR 也被越來越多地應用于急危重癥的患者，美國胸外科醫師協會及美國心臟病協會經導管瓣膜治療登記數據顯示，2012 年－2014 年接受 TAVR 治療的患者中約 10%為急診 TAVR，其中約 8%的患者 LVEF<30%[10]。急診 TAVR 相比于擇期 TAVR 死亡率更高（11.5% vs. 2.8%，P<0.001），手術成功率更低（87.4% vs. 94.4%，P<0.018）[11]，但對于持續進行性、難治性心臟功能損傷的嚴重 AS 患者，因其對除心臟手術以外的任何形式的藥物治療沒有反應，所以急診 TAVR 成為挽救危重患者生命的有效手段。雖然主動脈瓣球囊成形術（balloon aortic valvuloplasty，BAV）也可作為失代償性 AS 緊急情況下的一種治療方案，但 Bongiovanni 等[12]指出，患者在行急診 BAV 后再擇期行 TAVR 的生存率并不優于直接行急診 TAVR，在解剖特點不合適行急診 TAVR 時，可考慮急診 BAV。
本研究中術前心功能Ⅲ/Ⅳ級者占 90.9%，術后均得到明顯改善；急診 TAVR 的手術成功率為 97.7%，住院期間存活率為 90.9%。可見對于嚴重 AS 繼發急性心源性休克或難治性心力衰竭的患者，急診 TAVR 是一種有效可行的治療方法。急診 TAVR 不僅可以改善患者癥狀、降低死亡風險，而且急診 TAVR 患者的平均住院時間也在可接受范圍內，有研究發現盡管 TAVR 組患者的手術費用高于外科主動脈瓣置換術組，但縮短住院時間可以減少潛在的長時間住院風險[13]，明顯提高 TAVR 患者的成本效益[14-15]。
本研究中住院期間有 4 例患者死亡，其中 3 例死于感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1 例患者考慮死于嚴重出血，住院期間死亡率為 9.1%。本組患者的住院死亡率及手術成功率均優于國外幾項小數據研究。Huang 等[16]對 31 例接受急診 TAVR 治療的主動脈瓣關閉不全或 AS 患者研究發現，患者住院期間死亡率為 19.4%，手術成功率為 93.5%，而本研究與 Huang 等[16]研究在術后嚴重出血（6.8% vs. 6.5%）、永久性起搏器植入率（6.8% vs. 6.5%）發生率方面相似，急性腎損傷（11.4% vs. 16.1%）、卒中（2.3% vs. 9.7%）發生率更低，心肌梗死（4.5% vs. 3.1%）的發生率稍高。Frerker 等[17]對 771 例接受 TAVR 治療的高危患者進行研究，其中 27 例患者因急性失代償性 AS 合并心源性休克接受急診 TAVR 治療，院內死亡率為 11.1%，也明顯高于擇期治療組（7.7%，P<0.0001），但研究還發現對于存活 30 d 以上的患者，急診 TAVR 和擇期 TAVR 的長期生存率無明顯差異。而與擇期 TAVR 相比，住院期間發生卒中、危及生命的出血、嚴重出血、主要血管并發癥及起搏器植入方面沒有明顯差異，但急診 TAVR 術后急性腎損傷高于擇期（29.6% vs. 5.0%，P<0.0001）。
本研究中 LVEF<30%的患者約占 56.8%，大多數患者在最優化藥物支持下仍發生心源性休克或難治性心力衰竭，而在接受 TAVR 治療之前或術中及術后需要 MCS 支持。MCS 技術作為循環輔助手段在心臟手術中應用并不少見，對于循環不穩定的患者，MCS 可以提供穩定的血流量及氧氣供應，有效治療可逆心力衰竭[18]，因此將該技術應用于 TAVR 術前、術中及術后維護患者術中循環穩定是有效的可選手段，尤其對于心功能失代償、全身狀況差的極高危主動脈瓣疾病患者，聯合應用 MCS 進行術中輔助循環支持，大大降低了手術風險，為此類高危患者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治療手段[18-19]。但也有研究報道在 TAVR 手術期間對極高危患者使用 MCS 的短期死亡率較高[20]，增加出血、血管損傷、心臟填塞、卒中和急性腎損傷等并發癥的發生。由于本研究是一項小樣本回顧性研究，隨訪時間短，未能對影響患者死亡的因素進行分析，后期會增加樣本量，延長隨訪時間。
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AS 的發病率逐年提高，但因為社會及醫生對 AS 病情發展及治療措施的認識還不足，對 TAVR 手術不熟知以及經濟等原因，TAVR 手術還只在少數大型醫療中心開展，導致我國高齡 AS 患者繼發急危重癥比例較高，救治難度較大。本研究擇取了我國在該領域領先的 8 個醫療中心，在本研究過程中有以下感想：首先，基層醫療工作者和患者家屬對 AS 的認識不足，導致無效治療，最終因手術延誤發展至急危重癥，需急診 TAVR，所以加強疾病教育已經迫在眉睫；其次，患者到達醫療中心后，因病情無法得到高質量的 CT 數據等問題，增加了手術難度和手術并發癥的發生，因此，我國醫療系統及醫療器械需探索一條上下聯動符合我國國情的患者救治策略；最后，急診 TAVR 是治療 AS 合并急危重癥的有效方法，需要得到更廣泛的推廣。
目前，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術（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TAVR）已經成為治療主動脈瓣狹窄（aortic valve stenosis，AS）的主要介入方法[1]，并且隨著 TAVR 適應證的不斷完善、技術設備的改進以及手術經驗的積累，TAVR 相關死亡率和并發癥的發生率也顯著降低，這使 TAVR 不僅適用于手術禁忌及高風險的患者，而且也逐漸擴展到中低風險甚至無癥狀的人群[2-4]。研究顯示，重度 AS 患者繼發急性心力衰竭時 5 年病死率可高達 61.8%，住院總死亡率達 52.3%[5]。重度 AS 繼發急性失代償性心力衰竭或心源性休克時，藥物治療往往難以維持至擇期手術，需及時干預治療，而接受外科主動脈瓣置換圍手術期風險極高，手術死亡率可高達 21%[5-6]。國外一項大型研究報告顯示，對于嚴重 AS 繼發急性失代償性心力衰竭或心源性休克的危急重癥患者，急診 TAVR 有良好的臨床療效[7]。目前關于急診 TAVR 的研究相對較少，本研究是一個多中心回顧性病例研究，分析嚴重 AS 繼發的急危重癥患者接受急診 TAVR 治療后的住院期間死亡及并發癥發生情況，為該類患者提供一個參照。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共納入 8 家心臟瓣膜中心（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武漢亞洲心臟病醫院、空軍軍醫大學西京醫院、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廣東省人民醫院、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2018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接受緊急 TAVR 治療的 44 例嚴重 AS 患者。本研究中急診 TAVR 定義為由于持續進行性、難治性心臟功能損傷，伴或不伴有血流動力學不穩定，對除心臟手術以外的任何形式的藥物治療沒有反應，需要立即行主動脈瓣介入治療。納入標準：① 重度 AS：主動脈瓣峰值流速（peak aortic valve velocity，Vmax）≥4 m/s，或主動脈平均跨瓣壓差（aortic mean transvalvular pressure，mPG）≥40 mm Hg（1 mm Hg=0.133 kPa），或主動脈瓣口面積（aortic valve area，AVA）<1.0 cm2，伴或不伴有主動脈瓣關閉不全。② 持續進行性難治性的心力衰竭，伴或不伴有血流動力學不穩定，除心臟手術外，對任何形式的藥物治療沒有反應；或機械循環支持的心源性休克、心電不穩定（如持續性室性心動過速）或因需要機械通氣的充血性心力衰竭引起的嚴重的難治性呼吸衰竭。其中心源性休克的診斷標準（滿足以下任意一條）：收縮壓小于 90 mm Hg，持續時間超過 30 min；或使用兒茶酚胺治療或機械循環支持維持至少 90 mm Hg 的收縮壓；肺充血的臨床征象，以及器官灌注損傷的跡象（如精神狀態改變、尿量減少、急性腎損傷和乳酸升高）。③ 信息資料完善。排除標準：① 既往行外科心臟瓣膜置換術或 TAVR；② 感染性心內膜炎、聯合瓣膜病。本研究已獲得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項目編號：2020-1290）。
1.2 觀察指標
① 患者的基線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吸煙飲酒史、合并癥、既往史及心功能（紐約心功能分級）；② 術前及術后心功能分級及心臟超聲指標變化（術后 3 d 內復查超聲）；③ TAVR 手術情況及手術前后循環支持情況，以及即刻手術成功率（定義為術中正確的瓣膜定位、預期的瓣膜功能，且無術中死亡）、住院期間死亡（包括患者術中及術后住院期間死亡）及并發癥發生情況。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2.0 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若符合正態分布，以均數±標準差表示，若呈偏態分布則以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手術前后超聲指標的比較采用配對樣本 t 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和/或百分比表示，手術前后的比較采用 McNemar 檢驗。雙側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基線特征
患者年齡 53～87 歲，平均（72.0±7.9）歲；男性占 70.5%； 左心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30% 者占 56.8%；心功能Ⅲ/Ⅳ級者占 90.9%；患者住院時間為 11.5（6.4，16.6） d。其余資料詳見表1。
表1
急診 TAVR 患者的基線特征（n=44）
2.2 TAVR 手術前后超聲指標及心功能變化
患者術后 Vmax、AVA 及 mPG 均較術前明顯改善，LVEF 較術前增加，左心室舒張末內徑較術前降低，中重度主動脈瓣關閉不全例數明顯減少，心功能Ⅲ/Ⅳ級患者明顯減少，手術前后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急診 TAVR 患者術前術后超聲指標及心功能比較（n=44）
2.3 TAVR 手術情況及手術前后循環支持情況
本組患者采用的機械循環支持（mechanical circulation support，MCS）主要包括主動脈內球囊反搏（intra-aortic balloon pump，IABP）、心室輔助裝置（Impella）和體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術前心肺復蘇（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1 例，術前 MCS 共 7 例，術中 CPR 7 例，術中及術后 MCS 4 例。所有患者均使用自膨脹式瓣膜，同期行經皮冠狀動脈介入術患者 11 例，術中 1 例患者發生瓣膜移位；術中 2 例患者后擴張后造影下仍有反流，再次行瓣膜植入。即刻手術成功率為 97.7%（43/44）。見表3。
表3
急診 TAVR 患者手術情況及手術前后呼吸循環支持情況（n=44）
2.4 住院期間死亡及并發癥情況
術后 3 例患者死于多器官衰竭、感染性休克，其中腸道感染 1 例，肺部感染 2 例（1 例為社區獲得性肺炎，1 例為院內感染）；1 例患者考慮嚴重出血死亡。術后 4 例患者出現三度房室傳導阻滯，3 例行永久性起搏器植入，1 例患者出現新發完全性左束支阻滯。見表4。
表4
急診 TAVR 患者術后住院期間死亡及并發癥發生情況（n=44）
3 討論
國外一項流行病學研究顯示主動脈瓣膜疾病是僅次于高血壓和冠心病的第三大心血管疾病，在 75 歲以上的人群中，AS 的患病率約為 12.4%，其中重度 AS 約為 3.4%[8]，并且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AS 的患病率也會逐漸升高。當 AS 患者出現急性心力衰竭時，預后極差[9]，嚴重的 AS 導致的急性失代償性心力衰竭或心源性休克預后極差，接受外科主動脈瓣置換時，圍手術期風險也極高，手術死亡率高達 21%[5-6]。近 10 多年來，TAVR 技術已經逐漸成熟，TAVR 也被越來越多地應用于急危重癥的患者，美國胸外科醫師協會及美國心臟病協會經導管瓣膜治療登記數據顯示，2012 年－2014 年接受 TAVR 治療的患者中約 10%為急診 TAVR，其中約 8%的患者 LVEF<30%[10]。急診 TAVR 相比于擇期 TAVR 死亡率更高（11.5% vs. 2.8%，P<0.001），手術成功率更低（87.4% vs. 94.4%，P<0.018）[11]，但對于持續進行性、難治性心臟功能損傷的嚴重 AS 患者，因其對除心臟手術以外的任何形式的藥物治療沒有反應，所以急診 TAVR 成為挽救危重患者生命的有效手段。雖然主動脈瓣球囊成形術（balloon aortic valvuloplasty，BAV）也可作為失代償性 AS 緊急情況下的一種治療方案，但 Bongiovanni 等[12]指出，患者在行急診 BAV 后再擇期行 TAVR 的生存率并不優于直接行急診 TAVR，在解剖特點不合適行急診 TAVR 時，可考慮急診 BAV。
本研究中術前心功能Ⅲ/Ⅳ級者占 90.9%，術后均得到明顯改善；急診 TAVR 的手術成功率為 97.7%，住院期間存活率為 90.9%。可見對于嚴重 AS 繼發急性心源性休克或難治性心力衰竭的患者，急診 TAVR 是一種有效可行的治療方法。急診 TAVR 不僅可以改善患者癥狀、降低死亡風險，而且急診 TAVR 患者的平均住院時間也在可接受范圍內，有研究發現盡管 TAVR 組患者的手術費用高于外科主動脈瓣置換術組，但縮短住院時間可以減少潛在的長時間住院風險[13]，明顯提高 TAVR 患者的成本效益[14-15]。
本研究中住院期間有 4 例患者死亡，其中 3 例死于感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1 例患者考慮死于嚴重出血，住院期間死亡率為 9.1%。本組患者的住院死亡率及手術成功率均優于國外幾項小數據研究。Huang 等[16]對 31 例接受急診 TAVR 治療的主動脈瓣關閉不全或 AS 患者研究發現，患者住院期間死亡率為 19.4%，手術成功率為 93.5%，而本研究與 Huang 等[16]研究在術后嚴重出血（6.8% vs. 6.5%）、永久性起搏器植入率（6.8% vs. 6.5%）發生率方面相似，急性腎損傷（11.4% vs. 16.1%）、卒中（2.3% vs. 9.7%）發生率更低，心肌梗死（4.5% vs. 3.1%）的發生率稍高。Frerker 等[17]對 771 例接受 TAVR 治療的高危患者進行研究，其中 27 例患者因急性失代償性 AS 合并心源性休克接受急診 TAVR 治療，院內死亡率為 11.1%，也明顯高于擇期治療組（7.7%，P<0.0001），但研究還發現對于存活 30 d 以上的患者，急診 TAVR 和擇期 TAVR 的長期生存率無明顯差異。而與擇期 TAVR 相比，住院期間發生卒中、危及生命的出血、嚴重出血、主要血管并發癥及起搏器植入方面沒有明顯差異，但急診 TAVR 術后急性腎損傷高于擇期（29.6% vs. 5.0%，P<0.0001）。
本研究中 LVEF<30%的患者約占 56.8%，大多數患者在最優化藥物支持下仍發生心源性休克或難治性心力衰竭，而在接受 TAVR 治療之前或術中及術后需要 MCS 支持。MCS 技術作為循環輔助手段在心臟手術中應用并不少見，對于循環不穩定的患者，MCS 可以提供穩定的血流量及氧氣供應，有效治療可逆心力衰竭[18]，因此將該技術應用于 TAVR 術前、術中及術后維護患者術中循環穩定是有效的可選手段，尤其對于心功能失代償、全身狀況差的極高危主動脈瓣疾病患者，聯合應用 MCS 進行術中輔助循環支持，大大降低了手術風險，為此類高危患者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治療手段[18-19]。但也有研究報道在 TAVR 手術期間對極高危患者使用 MCS 的短期死亡率較高[20]，增加出血、血管損傷、心臟填塞、卒中和急性腎損傷等并發癥的發生。由于本研究是一項小樣本回顧性研究，隨訪時間短，未能對影響患者死亡的因素進行分析，后期會增加樣本量，延長隨訪時間。
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AS 的發病率逐年提高，但因為社會及醫生對 AS 病情發展及治療措施的認識還不足，對 TAVR 手術不熟知以及經濟等原因，TAVR 手術還只在少數大型醫療中心開展，導致我國高齡 AS 患者繼發急危重癥比例較高，救治難度較大。本研究擇取了我國在該領域領先的 8 個醫療中心，在本研究過程中有以下感想：首先，基層醫療工作者和患者家屬對 AS 的認識不足，導致無效治療，最終因手術延誤發展至急危重癥，需急診 TAVR，所以加強疾病教育已經迫在眉睫；其次，患者到達醫療中心后，因病情無法得到高質量的 CT 數據等問題，增加了手術難度和手術并發癥的發生，因此，我國醫療系統及醫療器械需探索一條上下聯動符合我國國情的患者救治策略；最后，急診 TAVR 是治療 AS 合并急危重癥的有效方法，需要得到更廣泛的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