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醫療機構在醫院感染方面當前仍面臨 2 個方面挑戰，一是來自感染的挑戰，包括傳染病、多重耐藥菌醫院感染及經典醫院感染；二是來自醫院感染管理方面的挑戰，如專職人員匱乏及能力不夠、感染控制組織不健全、醫務人員感染控制意識不強和發展不平衡等。應對這些嚴峻挑戰必須做好以下 3 個方面工作：建立醫院感染學科，以人為本提升感染控制能力；健全醫院感染管理組織與制度；提高全員感染控制意識，依法科學防控和堅持循證感染控制。
引用本文： 吳安華. 醫院感染控制當前面臨的嚴峻挑戰及對策. 華西醫學, 2019, 34(3): 227-232. doi: 10.7507/1002-0179.201903002 復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第七十八條規定，醫院感染是指住院患者在醫院內獲得的感染，包括在住院期間發生的感染和在醫院內獲得出院后發生的感染，但不包括在入院前已開始或者入院時已處于潛伏期的感染。醫院工作人員在醫院內獲得的感染也屬醫院感染。醫源性感染是指在醫學服務中，因病原體傳播引起的感染。美歐等國近年以來使用“醫療保健相關感染（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代替之前使用的“醫院獲得性感染（hospital-acquired infection）”，在美國國家醫療安全網中其監測定義為住院患者入院后第 3 天或第 3 天之后發生的感染，關鍵病例定義與之前稱為“醫院獲得性感染”時一致。從字面上理解廣義的醫療保健相關感染是指一切與醫療保健相關的感染，而不僅指住院患者在醫院內獲得的感染，也包括其他患者在診療、預防和保健過程中因病原體傳播而造成的感染。盡管經過逾 30 年有組織的醫院感染控制并取得輝煌的成績，我國醫療機構當前在醫院感染方面仍主要面臨 2 個方面挑戰，一是來自感染的挑戰，包括傳染病、多重耐藥菌醫院感染及經典醫院感染的挑戰；二是來自醫療機構的挑戰，如專職人員匱乏及能力不夠、感染控制組織不健全、感染控制意識不夠等。在這種“外患內憂”的形勢下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已經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
1 來自感染的挑戰
1.1 來自傳染病的挑戰
先看一些具體事例。從 2012 年首次在沙特阿拉伯診斷由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MERS-CoV）所致的中東呼吸綜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以來，MERS 在沙特阿拉伯一直有散發病例和聚集性病例。在 2015 年 6 月—8 月，該國 King Abulaziz 醫學中心發生了一次大的 MERS 暴發。該醫學中心有 1 200 張病床，包括年急診量 25 萬人次的擁有 150 張病床的急診科。2015 年 6 月底，該中心急診科收治了 1 例 67 歲的糖尿病、高血壓、心力衰竭并發熱、咳嗽 10 d 的患者 A，該患者無駱駝接觸史，鼻咽拭子聚合酶鏈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法檢測 MERS-CoV 陽性，入院后 31 d 不幸死亡，盡管這名患者住院與后續的醫院相關 MERS 病例時間重疊，但互相之間并無直接關聯。3 周后另 1 例糖尿病、甲狀腺功能減低、高血壓并發熱、咳嗽、氣促且有駱駝接觸史的患者 B 入院，鼻咽拭子檢測 MERS-CoV 陽性。在患者 B 入院后 1 周內相繼出現了 3 例與之有流行病學聯系的 MERS 患者，其中有 2 例為急診科醫務人員。該醫學中心感染控制部門隨即啟動暴發調查，調查感染危險因素及防控措施。結果顯示，6 月下旬至 8 月下旬，該中心共發現 130 例 MERS 病例，81 例（62%）為確診病例，49 例（38%）為疑似病例；43 例（33%）為醫務人員，其中，20 例為急診科醫務人員，23 例為非急診科醫務人員；多數確診病例與急診科有關聯；醫務人員病例平均年齡 37 歲，77% 為女性，非醫務人員病例平均年齡 66 歲，66% 為男性，癥狀包括發熱、咳嗽和氣促。130 例中有 21 例為篩查中發現的無癥狀感染者，包括 18 例醫務人員；96 例（74%）需住院治療［其中 63 例（66%）需重癥監護治療］，34 例（26%）居家隔離；51 例（53%）死亡，醫務人員病例中無死亡病例。8 月 2 日該中心啟動執行由暴發委員會基于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有關方案制定的感染病流行預案，強力推行感染控制措施，包括對確診病例和臨床診斷病例實施空氣隔離、接觸隔離措施和手衛生；對疑似病例實施飛沫隔離和接觸隔離措施。由于采取上述措施后病例繼續增加，8 月 18 日該中心采取最高級別應對措施，包括關閉急診科、暫停擇期手術、暫停門診，8 月 22 日急診科完全騰空，隨之新發病例急劇下降，8 月 28 日最后 1 例患者出現癥狀，經過 2 個潛伏期（2 個 14 d）無新發病例后，9 月 28 日宣布暴發終止[1]。另有報道沙特阿拉伯利雅得 King Fahad Medical City （KFMC），2014 年 3 月 29 日—5 月 21 日發生的 MERS 暴發，暴發累及 45 例患者：8 例為 KFMC 外感染，13 例為 KFMC 的長護患者，23 例為醫務人員，1 例感染源不清楚。其中 10 例患者的 MERS-CoV 做了全基因測序，其他病例的 MERS-CoV 做了部分測序，并與其他 MERS-CoV 測序結果進行對比，證實這次暴發僅是波及利雅得多個醫療機構的暴發的一部分，起源可能與 2013 年 12 月的動物傳播感染有關。研究提示這次醫療機構傳播持續 5 個月之久，分子流行病學證實與多次外部病例介入有關[2]。
英國學者對 2013 年 2 月—2015 年 12 月從中東旅游回國有呼吸道癥狀就醫的 202 例患者進行 MERS-CoV 及其他呼吸道病毒檢測，結果發現主要為鼻病毒、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感染，未發現 MERS-CoV 感染[3]。印度學者檢查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4 月從沙特阿拉伯回國的 8 753 名旅行者是否有呼吸道癥狀，發現 977 人（11%）報告呼吸道癥狀，對其中 300 人（年齡 26～90 歲，中位年齡 60 歲；男性 140 人）除收集相關資料外，同時采集鼻拭子和咽喉拭子，用 PCR 法檢測 MERS-CoV、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及其亞型，除發現 33 例（11%）流感病毒陽性（13 例 A/H3N2，9 例 A/H1N1pdm09，11 例 B/Yamagata）外，并未檢出 MERS-CoV[4]。還有作者系統綜述了 31 個定性/定量研究朝圣歸來者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研究，主要采用 PCR 法、病毒培養和酶聯免疫法檢測呼吸道病毒，發現感染病原主要為流感病毒、鼻病毒、副流感病毒，也檢出過其他冠狀病毒，但并未檢出 MERS-CoV[5]。
但在 2015 年，韓國首爾出現醫院內 MERS 暴發，首發病例為 1 名 68 歲男性，他曾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5 月 4 日前往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沙特阿拉伯旅行，回韓國后于 5 月 11 日出現癥狀，然后住院治療，先后感染同病房患者、照顧他的妻子、探望他的兒子，以及與其同房間和同病區的 6 名患者，隨后發生醫院內傳播，暴發持續近 2 個月時間，先后出現病例 186 例，其中 36 例死亡，在救治過程中多名醫務人員被感染[6]。
中國學者在《新出現感染病雜志》發文稱，2005 年—2016 年，我國輸入性傳染病種類由 2005 年的 2 種增加到 2016 年的 11 種，輸入內地的傳染病個案 31 740 例，包括瘧疾 27 497 例［占該傳染病總報告例數的（下同） 8.1%］，登革熱 3 351 例（占 5.4%），甲型流感 773 例（占 1.0%），寨卡病毒病 24 例（占 100.0%），基孔肯亞熱 18 例（占 6.9%），黃熱病 11 例（占 100.0%），急性遲緩性麻痹所致小兒麻痹癥 2 例。此外還有萊姆病、新疆出血熱等蜱傳播疾病，流行性出血熱、恙蟲病等鼠傳播疾病等[7]。
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出，傳染病尤其是新發傳染病如果發生醫院內傳播，造成醫院感染流行或暴發，后果十分嚴重，有時甚至很難控制，除了本土傳染病，還有可能出現境外感染輸入我國的傳染病，加之新發傳染病識別較難，增加了控制難度。不過可喜的是 2015 年韓國首爾 MERS 暴發期間，有 1 名感染者進入中國內地，我國衛生部門接獲有關信息后，及時發現了這名感染者，對其及時隔離治療，未出現二代病例，獲得了一定的經驗。
1.2 來自多重耐藥菌醫院感染的挑戰
多重耐藥菌感染是目前醫院感染面臨的第 2 個來自感染的挑戰。多重耐藥菌可以來自醫院內，也可以來自醫院外；既與抗菌藥物使用與濫用有關，也與醫院感染控制不力致其醫院內傳播有關。
患者感染的來自醫院內的多重耐藥菌可分為：① 外源性感染的多重耐藥菌：可以來自其他感染多重耐藥菌的患者、攜帶多重耐藥菌的醫務人員、攜帶多重耐藥菌的陪護者及探視者和其他醫院工作人員；也可以來自醫院環境、診療器械，如門把手、床單元等物體表面，各種監護儀器面板、按鈕、開關等，被多重耐藥菌污染的空氣或其他感染/攜帶者的飛沫。接觸傳播是最重要的傳播途徑，少數情況下飛沫傳播或空氣傳播也發揮積極作用。② 內源性感染的多重耐藥菌：患者原有多重耐藥菌定植或感染，住院過程中發生原來定植的多重耐藥菌感染或者多重耐藥菌感染的擴散遷徙。③ 原有感染部位的細菌在接受抗菌藥物治療的過程中，由于抗菌藥物壓力和機體抵抗力下降、侵襲性操作、人工植入物等對抗感染療效的影響等原因，在治療過程中病原菌產生多種耐藥性，如重癥胰腺炎由于腹腔感染使用碳青霉烯類抗生素可以誘導感染的細菌對碳青霉烯類抗生素耐藥，支氣管擴張并銅綠假單胞菌感染時使用頭孢哌酮舒巴坦或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治療時產生對頭孢哌酮或哌拉西林的耐藥性。
患者還可以感染來自社區的多重耐藥菌，包括來自于動物及其生鮮肉制品污染的多重耐藥菌。在社區獲得多重耐藥菌主要有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產超廣譜 β-內酰胺酶大腸埃希菌等。主要感染途徑也是接觸傳播。
我國細菌耐藥監測結果顯示，無論是主要引起社區感染的細菌如肺炎鏈球菌、流感嗜血桿菌等，還是既可引起醫院感染又可引起社區感染的大腸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及主要引起醫院感染的銅綠假單胞菌、鮑曼不動桿菌，其耐藥性都呈現持續上升趨勢，尤其是近年出現并持續增加的耐碳青霉烯的腸桿菌科細菌（主要是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腸埃希菌）更是引人關注，危害極大[8-11]。
1.3 來自經典醫院感染的挑戰
所謂經典的醫院感染主要是手術部位感染（包括植入物相關感染）、血管導管相關血流感染、導尿管相關尿路感染和呼吸機相關性肺炎（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VAP）等器械相關感染、皮膚軟組織感染等。這些感染占據醫院感染的 60% 左右。這些類型的醫院感染通常有共同的感染特點，如感染途徑、病原體、臨床表現等，通常以外源性感染為主。如手術部位感染以革蘭陽性菌為主，主要由手術過程中污染手術部位的細菌引發，與術前、術中、術后預防措施缺陷和手術環境污染（包括手術器械、植入物）有關；既有內源性感染也有外源性感染。導尿管相關尿路感染的細菌與普通尿路感染有差異，非大腸埃希菌類細菌明顯增加，主要與置管過程中無菌操作缺陷、反復打開導尿管與接尿袋接口、護理導尿管時手衛生差等因素有關。
根據全國醫院感染監測網監測，目前醫院感染現患率在大型教學醫院波動在 4% 左右[12-13]。重慶涪陵中心醫院報道，2010 年—2016 年共調查患者 8 434 例，發現醫院感染 419 例（476 例次），醫院感染現患率、例次現患率分別為 4.97%、5.64%[14]。北京協和醫院報道，2010、2011、2012 年醫院感染現患率分別為 6.66%（116 例）、6.67%（113 例）和 6.23%（120 例），例次現患率分別為 7.29%（127 例次）、7.38%（125 例次）和 6.97%（132 例次），重癥監護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醫院感染現患率最高，其中內科 ICU 高達 71.43%[15]。四川省安岳縣人民醫院報道，2011 年—2015 年該院 5 次現患率調查共調查患者 5 165 例，醫院感染患者 132 例（138 例次），醫院感染現患率為 2.56%，例次現患率為 2.67%[16]。眾多監測資料顯示，在 ICU，導管相關血流感染、導尿管相關尿路感染、VAP 發病率仍較高。如高曉東等[17]報道，中國大陸 46 所醫院 VAP 發病率多中心前瞻性監測結果顯示，2013 年—2014 年監測 ICU 患者 17 358 例，住院總日數為 176 096 日，其中插管總日數 91 448 日，發生 VAP 813 例，VAP 發病率為 8.89‰，以綜合 ICU 為主，其病例數占總數的 76.47%；不同類型 ICU 患者 VAP 發病率差別較大，為 4.50‰～32.79‰。提示我國 46 所醫院 ICU 患者 VAP 發病率高于美國國家醫療安全網公布的數據，甚至高于其 90 百分位數。劉思娣等[18]報道中南大學湘雅醫院 5 個不同類型 ICU 連續 3 年監測結果顯示，連續 3 年中央血管導管、導尿管、呼吸機使用率分別為 31.65%、77.07%、26.08%，中央導管相關血流感染、導尿管相關尿路感染、 VAP 發病率分別為 2.9‰、2.08‰、5.37‰。以上數據顯示，由于我國住院患者基數大，如 2017 年全國各類醫院入院人數達 1.891 5 億[19]，即使發病率有所降低，醫院感染病例數仍然驚人，不僅增加患者痛苦和病死率，其直接與間接經濟損失巨大，值得關注。
2 來自醫療機構的挑戰
盡管我國已經開展有組織的醫院感染管理 30 多年，并且在許多方面都已經取得長足進展，但醫療機構在應對傳染病醫院感染、多重耐藥菌醫院感染與經典醫院感染的方面仍然面臨 3 個挑戰。
2.1 醫院感染控制專業人員匱乏與能力不足
劉思娣等[20]對我國 12 個省市醫院感染管理科專職人員類別及每千床專職人數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被調查的 165 所醫院的總床位數從 1995 年的 33 512 張上升至 2015 年的 199 972 張，專職人員從 1995 年的 161 名增加至 2015 年的 818 名，每千床專職人員數從 1995 年的 4.8 名下降至 2015 年的 4.09 名。這是 12 個省市調查的平均數，有的省份高一些，有的省份明顯較低，最低的每 1 000 床僅有 3 名專職人員，加之醫院之間不平衡，部分醫院專職人員更少，感染控制專職醫師尤其不足，加之專職人員晉升、晉級困難，影響隊伍穩定，更是雪上加霜。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落實醫院感染管理辦法及醫院感染控制標準規范的要求，如何開展研究與創新，令人心存疑慮。
同時由于高等醫學院校未設置醫院感染專業，醫學本科學歷教育中也沒有醫院感染控制相關課程；專職人員主要來源于轉崗護士、醫師等人員及剛畢業人員（主要是預防醫學專業畢業生）。這些人員在上崗前缺乏醫院感染基本知識、基本理論與技能的培訓，主要靠邊工作邊學習，參加短期培訓班，只有少數可以獲得短期進修機會。現實存在的專業人員數量與能力不足、結構不合理，嚴重影響了醫院感染監測、風險識別、干預及效果評估與持續質量改進。
2.2 醫院感染控制組織建設面臨困境
同樣在劉思娣等[20]的調查中，164 所醫院中 1995 年之前建科的醫院 46 所（28.05%），1995 年—2005 年建科的醫院 63 所（38.41%），2005 年—2015 年建科的醫院 55 所（33.54%），不同省（直轄市、自治區）不同醫院平均建科年份由早到晚依次為北京、江蘇、江西、安徽、廣東、湖南、山西、河南、貴州、河北、內蒙古和新疆，差異較大。醫院感染管理部門性質以行政與業務兼顧為主，并且行政+業務所占比率呈上升趨勢，從 1995 年的 54.35% 上升至 2015 年的 76.83%，但設置上仍以行政或職能部門為主，未重視其專業屬性；單純行政或單純業務所占比重較前下降。目前仍有部分醫院未按照醫院感染管理辦法要求設置獨立的醫院感染管理部門，而是附設于醫務或護理部門之中；部分醫院的醫院感染管理委員會形同虛設，未能關注和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盡管醫院感染管理部門行政與業務兼顧，但仍有部分醫院將醫院感染管理部門負責人納入行政部門負責人崗位輪轉中，造成部門負責人剛熟悉業務就輪走，而新來的部門負責人不熟悉業務，又需要時間學習與培訓，影響工作的連貫性，形成醫院感染控制不力與醫院感染暴發的隱患。
2.3 感染控制意識不夠，多部門協作存在困難
醫院感染控制涉及臨床、醫技、護理、管理與后勤支持系統等多部門的密切合作。部分臨床醫師與護士由于缺乏感染控制的基本知識、基本理論與基本技能，感染控制意識較差，如不知多重耐藥菌傳播途徑、不知為何要做手衛生、不知如何做好個人防護等，又不愿有效參加相關培訓，導致在診療護理工作中不能正確履行相關職責，如隔離患者、手衛生、無菌操作、醫院感染病例識別；醫技人員手衛生意識差、隔離防護觀念淡薄助推多重耐藥菌等感染病原傳播，增加職業暴露風險；后勤等支持部門配合不好會造成醫院建筑布局不符合規范要求，環境物表清潔消毒缺陷等；醫院管理者不重視帶來的后果更嚴重，不僅影響感染控制資源的配置，還會影響醫院感染管理的頂層設計，影響多部門協作機制的實施。
3 克服困難，沉著應對嚴峻挑戰
應對來自感染和來自醫療機構的嚴峻挑戰，必須加強醫院感染學科建設，依法管理，科學防控，堅持循證感染控制，多部門團結協作，方能立于不敗之地。
3.1 建立醫院感染學科，以人為本提升感染控制能力
將醫院感染控制納入本科學歷教育，讓醫學生接受醫院感染防控知識；同時不斷提高醫院感染管理專職人員業務水平與管理能力。《醫院感染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各級衛生行政部門和醫療機構應當重視醫院感染管理的學科建設，建立專業人才培養制度，充分發揮醫院感染專業技術人員在預防和控制醫院感染工作中的作用。第二十四條規定，省級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應當建立醫院感染專業人員崗位規范化培訓和考核制度，加強繼續教育，提高醫院感染專業人員的業務技術水平。但要從根本上解決醫院感染管理專職人員匱乏與能力不足的問題，建立醫院感染控制學科、開設醫院感染控制專業課程、將醫院感染控制納入醫學本科的學歷教育課程具有決定性作用。這樣可以讓醫學院校的本科生，在本科教育階段接受有關醫院感染控制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的教育和基本技能訓練，畢業之后就具備基本的醫院感染控制知識與技能，對實際工作中遇到的新問題也易于融會貫通解決，通過繼續教育可以學習新的進展，畢業后若需要從事醫院感染控制專職工作，也有了最基本的知識與技能。設立醫院感染控制專業，培養醫院感染控制專業本科生，將為醫療機構醫院感染控制部門提供良好的專業人才來源，但這需要良好的有卓越遠見的頂層設計，如專業設置、課程安排、招生規模等，需要在醫學教育改革與創新中實現。目前已有山東大學開始招收醫院感染專業本科學生，這就是一種有益的嘗試。國內有少數醫學院校已經在醫學本科、護理本科、預防醫學本科等專業開設醫院感染課程或選修課程，個別院校為研究生開設醫院感染選修課，這對于提高醫學院校畢業生的醫院感染控制能力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3.2 健全醫院感染管理組織與制度
《醫院感染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住院床位總數在 100 張以上的醫院應當設立醫院感染管理委員會和獨立的醫院感染管理部門；住院床位總數在 100 張以下的醫院應當指定分管醫院感染管理工作的部門；其他醫療機構應當有醫院感染管理專（兼）職人員。辦法要求非常明確，醫療機構應遵照執行。醫院感染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應為醫院院長或主管副院長，醫院感染控制部門應獨立設置，充分認識該部門很強的業務屬性，不要附設于醫務、護理等部門中，醫院感染管理部門負責人應直接向主管院長負責。100 張床位以下醫療機構也可以設置醫院感染管理小組，負責類似于醫院感染管理委員會的相應工作，機構負責人或主管負責人任組長，制定分管部門及具體責任人員。養老機構、醫養結合機構也應重視醫院感染控制工作，建立感染管理委員會或小組，安排專職人員承擔相應工作。醫院感染管理人員數量的配備應與其承擔的相應工作相匹配，一般要求每 200～250 張床位配備 1 名專職人員，專職人員隊伍由醫師、護士、醫院流行病學人員等組成，保證隊伍相對穩定，切實解決晉升晉級問題。
《醫院感染管理辦法》要求，各級各類醫療機構應當建立醫院感染管理責任制，制定并落實醫院感染管理的規章制度和工作規范，嚴格執行有關技術操作規范和工作標準，有效預防和控制醫院感染，防止傳染病病原體、耐藥菌、條件致病菌及其他病原微生物的傳播。醫療機構應當按照有關醫院感染管理的規章制度和技術規范，如清潔消毒滅菌制度、醫院感染監測制度、手衛生制度、環境物體表面清潔消毒制度、隔離制度、醫院感染暴發報告控制制度、多重耐藥菌醫院感染預防控制制度、職業衛生防護制度、傳染病預檢分診制度等，加強醫院感染的預防與控制工作。
3.3 提高全員感染控制意識，堅持循證感染控制，依法科學防控醫院感染
全員包括醫療機構所有人員，主要是臨床醫師、護士、醫技人員、后勤保潔人員、物業維護人員、設備藥劑采購人員、管理人員等。要提高他們的感染控制意識，有的放矢的針對性培訓非常重要，不僅是各自相關理論知識的培訓，也包括相關技能的培訓，如手衛生、無菌操作、醫院感染病例識別與報告、環境與物體表面清潔與消毒、個人防護用品使用、如何隔離患者等的培訓。培訓后進行考核，不合格的需要重新培訓。即使培訓合格，還需做好實際工作中有關防控措施依從性與正確率的監督檢查，發現問題及時指出和糾正，監督檢查結果必須反饋到監督對象及所在科室和質量控制部門，必要時再次進行培訓。醫院感染控制涉及多個部門或需要多部門同時協作才能取得較好效益，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多重耐藥菌控制中就需要多部門協作，需要有關人員都做好手衛生，才能阻斷通過手傳播多重耐藥菌；需要感染控制與抗菌藥物管理兩手抓兩手硬，才能既阻斷傳播又減少耐藥菌的產生。因此醫院感染控制必須緊貼臨床，依靠臨床，讓臨床發揮主觀能動性，根據不同目標建立多個多學科協作團隊，在團隊中，感染控制專業人員要發揮核心作用，臨床醫務人員要發揮主導作用，注重實際效果。
我國已經建立了較為完整的醫院感染控制法律、法規、部門規章、標準與規范體系，國家衛生行政部門還可以文件形式及時補充完善，如傳染病防治法及實施細則、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醫療機構管理條例、醫療廢物管理條例、醫院感染管理辦法、消毒管理辦法、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辦法與抗菌藥物臨床應用指導原則、醫院感染監測規范、醫務人員手衛生規范、醫院隔離技術規范等等。這些都為依法管理和科學預防醫院感染提供了依據。隨著社會經濟與醫學科學的飛速發展、醫院感染危險因素的深入研究，以及醫院感染防控措施效果評價研究和創新的深入開展，循證感染控制顯得愈來愈重要。如實施手衛生預防醫院感染通過接觸傳播、抬高床頭 30～45° 預防 VAP、最大無菌屏障下置管預防血管導管相關血流感染、手術前預防性使用抗菌藥物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等都有充分的循證醫學證據。再如之前的證據顯示潔凈手術室有利于預防手術部位感染，但最新的更多的證據則證實層流潔凈手術室在預防手術部位感染中未必具有作用，因此在最新的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及世界衛生組織的預防手術部位感染指南提出不建議使用層流潔凈手術室降低髖關節手術后的手術部位感染發病率。
《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第七十八條規定，醫院感染是指住院患者在醫院內獲得的感染，包括在住院期間發生的感染和在醫院內獲得出院后發生的感染，但不包括在入院前已開始或者入院時已處于潛伏期的感染。醫院工作人員在醫院內獲得的感染也屬醫院感染。醫源性感染是指在醫學服務中，因病原體傳播引起的感染。美歐等國近年以來使用“醫療保健相關感染（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代替之前使用的“醫院獲得性感染（hospital-acquired infection）”，在美國國家醫療安全網中其監測定義為住院患者入院后第 3 天或第 3 天之后發生的感染，關鍵病例定義與之前稱為“醫院獲得性感染”時一致。從字面上理解廣義的醫療保健相關感染是指一切與醫療保健相關的感染，而不僅指住院患者在醫院內獲得的感染，也包括其他患者在診療、預防和保健過程中因病原體傳播而造成的感染。盡管經過逾 30 年有組織的醫院感染控制并取得輝煌的成績，我國醫療機構當前在醫院感染方面仍主要面臨 2 個方面挑戰，一是來自感染的挑戰，包括傳染病、多重耐藥菌醫院感染及經典醫院感染的挑戰；二是來自醫療機構的挑戰，如專職人員匱乏及能力不夠、感染控制組織不健全、感染控制意識不夠等。在這種“外患內憂”的形勢下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已經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
1 來自感染的挑戰
1.1 來自傳染病的挑戰
先看一些具體事例。從 2012 年首次在沙特阿拉伯診斷由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MERS-CoV）所致的中東呼吸綜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以來，MERS 在沙特阿拉伯一直有散發病例和聚集性病例。在 2015 年 6 月—8 月，該國 King Abulaziz 醫學中心發生了一次大的 MERS 暴發。該醫學中心有 1 200 張病床，包括年急診量 25 萬人次的擁有 150 張病床的急診科。2015 年 6 月底，該中心急診科收治了 1 例 67 歲的糖尿病、高血壓、心力衰竭并發熱、咳嗽 10 d 的患者 A，該患者無駱駝接觸史，鼻咽拭子聚合酶鏈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法檢測 MERS-CoV 陽性，入院后 31 d 不幸死亡，盡管這名患者住院與后續的醫院相關 MERS 病例時間重疊，但互相之間并無直接關聯。3 周后另 1 例糖尿病、甲狀腺功能減低、高血壓并發熱、咳嗽、氣促且有駱駝接觸史的患者 B 入院，鼻咽拭子檢測 MERS-CoV 陽性。在患者 B 入院后 1 周內相繼出現了 3 例與之有流行病學聯系的 MERS 患者，其中有 2 例為急診科醫務人員。該醫學中心感染控制部門隨即啟動暴發調查，調查感染危險因素及防控措施。結果顯示，6 月下旬至 8 月下旬，該中心共發現 130 例 MERS 病例，81 例（62%）為確診病例，49 例（38%）為疑似病例；43 例（33%）為醫務人員，其中，20 例為急診科醫務人員，23 例為非急診科醫務人員；多數確診病例與急診科有關聯；醫務人員病例平均年齡 37 歲，77% 為女性，非醫務人員病例平均年齡 66 歲，66% 為男性，癥狀包括發熱、咳嗽和氣促。130 例中有 21 例為篩查中發現的無癥狀感染者，包括 18 例醫務人員；96 例（74%）需住院治療［其中 63 例（66%）需重癥監護治療］，34 例（26%）居家隔離；51 例（53%）死亡，醫務人員病例中無死亡病例。8 月 2 日該中心啟動執行由暴發委員會基于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有關方案制定的感染病流行預案，強力推行感染控制措施，包括對確診病例和臨床診斷病例實施空氣隔離、接觸隔離措施和手衛生；對疑似病例實施飛沫隔離和接觸隔離措施。由于采取上述措施后病例繼續增加，8 月 18 日該中心采取最高級別應對措施，包括關閉急診科、暫停擇期手術、暫停門診，8 月 22 日急診科完全騰空，隨之新發病例急劇下降，8 月 28 日最后 1 例患者出現癥狀，經過 2 個潛伏期（2 個 14 d）無新發病例后，9 月 28 日宣布暴發終止[1]。另有報道沙特阿拉伯利雅得 King Fahad Medical City （KFMC），2014 年 3 月 29 日—5 月 21 日發生的 MERS 暴發，暴發累及 45 例患者：8 例為 KFMC 外感染，13 例為 KFMC 的長護患者，23 例為醫務人員，1 例感染源不清楚。其中 10 例患者的 MERS-CoV 做了全基因測序，其他病例的 MERS-CoV 做了部分測序，并與其他 MERS-CoV 測序結果進行對比，證實這次暴發僅是波及利雅得多個醫療機構的暴發的一部分，起源可能與 2013 年 12 月的動物傳播感染有關。研究提示這次醫療機構傳播持續 5 個月之久，分子流行病學證實與多次外部病例介入有關[2]。
英國學者對 2013 年 2 月—2015 年 12 月從中東旅游回國有呼吸道癥狀就醫的 202 例患者進行 MERS-CoV 及其他呼吸道病毒檢測，結果發現主要為鼻病毒、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感染，未發現 MERS-CoV 感染[3]。印度學者檢查 2014 年 10 月—2015 年 4 月從沙特阿拉伯回國的 8 753 名旅行者是否有呼吸道癥狀，發現 977 人（11%）報告呼吸道癥狀，對其中 300 人（年齡 26～90 歲，中位年齡 60 歲；男性 140 人）除收集相關資料外，同時采集鼻拭子和咽喉拭子，用 PCR 法檢測 MERS-CoV、甲型流感病毒和乙型流感病毒及其亞型，除發現 33 例（11%）流感病毒陽性（13 例 A/H3N2，9 例 A/H1N1pdm09，11 例 B/Yamagata）外，并未檢出 MERS-CoV[4]。還有作者系統綜述了 31 個定性/定量研究朝圣歸來者呼吸道病毒感染的研究，主要采用 PCR 法、病毒培養和酶聯免疫法檢測呼吸道病毒，發現感染病原主要為流感病毒、鼻病毒、副流感病毒，也檢出過其他冠狀病毒，但并未檢出 MERS-CoV[5]。
但在 2015 年，韓國首爾出現醫院內 MERS 暴發，首發病例為 1 名 68 歲男性，他曾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5 月 4 日前往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沙特阿拉伯旅行，回韓國后于 5 月 11 日出現癥狀，然后住院治療，先后感染同病房患者、照顧他的妻子、探望他的兒子，以及與其同房間和同病區的 6 名患者，隨后發生醫院內傳播，暴發持續近 2 個月時間，先后出現病例 186 例，其中 36 例死亡，在救治過程中多名醫務人員被感染[6]。
中國學者在《新出現感染病雜志》發文稱，2005 年—2016 年，我國輸入性傳染病種類由 2005 年的 2 種增加到 2016 年的 11 種，輸入內地的傳染病個案 31 740 例，包括瘧疾 27 497 例［占該傳染病總報告例數的（下同） 8.1%］，登革熱 3 351 例（占 5.4%），甲型流感 773 例（占 1.0%），寨卡病毒病 24 例（占 100.0%），基孔肯亞熱 18 例（占 6.9%），黃熱病 11 例（占 100.0%），急性遲緩性麻痹所致小兒麻痹癥 2 例。此外還有萊姆病、新疆出血熱等蜱傳播疾病，流行性出血熱、恙蟲病等鼠傳播疾病等[7]。
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出，傳染病尤其是新發傳染病如果發生醫院內傳播，造成醫院感染流行或暴發，后果十分嚴重，有時甚至很難控制，除了本土傳染病，還有可能出現境外感染輸入我國的傳染病，加之新發傳染病識別較難，增加了控制難度。不過可喜的是 2015 年韓國首爾 MERS 暴發期間，有 1 名感染者進入中國內地，我國衛生部門接獲有關信息后，及時發現了這名感染者，對其及時隔離治療，未出現二代病例，獲得了一定的經驗。
1.2 來自多重耐藥菌醫院感染的挑戰
多重耐藥菌感染是目前醫院感染面臨的第 2 個來自感染的挑戰。多重耐藥菌可以來自醫院內，也可以來自醫院外；既與抗菌藥物使用與濫用有關，也與醫院感染控制不力致其醫院內傳播有關。
患者感染的來自醫院內的多重耐藥菌可分為：① 外源性感染的多重耐藥菌：可以來自其他感染多重耐藥菌的患者、攜帶多重耐藥菌的醫務人員、攜帶多重耐藥菌的陪護者及探視者和其他醫院工作人員；也可以來自醫院環境、診療器械，如門把手、床單元等物體表面，各種監護儀器面板、按鈕、開關等，被多重耐藥菌污染的空氣或其他感染/攜帶者的飛沫。接觸傳播是最重要的傳播途徑，少數情況下飛沫傳播或空氣傳播也發揮積極作用。② 內源性感染的多重耐藥菌：患者原有多重耐藥菌定植或感染，住院過程中發生原來定植的多重耐藥菌感染或者多重耐藥菌感染的擴散遷徙。③ 原有感染部位的細菌在接受抗菌藥物治療的過程中，由于抗菌藥物壓力和機體抵抗力下降、侵襲性操作、人工植入物等對抗感染療效的影響等原因，在治療過程中病原菌產生多種耐藥性，如重癥胰腺炎由于腹腔感染使用碳青霉烯類抗生素可以誘導感染的細菌對碳青霉烯類抗生素耐藥，支氣管擴張并銅綠假單胞菌感染時使用頭孢哌酮舒巴坦或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治療時產生對頭孢哌酮或哌拉西林的耐藥性。
患者還可以感染來自社區的多重耐藥菌，包括來自于動物及其生鮮肉制品污染的多重耐藥菌。在社區獲得多重耐藥菌主要有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產超廣譜 β-內酰胺酶大腸埃希菌等。主要感染途徑也是接觸傳播。
我國細菌耐藥監測結果顯示，無論是主要引起社區感染的細菌如肺炎鏈球菌、流感嗜血桿菌等，還是既可引起醫院感染又可引起社區感染的大腸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及主要引起醫院感染的銅綠假單胞菌、鮑曼不動桿菌，其耐藥性都呈現持續上升趨勢，尤其是近年出現并持續增加的耐碳青霉烯的腸桿菌科細菌（主要是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腸埃希菌）更是引人關注，危害極大[8-11]。
1.3 來自經典醫院感染的挑戰
所謂經典的醫院感染主要是手術部位感染（包括植入物相關感染）、血管導管相關血流感染、導尿管相關尿路感染和呼吸機相關性肺炎（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VAP）等器械相關感染、皮膚軟組織感染等。這些感染占據醫院感染的 60% 左右。這些類型的醫院感染通常有共同的感染特點，如感染途徑、病原體、臨床表現等，通常以外源性感染為主。如手術部位感染以革蘭陽性菌為主，主要由手術過程中污染手術部位的細菌引發，與術前、術中、術后預防措施缺陷和手術環境污染（包括手術器械、植入物）有關；既有內源性感染也有外源性感染。導尿管相關尿路感染的細菌與普通尿路感染有差異，非大腸埃希菌類細菌明顯增加，主要與置管過程中無菌操作缺陷、反復打開導尿管與接尿袋接口、護理導尿管時手衛生差等因素有關。
根據全國醫院感染監測網監測，目前醫院感染現患率在大型教學醫院波動在 4% 左右[12-13]。重慶涪陵中心醫院報道，2010 年—2016 年共調查患者 8 434 例，發現醫院感染 419 例（476 例次），醫院感染現患率、例次現患率分別為 4.97%、5.64%[14]。北京協和醫院報道，2010、2011、2012 年醫院感染現患率分別為 6.66%（116 例）、6.67%（113 例）和 6.23%（120 例），例次現患率分別為 7.29%（127 例次）、7.38%（125 例次）和 6.97%（132 例次），重癥監護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醫院感染現患率最高，其中內科 ICU 高達 71.43%[15]。四川省安岳縣人民醫院報道，2011 年—2015 年該院 5 次現患率調查共調查患者 5 165 例，醫院感染患者 132 例（138 例次），醫院感染現患率為 2.56%，例次現患率為 2.67%[16]。眾多監測資料顯示，在 ICU，導管相關血流感染、導尿管相關尿路感染、VAP 發病率仍較高。如高曉東等[17]報道，中國大陸 46 所醫院 VAP 發病率多中心前瞻性監測結果顯示，2013 年—2014 年監測 ICU 患者 17 358 例，住院總日數為 176 096 日，其中插管總日數 91 448 日，發生 VAP 813 例，VAP 發病率為 8.89‰，以綜合 ICU 為主，其病例數占總數的 76.47%；不同類型 ICU 患者 VAP 發病率差別較大，為 4.50‰～32.79‰。提示我國 46 所醫院 ICU 患者 VAP 發病率高于美國國家醫療安全網公布的數據，甚至高于其 90 百分位數。劉思娣等[18]報道中南大學湘雅醫院 5 個不同類型 ICU 連續 3 年監測結果顯示，連續 3 年中央血管導管、導尿管、呼吸機使用率分別為 31.65%、77.07%、26.08%，中央導管相關血流感染、導尿管相關尿路感染、 VAP 發病率分別為 2.9‰、2.08‰、5.37‰。以上數據顯示，由于我國住院患者基數大，如 2017 年全國各類醫院入院人數達 1.891 5 億[19]，即使發病率有所降低，醫院感染病例數仍然驚人，不僅增加患者痛苦和病死率，其直接與間接經濟損失巨大，值得關注。
2 來自醫療機構的挑戰
盡管我國已經開展有組織的醫院感染管理 30 多年，并且在許多方面都已經取得長足進展，但醫療機構在應對傳染病醫院感染、多重耐藥菌醫院感染與經典醫院感染的方面仍然面臨 3 個挑戰。
2.1 醫院感染控制專業人員匱乏與能力不足
劉思娣等[20]對我國 12 個省市醫院感染管理科專職人員類別及每千床專職人數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被調查的 165 所醫院的總床位數從 1995 年的 33 512 張上升至 2015 年的 199 972 張，專職人員從 1995 年的 161 名增加至 2015 年的 818 名，每千床專職人員數從 1995 年的 4.8 名下降至 2015 年的 4.09 名。這是 12 個省市調查的平均數，有的省份高一些，有的省份明顯較低，最低的每 1 000 床僅有 3 名專職人員，加之醫院之間不平衡，部分醫院專職人員更少，感染控制專職醫師尤其不足，加之專職人員晉升、晉級困難，影響隊伍穩定，更是雪上加霜。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落實醫院感染管理辦法及醫院感染控制標準規范的要求，如何開展研究與創新，令人心存疑慮。
同時由于高等醫學院校未設置醫院感染專業，醫學本科學歷教育中也沒有醫院感染控制相關課程；專職人員主要來源于轉崗護士、醫師等人員及剛畢業人員（主要是預防醫學專業畢業生）。這些人員在上崗前缺乏醫院感染基本知識、基本理論與技能的培訓，主要靠邊工作邊學習，參加短期培訓班，只有少數可以獲得短期進修機會。現實存在的專業人員數量與能力不足、結構不合理，嚴重影響了醫院感染監測、風險識別、干預及效果評估與持續質量改進。
2.2 醫院感染控制組織建設面臨困境
同樣在劉思娣等[20]的調查中，164 所醫院中 1995 年之前建科的醫院 46 所（28.05%），1995 年—2005 年建科的醫院 63 所（38.41%），2005 年—2015 年建科的醫院 55 所（33.54%），不同省（直轄市、自治區）不同醫院平均建科年份由早到晚依次為北京、江蘇、江西、安徽、廣東、湖南、山西、河南、貴州、河北、內蒙古和新疆，差異較大。醫院感染管理部門性質以行政與業務兼顧為主，并且行政+業務所占比率呈上升趨勢，從 1995 年的 54.35% 上升至 2015 年的 76.83%，但設置上仍以行政或職能部門為主，未重視其專業屬性；單純行政或單純業務所占比重較前下降。目前仍有部分醫院未按照醫院感染管理辦法要求設置獨立的醫院感染管理部門，而是附設于醫務或護理部門之中；部分醫院的醫院感染管理委員會形同虛設，未能關注和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盡管醫院感染管理部門行政與業務兼顧，但仍有部分醫院將醫院感染管理部門負責人納入行政部門負責人崗位輪轉中，造成部門負責人剛熟悉業務就輪走，而新來的部門負責人不熟悉業務，又需要時間學習與培訓，影響工作的連貫性，形成醫院感染控制不力與醫院感染暴發的隱患。
2.3 感染控制意識不夠，多部門協作存在困難
醫院感染控制涉及臨床、醫技、護理、管理與后勤支持系統等多部門的密切合作。部分臨床醫師與護士由于缺乏感染控制的基本知識、基本理論與基本技能，感染控制意識較差，如不知多重耐藥菌傳播途徑、不知為何要做手衛生、不知如何做好個人防護等，又不愿有效參加相關培訓，導致在診療護理工作中不能正確履行相關職責，如隔離患者、手衛生、無菌操作、醫院感染病例識別；醫技人員手衛生意識差、隔離防護觀念淡薄助推多重耐藥菌等感染病原傳播，增加職業暴露風險；后勤等支持部門配合不好會造成醫院建筑布局不符合規范要求，環境物表清潔消毒缺陷等；醫院管理者不重視帶來的后果更嚴重，不僅影響感染控制資源的配置，還會影響醫院感染管理的頂層設計，影響多部門協作機制的實施。
3 克服困難，沉著應對嚴峻挑戰
應對來自感染和來自醫療機構的嚴峻挑戰，必須加強醫院感染學科建設，依法管理，科學防控，堅持循證感染控制，多部門團結協作，方能立于不敗之地。
3.1 建立醫院感染學科，以人為本提升感染控制能力
將醫院感染控制納入本科學歷教育，讓醫學生接受醫院感染防控知識；同時不斷提高醫院感染管理專職人員業務水平與管理能力。《醫院感染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各級衛生行政部門和醫療機構應當重視醫院感染管理的學科建設，建立專業人才培養制度，充分發揮醫院感染專業技術人員在預防和控制醫院感染工作中的作用。第二十四條規定，省級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應當建立醫院感染專業人員崗位規范化培訓和考核制度，加強繼續教育，提高醫院感染專業人員的業務技術水平。但要從根本上解決醫院感染管理專職人員匱乏與能力不足的問題，建立醫院感染控制學科、開設醫院感染控制專業課程、將醫院感染控制納入醫學本科的學歷教育課程具有決定性作用。這樣可以讓醫學院校的本科生，在本科教育階段接受有關醫院感染控制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的教育和基本技能訓練，畢業之后就具備基本的醫院感染控制知識與技能，對實際工作中遇到的新問題也易于融會貫通解決，通過繼續教育可以學習新的進展，畢業后若需要從事醫院感染控制專職工作，也有了最基本的知識與技能。設立醫院感染控制專業，培養醫院感染控制專業本科生，將為醫療機構醫院感染控制部門提供良好的專業人才來源，但這需要良好的有卓越遠見的頂層設計，如專業設置、課程安排、招生規模等，需要在醫學教育改革與創新中實現。目前已有山東大學開始招收醫院感染專業本科學生，這就是一種有益的嘗試。國內有少數醫學院校已經在醫學本科、護理本科、預防醫學本科等專業開設醫院感染課程或選修課程，個別院校為研究生開設醫院感染選修課，這對于提高醫學院校畢業生的醫院感染控制能力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3.2 健全醫院感染管理組織與制度
《醫院感染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住院床位總數在 100 張以上的醫院應當設立醫院感染管理委員會和獨立的醫院感染管理部門；住院床位總數在 100 張以下的醫院應當指定分管醫院感染管理工作的部門；其他醫療機構應當有醫院感染管理專（兼）職人員。辦法要求非常明確，醫療機構應遵照執行。醫院感染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應為醫院院長或主管副院長，醫院感染控制部門應獨立設置，充分認識該部門很強的業務屬性，不要附設于醫務、護理等部門中，醫院感染管理部門負責人應直接向主管院長負責。100 張床位以下醫療機構也可以設置醫院感染管理小組，負責類似于醫院感染管理委員會的相應工作，機構負責人或主管負責人任組長，制定分管部門及具體責任人員。養老機構、醫養結合機構也應重視醫院感染控制工作，建立感染管理委員會或小組，安排專職人員承擔相應工作。醫院感染管理人員數量的配備應與其承擔的相應工作相匹配，一般要求每 200～250 張床位配備 1 名專職人員，專職人員隊伍由醫師、護士、醫院流行病學人員等組成，保證隊伍相對穩定，切實解決晉升晉級問題。
《醫院感染管理辦法》要求，各級各類醫療機構應當建立醫院感染管理責任制，制定并落實醫院感染管理的規章制度和工作規范，嚴格執行有關技術操作規范和工作標準，有效預防和控制醫院感染，防止傳染病病原體、耐藥菌、條件致病菌及其他病原微生物的傳播。醫療機構應當按照有關醫院感染管理的規章制度和技術規范，如清潔消毒滅菌制度、醫院感染監測制度、手衛生制度、環境物體表面清潔消毒制度、隔離制度、醫院感染暴發報告控制制度、多重耐藥菌醫院感染預防控制制度、職業衛生防護制度、傳染病預檢分診制度等，加強醫院感染的預防與控制工作。
3.3 提高全員感染控制意識，堅持循證感染控制，依法科學防控醫院感染
全員包括醫療機構所有人員，主要是臨床醫師、護士、醫技人員、后勤保潔人員、物業維護人員、設備藥劑采購人員、管理人員等。要提高他們的感染控制意識，有的放矢的針對性培訓非常重要，不僅是各自相關理論知識的培訓，也包括相關技能的培訓，如手衛生、無菌操作、醫院感染病例識別與報告、環境與物體表面清潔與消毒、個人防護用品使用、如何隔離患者等的培訓。培訓后進行考核，不合格的需要重新培訓。即使培訓合格，還需做好實際工作中有關防控措施依從性與正確率的監督檢查，發現問題及時指出和糾正，監督檢查結果必須反饋到監督對象及所在科室和質量控制部門，必要時再次進行培訓。醫院感染控制涉及多個部門或需要多部門同時協作才能取得較好效益，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多重耐藥菌控制中就需要多部門協作，需要有關人員都做好手衛生，才能阻斷通過手傳播多重耐藥菌；需要感染控制與抗菌藥物管理兩手抓兩手硬，才能既阻斷傳播又減少耐藥菌的產生。因此醫院感染控制必須緊貼臨床，依靠臨床，讓臨床發揮主觀能動性，根據不同目標建立多個多學科協作團隊，在團隊中，感染控制專業人員要發揮核心作用，臨床醫務人員要發揮主導作用，注重實際效果。
我國已經建立了較為完整的醫院感染控制法律、法規、部門規章、標準與規范體系，國家衛生行政部門還可以文件形式及時補充完善，如傳染病防治法及實施細則、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醫療機構管理條例、醫療廢物管理條例、醫院感染管理辦法、消毒管理辦法、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辦法與抗菌藥物臨床應用指導原則、醫院感染監測規范、醫務人員手衛生規范、醫院隔離技術規范等等。這些都為依法管理和科學預防醫院感染提供了依據。隨著社會經濟與醫學科學的飛速發展、醫院感染危險因素的深入研究，以及醫院感染防控措施效果評價研究和創新的深入開展，循證感染控制顯得愈來愈重要。如實施手衛生預防醫院感染通過接觸傳播、抬高床頭 30～45° 預防 VAP、最大無菌屏障下置管預防血管導管相關血流感染、手術前預防性使用抗菌藥物預防手術部位感染等都有充分的循證醫學證據。再如之前的證據顯示潔凈手術室有利于預防手術部位感染，但最新的更多的證據則證實層流潔凈手術室在預防手術部位感染中未必具有作用，因此在最新的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及世界衛生組織的預防手術部位感染指南提出不建議使用層流潔凈手術室降低髖關節手術后的手術部位感染發病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