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戚亞男, 羅俊荷. 眼科教授羅成仁與他所耕耘的學術事業. 中華眼底病雜志, 2014, 30(5): 436-441. doi: 10.3760/cma.j.issn.1005-1015.2014.05.001 復制
1 播種蘊育
羅成仁1923年出生于成都，他的父親羅賡飏早年從重慶到成都經商，在成都安家。母親崔茂實是舊制中學畢業的，還懂點英文。羅成仁外婆家在陜西街開了一個洗漿房，那條街上有教會辦的存仁醫院、華美女中和啟化小學。由于經營洗漿房，自然也就與教會醫院和學校多多少少都有點關系，但外婆家人都不信仰基督教。羅成仁小時候，看到陜西街存仁醫院里宏大的建筑和鐘樓，總有一種神秘的感覺，其大樓上“存仁醫院”四個大字給他很深刻印象，讓他一直都不能忘懷。有一次他扁桃體發炎住進了存仁醫院，在醫院里做了手術，此后，他對醫院里穿白大褂的醫生和戴護士帽的護士小姐有了親切感。
羅成仁父親是一個開明的商人，他時常讀報，常在家里給孩子們講：當醫生不會失業，又沒有風險，收入又高，社會地位也高，并強調“俗話說醫不扣門”。意思是醫生都不會求人，都是人家來求醫生。羅成仁的姨媽崔秀蘭1937年畢業于華西協合大學教育系，姨媽很喜歡羅成仁，她讀書期間時常帶他到華西壩去玩。華西壩給羅成仁印象最深的是華西壩鐘樓前的小溪兩旁的松樹生長得很慢，被人修剪成球形。他與華西的結緣就是從那時開始的。2011年筆者和88歲高齡的羅成仁交談時，他還深情的說：“你看它長得還是不很大，可我都80多歲了！”
羅成仁小學在成都北打金街的奉思小學就讀，初中就讀于梨花街華陽縣立中學。初中畢業后他考入了華西協合高級中學，讀了一學期，但因很不適應該校的學習氛圍，覺得在那里的學習很松散便離開了。1940年，他考入了成屬聯立中學(現石室中學)，當時學校因躲避日本人的轟炸疏散到新繁文昌宮，學生都住校。新繁臨時學校距離成都近20公里的路程，一般老師和同學來去都坐黃包車。那時他的家境不是很差，坐黃包車是有經濟條件的。可是寒暑假來去學校他就只雇一輛雞公車推行李，他自己跟著雞公車走，推車的都是成年人，而且又是專門從事運輸行業的，走起路來都很快，羅成仁時常要小跑幾步才能跟上車。學期中途回家、返校時，他每次都堅持走著來去，每次都要走3個小時。而他每次走路時，看見前面有走路的人，他一定要加快腳步超過；超過了一個人后，又看見一個人，他又加緊超過那人。在去學校的路上他始終保持著一股向前沖的狀態，不斷的超過走在前面的路人。就這樣他走了3年，他的這種行為練就了他勇往直前的性格，后來他在事業上的執著追求也得益于這段歷練。
1943年，羅成仁高中畢業后，當時正值抗戰時期，不少醫學院校內遷到四川。在父親的影響下，從小就對華西壩及西醫醫院有特別情愫的羅成仁，考入了華西協合大學醫學院學習。當年與他一起進入醫科的新生有一百多人，到了第二學年，按學習成績逐年淘汰，全班同學在第四學年后才基本穩定在約30人左右。他回憶1947年的四年級，學習了醫學臨床前期的解剖、病理、藥理等課程后，他曾經在暑假期間主動應征華西協合大學外籍教師在彭縣白鹿頂避暑山莊附設臨時診所的志愿醫生，為當地老百姓做簡易的免費醫療服務。他們每天在一間簡陋的小屋內為附近的村民看病，擺龍門陣，聊家常事的經歷，多年以后仍歷歷在目，猶感親切。他對于因病痛和貧困雙重折磨的農村中嚴重的醫藥匱乏和迫切需求，有了更切身的體驗，也更深入地認識到醫務工作者的職責和義務。
此外，羅成仁還記得，1948年全國各地反內戰、反饑餓的群眾運動風起云涌，醫科學生因有較重課業學習，一般很少參與時事政治活動。這次醫科同班同學多數激于義憤，時任班長的羅成仁便與全班同學一起商議，不顧學校禁令自動罷課兩天未去教室上課，以示抗議。學院有關領導還對他進行過談話批評，當然隨后也還是不了了之。
1950年7月，羅成仁畢業于華西協合大學醫科7年制，獲得了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是該校授予華西協合大學博士學位的最后一屆畢業學生。
2 耕耘蟄伏
羅成仁畢業前的臨床實習正好在存仁眼耳鼻喉醫院進行了一個多月，這所醫院對他是再熟悉不過了。外婆家就在同一條街上，他對醫院周圍的環境很熟悉，看到醫院里的鐘樓他就很有歸宿感。羅成仁在進入華西協合大學學醫時對存仁眼耳鼻喉醫院的歷史有了很深的了解，該醫院是在1892年由傳教士建立的，最初叫陜西街診所，后改為存仁醫院。
1928年華西協合大學鑒于當時前來看病的患者有一半都是眼耳鼻喉科的患者，就把存仁醫院改為眼耳鼻喉專科醫院，并且還招收醫科畢業生繼續專攻眼耳鼻喉科兩年。因而成都存仁眼耳鼻喉醫院在當時國內還是唯一一所五官科專科醫院，為全國培養了不少的眼耳鼻喉科醫生。特別是抗戰時期，中國現代眼科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陳耀真到該院任眼科主任，國內一批資深眼科教授在該院任職，如毛文書、沈祖寔、李鳳鳴、胡錚和方謙遜等。存仁醫院眼科有這樣一支國內業界精英團隊，是每一位想從事眼科學的醫生向往的去處。
1950年6月，羅成仁畢業了，他如愿的留校任眼科住院醫師。然而令羅成仁料想不到的是，剛解放時，存仁醫院眼科的醫生只有沈祖寔和方謙遜兩位老師，加上和他同期畢業留在眼科的徐智章一共4個人。其他資深的眼科教授都相繼離開了。陳耀真和毛文書到廣州的嶺南大學醫學院，李鳳鳴到北京，而胡錚因收治抗美援朝傷員的需要，被調到北京協和醫院。還有一位外籍教師韓培林(Cunningham E.R)，在1951年也離開中國回加拿大了。
新中國百廢待興，各行各業都需要人才，對于國內為數不多的西醫醫生中，眼科和耳鼻喉科醫生就更為稀少。為此華西大學從1951年到1956年招收了三屆五官科專修學習班，該班學制兩年，學生在校內學一些化學、解剖和生物等基礎課，大量的時間在存仁醫院臨床學習專業課程。對于眼科20多位學生的臨床學習就由眼科的兩位教授加上剛剛參加工作的羅成仁和徐智章4人承擔。4位老師不僅要教學員，而且要看門診、查病房、做手術，并且沈祖寔教授還擔任存仁醫院院長，工作量還是很大的。當時國內沒有專科教材，他們就到圖書館查資料，翻譯國外的資料。他們白天診治病人、帶學生，晚上加班加點編寫教材、刻鋼板、油印教材。羅成仁告訴筆者他當時參加工作不到一年，有一點點經驗，教學相長，一邊學，一邊教，從中受到了很大的鍛煉。這三屆畢業生分配到全國各地，給我國眼科、耳鼻喉科輸入了新鮮血液，短期內解決了國家缺乏醫務人員的困難。1953年，羅成仁被選為成都市科學技術界青年代表，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受到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羅成仁還記得毛主席給他們講要“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三好”是青年人奮斗的方向。從北京回來后不久，羅成仁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3年，全國院系調整，華西大學更名為“四川醫學院”，由一所綜合性大學轉變成了一所醫學院校。隨后學院進行了調整，全校設有醫療、衛生、口腔和藥學4個系，共27個教研室，眼科學、耳鼻喉科學教研室歸醫療系。1955年，學院修建了新的附屬醫院門診大樓，把位于市中心陜西街的存仁眼耳鼻喉醫院搬回來融入綜合性醫院里。存仁醫院物業賣給了省教委，中國第一所五官專科醫院就這樣消失了。存仁醫院眼科和耳鼻喉科合并到綜合性的醫院，就屬于比較小的學科了，它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此時國內其他地方卻在新建五官科醫院，1952年上海建立了一家眼耳鼻喉醫院。1965年，陳耀真和毛文書在廣州建立中山醫學院眼科醫院，該醫院被稱為中國高校第一家眼科醫院。
羅成仁從陜西街來到華西壩，在沈祖寔和方謙遜兩位主任主持的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眼科從事臨床及教學工作。上世紀50年代教材都用蘇聯的，但并不適用。羅成仁與眼科教研室的同仁在主任的帶領下編寫適合國內使用的《眼科學》專業教材。有了在存仁醫院編講義的基礎，羅成仁在這次編寫教材中發揮很好。但在那段特殊的年代里，國家正遭受著一場災難，羅成仁也只有潛心下來，積蓄力量，等待時機。
隨時間推進，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眼科教研室醫生和員工漸漸有了增加，眼科主任沈祖寔在上世紀60年代被學校任命為學校的教務長，70年代后期方謙遜主任又被任命為附屬醫院的科研副院長。羅成仁先后相繼接替了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眼科的副主任、主任的任務。他一直秉承眼科前輩歷史悠久的優良技術和優秀學術文化傳統，在醫療、教學、科研管理工作中，要求全科醫、教、護、技術員都要注意積累和總結工作經驗教訓，力求精益求精。鼓勵科室里的醫生寫專業文章，極力主張不要只看病了事，沒有條件搞實驗研究，也可以做臨床研究工作。他常對科里醫生們說你們看了那么多病人，到病案室里查查積累下來的病歷，就可以做相關的研究工作，寫出文章來。羅成仁反復強調：一個臨床醫生如果光看門診，不做研究工作，不總結經驗寫文章，不但個人醫療水平不會提高，還會影響到醫生個人的評級提升前途。在他的影響下，科室同事都注重臨床研究，使全科的學術水平有了很好的發展。
但光叫醫生們寫文章，沒有地方發表也不行，那時醫學期刊雜志較少，要發表文章也困難。上世紀70年恰逢一個絕好的機會，讓他和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眼科的醫生有了施展才華的地方。當時四川醫學院科技情報科有一筆經費，用于收集院內各科撰寫的醫藥學專業文章，每年出版幾期內部《醫藥科技資料》刊物，并贈送給國內相關的學校、醫院、圖書館等科研機構。羅成仁與編輯組聯系，每年眼科提供20多篇文章，出一期眼科專集。從1979年到1984年一連出了4期，向全國眼科學界展示交流，不少內容新穎，體現國內和國外高端水平的文章，也是國際同期眼科臨床結合基礎研究的新課題。這在我國眼科學界同行引起了較大的關注和較好的影響。這4期，每期都有20多篇文章，近十萬字內容的眼科專業文章，讓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眼科在全國同行中顯露出學術水平。而且也鍛煉了羅成仁編輯的能力，為日后創辦《眼底病》雜志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那段時間，除了科室的醫療工作，羅成仁全身心的投入到刊物的出版中。他親自收集科室里醫生寫的文章，自己一人既當編輯又審稿，還要親自校對，甚至跑印刷廠聯系印刷。
3 破土成長
1979年改革開放，科學的春天來了。上世紀80年代初，羅成仁開始招收研究生，但他很清楚在眼科沒有實驗室，連顯微鏡都沒有，要開展研究工作非常困難。而就在這時，學校號召全校教師申請中國科學院生物科學基金的課題。羅成仁看到了這是一個機會，如果申請到了課題這研究生就好培養了。那怎樣才能申請到呢？羅成仁以40余年涉身醫學領域和從醫執教的熏陶，決心面對新時期醫學學術水平和教育質量不斷提高的要求和挑戰。經過深思熟慮，他決定以“視網膜母細胞瘤的遺傳研究”作為基金申請項目，要求科研資助。他在競標申請書中告知項目的評審者，這是人類從胚胎時期就可在眼球內發生、也是嬰幼兒出現的眼內惡性腫瘤中為數最多的一種腫瘤。所以，對它的研究，尤其是在發病因素方面，有利于避免或排除其它惡性腫瘤研究中因年齡產生的太多環境因素的干擾和影響；而且，這也是臨床醫學與基礎實驗研究緊密結合、有關人類醫學領域中的重要科研課題。這個科研項目得到了本校腫瘤研究所所長、資深教授丘建春的支持，并愿意在課題基礎實驗研究工作方面予以合作。那年全校申報了20多個項目，最后只批準了4個，羅成仁的課題就是其中之一。
羅成仁在常年累月的醫療職業生涯中，接診了不少因嚴重眼病受苦受難甚至失明的患者。他感到惡性腫瘤固然是人類健康的主要殺手，另外的常見多發的“代謝”類疾病如糖尿病，以及一些至今原因不明的“變性”類疾病大多病期拖延，或不易根治，或治療無效。這些疾病累及眼睛時，常深在眼內，位置隱蔽，檢查和治療有較大難度。眼科業者通常稱這些眼內的病變為“眼底病”。羅成仁對這些醫學中既普遍又重要和艱難的課題不甘僅止于望洋興嘆，而鼓起勇氣涉足探討。便又在結合眼科研究生培養中，乘上世紀80年代早期正式成立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舉辦科研課題項目招標的東風，陸續投標申請“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糖代謝機理的研究”和“視網膜色素變性的基因定位”課題項目的研究基金。從1983年在我國設立科研基金投標制度開始至1998年的15年中，羅成仁陸續申請并獲準的中國科學院生物科學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國家教委博士點專項科研基金等國家級科研基金共11次。在科研工作中取得一些填補我國眼科研究空缺和當時屬于國際先進水準的科研成果，先后得到國家級、衛生部和四川省科技進步獎共8次，在學校的臨床學科中位列前茅，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眼科在我國眼科學界自然也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和影響。
在談到眼科的科研工作時，羅成仁還深感欣慰地告訴筆者，從20多年前最初開始進行臨床與基礎結合的科學研究，尤其是有關視網膜母細胞瘤研究課題對歷屆研究生的培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例如他的一位品學兼優、名叫陳大年的研究生，從攻讀眼科碩士到博士學位期間對這個課題進行臨床結合基礎實驗的悉心刻苦的學習鉆研，取得了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以優良成績畢業。隨后，他憑其深厚學術功底和優秀科研素質，應聘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眼和視覺學科從事科學研究。他利用國外醫學科學專門科研機構更為先進的研究設施條件和資源，在對視網膜母細胞瘤不斷深入的研究中又取得了十分喜人的成果。2004年6月，美國世界頂級醫學學術期刊《癌細胞》(Cancer Cell)第5卷第6期上發表了以陳大年為研究主持人和第一作者撰寫的關于視網膜母細胞瘤惡性腫瘤細胞的起源和發生機制等主要內容的學術論文。這些極具創見和里程碑意義的發現，對于人類惡性腫瘤的發生、治療和預防等后續研究都有很大幫助和貢獻。這一論文刊載于該刊學術論文欄目中的頭版頭條，且刊物封面還以全幅版面刊登了與論文內容相關、極富醫學科研氛圍的靚麗奪目的畫面，充分顯示對論文研究成果重要意義的高度認同和贊許。此外，在國際上包括路透社在內的一些主流新聞媒體也做了較廣泛報道。2009年12月，美國世界級科學期刊《自然》(Nature)雜志又發表了陳大年撰寫的關于視網膜母細胞瘤在內的惡性腫瘤治療的E-2F因子研究論文。從這些醫學研究的歷程和效果，己折射出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眼科長期以來在研究生培養和醫學科研工作中對科學研究方向的遠見,以及研究目的、內容的正確認知和理念。
4 開花結果
1983年5月經國內眼科同行提議、支持，與中華醫學會眼科學會認可，在成都邀請國內一些對眼底疾病學有專長的眼科醫務工作者成立了中華醫學會眼科學會的“眼底病研究協作組”(后更名為“眼底病學組”)，羅成仁被推舉為組長。學組建立后積極為促進眼科專業學術活動與交流進行策劃，決定1984年夏季在哈爾濱舉辦第一屆全國眼底病學術討論會，并向各地眼科工作者寄發會議征文通知。當時任眼科主任的羅成仁己在各地多次參加過不同規模的學術會議，讓他感到有些會議存在會風和學風缺憾的不盡如人意的問題。為了保證會議質量，取得實效，當年3月29日他親自去上海和事先邀約的上海、合肥、石家莊與哈爾濱等地5位同仁，開了一次預備會議，集思廣益地討論和確定學術會議的主旨、精神、主要內容與研討方式等主要問題，為開好會議作充分準備。1984年6月22日我國第一次全國眼底病學術會議開幕，羅成仁在開幕致辭中要求所有與會同仁遵循會議紀律，要解放思想，開展自由爭論，在探討問題中取長補短，互學互動。并告知全體代表會議的進行程序和安排：按照參會者會前投送論文的不同性質和內容，事先已經分門別類精心安排組合為專題系列，不再采用每日全天冗長時間宣讀論文和千篇一律展示成績的主流方式，而是將每天上、下午分為兩個時段，在每一緊湊的單元時段內都按不同專題，邊交流論文的主要內容邊進行即時的提問和討論。通過及時的思想交鋒、短兵相接，生動活潑的學術交流和互相啟發、共同提高，印象十分深刻。經過會議期間這樣反復多次的研討實踐，與會代表始終精神振奮、情緒飽滿、有條不紊，對會議的成功效果普遍深表認同并反映獲益不少，不虛此行。此后多年眼底病學組在例行每兩年舉行一次的學術交流會中都堅持這些傳統，為眼科工作者提供專業學術交流平臺和論壇，為眼科學和眼底病專題研究工作者的臨床和研究工作推動與發展服務，受到各地眼科同行交口贊譽。
除此之外，在這次學術會議中有代表認為眼底病中的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是人類糖尿病患者的一種眼內重要并發癥，也是眼科工作者一個重要的診治和研究課題。在近代和現代的世界醫學界中，對眼內的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檢查診斷所發現的各種癥狀表現與診斷分期等都有基本的共識，但長期以來在一般的記錄和表述當中，在眾多的醫學文獻甚至教科書中都不盡一致而莫衷一是。我國人口眾多，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發病率很高，針對這一重要眼病的普查、診斷、治療實際工作中的需要，提供適合國情的、既科學精準又便于實施操作和較易掌握的統一診斷標準很有必要。因此，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參會成員根據他們自己此前對這一眼底病的研究和成果共同研討，在會議期間擬訂出一個《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分期診斷標準》草案，提請會議審議認定。并且這一診斷標準隨后不久又由眼底病學組提交1984年12月在南寧市召開的第三屆全國眼科學術會議審議認可后，正式在全國眼科統一實行。直到20年后的2004年，在我國的全國高等學校統編的《眼科學》中，仍然還不失公允地認為并寫道：“1984年，我國眼底病學組提出了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分類法，對其防治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首屆眼底病學組會議成功的召開，參會的人員都感到收獲很大，只是他們覺得學組還是需要有一本刊物，便于學術交流。大家都覺得前幾年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眼科搞的那幾期《醫藥科技資料》內部刊物就很好，提議還是讓羅成仁來承頭辦眼底病刊物。羅成仁告訴筆者，當時他所擔任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眼科主任的任期很快要到了，到時他手里既無權又無錢，而且還無可安排的人員。如何辦雜志？但面對大家的期望，他還是要闖一下，這有點象他小時候在上學路上趕超路人的精神。羅成仁有多年寫教材、編內部刊物的經驗，他自認為自己是有能力辦刊物的，只是沒有經費，向那里要經費？只有向學校要。他想以現在的發展形式，很快各院校間學術競爭會加強，辦一個雜志對學校、對醫院都是有好處的。為此他找到學校和醫院領導說明情況，學校和醫院同意分別出1 萬元辦眼底病雜志。經費問題解決了，羅成仁立刻開始組建雜志社，聘請國內眼科學界的專家當顧問、副總編輯及編輯委員，他自己出任總編輯。創刊具體工作開始也得到當時眼科副主任嚴密醫師的支持和協助，并向全國各地眼科郵發《眼底病》雜志即將創刊的征稿通知和簡明扼要的稿約內容。不久即陸續收到包括京、津、滬、粵、河北、安徽、西安、東北、西南等地醫學院校眼科的熱情反應并投送文稿，專家們對雜志學術水平把關，負責雜志社運行幾乎就只有他一人，雜志社的日常事務性的工作都是由羅成仁自己親自去做，實在忙不過來就請科室里的醫務人員幫忙。那時已是1985年的下半年了，羅成仁趕緊組織創刊號的文章，請編委審稿，設計雜志封面，聯系印刷廠。當年9月份5千本創刊號終于印出來，他動用科室里的進修醫生，年青醫生、護士、工人，把雜志拉回科室辦公室。他們買面粉自做漿糊，用舊報紙做郵封包裹雜志，寫上地址，用三輪車拉到郵局寄發，全部免費贈送給全國的醫療單位。由于該雜志注重學術質量，并刊有彩色眼底病圖像(當時國內醫學期刊幾乎沒有彩色照片)，因而受到眼科專業工作者的推崇和好評，第二年就有三四千冊的訂購。
《眼底病》雜志創刊時，羅成仁正好62歲，他已經從眼科主任的位置上退下來了，除了上門診、帶研究生，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辦雜志上。雜志越辦越受到讀者的好評，但他為了讓雜志更好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平臺，1993年經過他的努力他把《眼底病》雜志改成了《中華眼底病雜志》，使雜志進入了一個更高的學術層次。
1993年6月在雜志更名首期羅成仁代表編委會寫的《眼底病》雜志更名為《中華眼底病雜志》致讀者中簡明扼要地總結《眼底病》的歷程后，語重心長的寫道：“我們要繼承和發揚中華醫學系列雜志傳播和交流醫學信息，推進我國醫學事業發展的優良傳統，繼續報道和推廣眼底病領域的科學研究成果，臨床醫療實踐經驗和技術，在讀者、作者和編者的共同努力中，將雜志辦成在學術領域中具有指導作用，在醫療技術有實用價值，內容豐富，形式活潑，可讀性好和生命力強的高水平眼科學術期刊。”
一年之后，1994年6月中華醫學會在北京舉辦包括亞洲、美洲、歐洲、非洲和大洋洲中11個國家和地區的編輯家參加的“國際生物醫學期刊會議”，圍繞“生物醫學期刊的質量控制和前景”的主題進行研討。羅成仁響應中華醫學會的會議征文，以中華眼底病雜志總編輯名義應征撰寫了題目為《臨床醫學期刊的任務和質量控制芻議》的參會論文，被選在會議交流，論文的中、英兩種文字的文稿均刊載于中華醫學會為會議出版的《國際生物醫學會議論文匯編》的單行本中，并獲中華醫學會為會議交流論文頒發的英文榮譽證書。
1998年，干了13年眼底病雜志總編輯的羅成仁退下來了，讓位于年輕的有學術水平的專家來干。
鑒于羅成仁在長期從事醫學教育,眼科專業醫療、教學、科研和學術交流工作中勤懇執著實踐進取的精神和貢獻，1996年在美國的中美眼科學會由中華眼科學會的推薦，授予他“金鑰匙獎”的榮譽。2008年6月中華醫學會給他頒發了首設的“眼科學分會專家委員”的榮譽稱號和特頒證書。
筆者對羅成仁訪談之后，征詢有何意見感想，他坦誠地說：光陰荏苒，往事如煙，一個醫學院校的醫務工作者和教師，在有生之年的本職工作中盡職盡責，理所當然，不足為奇。若非有意訪談，早已印記模糊，現經舊話重提，稍加回憶梳理，亦覺小菜一碟、略有回味而己。長江后浪推前浪,愿與當前青年才俊同道共勉。
本文原載四川大學現代教育技術中心網站《人文川大》欄目，此次作者授權轉載時標題及文略有修改
1 播種蘊育
羅成仁1923年出生于成都，他的父親羅賡飏早年從重慶到成都經商，在成都安家。母親崔茂實是舊制中學畢業的，還懂點英文。羅成仁外婆家在陜西街開了一個洗漿房，那條街上有教會辦的存仁醫院、華美女中和啟化小學。由于經營洗漿房，自然也就與教會醫院和學校多多少少都有點關系，但外婆家人都不信仰基督教。羅成仁小時候，看到陜西街存仁醫院里宏大的建筑和鐘樓，總有一種神秘的感覺，其大樓上“存仁醫院”四個大字給他很深刻印象，讓他一直都不能忘懷。有一次他扁桃體發炎住進了存仁醫院，在醫院里做了手術，此后，他對醫院里穿白大褂的醫生和戴護士帽的護士小姐有了親切感。
羅成仁父親是一個開明的商人，他時常讀報，常在家里給孩子們講：當醫生不會失業，又沒有風險，收入又高，社會地位也高，并強調“俗話說醫不扣門”。意思是醫生都不會求人，都是人家來求醫生。羅成仁的姨媽崔秀蘭1937年畢業于華西協合大學教育系，姨媽很喜歡羅成仁，她讀書期間時常帶他到華西壩去玩。華西壩給羅成仁印象最深的是華西壩鐘樓前的小溪兩旁的松樹生長得很慢，被人修剪成球形。他與華西的結緣就是從那時開始的。2011年筆者和88歲高齡的羅成仁交談時，他還深情的說：“你看它長得還是不很大，可我都80多歲了！”
羅成仁小學在成都北打金街的奉思小學就讀，初中就讀于梨花街華陽縣立中學。初中畢業后他考入了華西協合高級中學，讀了一學期，但因很不適應該校的學習氛圍，覺得在那里的學習很松散便離開了。1940年，他考入了成屬聯立中學(現石室中學)，當時學校因躲避日本人的轟炸疏散到新繁文昌宮，學生都住校。新繁臨時學校距離成都近20公里的路程，一般老師和同學來去都坐黃包車。那時他的家境不是很差，坐黃包車是有經濟條件的。可是寒暑假來去學校他就只雇一輛雞公車推行李，他自己跟著雞公車走，推車的都是成年人，而且又是專門從事運輸行業的，走起路來都很快，羅成仁時常要小跑幾步才能跟上車。學期中途回家、返校時，他每次都堅持走著來去，每次都要走3個小時。而他每次走路時，看見前面有走路的人，他一定要加快腳步超過；超過了一個人后，又看見一個人，他又加緊超過那人。在去學校的路上他始終保持著一股向前沖的狀態，不斷的超過走在前面的路人。就這樣他走了3年，他的這種行為練就了他勇往直前的性格，后來他在事業上的執著追求也得益于這段歷練。
1943年，羅成仁高中畢業后，當時正值抗戰時期，不少醫學院校內遷到四川。在父親的影響下，從小就對華西壩及西醫醫院有特別情愫的羅成仁，考入了華西協合大學醫學院學習。當年與他一起進入醫科的新生有一百多人，到了第二學年，按學習成績逐年淘汰，全班同學在第四學年后才基本穩定在約30人左右。他回憶1947年的四年級，學習了醫學臨床前期的解剖、病理、藥理等課程后，他曾經在暑假期間主動應征華西協合大學外籍教師在彭縣白鹿頂避暑山莊附設臨時診所的志愿醫生，為當地老百姓做簡易的免費醫療服務。他們每天在一間簡陋的小屋內為附近的村民看病，擺龍門陣，聊家常事的經歷，多年以后仍歷歷在目，猶感親切。他對于因病痛和貧困雙重折磨的農村中嚴重的醫藥匱乏和迫切需求，有了更切身的體驗，也更深入地認識到醫務工作者的職責和義務。
此外，羅成仁還記得，1948年全國各地反內戰、反饑餓的群眾運動風起云涌，醫科學生因有較重課業學習，一般很少參與時事政治活動。這次醫科同班同學多數激于義憤，時任班長的羅成仁便與全班同學一起商議，不顧學校禁令自動罷課兩天未去教室上課，以示抗議。學院有關領導還對他進行過談話批評，當然隨后也還是不了了之。
1950年7月，羅成仁畢業于華西協合大學醫科7年制，獲得了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是該校授予華西協合大學博士學位的最后一屆畢業學生。
2 耕耘蟄伏
羅成仁畢業前的臨床實習正好在存仁眼耳鼻喉醫院進行了一個多月，這所醫院對他是再熟悉不過了。外婆家就在同一條街上，他對醫院周圍的環境很熟悉，看到醫院里的鐘樓他就很有歸宿感。羅成仁在進入華西協合大學學醫時對存仁眼耳鼻喉醫院的歷史有了很深的了解，該醫院是在1892年由傳教士建立的，最初叫陜西街診所，后改為存仁醫院。
1928年華西協合大學鑒于當時前來看病的患者有一半都是眼耳鼻喉科的患者，就把存仁醫院改為眼耳鼻喉專科醫院，并且還招收醫科畢業生繼續專攻眼耳鼻喉科兩年。因而成都存仁眼耳鼻喉醫院在當時國內還是唯一一所五官科專科醫院，為全國培養了不少的眼耳鼻喉科醫生。特別是抗戰時期，中國現代眼科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陳耀真到該院任眼科主任，國內一批資深眼科教授在該院任職，如毛文書、沈祖寔、李鳳鳴、胡錚和方謙遜等。存仁醫院眼科有這樣一支國內業界精英團隊，是每一位想從事眼科學的醫生向往的去處。
1950年6月，羅成仁畢業了，他如愿的留校任眼科住院醫師。然而令羅成仁料想不到的是，剛解放時，存仁醫院眼科的醫生只有沈祖寔和方謙遜兩位老師，加上和他同期畢業留在眼科的徐智章一共4個人。其他資深的眼科教授都相繼離開了。陳耀真和毛文書到廣州的嶺南大學醫學院，李鳳鳴到北京，而胡錚因收治抗美援朝傷員的需要，被調到北京協和醫院。還有一位外籍教師韓培林(Cunningham E.R)，在1951年也離開中國回加拿大了。
新中國百廢待興，各行各業都需要人才，對于國內為數不多的西醫醫生中，眼科和耳鼻喉科醫生就更為稀少。為此華西大學從1951年到1956年招收了三屆五官科專修學習班，該班學制兩年，學生在校內學一些化學、解剖和生物等基礎課，大量的時間在存仁醫院臨床學習專業課程。對于眼科20多位學生的臨床學習就由眼科的兩位教授加上剛剛參加工作的羅成仁和徐智章4人承擔。4位老師不僅要教學員，而且要看門診、查病房、做手術，并且沈祖寔教授還擔任存仁醫院院長，工作量還是很大的。當時國內沒有專科教材，他們就到圖書館查資料，翻譯國外的資料。他們白天診治病人、帶學生，晚上加班加點編寫教材、刻鋼板、油印教材。羅成仁告訴筆者他當時參加工作不到一年，有一點點經驗，教學相長，一邊學，一邊教，從中受到了很大的鍛煉。這三屆畢業生分配到全國各地，給我國眼科、耳鼻喉科輸入了新鮮血液，短期內解決了國家缺乏醫務人員的困難。1953年，羅成仁被選為成都市科學技術界青年代表，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受到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羅成仁還記得毛主席給他們講要“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三好”是青年人奮斗的方向。從北京回來后不久，羅成仁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3年，全國院系調整，華西大學更名為“四川醫學院”，由一所綜合性大學轉變成了一所醫學院校。隨后學院進行了調整，全校設有醫療、衛生、口腔和藥學4個系，共27個教研室，眼科學、耳鼻喉科學教研室歸醫療系。1955年，學院修建了新的附屬醫院門診大樓，把位于市中心陜西街的存仁眼耳鼻喉醫院搬回來融入綜合性醫院里。存仁醫院物業賣給了省教委，中國第一所五官專科醫院就這樣消失了。存仁醫院眼科和耳鼻喉科合并到綜合性的醫院，就屬于比較小的學科了，它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此時國內其他地方卻在新建五官科醫院，1952年上海建立了一家眼耳鼻喉醫院。1965年，陳耀真和毛文書在廣州建立中山醫學院眼科醫院，該醫院被稱為中國高校第一家眼科醫院。
羅成仁從陜西街來到華西壩，在沈祖寔和方謙遜兩位主任主持的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眼科從事臨床及教學工作。上世紀50年代教材都用蘇聯的，但并不適用。羅成仁與眼科教研室的同仁在主任的帶領下編寫適合國內使用的《眼科學》專業教材。有了在存仁醫院編講義的基礎，羅成仁在這次編寫教材中發揮很好。但在那段特殊的年代里，國家正遭受著一場災難，羅成仁也只有潛心下來，積蓄力量，等待時機。
隨時間推進，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眼科教研室醫生和員工漸漸有了增加，眼科主任沈祖寔在上世紀60年代被學校任命為學校的教務長，70年代后期方謙遜主任又被任命為附屬醫院的科研副院長。羅成仁先后相繼接替了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眼科的副主任、主任的任務。他一直秉承眼科前輩歷史悠久的優良技術和優秀學術文化傳統，在醫療、教學、科研管理工作中，要求全科醫、教、護、技術員都要注意積累和總結工作經驗教訓，力求精益求精。鼓勵科室里的醫生寫專業文章，極力主張不要只看病了事，沒有條件搞實驗研究，也可以做臨床研究工作。他常對科里醫生們說你們看了那么多病人，到病案室里查查積累下來的病歷，就可以做相關的研究工作，寫出文章來。羅成仁反復強調：一個臨床醫生如果光看門診，不做研究工作，不總結經驗寫文章，不但個人醫療水平不會提高，還會影響到醫生個人的評級提升前途。在他的影響下，科室同事都注重臨床研究，使全科的學術水平有了很好的發展。
但光叫醫生們寫文章，沒有地方發表也不行，那時醫學期刊雜志較少，要發表文章也困難。上世紀70年恰逢一個絕好的機會，讓他和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眼科的醫生有了施展才華的地方。當時四川醫學院科技情報科有一筆經費，用于收集院內各科撰寫的醫藥學專業文章，每年出版幾期內部《醫藥科技資料》刊物，并贈送給國內相關的學校、醫院、圖書館等科研機構。羅成仁與編輯組聯系，每年眼科提供20多篇文章，出一期眼科專集。從1979年到1984年一連出了4期，向全國眼科學界展示交流，不少內容新穎，體現國內和國外高端水平的文章，也是國際同期眼科臨床結合基礎研究的新課題。這在我國眼科學界同行引起了較大的關注和較好的影響。這4期，每期都有20多篇文章，近十萬字內容的眼科專業文章，讓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眼科在全國同行中顯露出學術水平。而且也鍛煉了羅成仁編輯的能力，為日后創辦《眼底病》雜志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那段時間，除了科室的醫療工作，羅成仁全身心的投入到刊物的出版中。他親自收集科室里醫生寫的文章，自己一人既當編輯又審稿，還要親自校對，甚至跑印刷廠聯系印刷。
3 破土成長
1979年改革開放，科學的春天來了。上世紀80年代初，羅成仁開始招收研究生，但他很清楚在眼科沒有實驗室，連顯微鏡都沒有，要開展研究工作非常困難。而就在這時，學校號召全校教師申請中國科學院生物科學基金的課題。羅成仁看到了這是一個機會，如果申請到了課題這研究生就好培養了。那怎樣才能申請到呢？羅成仁以40余年涉身醫學領域和從醫執教的熏陶，決心面對新時期醫學學術水平和教育質量不斷提高的要求和挑戰。經過深思熟慮，他決定以“視網膜母細胞瘤的遺傳研究”作為基金申請項目，要求科研資助。他在競標申請書中告知項目的評審者，這是人類從胚胎時期就可在眼球內發生、也是嬰幼兒出現的眼內惡性腫瘤中為數最多的一種腫瘤。所以，對它的研究，尤其是在發病因素方面，有利于避免或排除其它惡性腫瘤研究中因年齡產生的太多環境因素的干擾和影響；而且，這也是臨床醫學與基礎實驗研究緊密結合、有關人類醫學領域中的重要科研課題。這個科研項目得到了本校腫瘤研究所所長、資深教授丘建春的支持，并愿意在課題基礎實驗研究工作方面予以合作。那年全校申報了20多個項目，最后只批準了4個，羅成仁的課題就是其中之一。
羅成仁在常年累月的醫療職業生涯中，接診了不少因嚴重眼病受苦受難甚至失明的患者。他感到惡性腫瘤固然是人類健康的主要殺手，另外的常見多發的“代謝”類疾病如糖尿病，以及一些至今原因不明的“變性”類疾病大多病期拖延，或不易根治，或治療無效。這些疾病累及眼睛時，常深在眼內，位置隱蔽，檢查和治療有較大難度。眼科業者通常稱這些眼內的病變為“眼底病”。羅成仁對這些醫學中既普遍又重要和艱難的課題不甘僅止于望洋興嘆，而鼓起勇氣涉足探討。便又在結合眼科研究生培養中，乘上世紀80年代早期正式成立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舉辦科研課題項目招標的東風，陸續投標申請“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糖代謝機理的研究”和“視網膜色素變性的基因定位”課題項目的研究基金。從1983年在我國設立科研基金投標制度開始至1998年的15年中，羅成仁陸續申請并獲準的中國科學院生物科學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國家教委博士點專項科研基金等國家級科研基金共11次。在科研工作中取得一些填補我國眼科研究空缺和當時屬于國際先進水準的科研成果，先后得到國家級、衛生部和四川省科技進步獎共8次，在學校的臨床學科中位列前茅，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眼科在我國眼科學界自然也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和影響。
在談到眼科的科研工作時，羅成仁還深感欣慰地告訴筆者，從20多年前最初開始進行臨床與基礎結合的科學研究，尤其是有關視網膜母細胞瘤研究課題對歷屆研究生的培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例如他的一位品學兼優、名叫陳大年的研究生，從攻讀眼科碩士到博士學位期間對這個課題進行臨床結合基礎實驗的悉心刻苦的學習鉆研，取得了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以優良成績畢業。隨后，他憑其深厚學術功底和優秀科研素質，應聘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眼和視覺學科從事科學研究。他利用國外醫學科學專門科研機構更為先進的研究設施條件和資源，在對視網膜母細胞瘤不斷深入的研究中又取得了十分喜人的成果。2004年6月，美國世界頂級醫學學術期刊《癌細胞》(Cancer Cell)第5卷第6期上發表了以陳大年為研究主持人和第一作者撰寫的關于視網膜母細胞瘤惡性腫瘤細胞的起源和發生機制等主要內容的學術論文。這些極具創見和里程碑意義的發現，對于人類惡性腫瘤的發生、治療和預防等后續研究都有很大幫助和貢獻。這一論文刊載于該刊學術論文欄目中的頭版頭條，且刊物封面還以全幅版面刊登了與論文內容相關、極富醫學科研氛圍的靚麗奪目的畫面，充分顯示對論文研究成果重要意義的高度認同和贊許。此外，在國際上包括路透社在內的一些主流新聞媒體也做了較廣泛報道。2009年12月，美國世界級科學期刊《自然》(Nature)雜志又發表了陳大年撰寫的關于視網膜母細胞瘤在內的惡性腫瘤治療的E-2F因子研究論文。從這些醫學研究的歷程和效果，己折射出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眼科長期以來在研究生培養和醫學科研工作中對科學研究方向的遠見,以及研究目的、內容的正確認知和理念。
4 開花結果
1983年5月經國內眼科同行提議、支持，與中華醫學會眼科學會認可，在成都邀請國內一些對眼底疾病學有專長的眼科醫務工作者成立了中華醫學會眼科學會的“眼底病研究協作組”(后更名為“眼底病學組”)，羅成仁被推舉為組長。學組建立后積極為促進眼科專業學術活動與交流進行策劃，決定1984年夏季在哈爾濱舉辦第一屆全國眼底病學術討論會，并向各地眼科工作者寄發會議征文通知。當時任眼科主任的羅成仁己在各地多次參加過不同規模的學術會議，讓他感到有些會議存在會風和學風缺憾的不盡如人意的問題。為了保證會議質量，取得實效，當年3月29日他親自去上海和事先邀約的上海、合肥、石家莊與哈爾濱等地5位同仁，開了一次預備會議，集思廣益地討論和確定學術會議的主旨、精神、主要內容與研討方式等主要問題，為開好會議作充分準備。1984年6月22日我國第一次全國眼底病學術會議開幕，羅成仁在開幕致辭中要求所有與會同仁遵循會議紀律，要解放思想，開展自由爭論，在探討問題中取長補短，互學互動。并告知全體代表會議的進行程序和安排：按照參會者會前投送論文的不同性質和內容，事先已經分門別類精心安排組合為專題系列，不再采用每日全天冗長時間宣讀論文和千篇一律展示成績的主流方式，而是將每天上、下午分為兩個時段，在每一緊湊的單元時段內都按不同專題，邊交流論文的主要內容邊進行即時的提問和討論。通過及時的思想交鋒、短兵相接，生動活潑的學術交流和互相啟發、共同提高，印象十分深刻。經過會議期間這樣反復多次的研討實踐，與會代表始終精神振奮、情緒飽滿、有條不紊，對會議的成功效果普遍深表認同并反映獲益不少，不虛此行。此后多年眼底病學組在例行每兩年舉行一次的學術交流會中都堅持這些傳統，為眼科工作者提供專業學術交流平臺和論壇，為眼科學和眼底病專題研究工作者的臨床和研究工作推動與發展服務，受到各地眼科同行交口贊譽。
除此之外，在這次學術會議中有代表認為眼底病中的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是人類糖尿病患者的一種眼內重要并發癥，也是眼科工作者一個重要的診治和研究課題。在近代和現代的世界醫學界中，對眼內的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檢查診斷所發現的各種癥狀表現與診斷分期等都有基本的共識，但長期以來在一般的記錄和表述當中，在眾多的醫學文獻甚至教科書中都不盡一致而莫衷一是。我國人口眾多，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發病率很高，針對這一重要眼病的普查、診斷、治療實際工作中的需要，提供適合國情的、既科學精準又便于實施操作和較易掌握的統一診斷標準很有必要。因此，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參會成員根據他們自己此前對這一眼底病的研究和成果共同研討，在會議期間擬訂出一個《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分期診斷標準》草案，提請會議審議認定。并且這一診斷標準隨后不久又由眼底病學組提交1984年12月在南寧市召開的第三屆全國眼科學術會議審議認可后，正式在全國眼科統一實行。直到20年后的2004年，在我國的全國高等學校統編的《眼科學》中，仍然還不失公允地認為并寫道：“1984年，我國眼底病學組提出了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分類法，對其防治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首屆眼底病學組會議成功的召開，參會的人員都感到收獲很大，只是他們覺得學組還是需要有一本刊物，便于學術交流。大家都覺得前幾年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眼科搞的那幾期《醫藥科技資料》內部刊物就很好，提議還是讓羅成仁來承頭辦眼底病刊物。羅成仁告訴筆者，當時他所擔任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眼科主任的任期很快要到了，到時他手里既無權又無錢，而且還無可安排的人員。如何辦雜志？但面對大家的期望，他還是要闖一下，這有點象他小時候在上學路上趕超路人的精神。羅成仁有多年寫教材、編內部刊物的經驗，他自認為自己是有能力辦刊物的，只是沒有經費，向那里要經費？只有向學校要。他想以現在的發展形式，很快各院校間學術競爭會加強，辦一個雜志對學校、對醫院都是有好處的。為此他找到學校和醫院領導說明情況，學校和醫院同意分別出1 萬元辦眼底病雜志。經費問題解決了，羅成仁立刻開始組建雜志社，聘請國內眼科學界的專家當顧問、副總編輯及編輯委員，他自己出任總編輯。創刊具體工作開始也得到當時眼科副主任嚴密醫師的支持和協助，并向全國各地眼科郵發《眼底病》雜志即將創刊的征稿通知和簡明扼要的稿約內容。不久即陸續收到包括京、津、滬、粵、河北、安徽、西安、東北、西南等地醫學院校眼科的熱情反應并投送文稿，專家們對雜志學術水平把關，負責雜志社運行幾乎就只有他一人，雜志社的日常事務性的工作都是由羅成仁自己親自去做，實在忙不過來就請科室里的醫務人員幫忙。那時已是1985年的下半年了，羅成仁趕緊組織創刊號的文章，請編委審稿，設計雜志封面，聯系印刷廠。當年9月份5千本創刊號終于印出來，他動用科室里的進修醫生，年青醫生、護士、工人，把雜志拉回科室辦公室。他們買面粉自做漿糊，用舊報紙做郵封包裹雜志，寫上地址，用三輪車拉到郵局寄發，全部免費贈送給全國的醫療單位。由于該雜志注重學術質量，并刊有彩色眼底病圖像(當時國內醫學期刊幾乎沒有彩色照片)，因而受到眼科專業工作者的推崇和好評，第二年就有三四千冊的訂購。
《眼底病》雜志創刊時，羅成仁正好62歲，他已經從眼科主任的位置上退下來了，除了上門診、帶研究生，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辦雜志上。雜志越辦越受到讀者的好評，但他為了讓雜志更好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平臺，1993年經過他的努力他把《眼底病》雜志改成了《中華眼底病雜志》，使雜志進入了一個更高的學術層次。
1993年6月在雜志更名首期羅成仁代表編委會寫的《眼底病》雜志更名為《中華眼底病雜志》致讀者中簡明扼要地總結《眼底病》的歷程后，語重心長的寫道：“我們要繼承和發揚中華醫學系列雜志傳播和交流醫學信息，推進我國醫學事業發展的優良傳統，繼續報道和推廣眼底病領域的科學研究成果，臨床醫療實踐經驗和技術，在讀者、作者和編者的共同努力中，將雜志辦成在學術領域中具有指導作用，在醫療技術有實用價值，內容豐富，形式活潑，可讀性好和生命力強的高水平眼科學術期刊。”
一年之后，1994年6月中華醫學會在北京舉辦包括亞洲、美洲、歐洲、非洲和大洋洲中11個國家和地區的編輯家參加的“國際生物醫學期刊會議”，圍繞“生物醫學期刊的質量控制和前景”的主題進行研討。羅成仁響應中華醫學會的會議征文，以中華眼底病雜志總編輯名義應征撰寫了題目為《臨床醫學期刊的任務和質量控制芻議》的參會論文，被選在會議交流，論文的中、英兩種文字的文稿均刊載于中華醫學會為會議出版的《國際生物醫學會議論文匯編》的單行本中，并獲中華醫學會為會議交流論文頒發的英文榮譽證書。
1998年，干了13年眼底病雜志總編輯的羅成仁退下來了，讓位于年輕的有學術水平的專家來干。
鑒于羅成仁在長期從事醫學教育,眼科專業醫療、教學、科研和學術交流工作中勤懇執著實踐進取的精神和貢獻，1996年在美國的中美眼科學會由中華眼科學會的推薦，授予他“金鑰匙獎”的榮譽。2008年6月中華醫學會給他頒發了首設的“眼科學分會專家委員”的榮譽稱號和特頒證書。
筆者對羅成仁訪談之后，征詢有何意見感想，他坦誠地說：光陰荏苒，往事如煙，一個醫學院校的醫務工作者和教師，在有生之年的本職工作中盡職盡責，理所當然，不足為奇。若非有意訪談，早已印記模糊，現經舊話重提，稍加回憶梳理，亦覺小菜一碟、略有回味而己。長江后浪推前浪,愿與當前青年才俊同道共勉。
本文原載四川大學現代教育技術中心網站《人文川大》欄目，此次作者授權轉載時標題及文略有修改